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贺淑芳，1970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吉打州，曾获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九歌年度小说奖，著有短篇小说集《时间边境》《湖面如镜》和长篇小说《蜕》。（小路摄影 图）
贺淑芳，1970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吉打州，曾获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九歌年度小说奖，著有短篇小说集《时间边境》《湖面如镜》和长篇小说《蜕》。（小路摄影 图）
写作最初十年，贺淑芳没听到太多回声。
“实在是非常非常孤单，像在冷水中游泳，一定要继续游下去，这就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如果放弃了，我就没有了灵魂，我的人生剩下了心口的一个大洞，我会带着这个大洞死去。”
当时评论者很少，大部分是男性，通常来自学校和研究所。
我们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月树书店见面，作家和媒体人常去那里。店里有许多性别议题书籍，老板刘艺婉是位诗人。她在一篇评论中写道：“那些心理转折，那些微妙的情感变化，种种细节，贺淑芳用心刻画，那都是女人自己熟知的细节，也造就她的小说动人之处。”
说着说着，贺淑芳离开沙发席地而坐，不用再居高临下，拿饼干更顺手了。
她携带了一只不大的行李箱，离开书店就要赶飞机去新山。她的丈夫在这座南方城市教书。飞行全程一小时，坐火车还要换乘，票价便宜不了太多，却得多花六个小时。
“为什么你那么吵，一点都不像女孩子”
故事从童年开始，贺淑芳家在两座大房子中间小小的房子里。邻居富有，一家开电器行，另一家开米较厂（注：在一些东南亚地区，对碾米厂的传统称呼），把稻谷加工成白米。吉打州是马来西亚的米仓，四面八方都是稻田，宽阔明亮，一望无际。人们把收割之后的稻茬烧掉，过一段下雨又播种。绿色、黄色、黑色循环着，周而复始。
很多田地由马来人耕种，稻米要卖给政府或有执照的米商。同样，米较厂的大多数工人是马来人，来自附近的甘榜——马来语“乡村”的音译。稻谷给送进机器过滤，白米喷出来。过大概一个月，谷壳屑会积累成一座黄色的小山。
贺淑芳常跑去爬一两层楼高的谷屑山，招来老板女儿的指责：“你不可以爬这么高，这是我家的，地也是我家的！你们租的屋子也是我家的！”她总向老师举报：“贺淑芳在家里跟婆婆讲客家话！”这里的“婆婆”指祖母。
学校倡导讲华语，但管不到家里，老师却照样打手掌惩戒。贺淑芳觉得老师偏心，后来才想到邻居是学校的董事。小学头两年，她总是受欺负的。学习不好，又喜欢大喊大叫，不管哭还是笑都比别人大声。
我小时候脑海里全无女孩举止应当如何如何的概念。父母也没有特别约束我，小孩陆续出生，他们得车衣，照顾养育，忙得不得了。每当我遇到高兴的事、好笑的事，就会大声笑。惊讶的事，比如一条蛇出现在课室门口，也会大叫，声音毫无节制。被同学欺负，被同学抓一条蚯蚓黏在脖背上，被男孩掀裙子，被同学从书包里抽走我的水瓶、饭盒，笑它丑，知道自己被欺负，本能地就会愤怒大叫。会放声大哭，而不是低声泣鸣。声音当然是从身体里按本能发出。哭声响亮，是因为我觉得愤怒委屈得让它传出老远。但费解的是，事件往往会给扭曲成另一个样子：从隔壁班过来的老师，厌恶地看着我，吵什么吵。焦点变成了，为什么你那么吵，一点都不像女孩子。在学校的集体生活里，最小的学生面对的倾斜几乎永远不会获得平衡，因为那时我们还没学会叙事。
欺负和嘲讽仿佛定谳，似乎永世不得改变。直到贺淑芳十岁时表姐去世，悲伤又温柔的大姑妈搬过来，又打开楼上的书橱，事情才有了变化。两个人一起坐在新修的厕所边看书，功课突飞猛进，她也越来越内向。
功课排到前三名，欺凌戛然而止。她如履薄冰，却继续犯着大人眼里的错误。老师要发泄压力，当然会选择家庭没威胁的学生。明白原理就让功课一直很好，她成为大家心目中那个学习优秀的文静女孩。
整个童年她都希望摆脱隔壁女孩的监视，又每每落空。这令她痛苦。她常感觉性带来了“某种很古怪的东西”，而阅读出乎意料地带来了智性成长。她甚至羡慕同学上补习班，父母否决：你看他们的爸爸是做什么的？没办法，家里很穷。一个好学生情愿去补习，倒是稀罕的。
根据拉康，他说系统经常勾起我们去欲望别人的欲望。即使许多看似很好的，并不是必要的。如果你在班上，绝大部分住同一镇的小孩都一起去补习，在补习老师家里，时间到了有下午茶喝，同学告诉你那老师很温柔呢，如何如何，你听了会不想去？对，我学习很好。即使没去补习，我的成绩还是把所有去补习的人远远抛在后头。
心绪缠绕成一团，看小说成为难得的放纵。不过母亲特别讨厌她看小说。很久以后她才明白，父亲看到她埋头读小说，就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贺淑芳家附近的景象，隔着米较厂的栅栏望出去，背后是马来人的“甘榜”。（受访者供图）
“我家有一个模糊的记忆影子”
贺淑芳没见过祖父。他来自广东梅县，开了间杂货店。英殖民政府针对马共宣布紧急状态，整个1950年代都陷入所谓“紧急”。杂货店的顾客通常不多，货物相应很少，生活富裕不起来。这位书生常年沉默，不做体力工作，据说从早到晚看报纸。他是镇上少数识字的居民，学校发新闻稿就找他撰写。
祖母是典型的客家人，非常坚强，钱都是她赚来的。所有体力劳动——洗衣、卖甘蔗、到田里搜索别人割剩的稻谷——大事小情由她包揽。因此孩子们都比较尊敬母亲。
贺淑芳猜想客家人的传统是男生注重教育，女生做里里外外所有刻苦的工作，以便支持丈夫外出发展事业。至少她的父亲和叔叔念到了中学，而三个姑姑都没有。
“我家有一个模糊的记忆影子，是我不知道，但是我父母记住的。”贺淑芳看到了所谓家族脉络，无法言说的记忆影响着孩子。父母、祖母依循亲历过的那个人，在心里建立了隐隐约约要避免的东西。他们不清楚界线何在，只是沿着它教育后代。一个幽灵跟大家一起生活。
贺淑芳开始写回忆家人的散文，访问长辈和亲戚。她发现父辈和邻居的关系与自己的处境非常像。他们小时候也要经受隔壁小孩的指点，吩咐他们帮忙做点什么、买买东西。这种状态持续了两代。父亲、叔叔需要工作时去隔壁碰碰运气，形成阶级与权力的关系。好在父母的关系很好，她也不用去隔壁找活计。
父亲的兄弟们不想留在小地方，按马来语讲是cari rezeki，去谋生、找出路或找人生方向。他的人生维持在方圆二十里，同样安静，“是镇上最柔和的男人”。他继承了杂货店，货仍旧很少，添置了两台缝纫机和一台锁边机，新加的缝纫台顺便收货。父母是裁缝，她也特别学习了缝纫。她总担心考不上大学，要留一条后路。
父亲喜欢带母亲看电影，她往往回应：“哎呀，家里很多工作，不想去看。”他耐心地等她放下工作，一起看成龙的动作片、琼瑶作品改编的爱情片之类流行华语片。他也喜欢书法、吹笛子、听歌、画画，边缝衣边唱歌，家里收藏着黑胶唱片，有空就放下工作看肥皂剧。
贺淑芳与父母、祖父母三代人共同生活过的小镇，也是小说《消失的陆线》中柠檬河镇的原型。（受访者供图）
“历史到我们这里就合上了”
偏见和担忧不知不觉地渗透进来。镇上只有一所小学，贺淑芳走路上学要花五到十分钟。很多年前文人们想方设法办教育，几乎所有华人小镇都有一间华人小学。现在很多华小变成“蚊子学校”，只剩七八个人，支撑不下去就跟其他学校合并。大家搬去城市，乡下的人越来越少。
小学毕业那会儿班上只剩下十三个人，还可以维持。六个年级都在，每年级大概二十人，七八个老师任教，足够组织一支篮球队。毕业后大家留在吉打州，准备在附近一所国立中学上课。几个年级的学生租一辆小小的巴士，一同穿越田野。
倘若迟到错过巴士就很麻烦，她得骑二十到二十五分钟自行车穿越大片田野，一路上都期盼顺利到达学校。田间是马来人的高脚屋，无论如何她都要在寂静中硬着头皮骑完全程。“田野其实是宁静、和平与孤寂中畏惧同时俱在的地方。”
有位同学住在田中路的边上，他和姐姐功课都不大好。某一天其他同学告诉她，那位同学的姐姐前一晚遭到强暴。异族人冲进房子，同学也遭到殴打。受害的同学不再读书，全家搬离田野，到外面的镇子跟华人一起住。
这件事给贺淑芳留下了阴影，仿佛妈妈的恐吓得到了印证。像她在小说《消失的陆线》里所写，即便女儿角色已经成年，母亲还是责问：“知道了还要走那边？想要给马来人抓是吗？”日常与阴影共存，受害者照旧生活下去。离家多年，她最近写作时又想起这起事件。
那年年底，几个同学商量后决定转去更远的国立中学。大家分头填表格给教育局，用搬家之类的理由申请。新学校隔着两个镇，上学路途至少多出一半，父亲起初并不赞成，理由是太远了。
转校终究成功了，学校附近至少有两个新村，世界一下子大起来。新村是紧急状态时期英殖民政府设立的定居点，绝大多数居民为华人，意在孤立马共。到毕业她都不知道新村与马共有关，没人提起，大家只是玩啊笑啊，寻找朋友、忘掉寂寞。
贺淑芳准备出版散文集，直到书写这些作品，才了解学校附近是吉打州著名的马共活跃区。父辈尚年轻时，经常听到英军轰炸和抓人的消息，提心吊胆，不敢上学，剩下的只有缄默。他们的说法根本无关政治：“你要小心，新村那里的人很坏蛋。”
镇上很安静，没人走动，大家讲话都很小声，也不讲别人的坏话。“等于没有故事，因为故事都是从八卦来的。”贺淑芳回忆着当时的静谧，“历史到我们这里就合上了。”
记忆的脉络给抽掉了，只剩单纯的善与恶。“笨蛋的长大，笨蛋的青春。”镇上的小孩很乖很温顺，新村的孩子很野很活泼，古灵精怪，顺着自己的性情成长。中学里女生喜欢男生，化个妆，把裙子穿得短一点，不惮于触犯校规。有的女生怀孕，十六岁就辍学结婚了。
贺淑芳1988年中学毕业，大家都想方设法把书读下去。她知道家里无法负担私立学校，父母一定不会出学费，“能读就读，不能读就出来做”。她想方设法应付好所有科目，尤其是马来文。出于种族和学制，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入学略微复杂。她应该是班上唯一一个念国立大学的学生，无法通过高考的同学就念私立大专。她是家族和小镇第一个大学生，已经取了将使用多年的笔名“然然”。
大学最后一年父亲生病早逝，贺淑芳是长女，要顾及五个弟妹，生活更加艰难。她学物理，做了芯片工程师，在工厂工作四年。她在三十岁时把一笔存款交给妈妈，放弃了长女的经济责任。一直努力赚钱的话，估计能提前退休的，现在看到同学的汽车，她就知道差别多么大。做建筑的朋友善意提示，如果对文化的要求没那么高，“生活很不错的”。
往后她成为记者、作家，念与文学关联的硕士、博士，有十来年完全中断了与旧日朋友的联系。去中文系教书后，她接触的就是知识分子和作家了。从最早的鲁迅、巴金、言情小说，到后来接触文学杂志《蕉风》《椰子屋》和更广泛的文学世界，读越多小说，她就越喜欢文学。
1950年代末，马来西亚彭亨州武吉丁宜的传统粮仓。（视觉中国 图）
“跟你命运与共的读者”
赴台北念硕士时，贺淑芳希望可以与台湾人交朋友。头一个学期很努力，不知道为什么不大奏效；第二个学期就渐渐退缩，转向阅读与写作。从欧美文学到穆斯林文学，她在图书馆里找到许多书。
与写作相伴的边缘感总是存在的。马来西亚人口大约3456万，号称三大种族，近六成马来人，两成多华人，6.6%印度裔和12.2%原住民。华人务实，文学爱好者少一些。国家层面上，马华作家也无法获得充足的资源。
出版、获奖，关注者变多，孤独感就相应纾解一些。她想起一位秘鲁作家，作品与她同期译为英语，最响亮的回应还是来自秘鲁读者，“很难寄望立刻获得外国读者的巨大回应”。她在书展遇见过一位乌克兰作家，写宗教、存在、人性之恶，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她表示赞赏，对方却说：“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你很好啊，中文是第二大语言。”
短篇小说集《湖面如镜》翻译成英文，倒有马来西亚英文评论者立刻看到了真实。“并不是多么的超现实，它根本就是现实的。因为他跟我一起在这片国土上生活，一起经历各种各样奇怪的、压抑人的社会问题。”文学令不同族裔的人接近，遇见“跟你命运与共的读者”。
最近几年教创作，她希望学生阅读主流以外的作品，重拾了中学时期读的东南亚文学，包括近年来汉译出版的印尼现代小说譬如《美伤》，“有深刻的痛苦，它的作家跟人民同在”。
在贺淑芳心中，马华文学在东南亚文学和华语文学中都身处边缘。“有一点孤独，所以更想写到边缘去，因为只有从边缘望回来，看到日常生活掩盖的是什么，才会像刀一样尖锐。”她知道写出真相多不容易，“我们平时戴着面具，在社会上待人处事，让人觉得你上道或者得体。写作的时候应该把面具移除，写出真实的你。”
家搬了，许多物件还留在霹雳州的金宝镇。金宝留存着她的一部分生命。那里实在像与稻田共处的那座小镇，但她长大了，不再为彼时的痛苦所约束，邻居们友好许多，与风景相得益彰。
贺淑芳先后在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所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完成硕博士学业，图为2016年在新加坡所摄。（受访者供图）
“一种深思熟虑的速度”
贺淑芳的第一本书《迷宫毯子》由台北宝瓶文化出版，大多写于返回马来西亚之后的六年。小说集在大陆出版时易名为《时间边境》，书名取自其中的另一篇短篇小说。
“有诗意，有哲学感，有奇异的想象和梦境——这些都让我想起自己成长过程中最痴迷的先锋派文学。”张诗扬如此形容对这些短篇小说的印象。她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当代文学出版中心负责人，编辑了《时间边境》《蜕》两本书的简体中文版。后者是贺淑芳目前唯一一部长篇小说。
我对贺淑芳的印象，最初来自她作品中人物的“声音”。这些声音在纸面上非常强烈，难以忽视。尤其在《蜕》这部作品中，越是临近出版之时，我越无法忽视它们的存在。它们彼此交织，慢慢显现出一幅完整图景：是一个大写的“女性”，在人生各个阶段所可能遭遇的创伤，以及她要如何一一渡越的故事。
2024年上海书展的国际文学周，张诗扬第一次见到贺淑芳。作家慢上许多的说话节奏给她深刻的印象：“有一种深思熟虑的速度，很像她的小说。她的语速让我放慢了自己的语速，甚至是阅读的速度。”她把女性写作视为个人职业生涯的重要线索。随着近年女性意识和表达的提升，她思考着如何拓展和贡献这个领域，而马华文学恰好是她希望接触的“边界之外”。
编辑《时间边境》期间，张诗扬得知《蜕》已然成稿。听到内容梗概，她心存犹豫，“毕竟1960年代的马来西亚历史离如今的大陆读者相对遥远”。阅读后疑虑很快就打消了，她熟悉的文学感、语言节奏和内在力量还在。两本都在书写“女性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命题。
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女性”，应理解为比喻义：指一切弱者、边缘者、局外人，或是在权力关系中感觉属于“阴性”的存在。而贺淑芳正是用她的文字，为这些人提供了一种发声的方式。
张诗扬提到支线里的修理工“未”，一位在灾难中失去妻子后生活崩塌的修理工。他随着破落的戏班踏上旅途。作品打动了编辑：“它鼓励我们，不是模仿别人发声，而是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经验，唱出真实的脆弱与心碎。”
《蜕》的雏形是七八年前的短篇小说《繁花盛开的森林》，恰恰以“未”的故事开始。那时她只想采用魔幻的方式，书写女性在出轨中的不安焦虑与自我发现。历史时刻只是一个起点，进而讨论女性的存在。景况与欲望并不影响结果，“到头来都会发现在父权体制里自己就像异乡人般”。
“即使你写普通家庭的生活，还是会看到是什么在流逝，什么东西在外围塑造这一切。我们都在这种力量里面。”后来贺淑芳去采访“五一三”受难者的家属，写了几年《繁花盛开的森林》里静子这个人物就搁置下了。她尽一切可能了解小说的历史背景，知晓发生过的事件。她不愿历史只是布景、宛如空壳。
遇见的人，其语音、语句，意外的鲜明，渗透了我。我容许那些声音破坏本来的书写语言，渐渐改变了书写的文本语质，就是这部虚构叙事的身体。我发现我可能过去很区分，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艺术，但那可能是按照已经出现在场域中的他者示范而来的。这就好像，已经有的现成的衣服，其实总不会全然适合不同的躯体。而不同的躯体，因着时代、作家的工作、情感感受，总会有推移变化。
这部小说也不是什么写实主义。我拒绝接受，那些说这部小说是“写实”的标签。只要有人这么说，我就知道他根本没看。我一直在破坏写实的笔法，就像“未”的故事里，那个每次唱到杜丽娘死去，就在台上跟着死去的演员，到下一幕重启时她又复活回来。他们是一群人鬼难辨，不可归类的存在，总在夜里移动，在城、镇、村，一处处巡回演出，介入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时空。
归根究底，我不相信写实。
《蜕》终于呈现了“五一三”事件蜿蜒的影子。发生于1969年的血腥冲突从未获得清理，种族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缄默中发生的一切改写了三代女性的命运，无人幸免：
“她们都紧闭着眼，有焦灼绷在发根底下。虽然其中一个想说什么来安慰另外一个，却一个字也想不到。如果拖到天亮，梦结束了，亡灵就会吸收这个梦无法完成的失望和悔恨，沉沉重重地，到时候就有什么得丢弃，就得把灵魂削得更小，才能变轻浮上来。”
小说写完，贺淑芳才来定下各部分的标题，都是些会蜕皮变态的动物，依照小说中的意象抽取。“虱”卑贱，折腾人，咬得人难眠。阿清满载悲伤回返，清洗自己，此时此刻促生了“螃蟹”。
2013年，贺淑芳曾居住在马来西亚霹雳州的金宝镇。（受访者供图）
“除了写作，我也要生活”
大陆年轻女性读者尤其是大学生、留学生，对两本书的反应非常热烈。出版社收到很多私信与留言，说它们在去年最喜欢的书之列。“女性的经验，在她的书写中被妥善而深切地传递了下来，超越了代际与国界，达成了某种珍贵的共鸣。”张诗扬认为，代际差别并不会湮没“经验的延续”。
贺淑芳的大部分时间是静态的，写作和阅读没有严格区分。最近一两年写作时间的比例更大了，牵涉家乡的散文集之外还有一部小说。要写什么，“从来没有那么清楚”。很多素材是随手写下的笔记、日记，她本以为只需组合和部署就能很快完成，不知不觉越写越久。
从中午饭后开始，除了用餐时间，偶尔逛街或周末休息，大部分时间都一直在书桌上，或找不同的地方，比如咖啡厅，或下午无人的食堂，更换地方书写。我也发现自己很需要某个外力，和丈夫一起设置某个出外的活动项目，好把自己从书桌拉开。这种教书、阅读、写作，完全浸泡在文学中，几乎一百吧仙的文学生活已经持续了超过十年，使我开始想，除了写作，我也要生活，其他的面向，也许出去游走还是必要的。
“吧仙”为percent的音译，“一百吧仙”就是百分之百，这样的十年在个人历史中相当可观。在她眼中，女性书写历史时更愿意放大感觉鲜明的时刻、某些私人情感经验。
即使那些小事，衔接偶然，似有若无，像马路上被风吹动原处翻飞的塑胶袋，但你就会忍不住想它为什么会在那里。
对于已经流逝的时刻，我们其实没法把经过整个唤回。历史是当存在受到冲击的时刻。每个人，即使在同一个时代，她或他，承受记忆冲击或颤栗的时刻，可能都是唯独的，像是属于自我的，同时又是属于这个世间的。把大历史的时间线分歧截断，围绕着感觉或情绪浓郁的焦点来写。
所以她开列清单，一件接一件地写下去。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宋宇
责编 李慕琰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