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父亲从老式竹躺椅上起身，推了推鼻梁上的花镜，透过小院里那株腊梅的枝丫望了望：＂来就来呗，你不见他，我去打发了。＂

＂爸，那个山猫子咋又来了？＂我擦着头发问，听见院门外熟悉的自行车铃声。

父亲从老式竹躺椅上起身，推了推鼻梁上的花镜，透过小院里那株腊梅的枝丫望了望：＂来就来呗，你不见他，我去打发了。＂

＂算了，我自己来。＂我放下粗布毛巾，整了整衣服，深吸一口气，径直朝院门走去。

那是1988年的夏天，闷热得连房檐下的燕子都懒得叫唤，我二十岁，正在县棉纺厂做工，起早贪黑地攒钱，盼着改善家里的生活。

那也是我生命中最灰暗的日子，因为憧憬了四年的爱情，被一纸薄薄的来信击得粉碎。

江涛，我高中时的同桌，后来的男朋友，参军考上军校后，一步步走得风光无限，而我，却被他甩在了小县城的尘埃里。

记得他高中毕业那年立下的誓言，拍着胸脯对我说：＂淑芳，等我从军校回来，咱就结婚，到时候带你去大城市，让你也见见世面。＂

我信了，全心全意地等了三年，和远在军校的他书信往来，费尽心思地做漂亮的小挂件托人捎去，把厂里的四块钱津贴省下来买纸笔和邮票。

谁能想到，随着他肩上军衔的增加，我在他心里的位置却像那些褪色的信纸一样，日渐模糊。

＂部队条件特殊，组织上建议我们这批军官最好找军内的对象。＂电话那头的声音，陌生得像换了个人，还带着一股子我从未听过的京腔。

那年没有手机，我是从大队部的电话亭里接到这个电话的，戴着白手套的话务员阿姨看我脸色不对，关切地问：＂闺女，是不是家里出事了？＂

我摇摇头，捏着一角钱的电话费，走出电话亭时腿都是软的。

村里人都说杨淑芳被甩了，还笑话我爹杨师傅：＂你闺女不是总夸自己对象当了军官吗？咋没见人来提亲呐？＂

连隔壁李婶买菜回来都要隔着矮墙喊一嗓子：＂老杨家的，那些相好的军官公家的被褥不好睡啊？＂

我气得牙根痒痒，却又无力辩驳，只能把自己关在屋里，趴在枕头上偷偷哭泣。

五月的一天，我和往常一样骑着厂里发的二八大杠去上班，经过老柳树时，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喊我。

＂淑芳！＂

我猛地刹车，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江涛站在那里，军装笔挺，皮鞋锃亮，脸上却满是愧疚。

＂你怎么回来了？＂我的心怦怦直跳，莫名升起一丝希望，＂是不是想通了？＂

江涛摘下军帽，低着头：＂对不起，淑芳，我是专程回来跟你当面说分手的。＂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站在原地像被雷劈中。

＂为什么？＂我颤抖着问，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江涛支支吾吾，双手不停地摆弄着军帽，＂我在军校时认识了一个女同志，她爸是团长，和我一个系，学习好，条件也……＂

我没等他说完，骑上自行车就往河边跑，任凭他在后面喊我的名字，我只想逃离这一切。

那天雨下得很大，像是老天也在为我哭泣，自行车车轮打滑，我的心像刀绞般难受。

＂活该！谁让你痴心妄想攀高枝！＂脑海里回荡着村里人的嘲笑。

抹着眼泪骑得飞快，不知怎么的，自行车在河堤上突然失控，我连人带车滚下了陡峭的河堤。

河水灌进鼻子，刺得我喘不过气，我感觉自己在下沉，却没有挣扎的力气，反而有种解脱的感觉。

＂就这样算了吧，反正活着也没啥意思了。＂我朦胧中想。

恍惚间，一双有力的手把我拽出了水面，我听见有人在喊：＂坚持住！别睡！救护车马上来了！＂

我醒来时，已经在县医院的病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嘴里全是苦涩的河水味。

病床边坐着一个陌生男人，瘦高个子，戴着一副圆框眼镜，面容憨厚，见我醒了，松了口气：＂你终于醒了！＂

父亲进来，又惊又喜：＂闺女，可把爸吓死了！你这是咋想的啊？＂

原来，是这个叫钱伟的年轻人救了我，他是县文化馆的宣传干事，那天正好去河边写生，看见我掉进河里，二话不说就跳下去了。

＂闺女，你这条命是钱老师给的，别再胡思乱想了，＂爹坐在床边唠叨，一边擦眼泪一边叹气，＂那个当兵的不要你，天底下的好后生多着呢，何必想不开？＂

我没有解释那只是意外，不是我想轻生，但我知道无论如何辩解，村里人都会认为杨淑芳被甩了寻了短见。

出院后，我闷闷不乐地回到厂里上班，总是一个人默默无语，连姐妹们叫我去跳舞都推辞了。

没想到，钱伟经常来家里看我，每次都带些小礼物——自制的书签、画着小花的笔记本，还有一次是厂门口新开的冷饮店的雪糕。

他比我大五岁，性格内向，说话总是吞吞吐吐的，却有着惊人的才华。

有一次，他给我看他画的工厂速写，几笔就勾勒出织布车间的繁忙和工人们的神情，连我们车间主任那标志性的大肚腩都惟妙惟肖，把我逗得直笑。

＂姑娘家笑起来多好，别总板着脸。＂钱伟推了推眼镜，腼腆地说。

那是我出院后第一次笑，仿佛冰封的心被什么东西轻轻敲开了一道缝。

＂我想请你去看一个展览，＂一天，钱伟鼓起勇气邀请我，手里捏着两张票，＂县里办的庆祝改革开放十周年书画展，有我几幅作品。＂

我犹豫了，出院这段时间我几乎足不出户，就是去上班也是行色匆匆，生怕遇到熟人打听江涛的事。

＂去吧，＂爹在边上插嘴，＂总比整天闷在家里绣十字绣强，都绣了多少枕套了？赶上你奶奶的陪嫁了。＂

展览在县文化馆举办，墙上挂满了各种国画和油画，主题是＂改革开放十年的沧桑巨变＂。

钱伟的画挂在最显眼的位置，一系列描绘普通工人生活的写实作品——纺织女工在机器旁专注的神情，拖拉机手擦汗的瞬间，还有一幅市场上菜农和顾客讨价还价的生动场景。

＂你画得真好，＂我由衷地赞叹，＂把大家的样子都画出来了。＂

＂这是我的理想，＂钱伟难得地侃侃而谈，＂我想记录下这个时代普通人的面孔，他们才是改革开放的真正主角。＂

我跟着他看完了整个展览，最后停在一幅画前，上面是河边的晨雾，一个模糊的人影站在河岸边。

＂这是什么？＂我好奇地问。

＂那天救你时看到的场景草图，＂钱伟不好意思地说，＂我那天本来是去画晨雾中的河面，没想到……＂

他没继续说下去，但我突然明白了什么，不只是那天，我仿佛看到了许多个被我忽略的瞬间——钱伟在厂门口＂偶遇＂我下班，默默递来的保温杯里的菊花茶，雨天为我撑伞时小心翼翼的样子。

＂为什么是我？＂我不解地问，＂县城这么多姑娘，为什么偏偏关注我？＂

钱伟推了推眼镜，害羞得耳根都红了：＂你在纺织车间工作时的样子，特别美，认真又专注，像是在做一件神圣的事情。＂

我愣住了，想起那是三年前的事情，那时江涛刚去军校不久，钱伟居然那时就注意到我了？

回家路上，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钱伟告诉我，他一直关注着我，却不敢靠近，直到那天的意外。

＂我怕你不喜欢我这种书呆子，＂他腼腆地说，用手指比划着，＂我又窝囊，又没本事，连说话都结巴，但看到你掉进河里，什么都顾不上了。＂

那一刻，我忽然发现，原来真心可以如此安静，却又如此坚定。

＂以后别再叫我山猫子了，＂钱伟忽然说，＂村里人都这么喊我，说我整天猫在文化馆里不出来，跟山猫子似的。＂

我忍不住笑了，第一次注意到他长长的睫毛和认真时微微皱起的眉头，心里泛起一丝涟漪。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渐渐走出了阴影，不再为江涛黯然神伤，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钱伟经常带我去看露天电影、县图书馆的新书，有时候骑着自行车去郊外写生，给我讲他在美术学院学习的趣事。

他的世界和我以前想象的完全不同，没有江涛军装的威严和阳刚，却有诗意、温暖和对平凡生活的热爱。

工厂的大喇叭里不再播放《军港之夜》，而是《枉凝眉》和《渴望》的主题曲，姐妹们围着收音机热议剧情，而我发现自己的心情也跟着轻松起来。

＂伟哥，你看《渴望》了吗？＂我学着同事的口气喊他，两个人并排骑车回家，＂刘慧芳太可怜了。＂

＂看了，＂钱伟笑道，＂但我觉得她挺幸福的，至少遇到了真心爱她的刘全有。＂

＂那你是刘全有，我是刘慧芳咯？＂我半开玩笑地问，说完就后悔了，生怕把天聊死。

钱伟骑车的速度慢了下来，认真地说：＂我希望比刘全有做得好，不让你受半点委屈。＂

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这个瘦高个子、戴眼镜的文化人，虽然没有江涛的潇洒和帅气，却有着让人心安的踏实感。

在一个满月的夜晚，钱伟送我回家时，突然拿出一个信封。

＂这是我画的你，＂他害羞地说，＂还有我想对你说的话，你回去看吧。＂

那晚，我在煤油灯下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幅素描——工作中的我，眉头微皱，专注地操作着纺织机。

画面角落写着：＂淑芳，我不擅长表达，但我想告诉你，不管你怎么选择，我都希望你幸福。你值得最好的生活，哪怕那里没有我。如果有一天，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我会用一生来珍惜。＂

我哭了，不是为了江涛的负心，而是为这个默默守护我的人。

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不是轰轰烈烈的承诺，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不是耀眼的军装，而是雨中为你撑起的一把伞。

第二天一早，我对爹说：＂爸，我想去文化馆学画画。＂

爹惊讶地看着我，筷子都掉进了稀饭碗里：＂学画画？你不是一直说要在纺织厂当技术工人吗？还说要考工程师？＂

＂人总是要变的，＂我笑着说，擦去爹脸上沾的米粒，＂我想试试新的可能，反正厂里也不加班，下了班学学画也挺好。＂

爹望着我，眼中既有担忧又有欣慰：＂是不是那个钱老师......＂

＂我就是想学画画，＂我撇撇嘴，＂再说了，天天做一样的活儿，手都磨出茧子了。＂

钱伟很高兴能教我画画，每周抽两个晚上在文化馆的小教室里，耐心地教我构图、用色，从最基础的铅笔素描开始。

虽然我天赋平平，但他从不嫌弃，总是鼓励我：＂艺术不在于技巧，而在于感受生活的能力。＂

慢慢地，我开始发现生活中的美——晨曦中的工厂烟囱，邻居家晾晒的五颜六色的衣服，工友们粗糙而有力的手，还有钱伟专注工作时的侧脸。

厂里的女工们都笑话我：＂杨淑芳，被军官甩了，现在找了个戴眼镜的文化人，真会转移目标！＂

有人更是直接：＂钱伟家里比你们家还穷，他爹是农村教书的，一个月才四十多块钱工资，你嫁给他有啥出息？＂

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动怒，只是微笑着整理画夹：＂人各有志，我现在挺好的。＂

生活刚有起色，变故又来了。

1989年底，厂里效益下滑，开始精简人员，我是新进工人，名列裁员名单之中。

＂不如回乡下吧，＂爹叹气道，＂你二舅说他砖厂缺人，去了管吃管住，一个月还有六十块。＂

我摇头：＂爸，我想留在县城。＂

回到乡下意味着和钱伟天各一方，也意味着我又要回到那个被流言蜚语包围的环境中，我不想再过那样的日子。

钱伟知道后，提出了建议：＂县里在筹办一个纺织品展览，需要有经验的人做顾问，你要不要试试？＂

就这样，我开始在县文化馆做临时工，负责一个关于纺织工艺的小展览，工资比厂里低，但我能接触到更多有趣的人和事，更重要的是，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我把在厂里学到的技术知识和老工人们的经验整理成资料，制作了一个小型的纺织工艺展，从原料到成品，配上钱伟画的插图，简单却生动。

＂杨同志，这个棉布挂毯的构思很好！＂文化局的领导来检查工作，对我的创意赞不绝口，＂把传统手工艺和现代设计结合起来，很有新意。＂

就在展览结束的那天，一个意外的访客出现了——江涛，穿着笔挺的军装，肩上的军衔比上次见面时又多了一颗星，站在展厅门口，一脸惊讶。

＂淑芳，我听说你在文化馆办展览，特意来看看。＂他的声音里既有尴尬，又有惊讶。

我平静地看着他，不再像从前那样心跳加速：＂谢谢，请随便参观。＂

江涛跟着我走过展厅，不时点头称赞，眼中的惊讶越来越浓：＂没想到你现在...变化这么大。＂

＂人总是要往前走的，＂我微笑着说，心里已没有往日的波澜，＂听说你现在是连长了？恭喜。＂

我们像两个客气的陌生人，隔着一层无形的距离。

走到展厅尽头，江涛突然问：＂你和那个画家...是什么关系？＂

＂他叫钱伟，＂我看着墙上钱伟为展览创作的海报，＂是我的未婚夫。＂

江涛明显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挺好的，祝福你。＂

离开时，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终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望着他的背影，我忽然发现，曾经以为刻骨铭心的感情，在时光的冲刷下，已经变得如此轻如鸿毛。

那天晚上，钱伟送我回家，我把遇见江涛的事告诉了他。

＂你...后悔过吗？＂钱伟小心翼翼地问，声音里有一丝不安。

＂后悔什么？＂

＂如果当初江涛没有退婚，你现在就是军官夫人了，可以住军队大院，吃供应粮，还能去北京，去大城市......＂

我笑了，伸手整了整他歪斜的眼镜：＂那我就不会掉进河里，也不会遇见你，更不会发现自己还能做这么多事情。＂

我停顿了一下，认真地说：＂我现在每天都很充实，很开心，有什么好后悔的？＂

钱伟紧紧抓住我的手：＂淑芳，我想正式向你求婚。不是因为我救了你，也不是因为你现在失业了需要依靠，而是因为这一年来，我更加确定你就是我想共度一生的人。＂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里面是一枚简单的银戒指，在月光下泛着柔和的光。

＂不是金的，＂他不好意思地说，红着脸，＂但这是我第一次拿稿费买的东西，存了三个月。＂

我看着这枚朴素的戒指，想起了这一年的点点滴滴——从绝望到重生，从自卑到自信，从被爱到学会爱。

这不仅是一段感情的开始，更是我人生的转折。

＂我答应你，＂我伸出左手，＂但有个条件。＂

钱伟紧张地问：＂什么条件？＂

＂以后不许再画我工作的样子，＂我佯装生气，＂我每次都是皱着眉头，像个老太婆。＂

钱伟笑了，小心翼翼地将戒指戴在我的手指上：＂那我就画你笑的样子，一辈子都画不完。＂

1990年春天，我和钱伟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在县招待所办了十桌酒席，只请了双方亲友和同事。

爹喝得微醺，拉着钱伟的手说：＂闺女这辈子就交给你了，她命苦，你可得好好待她。＂

钱伟郑重地点头：＂叔，我一定对她好一辈子。＂

婚后，我继续在文化馆工作，同时自学服装设计，钱伟支持我考大学，尽管我已经二十二岁，比大多数大学生都大。

＂学习没有早晚，＂他总是这样鼓励我，＂重要的是你想不想。＂

每天晚上，我们挤在县图书馆的角落，他帮我辅导文化课，我则教他认识各种布料和纺织工艺。

1991年夏天，我收到了省轻工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拿到那张薄薄的纸片时，我抱着它哭得像个孩子。

钱伟把我搂在怀里，眼镜后面的眼睛湿润了：＂我就知道你能行，我的淑芳最棒了。＂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河边，就是当年我掉下去的地方，河水依旧流淌，倒映着满天繁星，但一切都不同了。

＂你知道吗？＂我靠在钱伟肩上，＂那天掉进河里，我以为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现在想来，却是我重生的开始。＂

钱伟握着我的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河流要渡，重要的是渡过去后，成为什么样的人。＂

离开家去上大学那天，爹塞给我一个布包，打开一看，是他和我娘的结婚照，还有三百块钱。

＂你娘要是在天有灵，看到你能读大学，一定高兴。＂爹擦着眼泪说。

钱伟每个月都会寄信来，有时候是他画的校园速写，有时候是他收集的布料样品，还有他对未来的规划——我学成回来，我们一起开个小服装店，设计带有民族风格的现代服装。

大学期间，我遇到了许多和我一样的＂老学生＂，有下过乡的知青，有转业的军人，也有像我一样从工厂出来的工人，大家年龄不同，经历各异，却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1994年，我毕业回到县里，钱伟已经在文化馆当了副馆长，我们用积蓄在县城租了一间小店面，开始了我们的服装设计梦想。

店面不大，只有二十多平方米，一半用来展示成品，一半是我的工作间，钱伟亲手做了木架和展示台，我们取名为＂淑艺坊＂。

开始的日子很艰难，县城的人还不习惯买设计师服装，大多数人还是去成衣店或者自己找裁缝做。

我坚持自己的风格——将传统纺织工艺与现代设计结合，用手工刺绣点缀简约的款式，价格虽然高一些，但做工精细，与市场上的流水线产品不同。

转机出现在1995年，县里举办了一次民间工艺展，我的作品获得了市里领导的赏识，随后接到了给市电视台主持人设计服装的订单。

＂淑芳，你这衣服穿上特别有气质！＂主持人穿着我设计的旗袍式连衣裙，在镜头前转了个圈，＂哪位设计师这么有才华？＂

就这样，我的小店开始有了名气，不仅县里的领导夫人们来光顾，就连周边几个县市的人也慕名而来。

1997年的一天，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店门口——江涛，穿着便装，已经是少校军衔了，身旁站着一位端庄的女士和一个四五岁的男孩。

＂淑芳，好久不见。＂江涛有些尴尬地打招呼。

＂这是我爱人，＂他介绍道，＂我们来县里探亲，听说你开了家很有名的服装店，特意来看看。＂

他爱人很有礼貌地说：＂久闻杨设计师的大名，这次想请你给我做两套衣服带回北京去。＂

我微笑着招待他们，拿出样品册，就像对待其他客人一样。

量尺寸时，江涛的爱人悄悄对我说：＂淑芳，我一直想当面谢谢你。江涛和我提起过你，说亏欠你很多。＂

我摇摇头：＂都是过去的事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缘分。＂

送走他们后，钱伟从后面搂住我：＂还难过吗？＂

＂一点都不，＂我靠在他胸前，＂反而觉得很幸运。＂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江涛妻子的来信，信中除了感谢我做的衣服外，还写道：＂江涛这些年一直内疚，觉得对不起你。看到你现在过得这么好，他才真正放下了。谢谢你的宽容和理解。＂

我把信给钱伟看，他抬头望着我：＂你后悔吗？＂

＂傻瓜，都问了八百遍了，＂我捏了捏他的鼻子，＂如果当初我没掉进那条河，怎么会捡到你这块＇宝＇？＂

多年后，我和钱伟有了自己的小家，他在市里当了美术学校的副校长，我的服装工作室也搬到了市里的商业区，规模不大但很有特色。

我们的女儿钱小溪，从小就在布料和画笔中长大，继承了父亲的艺术天分和我的动手能力，后来考入了中央美院的服装设计系。

有时回老家看爹，路过那条河，我会停下来，看着水面发呆。

那条河见证了我二十岁的绝望，也见证了我重获新生。它带走了我年少时的憧憬和痴心，却给我带来了一份踏实的幸福。

＂妈，讲故事！＂女儿小时候总是缠着我讲故事，每当这时，我就会讲起那个关于河流和重生的故事，当然，会把最惊险的部分轻描淡写。

＂所以，妈妈是被河水冲到爸爸那里的吗？＂女儿天真地问。

＂是啊，＂我揉揉她的小脑袋，看向窗外，夕阳映照下的钱伟正在院子里写生，＂有时候，命运看似给你关上一扇门，其实是为了让你发现一扇更好的窗。＂

我们的生活平凡而充实，没有江涛他们夫妇在大城市的光鲜，却有着细水长流的幸福。钱伟依然爱画画，我依然热爱设计，我们都在各自热爱的事业中找到了自我价值。

这些年，生活给了我们不少考验——爹的病，小溪上学的费用，还有小店几次搬迁的周折，却从未动摇过我们之间的感情。

我时常想，如果当年江涛没有退婚，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也许我会成为一名军嫂，辗转各地，却始终是别人人生的陪衬。

而现在，我拥有自己的事业，有爱我的丈夫，懂事的女儿，还有对生活的热爱和期待。

那条河带走了我年少时的执念，却给我带来了更加丰盈的人生，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吧。

每年清明，我和钱伟都会去河边放一只小纸船，感谢那条河和那个夏天，让我们相遇，让我重获新生。

＂淑芳，尝尝这个汤，刚好温度。＂钱伟端着刚煮好的鸡汤走过来，鼻梁上还架着那副老花镜。

二十多年过去，他鬓角添了白发，眼镜换成了老花镜，但看我的眼神，依然和当年在河边救起我时一样温暖。

我接过碗，心中涌起一阵感恩。是的，人生就像一条河流，有时你以为是溺水，其实是在学习游泳；你以为是迷失，其实是在寻找另一种可能。

那年夏天的河水，冲走了我的过去，却送来了我的未来。有些＂不幸＂，只是幸福的开始。

而一个普通人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青春的迷雾中，遇见一个愿意与你共度平凡岁月的人，携手一起，见证彼此的成长与蜕变。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