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毛主席看来,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在论述反革命时,毛主席又指出,反革命是消极因素和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
在毛主席看来,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在论述反革命时,毛主席又指出,反革命是消极因素和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
在寻求救国真理的过程中,毛主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站稳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并因此对曾国藩的评价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1935年6月,在翻过了终年不化大雪山后,毛主席和中央红军来到四川懋功,在这里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实现了会师。
对此,毛主席是非常高兴的。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毛主席十分不满。
6月24日,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纵队来到两河口。
为了欢迎从茂县来的张国焘和举行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大会,中央红军总政治部特意在距离两河口镇3里外通向虹桥山方向的抚边村一小块平地上,布置了一个会场,并搭了演讲台,还在路的两边插上了旗帜,张贴了标语,以显示对张国焘的重视。
6月25日,天降大雨。
这一天,毛主席和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刘伯承等中央和红1方面军四五十位领导人,不顾大雨倾盆,站在雨中等待着张国焘的到来。
远远地看到张国焘和黄超骑马而来时,毛主席和朱德为了表达对张国焘的同志之情,立即迎了上去。
然而,张国焘却骑在马上,站在原地等着,根本不愿意往前迈步,傲慢之情令在场的所有人都脸热。就连跟在张国焘身后的30多名骑兵护卫,都显得威风凛凛,不可一世。
在毛主席和朱德走到战马跟前时,张国焘才下了马,与毛主席握手拥抱,却毫无同志般的实质。
事实上,张国焘这样做,只不过是对他和毛主席两人8年未见的一种礼节。究其原因,无非是看到经过战争洗礼的毛主席身材瘦削,面色憔悴,连穿着的军服都显得很不合体。
反观张国焘,却是腰粗肚圆,脸色红润,一套量身定做的新军装,让他看起来久不历沙场的样子,生活过得十分滋润。不然,也不会有眼前的模样。
在与毛主席握手拥抱后,张国焘又和其他人握了手。欢迎仪式结束后,毛主席和张国焘等人回到了两河口。
当天晚上,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和博古等人在喇嘛庙里举行了一个宴会,摆了5桌,给张国焘接风洗尘。
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和博古等人陪同张国焘坐在主桌上,其他人则分别坐在了其他的4张桌子上。
宴席开始后,毛主席举起酒杯,对大家说:“一、四方面军经过许多艰难曲折,今天终于走到一起来了!现在我提议,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胜利,为张国焘同志的到来,干杯!”
这时,张国焘也举起酒杯,说:“感谢中央同志对四方面军的一片热忱,向百战百胜的1方面军老大哥学习致敬!我提议,为了红色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干杯!”
由于在见到红四方面军的李先念等人时,毛主席已经讲张国焘了解了一遍,并对照过去的印象,重新进行了判断,所以,张国焘刚开口,毛主席便知道他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为了不给张国焘耍心眼的机会,张国焘的话刚说完,毛主席便指着桌子上的一盘炒辣椒,对大家说:“想不到这里还有这种好东西,清心泻火,生津解渴,请用,请用。”
任谁都知道,辣椒是让人上火的东西,因此毛主席也不会不知道。所以,在毛主席说完这句话后,聪明的博古笑着说:“不敢受用。”
接着,毛主席又说:“辣椒还能攻毒,不吃辣椒的人不革命。”
事实上,毛主席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刻意的针对,他在多个场合都说过这样的话,大概是说辣椒火辣辣的味道,更能激发人的革命性,而温柔的性格则是很难进行革命的。这也是人之常情。
然而,张国焘便觉得毛主席说这话是在针对他。因为,张国焘平时不能吃辣。
就在张国焘准备对毛主席的话进行反击的时候,博古接话道:“你们湖南的那个曾国藩,也是个吃辣椒的吧?他也是革命的吗?”
听博古提到曾国藩,毛主席笑了笑,说:“我们的博古同志认真起来了。不过,曾文公是个有才的反革命。”
对于曾国藩,毛主席是有一个认识的过程的。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出生在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里,字伯涵,号涤生。
按理说,出生在耕读之家,曾国藩的身上应该有着同情穷苦百姓的烙印。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不然,曾国藩也不会为腐朽的晚清续命,敢当满清的奴才。
都说曾国藩善于讲“道德”说“仁义”,然而,他的所谓“道德”和“仁义”却从来没有惠及百姓,反而成为了封建地主阶级压榨和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
1853年,借着清政府急于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曾国藩在湖南建立了一支湘勇,日夜操练,为的就是镇压太平天国。
当时,靠着出售功名、卖官鬻爵的办法,曾国藩建成了一支1.7万人并装备有几百门洋炮的湘军,为他的仕途铺路。
当然,在练兵的过程中,曾国藩的军纪是严明的。后来,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曾国藩也是卖力的。
然而,面对鸦片战争后的形势,曾国藩却没有想着死战到底,而是成为了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只不过,曾国藩在主和的基础上加了条件,就是不投降。
有人觉得洋务派的主和,实际上是为自强的政策谋求长期的和平环境,隐忍徐图的自强之道,是中国在面临强敌时最为理性的选择。
殊不知,这样的主和,与勾践的卧薪尝胆,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却与汪精卫的卖国之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他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对外奴颜婢膝,对内极尽压榨,搞得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只有在他们标榜的局部地区,才能够显示出一派向上的景象。
然而,这样的向上的景象也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一旦外敌到来,便迅速土崩瓦解。洋务运动不就是这样失败的吗?
早年间,在刚刚接触到曾国藩的时候,毛主席便是将他当做了学习的榜样,被曾国藩讲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种种言论所诱导。
当时,毛主席曾写信给好友萧子升,说:“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曰惟口兴戎,讷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
后来,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毛主席又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五四运动前后,毛主席接触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渐站到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但对曾国藩还没有批判,甚至对他的品行给予了肯定。
1920年6月22日,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国藩书》中,毛主席还将曾国藩、左宗棠与黄兴、蔡锷并列,称他们为近代楷模。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主席逐渐认识到了曾国藩的反动性,主要是因为曾国藩虽然才华横溢,但却站在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对人民群众的反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而对外敌入侵却是不敢拿起武器反抗的。
在毛主席的心里,人民群众反抗剥削、反抗压迫的行为是革命行为,那么曾国藩镇压人民的行为,自然也就是反革命行为了。
因此,博古于1935年在两河口问曾国藩是否革命时,毛主席回答说“曾文公是个有才的反革命”,以此表达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
那天,听了毛主席故意说的这些闲言碎语,张国焘感到有些烦躁不安,心里也没有了底。
散席后,朱德将张国焘送到了特意为他安排的住所里。
当时,从诚实的朱德那里问出了中央红军的一路上的经过和实力后,张国焘便产生了异心,在后来做出了分裂党的可耻行为,差点儿断送了中国革命。
来源:兴衰五千年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