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拆迁款我也要分一半，这是法律规定的！＂丈夫拍着桌子，眼神里全是贪婪。

＂拆迁款我也要分一半，这是法律规定的！＂丈夫拍着桌子，眼神里全是贪婪。

我叫李巧云，今年三十八岁，是南方一个普通县城里的会计。

1987年，我刚满二十岁，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周建军。

那时候他在县建筑公司上班，是单位里的技术骨干，每个月有固定工资，别人都说他手里握着一把＂金钥匙＂，在当时算是不错的＂铁饭碗＂。

相亲那天，他穿着一件崭新的的确良衬衫，系着一条暗红色领带，整个人显得精神又干练。

＂小周啊，踏实肯干，在厂里是出了名的能人，月工资四十多，比一般人高出不少呢！＂媒婆王大娘坐在我家的竹椅上，一边喝着我妈泡的茶，一边眉飞色舞地夸着周建军。

我爸听了，频频点头，眼里满是赞许。

我们很快定了亲，不到半年就举办了婚礼。

结婚那天，厂里的大喇叭放着喜庆的音乐，同事们踩着永久牌自行车，簇拥着装饰着红绸带的二八大杠，吹吹打打地来到我家门口。

院子里摆满了八仙桌，邻居们帮着端菜上酒，孩子们则在一旁嬉闹，不时偷吃几块喜糖。

我坐在新房里，穿着一件大红旗袍，心里既紧张又期待。

我们结婚那年，我爸妈东拼西凑给我们买了一套老式的两居室，五十多平，砖混结构，虽然简陋但胜在结实。

房子在县城西边的老小区，楼道里贴着褪色的春联，楼下种着几棵老槐树，树下有几张石桌石凳，夏天的傍晚，总有邻居在那纳凉，唠着家长里短。

当时这样的住所，在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中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婚后，周建军提出了一个建议：＂巧云，咱们家庭开支AA制吧，各自的工资各自管，共同支出平摊。＂

他说这样最公平，也能避免日后因为钱的事情产生矛盾。

我当时没多想，觉得这样也挺好，毕竟那时候大家都刚工作，手头都不宽裕，各管各的似乎更加清晰。

厨房里的红蓝两个搪瓷缸里，贴着我和他的名字，那是我们各自存放生活费的地方。

刚开始，这种方式运行得还算顺畅。

每个月月初，我们把家里的水电费、菜钱、日用品等支出平均分担。

大件物品则看谁有闲钱，谁就买了。

我们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看《新闻联播》和《西游记》，周末则和邻居们一起看露天电影。

日子虽然不算宽裕，但也过得去，毕竟那时候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

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国企改革也如火如荼地展开。

周建军所在的建筑公司难逃厄运，一波下岗潮后，他成了＂待岗＂人员，每月只有几十块钱的基本生活费。

那段时间，单位食堂也关了，发了一些补贴后就不管了，大家都自谋生路。

我记得他拿到＂待岗通知＂那天，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回家后坐在沙发上发愣，手里攥着那张皱巴巴的通知书，眼神空洞。

＂建军，别发愁，总会有办法的。＂我轻声安慰他。

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落在了我身上。

我在县财政局当会计，虽然工资不高，但好歹稳定，够我们勉强维持生计。

＂巧云，你得多体谅体谅我啊，现在这情况，我实在是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周建军坐在饭桌前，耷拉着脑袋，手里捏着那几张皱巴巴的钱，眼圈都红了。

搪瓷缸里的钱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我的那一个，孤零零地摆在厨房的角落里。

看着眼前这个曾经精神抖擞的男人变得如此颓废，我心里一阵酸楚。

＂没事，你先缓缓，等找到工作再说。＂我宽慰他，暂时承担起了家里大部分开支。

那些年，物价上涨很快，我的工资却涨得很慢。

为了省钱，我开始自己缝衣服，利用单位发的布票买些布料，下班后就坐在缝纫机前一针一线地做着。

邻居陈婶看见了，总是感叹：＂巧云啊，你这命苦啊，嫁了个这样的男人。＂

我只是笑笑：＂这有啥，现在不都这样嘛，总会好起来的。＂

可日子久了，周建军似乎习惯了这种状态。

每天除了早出晚归地找工作，回家就是看报纸、下棋、看电视。

渐渐地，我发现他找工作的积极性在减弱，有时候早上出门，下午就回来了，说是＂今天没有合适的＂。

楼下的老张头经常看到他在棋牌室消磨时间。

＂你家那口子，我看他是不想找工作了，天天跟那帮闲汉在一起混日子。＂老张头有一次悄悄对我说。

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但面上不显，只是笑着说：＂他是在找人介绍工作呢。＂

一天晚上，我终于忍不住了。

＂你就这样打算一直靠我养着？＂我放下手中的针线活，直视着他的眼睛。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是每天都在找工作吗？＂他放下手中的《人民日报》，声音提高了八度。

＂找了快两年了，连个固定工作都找不到？我看你是根本不想找！＂我也来了气，手里的布匹＂啪＂地摔在桌上。

＂你......＂他猛地站起来，饭碗磕在桌子上发出一声脆响，茶水溅到了我刚缝好的衣服上，＂我周建军在单位的时候，可是响当当的技术员！现在这情况，是我愿意的吗？＂

＂不是你愿意的，可你有想过改变吗？看看咱们小区的王师傅，不也是下岗了吗？人家现在自己做小生意，开个小卖部，日子不也过得红红火火的？＂我擦着衣服上的水渍，声音哽咽。

＂你是嫌弃我没用了是吧？嫌我拖累你了？＂他的眼睛瞪得老大，额头上青筋暴起。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声音低了下来。

就这样，我们的第一次大吵在充满火药味的空气中结束。

那晚，他没回卧室，在客厅的沙发上睡了一夜。

窗外的月光照在他的脸上，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眉头紧锁的样子，心里五味杂陈。

第二天，他很早就出门了，直到晚上才回来，手里提着一袋子菜。

＂今天我去建材市场转了转，碰到了以前单位的老刘，他说可以介绍我做点小工程。＂他把菜放在桌上，声音有些生硬但带着一丝期待。

＂真的啊？那太好了！＂我欣喜若狂，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之后，周建军似乎是被我刺激到了，开始跟一些以前的老同事接触，做起了零工。

虽然收入不稳定，但总算是有了些进项。

我们的生活也有了些起色，能偶尔下馆子吃顿饭，或者买些新衣服。

柜子里的存折也渐渐有了些积蓄，让我看到了希望。

进入新世纪后，城市发展迅速，建筑行业也开始复苏。

周建军凭借以前的人脉和经验，跟着一个老同事开始承接一些小型建筑工程。

他变得忙碌起来，早出晚归，有时候甚至连续几天不回家，说是要跑工地。

他的手上开始有了老茧，脸也被太阳晒得黝黑，但眼神里重新有了光彩。

生意渐渐好起来，他的收入甚至超过了我。

我为他高兴，觉得终于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巧云，看，这是这个月的收入！＂一天晚上，周建军兴冲冲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在我面前扇了扇。

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数目，足足有两三千。

＂太好了！＂我由衷地为他高兴。

＂巧云，我们家以后的开销，按咱们之前说的，还是AA制吧。＂他数着刚收到的工程款，对我说。

我愣了一下。

在他最困难的那几年，我几乎承担了家里所有的开支，从未提过＂AA制＂这三个字。

现在他一有钱，立马就要恢复从前的规矩。

＂行啊，那你这几年欠的部分，是不是也该补上？＂我半开玩笑地说。

＂欠的？什么欠的？＂他一脸茫然，手上的动作停了下来。

＂这几年家里的开销，哪一样不是我在负担？＂我的语气渐渐严肃起来。

＂那不是因为我当时没工作吗？现在不是找到了吗？难道你还记着这些？＂他的声音也提高了，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

＂我不是记着，只是觉得夫妻之间不应该这么算计。＂我试图解释。

＂谁算计了？当初不是你也同意AA制的吗？＂他把钱随手塞进口袋，语气变得生硬。

我不再说话。

或许是我太计较了，毕竟夫妻一场。

但从那时起，我心里埋下了一颗小小的刺，时不时就会隐隐作痛。

那天晚上，我翻出了结婚时的老相册，看着照片上的我们，年轻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照片背面写着：＂1987年8月8日，与建军喜结连理，愿我们白头偕老。＂

我的手指轻轻抚过那行已经有些褪色的字迹，不知道当初的愿望还能不能实现。

时间来到2008年，我们婚后的第十个年头。

周建军的事业蒸蒸日上，他跟人合伙开了一家小型建筑公司，负责一些装修和小型工程。

我依然在原来的单位上班，生活表面上看起来很是安稳。

我们住的还是当年的老房子，只是添置了些新家具，换了彩电冰箱。

楼下的老槐树越长越高，夏天的叶子茂密得能遮住整个院子。

然而，AA制的生活方式让我们之间的感情像是一根绷紧的弦，随时可能断裂。

我们各自有各自的账户，各自的收入，甚至各自的社交圈。

周末，他约工友去钓鱼，我则和同事逛街购物。

晚上各自刷着手机，很少有共同话题。

厨房里那两个搪瓷缸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两本存折，整齐地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

唯一联系我们的，似乎只剩下那个共同的住所和户口本上的名字。

＂巧云，我想和你谈谈。＂那天晚上，周建军一脸严肃地坐在我对面。

窗外，路灯的光透过窗帘，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什么事？＂我放下手中的毛衣针，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觉得......我们之间没什么感情了。＂他低着头，手指不停地敲打着桌面，发出＂嗒嗒＂的响声。

我没说话，其实我早有预感。

这十年来，我们像是两条平行线，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却越来越远。

＂你想怎么样？＂我平静地问，声音里没有多少波澜，仿佛在谈论别人的事情。

＂离婚吧。＂他抬起头，眼神闪烁不定，像是在躲避什么。

我沉默了很久，最后只问了一句：＂房子怎么办？＂

这套房子承载了我们十年的记忆，虽然不大，但是我们共同的家。

＂按照法律，夫妻共同财产对半分。＂他斩钉截铁地说，语气中带着理所当然。

我冷笑一声：＂这房子是我父母出钱买的，当年你一分钱没出。＂

＂但这十年来我一直在交物业费和维修基金，法律上这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他态度强硬，眼神里闪过一丝精明。

＂你忘了，在你最困难的那几年，家里的开支全是我一个人扛着？＂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那是暂时的！我现在不是有能力了吗？＂他反驳道。

就在我们争执不下的时候，电话铃声打断了我们。

是我妈打来的。

＂巧云啊，你快回来一趟，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妈妈的声音透着掩饰不住的兴奋。

第二天一早，我赶回了娘家。

＂听说了吗？咱们这片老城区要拆迁了！政府给每户人家一笔补偿款和一套回迁房！＂我妈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

＂真的啊？什么时候的事？＂我有些惊讶。

＂昨天刚通知的，街道办的人挨家挨户走访，说是要建新区，咱们这片老房子都要拆了。＂爸爸补充道。

＂补偿多少？＂我问。

＂初步估计，咱们家这套房子能拿到三四十万，还有一套八十多平的回迁房！＂妈妈掰着手指头算了算，脸上满是憧憬。

＂那太好了！＂我为父母高兴。

回到家，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周建军。

没想到，他听后眼睛一亮：＂拆迁款我也要分一半，这是法律规定的！＂

他拍着桌子，眼神里全是贪婪，那神情让我感到陌生而可怕。

我气得发抖：＂你凭什么？那是我父母的房子！＂

＂你是他们女儿，将来房子不还是你的？我们现在还是夫妻关系，按照法律，你继承的财产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他振振有词，像是早已想好了说辞。

＂周建军，我真没看出来，你居然是这样的人！＂我气得心口疼，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什么这样的人？我只是要求合理合法的分配！＂他不以为然。

十年来的委屈和无奈在这一刻全部爆发。

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嫁的这个男人，原来是这样的人。

当初我们AA制，是因为他说这样公平；当他失业时，我承担了家里的一切；当他再次有收入时，他立刻恢复了AA制的规矩；现在，他盯上了我父母的拆迁款。

＂你是不是早就想离婚了，就等这个时候？＂我猛然醒悟。

他沉默了，这沉默比任何回答都更能说明问题。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悄悄咨询律师，了解拆迁补偿和离婚财产分割的相关法律。

同时，我也与父母商量，如何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波。

我父亲听说后，气得差点背过气去：＂这个白眼狼！当年你们结婚，我们拿出全部积蓄给你们买房，他现在还想分我们的拆迁款？＂

＂爸，您别着急，我已经在想办法了。＂我安慰着老人家，心疼地看着他因生气而涨红的脸。

母亲端来一杯热茶，递给父亲：＂老李啊，别气坏了身子，我们得想想办法。＂

一天，我母亲神秘地对我说：＂巧云啊，你爸年轻时在建筑公司上班，那会儿分到了这套房子。当年为了给你们买新房，我们把房产证抵押了贷款。后来你们工作稳定了，我们就把贷款还清了，把房产证重新拿了回来。＂

我有些不解：＂这和现在的情况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母亲压低声音，生怕被外人听到，＂我们拿回房产证的时候，是2005年，那时你们已经结婚了七八年了。按照法律，婚后取得的不动产，才算是夫妻共同财产。＂

听完母亲的解释，我如同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虽然这个说法有些牵强，但至少给了我一线希望。

＂妈，您真聪明！＂我抱住母亲，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回家后，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周建军，希望他能放弃对拆迁款的要求。

＂你骗人！＂他大声吼道，脸涨得通红，＂我记得清清楚楚，你父母的房产证一直都在他们手里！＂

＂不信你可以去查档案。＂我冷静地说，＂当年他们确实把房产证抵押了，后来才赎回来的。＂

＂我不信！你们肯定是串通好的！＂他眼睛里闪着愤怒的火光。

＂随你信不信，事实就是这样。＂我转身走开，不再理会他的质问。

看着他半信半疑的样子，我心里没有一丝喜悦，只有无尽的疲惫和心寒。

几天后，周建军似乎调查过了，知道我说的是事实。

他开始软化态度，提出只要拆迁款的三分之一。

＂一分都不行。＂我态度坚决，＂你要是想离婚，我们把现在住的房子按你说的对半分。至于我父母的拆迁款，与你无关。＂

＂你这是在逼我！＂他怒不可遏，一拳砸在桌子上。

＂我没有逼你，是你自己选择的离婚，也是你自己选择的十年AA制。＂我平静地说，心里却疼得厉害，＂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我承担了家里几乎所有的开支。现在你有钱了，就想按＇法律＇来分配一切？法律也讲情理，婚姻也不只是一张纸上的数字。＂

这一番话似乎触动了他。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那我们好好谈谈吧。＂

桌上的老式台灯发出昏黄的光，照在他有些憔悴的脸上。

在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当年那个穿着的确良衬衫的年轻人，眼神清澈，笑容灿烂。

＂当初为什么要AA制？＂我忽然问道。

他愣了一下，似乎没料到我会问这个：＂我觉得这样公平啊。＂

＂公平？＂我苦笑，＂那你觉得这十年，我们之间公平吗？＂

他低下头，没有回答。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开始了漫长的协商。

期间，我父亲因为拆迁的事情操劳过度，高血压发作，住进了医院。

我忙前忙后地照顾，周建军却一次都没有去看望。

＂你爸怎么样了？＂他问。

＂还行，血压稳定了。＂我简短地回答。

＂哦。＂他点点头，又埋头看起了报纸。

这更加坚定了我离婚的决心。

最终，在律师的调解下，我们达成了协议：现在住的房子归我，他搬出去住；我父母的拆迁款与他无关；作为补偿，我一次性给他五万元作为这些年的＂物业费和维修基金＂。

签字的那天，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桌子上，照亮了离婚协议上鲜红的手印。

周建军看着我，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巧云，这十年，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我想了想，平静地说：＂希望你记住，婚姻不是账簿，感情不能AA。＂

他低下了头，没有再说什么。

走出民政局的大门，我深吸一口气，感觉整个人轻松了许多。

天空格外蓝，云朵格外白，街上的行人匆匆而过，各自忙碌着自己的生活。

离婚后，我帮父母处理完拆迁事宜，他们分到了一套新的三居室和一笔不菲的补偿款。

新房在县城东边的新区，小区环境优美，设施齐全，比起老房子不知好了多少倍。

＂闺女，你看这房子多敞亮，阳台朝南，阳光足，冬天都不用开暖气！＂老两口带我参观新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他们非要我跟他们一起住，说是家里地方大，又热闹。

＂闺女，你这些年受委屈了。＂父亲拍着我的手说，眼角有些湿润，＂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

我没有立即答应，而是租了一套小公寓，开始了独居生活。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为自己而活，不用考虑别人的感受，不用计算每一笔开支该由谁来承担。

这种感觉，既陌生又自由。

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会站在窗前，看着远处的灯火，思考着自己的未来。

一天，单位组织参观新建的科技馆，我认识了一位新调来的同事王大勇，比我大两岁，也是离异。

他待人诚恳，工作认真，说话间总是带着淡淡的幽默。

＂李会计，听说你做的红烧排骨特别好吃？＂他有一次在食堂排队时问我。

＂谁说的？＂我有些惊讶。

＂小王啊，上次单位聚餐，她回来就一个劲地夸。＂他笑着说，＂有机会尝尝呗？＂

就这样，我们慢慢熟络起来，经常一起吃午饭，下班后也会一起散步聊天。

半年后，我们走到了一起。

他了解我的过去，从不介意，反而常常安慰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重要的是从中学到了什么。＂

＂巧云，我想和你商量个事。＂一天晚上，王大勇郑重其事地对我说。

我心里一紧：＂什么事这么严肃？＂

＂我想和你结婚。＂他认真地看着我，眼神坚定而温柔，＂但是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我警惕起来，心想难道历史要重演？

＂结婚后，咱们不AA制。＂他微笑着说，握住我的手，＂我觉得夫妻之间就应该坦诚相待，钱放在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说呢？＂

听到这话，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十年的婚姻让我明白，婚姻不是一场交易，而是两个人的共同承诺与责任。

今年是2011年，我和王大勇已经结婚三年了。

我们住在父母的回迁房旁边，买了一套新房。

每天早上，我会去父母家看看，晚上回来和丈夫一起做饭。

周末，我们一家人会聚在一起吃顿饭，聊聊家常。

我们的卧室里，放着一个大红木箱子，里面装着我们的结婚证、存折和一些重要文件。

这个箱子没有锁，我和大勇都可以随时打开，拿取需要的东西。

这种信任和坦诚，是我曾经的婚姻中从未有过的。

厨房里，那两个搪瓷缸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罐，里面装着我们共同的零花钱。

有时候我会想起周建军，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听说他的公司发展得不错，也重新组建了家庭。

我没有怨恨，只有一丝感慨。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有些人只是路过，有些人却会一直陪你走下去。

最重要的是，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任何关系中，付出和回报都不应该斤斤计较。

真正的爱，从来不是用一半来衡量的。

来源：天涯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