摘要：那是1985年盛夏的一个清晨，我们家的木门几乎被敲烂了，院子里的公鸡还没来得及打鸣，父亲就像打了鸡血似的跑到舅舅的房间。

＂舅舅，我听说北京那边出太阳了，你考上了！＂父亲一大早敲开舅舅的房门，眼角湿润得像晨露。

那是1985年盛夏的一个清晨，我们家的木门几乎被敲烂了，院子里的公鸡还没来得及打鸣，父亲就像打了鸡血似的跑到舅舅的房间。

我出生在辽宁一个小县城，那时县城的主街道刚刚铺上柏油，自行车铃声和早市的吆喝是最熟悉的晨间交响乐。

父亲在县粮站当仓库保管员，是个踏实肯干的老实人，平日里总是一身粮食味道回家，左口袋装着《参考消息》，右口袋塞着单位发的饼干。

母亲在街道办当会计，戴着黑框眼镜，手指上总有一圈油墨印子，腰间别着计算器，是街坊邻居眼中的＂能人＂。

舅舅住在我家东屋，是母亲的亲弟弟徐长江，那年刚好二十八岁，人长得结实，却有一双不安分的眼睛。

记事起，我就知道舅舅是个有些木讷的人，却也倔强，小学毕业后因为家里穷就没再读书，整天在县砖厂背砖头，一车一车地往窑里送。

那时我才九岁，对高考的理解仅限于＂考得好就能坐火车离开这里＂，就像电影《小字辈》里演的那样，穿上蓝色中山装，挥手告别家乡。

＂真的？真的考上了？＂舅舅睡眼朦胧地从床上爬起来，头发乱得像鸡窝。

母亲跟在父亲后面进了屋，手里还拿着早晨刚从信箱里取出的特快信件，眼圈红红的：＂长江，北大，北大啊！＂

舅舅愣在那里，目光呆滞地看着母亲手中的信封，像是被雷劈中了一样。

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连窗外的麻雀都停止了叽喳。

邻居刘大妈端着洗脸盆路过我家窗户，听见屋里的动静，隔着纱窗好奇地张望：＂徐家出啥事了？大清早嚷嚷啥呢？＂

＂刘大妈，我舅舅考上北京大学了！＂我兴奋地趴在窗台上喊道。

刘大妈手一抖，洗脸盆差点掉地上：＂啥？长江那小子？北京大学？＂

不到半小时，整条街都知道了这个消息。

看着舅舅呆呆的样子，我忍不住想起一年多前的那个寒冬，一切变化的开始。

那天，天色阴沉得压人，雪花懒洋洋地飘落，铺满了砖厂通往我家的小路。

舅舅回家时比平时晚了两个小时，进门时浑身发抖，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激动。

＂姐，我想继续上学。＂舅舅站在煤球炉旁搓着手说，眼神里闪烁着我从未见过的光芒。

母亲正往砂锅里放白菜帮子，闻言手顿了一下：＂长江，你都二十八了，还上什么学啊？＂

＂我想考大学。＂舅舅的声音不大，却坚定得像冻住的辽河。

餐桌上顿时安静下来，连筷子碰到碗的声音都显得突兀。

父亲咳嗽一声，放下手里的《人民日报》，眉头皱得像北山的沟壑：＂长江，你小学毕业到现在都十几年了，连初中都没上过，怎么考大学？做白日梦呢？＂

＂邻居老李的儿子今年回来探亲，他在省城读高中，给我看了一本物理课本，我都能看懂。＂舅舅低着头，拇指不停地搓着布满老茧的手指，＂老师说我脑子灵光，就是没机会读书。＂

＂懂个屁！＂父亲一拍桌子，门前晾晒的咸鱼都被震得晃了三晃，＂人家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一步一个台阶往上爬。你就翻了一本破书就说懂？县里的夜校都没你这么大的学生！你还想考大学？别做梦了！＂

母亲在桌子底下踢了父亲一脚，轻声说：＂别这么激动，孩子有进取心是好事。＂

＂进取心？＂父亲冷哼一声，＂我看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大队的广播员天天念＇知识改变命运＇，把长江的脑袋都念糊涂了！＂

舅舅没再说话，只是那天晚上，我路过东屋时，看见他正对着一本破旧的小学数学课本发呆，灯光下的影子显得格外孤独。

第二天起，舅舅依旧去砖厂上工，但下班后，他不再像往常一样跟工友们去小卖部喝二两老白干，而是去镇上的旧书摊翻书。

那是个＂万元户＂刚刚兴起的年代，集市上卖什么都有人围观，唯独卖旧书的摊位前冷冷清清。

老书贩子姓张，人称＂张半斤＂，因为给人称书从来不缺斤少两。他见舅舅天天来，却从不买书，只是翻看，就问：＂小伙子，你究竟要买不买啊？＂

＂我没钱，能不能借我看几天？＂舅舅诚恳地问。

＂借书？＂张半斤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黄牙，＂你小子倒是会打主意，这又不是图书馆！＂

舅舅不死心，从兜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大前门＂：＂叔，我就借三天，保证完好无损地还您。＂

张半斤看了看那包烟，又看了看舅舅真诚的眼神，摆摆手：＂拿去吧，记得三天后还我，要是敢弄坏了，我找你姐夫要钱去！＂

就这样，舅舅开始了他的自学之路。

我永远记得那些冬夜，舅舅在煤油灯下，一遍遍写着我看不懂的字符，嘴里念念有词，旁边放着半碗冷掉的稀饭。

有时，我偷偷溜进他房间，看见他的桌子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本子：拾荒时捡来的废纸，砖厂发工资的信封背面，甚至是从生产队＂宣传栏＂上偷偷撕下来的白纸边角。

父亲对舅舅的自学不以为然，晚饭时常说：＂读那些有什么用？不如老老实实在砖厂干，攒点钱，过两年给你说个媳妇。＂

母亲却在一次偷偷塞给舅舅一个旧铁盒子，里面是她从集市买菜省下来的零钱：＂去报个夜校吧，自己学太难了。＂

那年初春，舅舅真的辞去了砖厂的工作，支支吾吾地跟砖厂主任说要去县城念夜校。主任听后哈哈大笑：＂长江啊长江，你这不是跟着电波唱歌——瞎胡闹吗？＂

舅舅住进了县城夜校附近的一间简陋平房，那是母亲同事的亲戚家的杂物间，租金一个月五块钱。

屋子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个板凳，墙角还有一个破旧的搪瓷脸盆。天花板上悬着一个25瓦的灯泡，晚上亮得像个萤火虫。

每月回家一次，舅舅总是带着厚厚的笔记本和瘦削的脸庞。每次见到他，我都觉得他又瘦了一圈，脸颊都凹进去了，就像村口老槐树上的枯树洞。

我们家的日子本就不宽裕，一家四口挤在单位分的两间房里，家具少得可怜：一张八仙桌，四条长凳，两张铁架子床，还有母亲的嫁妆——一台上海牌缝纫机，摆在东屋窗户下。

舅舅的学费让家里更加拮据，父亲常在夜里和母亲争吵：＂你弟弟这是白日做梦！一个小学毕业的人，哪有可能考上大学？县里那么多高中生都考不上，他一个夜校生，凭什么？再说他都二十八了，就算考上了，毕业都三十多了，有什么用？＂

母亲总是沉默，但还是每月偷偷送钱给舅舅。有一次，父亲发现了，大发雷霆：＂以后不许再给钱！他不想在砖厂好好干，自己选的路，自己负责！＂

那天晚上，我听见母亲在房间里小声啜泣，父亲坐在门槛上闷闷地抽烟，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像是他复杂的心情。

就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父亲不为人知的一面。

那是舅舅自学的第三个月，春风已经吹绿了城外的杨树。我放学回家，路过厨房时闻到一股香味，探头一看，父亲正站在煤球炉前，小心翼翼地煮鸡蛋。

六个鸡蛋在锅里滚动，父亲的目光专注得像在做什么重要实验，手里还拿着一根火柴梗，不时地拨动一下。

＂爸，你煮这么多鸡蛋干嘛？＂我好奇地问，一般家里只有过年才会一次煮这么多鸡蛋。

父亲吓了一跳，忙把我拉到身边，压低声音：＂乖，别告诉你妈。这是给你舅舅的。＂

＂你不是说不让妈再给舅舅钱吗？＂我瞪大眼睛。

父亲叹了口气，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钱是不能给，钱给了他可能就放弃学习，回来接着在砖厂干了。但不能让你舅饿着肚子念书啊，书呆子都是用脑过度的，得补补。＂

从那天起，每周五的傍晚，父亲都会在母亲去食堂打饭的空档，煮好六个鸡蛋，用旧报纸包好，让我偷偷送到舅舅住的地方。

＂记住，别告诉你妈。就说是你自己偷偷带来的。＂父亲每次都这样叮嘱，说完还塞给我两毛钱，＂买根冰棍吃。＂

每次去送鸡蛋，我都会经过县城的文化馆，那里总有人在下象棋，还有老头拉二胡。有时候，我会在那里耽搁一会儿，看他们斗嘴解闷。

舅舅住的地方在一条小胡同里，门前堆着煤球和柴火，墙角有个臭水沟，夏天蚊子多得要命。我每次去都得猫着腰穿过低矮的门洞，生怕把头撞在门框上。

舅舅总是笑着接过鸡蛋，摸摸我的头：＂谢谢小侄女，你这是从你家的鸡窝里偷的吧？＂

我知道他是故意这么说，因为我们家根本没养鸡。但我还是配合着点点头：＂可不，偷鸡摸狗，为了我亲爱的舅舅！＂

有一次，我看见他转身时抹眼泪，那粗糙的手背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苍白。

夜校的张老师是个戴着老花镜的瘦高个，眼神锐利得像刀子，曾经在文革中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革开放后才回城教书。

有天放学路上，我遇见了张老师，他认出我是舅舅的外甥女，热情地拉住我：＂你舅舅真是个好学生啊，我教了这么多年书，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用功的学生！＂

＂张老师，我舅舅真的能考上大学吗？＂我怯生生地问。

张老师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上并不存在的灰尘：＂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我可以告诉你，你舅舅比我见过的任何学生都渴望知识，这种渴望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可是他只有小学文化。＂我小声说出大人们常说的话。

＂小丫头，记住，人不怕起点低，就怕没志气。＂张老师蹲下身，平视着我的眼睛，＂你知道吗？你舅舅一天只睡四个小时，其余时间全泡在书堆里。我给他出的练习题，他总是做三遍，不是因为他慢，而是因为他想确保自己真的懂了。＂

回家路上，我想着张老师的话，看着手里拎着的六个鸡蛋，突然觉得它们比往常沉了许多。

夏去秋来，树叶由绿变黄，又被北风扫进了街角。父亲的态度也像季节一样渐渐转变。

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对母亲说：＂你弟弟，好像真有些不一样了。＂

母亲正在缝补父亲的工作服，针在布料上进进出出：＂他从小就聪明，只是没机会。＂

＂前两天我去县里开会，路过夜校，看见他在教室里答题。＂父亲搓了搓手，像是在犹豫什么，＂那个背影，挺让人心疼的。＂

母亲抬起头，眼睛亮了一下：＂你去看他了？＂

＂没，就远远地看了一眼。＂父亲别过脸，假装对墙上的挂历很感兴趣，＂明天我去趟县里的新华书店，听说里面有考大学用的参考书。＂

第二天，父亲真的骑着二八自行车去了县里，晚上带回来一摞参考书，还有一盒铅笔和两块橡皮。＂给你弟弟送去吧，我看他这次，说不定真能行。＂

那些书有《高考模拟试题》《物理解题指南》《数学方法与技巧》，还有一本厚厚的《英语900句》。这些书加起来花了父亲近二十块钱，相当于他四天的工资。

高考前的那个冬天特别冷，窗户上结了厚厚的冰花，像是一幅天然的剪纸。舅舅回家过年，带回来厚厚一叠试卷，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勾勾画画的痕迹。

他告诉我们，夜校的张老师说他有希望考上大学，但需要再努力一把。当时的高考实行＂文理分科＂，舅舅选择了文科，因为张老师说他的语文和历史学得特别好。

除夕夜，全家围坐在煤球炉旁包饺子。电视里正播放着春节联欢晚会，赵忠祥和董卿的声音从黑白电视机里传出来，和着饺子馅的香味，充满了整个房间。

父亲突然掏出一个红包，递给舅舅：＂这是我和你姐的一点心意，别嫌少。＂

舅舅接过红包，眼眶一下子红了。那是二百元钱，相当于父亲两个月的工资。

＂姐夫，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舅舅的声音哽咽。

父亲摆摆手：＂别说这些，能考上什么大学？＂

＂我想考北京大学。＂舅舅认真地说。

餐桌上顿时安静，连电视里的笑声都显得格格不入。北京大学？那不是只有省城重点中学的尖子生才敢想的梦吗？

父亲没嘲笑舅舅，只是拍拍他的肩：＂有志气。不管结果如何，你已经比过去强多了。＂

＂姐夫，我知道您一直偷偷给我煮鸡蛋。＂舅舅突然说道。

父亲手一抖，茶杯里的水洒了一桌子：＂谁，谁说的？＂

＂小敏每次来都说是她偷的鸡蛋，可是咱家连鸡都没养，她从哪偷啊？＂舅舅笑着说，＂再说了，那包装的方式，除了您，谁会用旧报纸包得这么整齐，还把日期折在里面？＂

父亲红着脸，嘴硬道：＂那是你姐的主意，她怕你饿着。＂

母亲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家里的鸡蛋是你拿去的？我还以为是老鼠偷的呢！＂

全家人都笑了，笑声盖过了电视里的歌声。

春天来临，万物复苏，柳条吐出嫩芽，连街角的流浪狗都精神了不少。舅舅回夜校最后冲刺，父亲的鸡蛋从没断过，但从六个变成了十个。＂大脑需要营养。＂父亲一本正经地说。

我记得高考前那段日子，舅舅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眼眶深陷，眼白上都布满血丝。张老师告诉母亲，舅舅经常学到半夜，有时趴在桌上睡着了，天亮了还保持着同样的姿势。

＂他真的很拼命，但我担心他的身体。＂张老师忧心忡忡地说。

母亲买了人参片和枸杞，让我送去给舅舅。见面时，舅舅的样子把我吓了一跳，他的脸色蜡黄，嘴唇干裂，像是得了重病一样。

＂舅舅，你病了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舅舅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笑了：＂没事，就是这几天复习得有点累。马上就高考了，我得抓紧时间。＂

＂可是你看起来好可怕。＂我诚实地说。

舅舅摸摸我的头：＂小丫头，你知道吗？人这辈子总要拼一次，不为别的，就为了知道自己到底能到哪一步。＂

高考那天，天气出奇地好，蓝天白云，阳光明媚，像是上天也在为舅舅加油。父亲请了假，带着我和母亲一起送舅舅去考场。

舅舅穿着一件母亲新给他做的白衬衫，显得格外精神。站在县一中的校门口，他深吸了一口气，像是要把所有的勇气都吸进肺里。

＂记住，不管结果怎样，我们都为你骄傲。＂父亲在考场外对舅舅说。

母亲拉着舅舅的手，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眼睛湿润，一個劲儿地点头。

＂舅舅加油！＂我握紧小拳头，用力挥舞着。

舅舅转过身，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谢谢你，我的小福星。＂

考试结束后，舅舅回到家，面色轻松了不少。他说考试不算太难，自己尽力了，剩下的就交给命运吧。

七月的知了叫个不停，我们家像蒸笼一样热。每天，父亲都会骑着自行车去邮局看有没有录取通知书。一连两周，他失望而归。

＂可能是发晚了。＂父亲安慰大家，但眼神里的光渐渐暗淡。

舅舅倒是很平静，每天依旧看书，只是内容从课本变成了文学作品。他说，不管结果如何，这一年多的学习已经改变了他的人生。

直到那个特别闷热的下午，邮递员骑着自行车停在我家门口，递过来一个印着＂北京大学＂字样的信封。

＂徐家有人考上北大啦？＂邮递员大声嚷嚷，引来一片围观。

父亲的手抖得厉害，像是得了帕金森，花了好半天才打开信封，念出上面的内容：＂徐长江同学，恭喜你被我校中文系录取...＂

母亲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我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只记得邻居们都跑来看热闹，还有人说：＂徐长江那个小学毕业的，真考上北大了？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

舅舅那时不在家，他去县图书馆看书了。父亲二话不说，骑着自行车去找他，车后座上还放着那封珍贵的录取通知书。

当晚，全家人和几个邻居一起在院子里摆了一桌酒席。舅舅被灌得满脸通红，但他滴酒未沾，全都偷偷倒进了花盆里。

＂我不能喝，＂他小声对我说，＂喝醉了明天就看不进书了。＂

父亲却喝得酩酊大醉，一直拉着舅舅的手说：＂我就知道，我就知道长江行。有我徐家的血脉，怎么会不行！＂

二大爷端着酒杯过来，醉醺醺地问：＂长江啊，你小子是不是开小灶了？要不怎么能考上北大呢？＂

舅舅笑而不答，只是看了一眼父亲，眼中满是感激。

那个夜晚，院子里的蛐蛐叫得格外响亮，仿佛也在庆祝这个奇迹。

舅舅收拾行李那天，偷偷拉着我进了他的小屋。屋子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床和桌子。

＂知道吗？这一年多，你爸每周给我煮的鸡蛋，我都留着蛋壳。＂他指着床下的一个纸盒。

我好奇地看去，满满一盒鸡蛋壳，有些已经泛黄，散发着淡淡的腥味。

＂每次想放弃的时候，我就看看这些蛋壳，想着你爸的期望。＂舅舅摸摸我的头，＂上大学后，我一定要读懂这些蛋壳上的故事。＂

＂蛋壳上有故事吗？＂我天真地问。

舅舅笑了：＂有啊，每一个蛋壳上都写着＇不放弃＇三个字。＂

送舅舅去火车站那天，全家人都去了，连邻居刘大妈也跟着凑热闹。父亲破天荒地穿上了唯一一套还算体面的的确良衬衫，那是他结婚时的衣服，穿在身上已经有些发紧了。

在站台上，他塞给舅舅一个纸包：＂路上吃，我煮的。＂

舅舅打开一看，是十个煮鸡蛋，热气腾腾，每个鸡蛋上还用红笔画了一个＂福＂字。

＂这是我昨晚画的，＂父亲不好意思地说，＂祝你学业有成。＂

＂上了大学，别忘了回来。＂父亲拍拍舅舅的肩膀，声音有些哽咽。

母亲擦着眼泪，从针线包里掏出一个小布包：＂这是我给你缝的香囊，里面是家乡的土，想家了就闻闻。＂

火车缓缓驶出站台，舅舅趴在窗口，脸上的泪痕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一直挥手，直到列车拐弯，再也看不见他的身影。

回家路上，我看见父亲的眼角有泪，虽然他极力掩饰，但夕阳还是把那滴泪照得通亮。

＂爸，舅舅会回来吗？＂我天真地问。

父亲摸摸我的头：＂会的，他一定会回来的。＂

四年后的夏天，舅舅从北大中文系毕业，成为县报的一名记者。报到那天，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戴着金丝边眼镜，整个人都散发着知识分子的气息。

迎接他的不只有我们一家人，还有当年的张老师，以及许多曾经嘲笑过他＂做白日梦＂的人。

＂舅舅，你变帅了！＂我惊讶地说。

舅舅眨眨眼：＂因为我终于读懂了那些鸡蛋壳上的故事。＂

他带着一个精致的盒子来我家，这是他大学四年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买的。

＂姐夫，这是给你的。＂

父亲打开盒子，里面整整齐齐地摆着一枚金光闪闪的大学毕业徽章，下面垫着一张纸。

父亲颤抖着戴上老花镜，念道：＂感谢您用十个鸡蛋，敲开了我的大学之门。＂

那一刻，我看到了父亲眼中闪烁的泪光，那是骄傲的泪水，也是感动的泪水。

多年后，我考上了大学。临行前，父亲给了我一个纸包，里面是十个煮鸡蛋，每个上面都画着一个＂福＂字。

＂大学路上，别忘了你舅舅的故事。＂父亲说。

舅舅后来成了县里有名的作家，写了一本书叫《鸡蛋壳上的字》，讲述了一个小学文化的砖厂工人如何考上北大的故事。书的扉页上，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人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心中的怀疑；最大的动力不是名利，而是他人无言的支持与信任。＂

现在，每当我看到煮鸡蛋，就会想起那个背着行囊走向未来的舅舅，和站在站台上目送他离开的父亲。有时候，生活最大的奇迹，不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而是从不可能到可能的转变。而这转变的背后，往往是一个个不起眼的鸡蛋，和煮蛋人无言的坚持。

鸡蛋的营养可以滋养身体，而爱与信任的力量，则能滋养一个人的灵魂和梦想。

来源：恋过的美丽风景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