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心理平衡是人类认知和情感过程中重要的心理现象，它一般属于社会心理学中认知及态度研究范畴。人在同外界的信息交换和社会知觉中，如果没有心理平衡原则作基础，那么从人的内在驱力直到认知的结果，都是无法产生的。中国人的心理平衡产生在因脸面及其分离而出现的架子上，这种心理
心理平衡是人类认知和情感过程中重要的心理现象，它一般属于社会心理学中认知及态度研究范畴。人在同外界的信息交换和社会知觉中，如果没有心理平衡原则作基础，那么从人的内在驱力直到认知的结果，都是无法产生的。中国人的心理平衡产生在因脸面及其分离而出现的架子上，这种心理平衡是中国人对架子心理与行为所起的心理调整作用。它的产生不但符合社会认知中的平衡原则，而且具有自身文化内涵和深蕴的哲学基础，即通常被称之为“精神胜利法”。
自我调节
20世纪初，格式塔（完形）心理学派的形成和确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这一以阐明人的知觉结构特征为己任的理论，在认知方向上给社会心理学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该理论的最重要代表人Wertheimer在知觉结构上提出了一系列原则，认为人在认知客观事物时，是按照诸如邻近、类似、封闭和完形等原则来组合它们的。这一思想为心理平衡、协调等模式出现提供了依据。以Lewin为代表的场论，把这些原则带入人的行为之中，认为个体行为的产生就以个人与其环境之间的平衡状态为前提。一旦这种平衡状态被打破，人的心里就会引起紧张，从而导致用某种行为来力图恢复平衡。作为格式塔心理学信徒的美国“朴素心理学家”Heider，几乎全盘地吸收了这些观点，开始将其应用于社会认知活动中，并通过自己的实验提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思想：一是平衡思想，二是归因思想。平衡和归因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显然，平衡状态的打破会导致人在心理上通过归因活动来恢复平衡的状态，而归因就是通过寻找某种原因线索来解决认知或情感中的紧张状态。由于这里对原因的归结，目标在于平衡心理，不是探求客观事物或事件的因果联系，因此，寻求到的原因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但这无关紧要，因为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正确归因才能恢复心理的平衡。例如，一个中国人得不到面子，如果他把这一现象归因为他自己没有给别人面子，这个归因可以是正确的，也可以是不正确的。又如，鲁迅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把她一生的痛苦遭遇归因为没有“捐门槛”，当她赎了罪后，心里就坦然了，而事实上她仍然没有摆脱先前的处境。孔乙己认为“窃书不算偷”，明明这个归因是错误的，因为他坚持这一点，所以他心理始终平衡，一直到被人打断了腿。Heider的认知平衡理论给社会心理学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它成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也产生了Festinger的认知不协调理论。该理论貌似不同于Heider的认知平衡理论，但其实质仍是以人的心理平衡为假设前提，即认为人的认知发生失调后，将会通过减弱、调整或引进新的认识因素来实现原先的不一致性。
社会认知理论使现代学者意识到，态度是人们对于特定的对象在心理上所形成的包括认知、情感和意向三个成分的系统结构。就个人的心理准备而言，他的行为倾向（意向）将受到认知和情感的双重决定。脸面作为由羞耻感和光宗耀祖发出的一种人生态度，得到了中国人的强烈认同。我们从前面的讨论中已表明它在中国个体的心理上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因此当个体、团体、家国的脸面受到他人的威胁时，如何在心理上保持平衡将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从本书做出的图12-1来看，中国人脸面上的心理平衡一般发生在自我评价和脸面运作一致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作为第一种不平衡，由于自我低估了自己，但它的正向可以使自我很快地调整（抬高）自我评价，达到脸面的进一步膨胀。中国人脸面上最大危险是负向上的不平衡，它给个体带来的羞耻感将导致个体企图通过各种方式来使自我恢复原有的平衡。西方社会心理学家是在研究人的自尊心时发现了这一点，提出了动机性的偏见，其手段就是通过防御性的归因来保护自我，比如竞选的人会将自己的失败归因于许多外在的或无法控制到的因素，即认为自己的威望和人格是无懈可击的，只是由于资金、宣传媒介等的作用导致了失败。显然用西方人的成就归己、失败归外的取向来分析中国人的脸面是无效的。中国人对于脸面上的失败，还是会通过内在的归因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酸葡萄机制”。鲁迅在《阿Q正传》的“大团圆”一章中描写到阿Q画花押时运用了这一机制：
“我……我……不认得字。”阿Q一把抓住笔，惶恐而且惭愧的说。
“那么，便宜你，画一个圆圈！”
阿Q要画圆圈子，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了瓜子模样子。
阿Q正羞愧自己画得不圆，那人却不计较，早已掣了纸笔去，许多人又将他第二次抓进栅栏门。
他第二次进了栅栏，倒了并不十分懊恼。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惟有圈而不圆，却是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于是他睡着了。（第1卷，第524页）
阿Q在此时一次次遇到了丢脸的危险，心理上开始出现“惶恐”、“惭愧”、“被笑话”、“羞愧”，但都很快地一次次平静下来，既“不懊恼”，也能“释然”，还能很快入睡，其根本在于他作了两次归因。第一个归因是，人一生中抓进抓出，画圆圈是常有的事，这点在大方向上取得了重要的平衡，第二个归因是只有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这点又洗掉了他的一个小污点。可见在脸面遇着丢失时，在心理上进行内归因是非常重要的过程。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在丢脸时一般不作外归因呢？比如阿Q被小D打，他可以归因于“场地”、“衣服累赘”、“小D强壮”等，圆画不圆是因为“笔不好用”、“没有地方坐”、“好久没练习了”等。这里面恐怕有三个因素的影响。第一，我们讨论的归因是对脸面失败的归因，它既不同于普通的成就，也有别于自尊心，也就是说对脸面失败进行归因，应该力图在归因中找回失去的脸面，而外归因虽然能对脸面的心理平衡恢复起一定的作用，但强度不如内归因高。假如阿Q认为打不过小D是因为场地不好，虽能削弱自己失败引起的惭愧，但不如“儿子打老子”的平衡性强或平衡恢复得快。我们提及，辈分是面子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在心理上降低对方的辈分，不仅仅是削弱失败的羞耻感，简直是一种面子上的胜利。第二，中国人互动模式不愿意使自己为保全脸而不顾面子，或者说为保护自我形象而伤害彼此关系。假设阿Q会画圆，而他画不好的原因真的在于笔不好用，那么他做出这种归因就是不给审讯大人面子了，何况他本身就不会画圆，做这样的外归因伤害对方更明显。所以脸面在自我形象和他人关系这一连续体的特征上，导致丢脸者往往通过自我的置换来达到平衡，因而阿Q又用“孙子才画得圆”这种辈分上的准优势来恢复倾斜的心理。第三，以上两种自我调节的取向在根本上还有赖于中国的社会传统、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的哲学思想为此提供的非常充分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节做专门的讨论。
现在，我们再把注意力转到脸面的行为上来。社会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证明，行为既受人的态度限定，但又不必然同态度一致。作为一种表现于外的活动，它同作为态度的内在活动的主要区别，是其外显行为将受到环境（情境）的左右，情境压力会使个体态度在表达时做出调整，以适应特定的情境。因此心理上的协调可以以自我封闭的方式通过归因实现自我辩解，而行为上的协调面临着它既要和态度保持一定趋向，又要受环境的压迫，还存在着无法收回即后悔的问题，或者说，心理过程怎么调整，包括推倒重来都可以，可一旦成为言语就成为一种对他人的影响。为了防止出言不逊，中国人沟通先以面子为先，一切先讲客套，而不轻易表达真实意图，或者不搞清楚对方意图，自己不先表态。如果在交流中发现自己的态度、行为与环境间不一致，那么就必须在行动上（不是心理上）做出调节，以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来迁就情境的变化，这样既保全了自己的面子，也给了他人面子。下面我们分析一下鲁迅提起的一个事例：
相传前清的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经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第6卷，第126页）
这一个案中的大官人的原本态度、行为和情境是一致的——应为不给对方面子，即内心不同意给利益，嘴上（行动上）说不答应要求，情境中不怕洋人威吓。但现在逼到了这三者间的不一致，内心不想给，行动上不得不给，情境中怕洋人压，显然这里面临着既丢利益又丢脸面的问题。解决的方式是重新协调这三者的关系：结果出现了“利益”上的一致性和“脸面上”的一致性，也就是给洋人利益（态度、行为和情境一致）。而让洋人走边门（态度、行为和情境一致）。好在洋人只要利益，不要面子。另一种行为取向就是情境中心决定法，即因为中国人认为情境比态度更重要，因此中国人也会根据自己的情境来决定使用何种态度和何种行为，进而显得老于世故或圆滑——表里不一，奉承拍马，见风使舵，八面玲珑。如果为此出现心理失调，就在另一个情境中得到补偿，比如臣听命于君，便变本加厉地使唤仆从；丈夫在单位受气，便回家训斥妻儿等。这在社会心理学中称为寻找“替罪羊”。
精神胜利法
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中国人在行动彻底失败之际所发生的面子保全方法。鲁迅说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那么这个纲领在运行中完全失败了，怎么办呢？反败为胜的方法就是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方法，本节要考察的是为什么中国人能用精神上的胜利来替代实际的或行动上的胜利呢，或者说究竟精神胜利法对讲究脸面的中国人来说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分析精神胜利法可以先从态度概念入手。通过上一节的讨论，我们得知，精神胜利法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在个体的心理上筑起一道防御机制，以抵御脸面整饰的失败所带来的心理不平衡。在西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研究者们一般发现，态度的防御方法可以是竭力歪曲信息，以稳定已有的认知和情感。实际上，这一方法已把原先的态度变成了偏见。美国社会心理学家Aronson认为：“如果一个人发表了一个难于从外部为之辩解的观点，这个人就会尽力使自己的态度与那个观点更一致，以便在内部为之辩解。”（阿伦森，1985，第135页）外部辩解相当于外归因，当它无效时，则只好用内归因来证明自己的态度的正确，即使是偏见或歪曲事实也在所不惜。因此他的态度就同内归因趋向为一种相互可证的一致性思路，他的辩解也就能够成立了。我们可以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柏林公使刘锡鸿的言论中证实上述原则。作为一个耳濡目染西方文明的中国人，原可以改变自己“尊夏攘夷”的态度，但却在当时开始歪曲西方文明，并作了这样的归因：西方政俗的长处，不是“暗合”中国圣人之教，就是学了我们圣教的一点端倪，可见反过去学西方是没有必要的。那么，西方有的、中国没有的事物，中国人应抱什么态度呢？刘锡鸿又做了这样的归因：
中国自天开地辟以来，历年最多，百数十大圣继起其间，制作日加精备，其言言理之深，有过于外洋数倍者。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得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此其理非可骤语而明。究其禁奇技以防乱萌，揭仁义以立治本，道固万世而不可易。彼之以为无用者，殆无用之大用也夫！（1981，第110页）
西方国家的富强，被刘氏一归因，就变得那么微不足道了，说来说去还是不如中国，可见中国的仁义道德是最好的。这种辩解方向就是来自内部而非外部。刘氏没有大谈什么地理、科技、商品之类，而是在心理上就排斥其他文明。具有这种态度，归因自然也就同态度趋于一致了。一个出使欧洲的人都有这样的态度，那更不用说当时未能出国的士大夫们了。从明代起，随着国际交流的频繁，来访使节在中国皇帝面前是否行跪拜礼已成为一个很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大，就是因为这点触及中国人的脸面。在中国人看来，作为天子的中国皇帝当受到天下所有人的跪拜，而那些夷、狄、蛮等国之人也不能例外。这些小国之人的地位连普通的中国人都不及，哪里还能和真龙天子平起平坐呢？事实上，这一观念已被分布在华夏周围的小国所接受，但在西方人面前则遭到了反抗。1793年，英国使节Macartney来中国谈判通商一事，并随身带来了六百箱贺礼（为乾隆八十大寿），这本是一件给中国人脸面的事。
但作为一个西方人，在是否行三跪九叩之礼上与中国人发生了争执，他至多只愿意在符合对其本国君主的礼节限度内行礼。这件事使乾隆大为恼怒，不但拒绝了英国通商贸易的请求，而且轰他提前回国。在中国官员看来，这已算是很客气，够给对方面子的了。而1816年再次发生这类问题时，情况要比上面严重多了。英国又一使节Amherst来华要求通商，中国官员为了避免上次事件重演，想出了一个拙劣的办法，让Amherst在大沽一上岸便用木轮马车驾着他，马不停蹄地直往北京，以用疲劳战来实现他到达时站不住之目的，使他不得不行跪拜礼。谁知到了京城后，Amherst仍不屈从，以致中国大臣几乎动手拖他跪下。就为这一问题，嘉庆皇帝下了逐客令，退回所有的“贡礼”。最终，这件事之所以能平息，是我们对Amherst不能下跪归因为他生病了，这算是给了皇帝面子。嘉庆皇帝在Amherst回国时也“给了点面子”，送了点中国礼品和写了封客气的敕谕（佩雷特普，1993）。但无论如何，西方人三番五次地“羞辱中国皇帝”，不给中国“天朝面子”，中国人不得不使用精神胜利法了，产生了诸如“禽兽不配行三九之礼”的高论（萧功秦，1986）。这同阿Q的“儿子打老子”、“孙子才画得圆”如出一辙，即既歪曲了外部信息，又从内部作了辩解，心理得到了平衡。当时的中国官员如此，那么普通百姓的心态如何呢？义和团运动作为一种反抗洋人的侵略之举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其中一些社会心理层面上的问题也很值得回味。最初该运动在山东兴起时，就产生了关于用念咒降神的方法可以打败敌人的迷信，后来天津、保定、通州的百姓们越来越对此深信不疑。面对敌人的洋枪洋炮，人们认为只要念咒就可以刀枪不入，可以使洋人枪不响，可以使教堂起火，还可以从空中盗走洋人大炮上的螺丝。后来的咒语中又加进了中国许多小说中的英勇善战之将来助战。如：
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叱、木叱、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转引殷海光，第184页）
这并非一时解恨的咒语，而是当时人们心理上的一种共识。尽管这是不可能的，但一有人怀疑，便遭众人的斥责。因此民众在心理上（态度上）已完全实现了通过歪曲信念来从内部辩解的转换过程，精神胜利法开始出现了奇效。当然，现实的残酷性是无庸置疑的。义和团失利并非精神胜利法所能改变，但作为一种平衡心理的重要方法，人们仍然拒不改变态度，而是做了如下的归因：比如在天津城外的战斗中，有义和团人负伤送回时，义和团首领说，双方交战时，有逃难妓女在旁，造成“刀枪不入”的法术失灵。还有一种归因是：“义和团本是神兵神将，灭洋人本不难。今所以不能扫平者，实因大多不信之人，得罪于众神仙。故法术往往不灵，且时候尚未到，刻下与洋人合仗，实是谬天而行，待时候一到，洋人自然绝灭。”（萧功秦，1986，第224页）
说到底，精神胜利法就是在有强烈的脸面心理（形象、自尊或自大）面临失落时产生的一种以自我辩解方式而获得的心理平衡法。根据认知不协调理论，心理上的不平衡一定是有两种不一致的认知使态度持有者处于一种困境，而减弱这种不一致或改变某种认知，甚至引进其他的认知因素都在于重新恢复到一致的状态。上述的刘锡鸿的“中国文明天下第一”和“西方的电气在中国没有”、天朝心态中的“天子乃四海万民之父，必使万民叩拜”和“一夷国使节不叩拜”，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战无不胜”和“战斗失利”等之间都出现了严重的认知不协调。改变这种方式是多样的，但关键问题是，中国人选择了“精神胜利法”来达到这种新的一致。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人的许多心理和行为又一次滑向这一“公式”之中。尽管此时此刻的社会文化背景有了很大的改变，传统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清洗，但“精神胜利法”仍是中国人平衡认知的重要手段。这一时期的口号五花八门，但其背后却隐含着中国人想用精神作用来战胜客观现实，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十三万斤”、“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的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工人阶级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跑步实现共产主义”、“二十年赶超英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这些口号一直给中国人带来过精神上的极大满足，其中每一个口号都是在歪曲了客观事实的情况下从内部发出的“豪言壮语”。人们似乎认为这些口号喊得响，就可以使中国富强起来。从目的意义上看，这还是争脸面的心理在支配着人们，不过为了树立一个“良好的”（实际是虚幻的）形象罢了。1976年唐山地震过后没几天，街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标语，“它来一次地震，咱来一次革命！”“人民自有回天力，泰山压顶腰不弯！”“别看唐山遭了灾，大庆红花照样开！”甚至有人在比较国力时，说中国人多的好处是每人吐口唾沫，就可以淹死来犯者。
挽回与解脱
以上我们只是从态度入手，在现象上分析了自我调节和精神胜利的一般原理。本节要考察的是，中国人的精神现象除了社会心理学中的有关基本原理外，作为决定个体态度认知的价值核心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换句话说，也就是决定中国人精神胜利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只有说明这一问题，我们才能在根本上揭示其心理内涵。
正如前两节所说的，精神胜利法一般是在脸面失败时为平衡心理而进行的一种自我调节。但中国人在讲究脸面时，由于我们所讲的面具、表演、自家人、和为贵等的介入，使一般的情境中不至于总是使用精神胜利，而是在行动前就做好一种挽回的准备。可见挽回和解脱虽说都具有平衡心理的作用，但含义有所不同。挽回一般是指表现于外的，通过重新来过，力图恢复脸面的行为，而解脱（也就是精神胜利）是在无法挽回时自己给自己台阶下。因此前者是对恢复脸面抱希望的行为，后者是对恢复不抱希望的心理。另外从哲学角度来看，挽回的哲学基础是儒家的，而解脱的哲学基础是道家和佛家。
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挽回的问题。为什么挽回属于儒家的范围呢？我们知道，儒家属于入世哲学，它假定每一人通过努力都可以成为圣人或君子。因此当一个人在为此理想奋斗的过程中遭到失败，只要他不气馁，就可以重新做人，获得成功。中国人愿意在求功名的道路上一次接一次地失败，一次接一次地尝试，都包含了挽回的问题。因为一旦成功，他本人连同他的自家人都会有雪洗耻辱和光大门楣的自豪感。我在前面的定义中提出：挽回面子是指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重新恢复。从理想型上分析，一个人丢脸或丢面子是因为他形象塑造（规矩行为）上的失败而引起的失去或降低了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而挽回脸面就是再建印象整饰，并以此恢复原先的心理地位。从脸面的动力上看，挽回还可能进一步加强脸面的动力。因为一个体有了耻感后，他会为洗掉耻辱而更加发奋，前面所谈到的苏秦就是一例。这种动机常被中国人用“韩信胯下受辱乃成大将军”来激励受侮辱之人。这其中也隐含发奋者将通过努力来获得更多的脸面资源。但在脸同面子分离时，中国人有时可以直接从面子资源的获得上来挽回，而不必通过个人的努力。这时他靠的是金钱、后台、关系等获得他本不应该得到的成功。我同一个小城里面的一个干部谈过一次话，说起他的儿子在学校表现不太好，他找不出好的管教办法，结果他想出一招妙计，就是给他的班主任送了些礼，让他多关照。后来他儿子评上了三好学生，高高兴兴地把奖状拿给他看，他就猛夸他儿子了不起。我正好在场，等他儿子离开后，他对我说：“我是给老师送礼的，他不知道”，然后对我挤挤眼睛。这个事例很小，好像很不起眼，但我看中国许多部门行业的重大评审评优，用的都是这一招。
中国人脸面的挽回的可能性也同儒家思想有直接的关系。它表现出人在行动过程中以不羞辱他人为原则。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里仁》）孔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论语·公治长》）“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论语·颜渊》）孔子的这些思想和他的“仁”、“义”、“忠”、“信”等在逻辑上是相通的。与人相交，重要的是和睦和有感情，如果因为争论、忠告、提意见伤了和睦和感情，那么不但有辱对方，而且自己也遭来侮辱。虽然孔子并不叫人放弃是非、原则，但他重心落在了“不辱”上。于是，人们在实践中很容易朝“事不关己”、“少说为妙”或“明哲保身”方向上走。结果中国人一般不当面向对方提意见，只提希望；一般写个人小结不写缺点，只写今后要注意什么；学术界开学术会议也不就问题进行必要的争论，而让有头面人亮亮相，坐在主席台上，轮流做个报告，得到一些掌声；在日常说话时，恭维话直接说，风凉话只能私下说，指责之言不说，不知该不该说就绕着说；如果对方把这种迂回的话理解成是变相指责，那么绕话的人就有理由（用迂回的余地）说不是这个意思；如果对方将其理解成变相赞美，那么这种迂回又会比直接恭维更有效，因为其中包含了一种中国式的沟通技巧，而直接吹捧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看来是“直白”、“肉麻”的；如果双方为一事不得已发生了争论，“得理让人三分”又会使占上风者给对方面子，或让对方下台，以使对方有可能挽回自己的面子。
脸面的另一种挽回方式是自己给自己台阶下，这种方式一般发生在对方不给脸面的时候。丢脸者认为，自己为自己铺设的台阶是可以挽回脸面的，这时最常用的熟语有“走着瞧”，其中隐含说话者事实上已认输，只是面子上的不服输。其它有“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丈夫能屈能伸”、“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三十六计走为上”、“二十年后又一条好汉”等等，这些熟语的主要功能仅仅是挽回脸面而已，并不能成为对将来的预言。钱书对这一点作过说明：
……“吾闻败者不羞走，所以全也。”按卷一五陈王植《请招降江东表》：“善战者不羞走。”后来流传《南齐书·王敬则传》：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此语遂为所掩。参观《左传》卷论僖公二十八年。古罗马称引希腊人语：“不胜且走，以便再斗”；近世意大利谐诗：“死得其正，一生有耀；逃及其时，余生可保”。“败不羞走”，可兼二意：卷土重来，则“不羞走”，有远计也；望风苟免，则“走”而“不羞”，是厚颜也。厚颜之不羞每自文饰为远计之不羞，藉口于杜牧《题乌江亭》所谓：“包羞忍耻是男儿”，如吕本中《兵乱后杂诗》所谓“全躯各有词”（《瀛奎律髓》卷三二引，《东莱先生诗集》未收）。盖虽不羞为之，却尚羞道之。（1979，第三册，第1093～1094页）
对脸面的挽回而言，真的卷土重来，也是旨在洗去耻辱，仍是真正的挽回脸面。从此一蹶不振或东躲西藏，无脸见人，仍因有话在前，保全了脸面。前者是真挽回，后者是虚挽回，无论前者或后者，都在调整心理不平。
以上这种挽回的方式对脸面来说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儒家似乎没有过多地考虑过：如果一个人的形象彻底大失败，应该怎么办。“不成功，便成仁”是一种忠君和烈女常选择的方式，但儒家本身对生命的重视又使更多的人并不选择以身殉节这条路（这点同日本的耻辱观不同）。《荀子·正论篇》说：“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人皆以见侮为辱，故斗也，知见侮为不辱，则不斗矣。”从这里开始，对脸面的挽回开始向道家、佛家的思想靠拢。不借助道佛思想则无法使处于这一境的人解脱，于是老子、庄子和佛教的一些思想便成为中国人身败名裂时的一种镇静剂。其基本原则是先将自我封闭起来，使之成为一自足体，然后因平衡的需要作“大我”、“小我”、“有我”或“无我”的调整。“大我”就是在精神宇宙中扩大自我，以补偿在现实世界中的失落，清人郑板桥说：“……失路名家，落魄贵胄，借祖宗以欺人，述先代而自大，辄曰：彼何人也，反在霄汉，我何人也，反在泥涂”（《郑板桥集·与舍弟书》）。阿Q心想：“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为了争第一，已把社会标准抛弃，只有在自己身上找出第一的东西——癞头疮、自贱。要想实现这一步，前提条件就是要在心理中按照自己的意志，把对世界原有的认知重新进行组合，庄子的哲学为此提供了理论基础，庄子说：
北海若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稠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庄子·秋水》）
由此，一个人无须把他人对自我的评价看得太重，整个宇宙可贵可贱，无贵无贱，可大可小、无大无小，关键是你怎样看。作为一个要想平衡自己心理的人，完全可以把自我和宇宙齐一，也可以达到无我的境界：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动不为利，不贱门隶；货财弗争，不多辞让；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争力，不贱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异；为在从众，不贱佞谄；世之爵禄不是以为劝，戮耻不足以为辱；知是非不可为分，细大之不可为倪。闻曰：“道人不闻，至德不得，大人无己。”约分之至也。（《庄子·秋水》）
显然“有我”（无论大小）还含有对人世间的依恋，而进入无我境界，才能真正达到道德的最高境界。冯友兰在《新原人》中把人的境界划分为四层：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道家和佛家似乎都处于天地境界：
……然天地境界，又有似乎混沌。因为在天地境界中底人，最后自同于大全。……所以自同于大全者，其觉解是如佛家所谓“无分别智”。因其“无分别”，所以其境界又似乎是混沌，不过此种混沌，并不是不及了解，而是超过了解。超过了解不是不了解，而是大了解。我们可以套老子的一句话说：“大了解若不了解”。（冯友兰，第四卷，第558页）
照冯友兰的看法，名誉问题是功利境界中的人的目的，也是“为我”和“自私”的。那么人一旦在这一境界中失败，其境界反而高了，这对人生算是一个讽刺。不失败、不痛苦对人类来说可能用不着宗教。而对中国人来说，没有脸面的彻底失败，又怎么会有精神胜利法呢？从这一观点来看鲁迅所说的“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可以算是一个新解。中国君子对于道佛的偏爱恰好又多是在其不得志之际：
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坛缠其身。（杜甫）
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李白）
古来万古一熟眠，安用虚名传不朽。（韦应物）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白居易）
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王维）
味无味处有真乐，材不材间过一生。（辛弃疾）
我有平生志，醉后为君陈：人生百岁期，七十有几人？浮荣及虚位，皆是身之宾。唯有衣与食，此事粗关身，苟免饥寒外，余物尽浮云。（白居易）
上述的这一挽回与解脱使中国人悟出了一消极的智慧。在《增广贤文》中以一句话作了概括：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中国人只要讲知足、安分，哪来这些苦恼呢？这对于守规矩而又丢了脸，却无法挽回的人来说，更为有效。
来源：考古研史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