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当然必须防止资本主义国家与私人垄断势力控制我们的言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直面坏言论似乎无尽的泛滥。 假如主流的言说形式向我们灌输恐惧和猜疑，阻碍我们自由地表达自身，该怎么办？

探讨言论自由

当“因言获谴”越来越被接受时，最终它也会降临到你身上。

我们当然必须防止资本主义国家与私人垄断势力控制我们的言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直面坏言论似乎无尽的泛滥。 假如主流的言说形式向我们灌输恐惧和猜疑，阻碍我们自由地表达自身，该怎么办？

假如我们受困于剥夺行动力的言语中，从此彼此滋生仇恨和不信任，又该怎么办？换句话说，假如你吃了太多坏肉，会发生什么？没有“好言论”——一种公开、自由、增进我们集体力量的讨论——我们将没有办法走向好的社会。

作者：阿萨德·海德

译者：李卓怡

编辑：阿K

我们对于美国宪法有一种近乎宗教的尊敬。美国人会习以为常地认为，言论自由本身就是好事，但是对于言论自由最初的辩护必须解释——为什么它是好的。

在1644年的《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中，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曾指出，坏的言论不像坏肉，并非天然有害，反而可能有用。“坏肉即使是在最健康的消化系统中，也很难带来营养；但坏书却不一样，对于一位审慎且明断的读者来说，它们在很多方面都有助于发现错误、驳斥谬误、预作警示，以及阐明道理。”

换句话说，坏肉会让你胃疼，但坏书则不同。它们给了我们机会驳斥虚假之言，帮助我们靠近真理。

就像研究弥尔顿的学者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指出的那样，弥尔顿并非始终如一。“弥尔顿歌颂宽容与出版自由的段落被言论自由和第一修正案（美国宪法中保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宗教自由、集会与请愿自由的条款）的辩护者广为引用，紧接着他立刻打住说，当然，这并不包括天主教徒。” 弥尔顿认为天主教本身就是压制言论的力量，所以它也应当被压制。

对费什来说，这并非弥尔顿个人不自洽，而是为言论自由辩护的必经之地：每一种自由言论的论证都建立在一个“例外”之上。因为“假如没有限制、没有一种内建的判断标准来界定哪些话语是无意义或错的，那就不存在可以断言的东西，也就无从为断言辩护。”

这些限制意味着，言论自由从未真正曾存在过；我们所拥有的，只是用规范、惯例，和制度——来决定言论是否“可理解”、“可接受”。费什认为，我们总是在根据制度的目的调控言论——比如报社不允许记者编造信源，法院禁止人们恐吓证人。所以，这不是一个关于是否要限制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我们要限制多少。

但这类怀疑论式的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我们也许并不认同现有的规范和惯例，甚至会诉求激进的制度变革。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的制度很可能判定我们的言论“不可理解”和“不可接受”。而一旦这种判断的背后是国家，它便可以用武力来执行自己的判断。对任何希望建设不同社会形态的人来说，反对审查、捍卫公民自由，从而限制国家权力都是生存问题。如果你需要第一修正案（国家法律的最低限度保护）才能不被送进监狱，那可不是讨论弥尔顿文本细读的好时机。

不过，今天大部分对于言论自由的争论都并非关乎国家，它们更加关注文化的从众性、“正统”性，以及，对违反了不成文的道德准则之人的公开谴责和排挤。

任何认为这些现象只是右翼的惯用话术的人，其实是在忽视我们的历史。从众与正统、谴责与排斥，在左翼内部同样屡见不鲜，而且常常令人沮丧。它们阻碍了人们提出关于另一种社会形态的想法。在对1960年代社会运动的反思中，女性主义学者乔·弗里曼（Jo Freeman）将这种现象称为“政治性羞辱”（trashing）：一种“恶意的人格暗杀”，通过谴责、侮辱与谣言，让人感到一文不值、孤立无援。弗里曼指出，“政治性羞辱不仅对当事人具有极强的破坏性，更是被用作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工具。”

我们的政治话语——即便高度聚焦于言论自由——却无法为我们理解“政治性羞辱”提供有效的分析框架，因为这些是非正式的文化和社会行为，而非国家压制。我们无法靠更大声地要求那些我们本就享有的法律权利来对抗它。

当人们援引经典自由主义来批判从众和“取消文化”时，这其实是一个逻辑错误（non sequitur），因为他们真正的意思是：一种“政治性羞辱”的言论在限制他们自身的言论自由。即使是主张限制仇恨言论的人们，最终往往也会声称，仇恨言论限制了它的受害者表达的权利。这种争论就沦为一场关于“好言论”与“坏言论“的无休止的拉锯，而好与坏的定义，始终由当下的发言者主观地判定。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做的就只是争论“谁的言论更好”，并为此提出相对主义的主张。对于言论自由的辩护起源于对真理的追求：一个指向更大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开放式探问。我们必须重新提出这些问题，判断哪些答案为真，哪些为伪。而为此我们必须拥有言说的自由。也正如弥尔顿所解释的：“我们的眼睛都被偏见和习俗蒙蔽。” 真理初现时，往往“比许多错误更加难以入目、难以相信。”

今天的政治性羞辱文化是否象征一种向着偏见和习俗的退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转向斯宾诺莎——他的《神学政治论》是启蒙时代最具影响力、也最异端的言论自由论述之一。

斯宾诺莎（Spinoza）指出，人们容易陷入迷信，是因为他们被“悲情激情”（passiones tristes）所支配——比如恐惧、仇恨、嫉妒和羞耻，这些情绪通常出现在我们行动能力被削弱的时候。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机制，德勒兹（Gilles Deleuze）从斯宾诺莎的书信中提炼出一个不同的食物隐喻：

迷信让我们相信，一件事之所以是“恶”的，是因为上帝禁止了它——如同伊甸园的禁果。可是，圣经作者只是在试图说明：有一些食物是有毒的。一件事的善恶并不取决于某神圣的道德法则，而在于它究竟是像滋养的食物一样，增强我们的力量，或是像毒药一样让我们虚弱无力、消化不良。

这个隐喻让我们可以改写弥尔顿“言论与肉类”的比喻。好言论能够提升我们的集体力量；而坏言论，则像坏食物那样，让我们相互仇恨、自我毁灭、陷入愧疚和怨恨。

而斯宾诺莎绝无可能预见的是，人们会发明大规模制造“悲情激情”的科技——社交媒体。其传播迷信的速度和规模是在印刷时代无法想象的，并且，它推动了分散而持续的不断的迫害式攻击。

有人会说，把网上的公然谴责风潮称作“迫害”是小题大做，因为这恰恰赋予了边缘群体一种表达与反击的力量。然而，这种攻击可以由任何人对任何发起，当它演变为政治性羞辱时，会带来普遍的心理和社会性伤害：当“因言获谴”越来越被接受时，最终它也会降临到你身上。更糟糕的是，它也会让人们，尤其是身处边缘群体的人，更加不敢提出新的观点，因为他们知道说错话就可能被羞辱。

我们当然必须防止资本主义国家与私人垄断势力控制我们的言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直面坏言论似乎无尽的泛滥。假如主流的言说形式向我们灌输恐惧和猜疑，阻碍我们自由地表达自身，该怎么办？假如我们受困于剥夺行动力的言语中，从此彼此滋生仇恨和不信任，又该怎么办？换句话说，假如你吃了太多坏肉，会发生什么？没有“好言论”——一种公开、自由、增进我们集体力量的讨论——我们将没有办法走向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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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译者

作者：阿萨德·海德是《观点》杂志的创刊编辑，也是《身份误认》一书的作者。他的作品发表于《困惑者》《n+1》《观点》《沙龙》等刊物。

译者：李卓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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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日新说Copernicium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