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成年后，大概没有人像丰子恺（1898 -1975）那样实践自己的生活理念，与烟、酒、茶相伴一生。他是真的溺爱她们，为此还为她们建设了绝妙的共存空间 ——缘缘堂。这是一个灵与肉完全调和的艺术品。当战乱开始，丰子恺被迫离开这个完美空间时，也没有放弃对烟、酒、茶的热
成年后，大概没有人像丰子恺（1898 -1975）那样实践自己的生活理念，与烟、酒、茶相伴一生。他是真的溺爱她们，为此还为她们建设了绝妙的共存空间 ——缘缘堂。这是一个灵与肉完全调和的艺术品。当战乱开始，丰子恺被迫离开这个完美空间时，也没有放弃对烟、酒、茶的热爱，他只是轻轻地拿起画笔，记录那些充满生活趣味的喝茶场景和意境。
关于丰子恺本人的酒生活，他不必担心有人比他描述得更好。金圣叹讲不亦快哉三十三则，林语堂有二十四快事，中年徐霞客回忆一生经历，总结了八次令他心醉神迷之事，丰子恺也有四次难忘的喝酒情境。
第一次在日本，“有一片平地，芳草如茵，柳阴如盖，中间设着许多矮榻，榻上铺着红毡毯”，喝正宗黄酒，酒友“老黄爱调笑，看见年轻侍女，就和她搭讪，问年纪，问家乡，引起她身世之感，使她掉下泪来。于是临走多给小帐，约定何日重来。我们又仿佛身在小说中了”。
第二次在上海城隍庙，“两斤酒，两碗‘过浇面’，一碗冬菇，一碗十景”，这“过浇面”的浇头是分开装的，因为口语的差异，也叫做“过桥面”。丰子恺和老黄成了素菜馆的熟客，堂倌一见两人，就叫：“过桥客人来了，请坐请坐 !”
第三次在桐庐，与盛姓老翁对酌。“他的鼓凳里装着棉絮，酒壶裹在棉絮里，可以保暖，斟出来的两碗黄酒，热气腾腾。酒是自家酿的，色香味都上等。”两人聊天，用花生米下酒，说的是老人的孙子，丰子恺用空话安慰老人，蹭喝了不少酒。
第四次在杭州，与朱姓钓虾者同饮。两人曾数次到岳坟吃酒，丰子恺是一斤酒配一盆花生，此人也叫一斤酒，兑三四只虾。虾是他自己钓的，在酒店现加工。丰子恺“看他吃菜很省，一只虾要吃很久”，由此断定其是真酒徒，后来一问，还是仰慕他的读者。
丰子恺一生有四位良友：烟、酒、茶和唱机。“四友”经常出现在各种小画中，只简练的几笔，就描画出了友情的温度。那个夏天，他与朱自清等人喝茶毕，顺手画了一幅小画，照例有植物，芦帘上卷，一弯新月点缀着窗户的梦，两把竹椅，一张小桌，上置一把茶壶，四个茶杯。按照宋人的审美逻辑，是梅花提升了整个喝茶意境（“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丰子恺题为：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这词也是宋人写的，全词为：“楝花飘砌，簌簌清香细。梅雨过，萍风起。情随湘水远，梦绕吴山翠。琴书倦，鹧鸪唤起南窗睡。密意无人寄，幽恨凭谁洗？修竹畔，疏帘里。歌余尘拂扇，舞罢风掀袂。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天儿热，又有雨，睡了个午觉，就搞了点娱乐活动，消消暑气，最后淡淡地交待一句“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
仔细想来，他们肯定是喝了茶的，茶可解暑。对那时的文人阶层来说，大概没有人能抵挡“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诱惑，也没有人愿意主动放弃，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的社交媒介，更何况，那还是一个精巧的饮茶时代。杨万里推崇家乡的双井茶，瞧不上“日铸茶”和“建溪茶”。苏轼煎茶用个水都死抠烧水声。当皇帝的赵佶干脆写了一本《大观茶论》，总之是想指导别人点茶的意思。
丰子恺享受这种茶聚过程，他觉得写一本操作指南，实在是大煞风景，就选择了绘画，以记录那些喝茶的日子。那时，他在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与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匡互生、刘薰宇、刘叔琴等人共事。大家住得也近，屋子连着屋子，就轮流买酒，互相请客，一起喝茶闲谈。1924年，这幅漫画发表在朱自清、俞平伯合办的杂志《我们的七月》上，是丰子恺的成名作。
郑振铎没有参加这次聚会，只得赏画过瘾，“虽然是疏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卷上的芦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朱光潜的逻辑在于：“所谓领略，就是能在生活中寻出趣味。好比喝茶，渴汉只管满口吞咽，会喝茶的人却一口一口细啜，能领略其中风味。”
从器物的角度来说，这套壶杯，酒也喝得，茶也喝得，凭主客的兴趣和环境选择。丰子恺一生最爱绍兴黄酒，朱光潜观察他，“酒后见真情，诸人各有胜概，我最喜欢子恺那一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丰子恺的看法是，“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酒已经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嫌淡，必须喝高粱酒才能过瘾。文艺好比是花雕，宗教好比是高粱。弘一法师酒量很大，喝花雕不能过瘾，必须喝高粱。我酒量很小，只能喝花雕，难得喝一日高粱而已。但喝花雕的人，颇能理解喝高粱者的心”。大约，这就是一个素心人对另一个素心人的洞察与理解，以酒作喻，再恰当不过了。
同样的心境，延续到抽烟上，丰子恺的看法，既不功利，也无机心，他只是自觉每样物品都有它的生命。有一次，他新点了一支香烟，在痰盂上敲烟灰时，用力重了，整支烟就“溺死在污水里了”，觉得“比丢弃两个铜板肉痛得多”，丰子恺解释说：
因为香烟经过人工的制造，且直接有惠于我的生活。故我对于这东西本身自有感情，与价钱无关。两角钱可买二十包火柴。照理，丢掉两角钱同焚去二十包火柴一样。但丢掉两角钱不足深惜，而焚去二十包火柴人都不忍心做。做了即使别人不说暴殄天物，自己也对不起火柴。
缘缘堂是丰子恺魂牵梦萦的生活空间，承载了他太多的情感和寄托。他相信环境支配文化，从建筑到陈设，每一个细节都要达其所想，“构造用中国式，取其坚固坦白。形式用近世风，取其单纯明快。一切因袭、奢侈、烦琐、无谓的布置与装饰，一概不入。全体正直、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深沉朴素之美”。
修建期间，有朋友要送丰子恺一个黑人捧茶盘的摆件，他委婉地拒绝了。依照宋人王禹偁的观察，“彼齐云、落星，高则高矣；井、丽谯，华则华矣。止于贮妓女，藏歌舞，非骚人之事，吾所不取”。丰子恺则认为以黑人为俑不人道，两人的态度取向是一致的。缘缘堂匾额是马一浮题写的，中堂老梅是吴昌硕画的，壁间对联是弘一法师手书的佛经
丰家世居石门湾，亲友故旧甚多。缘缘堂落成后，五年间，丰子恺一家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平时里，与亲友们“清茶之外，佐以小酌，直至上灯不散”。而一年四季，生活于缘缘堂，又另有妙趣，丰子恺在《告缘缘堂在天之灵》中，对这种生活的追忆，像画卷一般徐徐展开：
春天，两株重瓣桃戴了满头的花，在你的门前站岗。门内朱栏映着粉墙，蔷薇衬着绿叶。院中的秋千亭亭地站着，檐下的铁马丁东地唱着。堂前有呢喃的燕语，窗中传出弄剪刀的声音。这一片和平幸福的光景，使我永远不忘。
夏天，红了的樱桃与绿了的芭蕉在堂前作成强烈的对比，向人暗示“无常”的至理。葡萄棚上的新叶把室中的人物映成青色，添上了一层画意。垂帘外时见参差的人影，秋千架上常有和乐的笑语。门前刚才挑过一担“新市水蜜桃”，又挑来一担“桐乡醉李”。堂前喊一声“开西瓜了！”霎时间楼上楼下走出来许多兄弟姊妹，傍晚来一个客人，芭蕉荫下立刻摆起小酌的座位。这一种欢喜畅快的生活，使我永远不忘。
秋天，芭蕉的长大的叶子高出墙外，又在堂前盖造一个重叠的绿幕。葡萄棚下的梯子上不断地有孩子们爬上爬下。窗前的几上不断地供着一盆本产的葡萄。夜间明月照着高楼，楼下的水门汀好像一片湖光。四壁的秋虫齐声合奏，在枕上听来浑似管弦乐合奏。这一种安闲舒适的情况，使我永远不忘。
冬天，南向的高楼中一天到晚晒着太阳，温暖的炭炉里不断地煎着茶汤。我们全家一桌人坐在太阳里吃冬舂米饭，吃到后来都要出汗解衣裳。廊下堆着许多晒干的芋头，屋角里摆着两三坛新米酒，菜厨里还有自制的臭豆腐干和霉千张。星期六的晚上，孩子们陪我写作到夜深，常在火炉里煨些年糕，洋灶上煮些鸡蛋来充冬夜的饥肠。这一种温暖安逸的趣味，使我永远不忘。
缘缘堂，无论季节怎样变化，丰子恺“永远不忘”，“冬天，屋子里一天到晚晒着太阳，炭炉上时闻普洱茶香”。1938年 1月，缘缘堂毁于战乱。但在这一年前的 11月 21日，丰子恺就带领家人逃难至他乡，“只要一闭眼睛，就看见无处不是缘缘堂”，因为它是一件灵与肉完全调和的艺术品。
八年间，丰子恺辗转于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省份的多个城市，既过现实生活，也琢磨趣味。昔年，王禹偁被发配到黄州，办公之余，“被鹤氅衣，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过得也很快乐。当唐德刚在沙坪坝泡茶馆时，丰子恺也在那里搭建了“沙坪小屋”。从 1942年到1946年，丰子恺一家在“炒米糖开水”“盐茶鸡蛋”的叫卖声中度过。在沙坪坝庙湾特五号，丰子恺坦言“晚酌是每日的一件乐事”，以至于后来他“酒味越吃越美”“酒量越吃越大”“从每晚八两增加到一斤”。
1946年 7月 3日，丰子恺离开重庆，经绵阳、广元、汉中、宝鸡、郑州、武汉、南京，于 9月 15日抵达上海。之后不久，丰子恺回到故乡石门凭吊被毁的缘缘堂。漫画《昔年欢宴处，树高已三丈》就是最好的纪念：一人一树一破屋，为民国版“树犹如此 ,人何以堪”的真实写照，丰子恺只能从残存的线索一步步拼出缘缘堂曾经的相貌：
从寺弄转进下西弄，也尽是茅屋或废墟，但凭方向与距离，走到了我家染坊店旁的木场桥。这原来是石桥。我生长在桥边，每块石板的形状和色彩我都熟悉。但如今已变成平平的木桥，上有木栏，好像公路上的小桥。桥堍一片荒草地，染坊店与缘缘堂不知去向了。根据河边石岸上一块突出的石头，我确定了染坊店墙界。这石岸上原来筑着晒布用的很高的木架子。染坊司务站在这块突出的石头上，用长竹竿把蓝布挑到架上去晒的。我做儿童时，这块石头被我们儿童视为危险地带。只有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囝囝，身体好，胆量大，敢站到这石头上，而且做个“金鸡独立”。我是不敢站上去的。有一次我央另一个人拉住了手，上去站了一会，下临河水，胆战心惊。终被店里的人看见，叫我回来，并且告诉母亲，母亲警戒我以后不准再站。如今百事皆非，而这块石头依然如故。这一带地方的盛衰沧桑，染坊店、缘缘堂的兴废，以及我童年时的事，这块石头一一亲眼看到，详细知道。我很想请它讲一点给我听，但它默默不语，管自突出在石岸上。只有一排墙脚石，肯指示我缘缘堂所在之处。我由墙脚石按距离推测，在荒草地上约略认定了我的书斋的地址。一株野生树木，立在我的书桌的地方，比我的身体高到一倍。许多荆棘，生在书斋的窗的地方。这里曾有十扇长窗，四十块玻璃。石门湾沦陷前几日，日本兵在金山卫登陆，用两架飞机来炸十八里外的石门县，这十扇玻璃窗都震怒，发出愤怒的叫声。接着就来炸石门湾，一个炸弹落在书斋窗外五丈的地方，这些窗曾大声咆哮。我躲在窗内，幸免于难。这些回忆，在这时候一一浮出脑际。我再请墙脚石引导，探寻我们的灶间的地址。约略找到了，但见一片荒地，草长过膝。
但家园已毁，前缘难续。族人买了很多酒来慰劳丰子恺，他痛饮数十分钟后，酣然入睡，次日就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
丰子恺最后居住的地方是上海“日月楼”，马一浮的对联说得很明白，“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丰子恺在这里喝茶、读书、画画、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直至终老，一生未再迁徙他处。
中国茶画，在文人画中，并不显得突出，但艺术传统和文化心灵却是一脉相承的。茶画，从张萱到吴昌硕，都有所涉及，到了丰子恺，风格为之一变，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丰子恺是中国漫画的先驱，成名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就是茶画。其存世茶画可分为三类：表现日常生活，为古诗词造相，抒发个人感情。这些画中，茶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结合得既质朴简单，又意境深远：
《黄昏》(1926)
《秋夜》（1926）
《茶壶的KISS》（1931）
《咖啡茶》（1932）
《吃茶》（1934）
《灯前自煮茶》（1942）
《白云无事常来往，莫怪山人不送迎》（1943）
《闲坐》（1946）
《月亮等我们》（1946）
《茶店一角》（1947）
《留客题诗夜煮茶》（1947）
《邻叟闲来无个事，一支烟管一杯茶》（1963）
自 1937年开始，丰子恺辗转流浪他乡，去过很多城市。1955年到 1966年间，他游历了莫干山、庐山、黄山、井冈山，也去了南昌、赣州、瑞金、抚州、景德镇、金华、扬州、杭州、绍兴、嘉兴、南浔、湖州、菱湖等城市，高山云雾出好茶，这些地方，多出名茶，这些城市，也是重要的茶叶消费区。在江西，丰子恺画了 6幅《采茶戏》，在黄山，他感叹“白云无事常来往，莫怪山人不送迎”，还说“青山个个伸头看，看我庵中吃苦茶”。
《江西采茶戏》
这 6幅《采茶戏》，在他的茶画中，具有某种唯一性。画是彩色漫画，重点表现人物的精神风采。采茶戏起源于茶农采茶时所唱的歌曲，与民间舞蹈结合后形成。江西采茶戏起源于赣南，分五大流派，流行于南昌、九江、吉安、宁都、萍乡、抚州、景德镇等地，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其传统剧目，除生活小戏外，以男女爱情为主，传统剧目数以百计。此 6幅画中，4女 2男，有老人，有年轻姑娘，画中人皆着戏服，有的挎着篮子，有的手执烟杆，正是日常生活场景的真实写照。
丰子恺的漫画，由他女儿编辑的全集传世，实际上也只是大部分存世漫画的汇编，自然不能反映丰氏漫画的全貌。因之，细分为茶画的画作，也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丰子恺送给学生胡治均很多画作，“文革”期间，迫于形势，大多数被胡沉于江底（有几百幅），损失惨重。
现存漫画中，有一幅茶画.：有山、有云、有树、有茅屋、有篱笆，有拉琴人，招牌上有一个“茶”字，题字内容为“山路寂寂雇客少，胡琴一曲代 RADIO”。RADIO，指收音机，茶和收音机在一起，怎么看都有“混搭”的意味，丰子恺却是认真的，他只是如实地记录了人生中一次妙趣横生的喝茶经历。
那是 1935年的某个秋天，丰子恺与两个女孩去西湖山中游玩，遇到下雨。他们就近在一家小茶店避雨，喝着一角钱一壶的普通茶水，静静地等待雨过天晴。孰料，茶越喝越淡，雨却越下越大。两个女孩情绪都不好，丰子恺很淡定，还趁机实地体验了一把“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境界。那时，有个茶博士坐在门口拉胡琴，“这好像是因为顾客稀少，他坐在门口拉这曲胡琴来代替收音机做广告的”。不久之后，茶博士就停止了拉胡琴。为了安慰两个女孩，丰子恺向茶博士借了胡琴，上阵表演：
在山中小茶店里的雨窗下，我用胡琴从容地（因为快了要拉错）拉了种种西洋小曲。两女孩和着了歌唱，好像是西湖上卖唱的，引得三家村里的人都来看。一个女孩唱着《渔光曲》，要我用胡琴去和她。我和着她拉，三家村里的青年们也齐唱起来，一时把这苦雨荒山闹得十分温暖。我曾经吃过七八年音乐教师饭，曾经用钢琴伴奏过混声四部合唱，曾经弹过贝多芬的鸣奏曲。但是有生以来，没有尝过今日般的音乐的趣味。
这种融合经历、漫画和文字于一体的喝茶场景，可遇而不可求，在民国众大师的喝茶经历中，丰子恺大约算是独一份。
汪曾祺泡茶馆，泡出了学问，唐德刚泡茶馆，泡出了治学方法，丰子恺泡茶馆，是为了更好地写生绘画。在杭州时，他经常带着速写本坐在茶馆的栏杆边，记录下任何他感兴趣和有特点的人和物。丰子恺一生在很多地方画过茶画，茶馆是他钟爱的绘画场所。
为什么喜欢在茶馆楼上画呢？因为在路上画有种种不便 :第一，被画的人看见我画他，他就戒备，姿态就不自然。如果其人是开通的，他就整一下衣服，装一个姿势，好像坐在照相馆里的镜头面前一样。那时画出来就像一尊菩萨，不是我所需要的画材。画好之后他还要走过来看，看见寥蓼数笔就表示不满，仿佛损害了他的体面。如果其人是不开通的，看见我画他，他简直表示反对，或竟逃脱。因为那时(四五十年前 )有一种迷信，说拍照伤人元气，使人倒霉。写生与拍照相似，也是这些顽固而愚昧的人所嫌忌的。当时我有一个画同志，到乡下去写生，据说曾经被夺去速写簿，并且赶出村子外，差一点儿没有被打。我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然而类乎此的常常碰到。有一次我看见一老妇和一少妇坐在湖滨，姿态甚好，立刻摸出速写簿来写生。岂知被老妇瞥见，她一把拉住少妇就跑，同时嘴里喃喃地骂。少妇临去向我白一眼，并且“呸”的吐一口唾沫，仿佛我“调戏”了她。诸如此类……
第二种不方便，是在地上写生时，往往有许多闲人围着我看画。起初一二个人，后来越聚越多，同看戏法一样。而这些人有时也竟把我当作变戏法：有的站在我面前，挡住视线；有的挤在我左右，碰我的手臂；有的评长说短，向我提意见 ;有的小孩子大叫“看画菩萨头!”(他们称画人物为画菩萨头。)这些时候我往往没有画完就走，因为被画的人，看见一堆人吵吵闹闹，他也跑过来看了!我走了，还有几个小孩子或闲人跟着我走，希望我再“表演”，简直同看戏法一样。
为了有这种种不方便，所以我那时最喜欢在茶楼上写生。延龄大马路上车水马龙，行人如织，都是很好的写生模特儿 !
坐茶馆也有风险，丰子恺的《茶店一角》直接呈现了汪曾祺、老舍、闻一多都给过的警告：莫谈国事。这是一种独立于“打茶围”“唱围鼓”“吃讲茶”等情况之外的茶馆生态。现实生活中，丰子恺不但对上海青莲阁的“陪吃茶”保持高度警惕，在杭州对西湖“茶盘”也一样小心翼翼，两者都指向现实的危险：
我由此联想到西湖上庄子里的茶盘：坐西湖船游玩，船家一定引导你去玩庄子。刘庄、宋庄、高庄、蒋庄、唐庄，里面楼台亭阁，各尽其美。然而你一进庄子，就有人拿茶盘来要你请坐喝茶。茶钱起码两角。如果你坐下来喝，他又端出糕果盘来，请用点心。如果你吃了他一粒花生米，就起码得送他四角。每个庄子如此，游客实在吃不消。如果每处吃茶，这茶钱要比船钱贵得多。于是只得看见茶盘就逃。
然而那人在后面喊：“客人，茶泡好了！”你逃得快，他就在后面骂人。真是大杀风景！所以我们游惯西湖的人，都怕进庄子去。最好是在白堤、苏堤上的长椅子上闲坐，看看湖光山色，或者到平湖秋月等处吃碗茶，倒很太平安乐。
苏曼殊、郁达夫、梁实秋诸人有一个同好，即喝完龙井之后，来一碗西湖藕粉。梁实秋总结说.：有善地，有美景，有佳茗，有美食，“四美”俱全。丰子恺也有“四事”，即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统摄这些的，表面看来，只是个人旨趣，内核却是敬畏之心、尊重生命。丰子恺除了在烟、酒、茶中看到生命气象以外，曾经还对一粒米饭展开过身世调查：
吃饭的时候，一颗饭粒从碗中翻落在我的衣襟上。我顾视这颗饭粒，不想则已，一想又惹起一大篇的疑惑与悲哀来：不知哪一天哪一个农夫在哪一处田里种下一批稻，就中有一株稻穗上结着煮成这颗饭粒的谷。这粒谷又不知经过了谁的刈、谁的磨、谁的舂、谁的粜，而到了我们的家里，现在煮成饭粒，而落在我的衣襟上。这种疑问都可以有确实的答案；然而除了这颗饭粒自己晓得以外，世间没有一个人能调查，回答。
一番追问，虽然不免惆怅，但目光放远来看，丰子恺那些空灵、干净、纯洁、简单的漫画，呈现的却是中国文化之美。如同他的茶画一般，灵魂还是中国的。是那伟大的艺术传统和悲悯的文化心灵，提升了那些漫画的格调。
丰子恺一生坚持过艺术化的生活，心境平和淡定，常常从古人的身上去寻找精神共鸣，诉之于求，便形之于画。但是，这种寻找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影响他一生的那个人，那年在杭州。他出家前叫李叔同，出家后，叫弘一法师。正是从他身上，丰子恺深刻理解了人是如何认真生活的。
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青衣像个青衣，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大面又像个大面……都是“认真”的缘故。
有些人从来不说什么，却能强烈影响你的生命进程。丰子恺观察下的李叔同“温而厉”，其人格会散发出力量。“他从来不骂人，从来不责备人，态度谦恭，同出家后完全一样，然而个个学生真心的怕他，真心的学习他，真心的崇拜他。我便是其中之一人。因为就人格讲，他的当教师不为名利，为当教师而当教师，用全副精力去当教师。就学问讲，他博学多能，其国文比国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历史比历史先生更高，其常识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书法金石的专家，中国话剧的鼻祖。他不是只能教图画音乐，他是拿许多别的学问为背景而教他的图画音乐。”
丰子恺 17岁入浙一师，受教于李叔同门下长达 5年，得其言传身教，如沐春风。所以，从精神上，他更容易理解李叔同一生的行为。他毕业后，几乎是按着李叔同的足迹来前行的，去日本留学，到学校教书，1927年，又皈依在弘一法师座下。这是两个认真生活的人之间深刻的理解和认同。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
“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 (或无力 )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 (或有力 )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
抽烟、喝酒、饮茶，既是物质生活，也是精神生活，也有人将它们当做灵魂生活，在儒、释、道义理中互相启发和印证。而艺术来源于生活，更深植于内心的坚守与趣味。丰子恺这个著名的“三层楼”，既是解读老师出家的因缘，又何尝不是他对自己世界观的坚守。如果你问世人，一个诺言要用多久的时间来兑现，他会用行动告诉你：“世寿所许，定当遵嘱。”丰子恺用长达 46年的时间，以慈悲心肠，秉承“护生即护心”的精神，画了 6集《护生画》，成为一个时代的绝唱。
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出现在丰子恺精神世界中的人物，有夏丏尊、马一浮、陈师曾、竹久梦二、夏目漱石等人；更远一些，还有很多，如陶渊明、王禹偁、苏东坡、归有光、张溥、徐霞客……中国历史上写诗的、写词的、画画的、喝茶的、写散文的，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很长，很长。
年轻时，丰子恺激赏竹久梦二，认为他“寥寥数笔的一幅小画，不仅以造型的美感动我的眼，又以诗的意味感动我的心”。丰子恺也像梦二一般，将日常生活绘成一幅幅小画。他的挚友朱自清评价说：“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一幅幅的漫画，就如一首首的小诗 ——带核儿的小诗。你将诗的世界东一鳞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这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
壮年时，丰子恺将中国的古诗词译为一幅幅小画。一千多年前，苏东坡携酒游赤壁，有前后二赋记之，到了丰子恺这里，只取“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一幅小画，将相距千年的精神气质一下子贯通。画中人举杯相庆，仿佛在替苏东坡告诉我们：“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