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骑手看似可以选择工作时间、地点，实际上却被平台控制，稍有延误就被处罚；线上接单的家政工人与维修服务者表面上可以“自主接单”，但被系统牢牢控制了客源、定价与评分系统；线上内容创作者在“创作自由”的幻觉中，不得不迎合流量、热点与商业化趋势，稍被限制

这不是派别对立或是性别平权的问题。工作里的“伪自由”持续减少，从业者一边被压榨，一边还被额外要求具有企业家的自主精神——

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骑手看似可以选择工作时间、地点，实际上却被平台控制，稍有延误就被处罚；线上接单的家政工人与维修服务者表面上可以“自主接单”，但被系统牢牢控制了客源、定价与评分系统；线上内容创作者在“创作自由”的幻觉中，不得不迎合流量、热点与商业化趋势，稍被限制即零收入；自由职业者更是在全球比价、平台抽成、客户打分的压力下疲于奔命，失去议价权......

本期专栏，邹波带我们读艾瑞克·贝克的新书《创造你自己的工作：企业家精神是怎样枯竭的》，以及另一本相关的书——普里娅·冈斯 2023 年写的小说《你的司机在等》。

我们一边被算法驱赶，一边还得装饰工作里的自如感和创造感——“创业精神”已不再是职业选择，而成了一种道德命令：你不是在打工，而是在“打造你的个人品牌”；你不是雇员，而是一个“CEO”，只不过缩得像卖红薯大爷的二维码那么小。

工作里快乐的路人和老司机不在了

我在武汉的医院里看见电梯司机的“工作乐趣”——

在控制面板边上，她永远有块神圣不可侵犯的立锥之地，当看见有手放在了电梯缝，她会用方言职业地提醒说：“不要把手放在胯里。”因为她的方言里，从人体的胯部到其他所有的缝隙也都叫“胯”（Ka，去声），大家哄堂坏笑——多么逼仄的工作里的乐趣。

她也是司机啊！她是否是电梯里的企业家？她是否是电梯里的创业者？她受过教育，爱读书，戴着很厚的眼镜，在中午还会来一通列队操练，像是一群新生训练。

一旦进入电梯里，面对一拨拨人潮，操控垂直的“小车”上下穿梭。是否能跟出租车在城市里的“漫游”媲美？

这幽默时光，让我在她那狭小的活屋里，仿佛看见了更大的社会隐喻：如果按流行的美式工作伦理——人人应该具有“企业家精神”——电梯司机、出租车司机的职业“闲暇”和“创造欲”里，我们究竟能寻觅怎样的自由与“企业家精神”？

电梯司机这工作如果也要干成手艺，如果也要做得有乐趣，得包含多少幻觉？——出租车司机的“自由”或许稍微更接近真实——

哈佛大学科学史系讲师艾瑞克·贝克在新书《创造你自己的工作：企业家伦理是怎样枯竭的》里说：

“出租车似乎是创业道德文化史里经久不衰的象征，因为他们作为劳动者的地位具有给人启发的模糊性。他们既像工厂工人又像企业家——他们管理自己，争夺客户，创造自己的工作……”

书的最后一章比较了两个时代的出租车的“工作自由”和“企业家精神”——

保罗·施拉德 1976 年编剧、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的老电影《出租车司机》与普里娅·冈斯 2023 年写的小说《你的司机在等》构成镜像——

1970 年代的美国白人男出租车司机特拉维斯·比克尔，与 2023 年的网约车斯里兰卡裔美国黑人女司机达玛妮分别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工作伦理、自我选择与命运。

时间来到 1976 年——《出租车司机》里，解救 12 岁的未成年性工作者（朱迪·福斯特饰演）的比克尔（罗伯特·德尼罗饰演）是独狼式白人男性，持枪自诩要对这座他眼中“无可救药的腐败邪恶之城”进行“清洗”。

时间又来到 2023 年的美国网约车行业——达玛妮也有枪——沉默的电击枪藏在座下的脚边。作为黑人女性网约司机，她以左翼视角批判资本与种族压迫，却被标榜“觉醒”、后座占据道德高地的左派精英乘客几乎无视。

如果说 1976 年《出租车司机》里的男司机是那个孤独、愤怒又自命救世的白人城市幽灵，那么达玛妮就是他在 21 世纪里的反面——一个不能暴走、不能崩溃、不能发疯的黑人女性司机。

㊟ 《出租车司机》剧照

在 1976 年的《出租车司机》这部电影里，司机的闲暇和自由产生他的“企业家精神”——一个出租车司机的企业家精神，以其既被压榨又同时有着不可避免的自由度的“闲暇”工种：

就好像，你再被管束，再被纪律化，也是有闲暇的，最终你落脚到那句话：挣多挣少看自己吧……

这种似乎永远有“闲暇”的工作，区别于“用更疯狂和死板的重复性劳动”（比如真正一天到晚不得喘息的办公室工作，或者是繁忙医院的电梯司机的工作）。

《创造你自己的工作：企业家伦理是怎样枯竭的》里这样评价：“这是用不稳定取代稳定、用疯狂的工作循环和无所事事取代有条不紊的手艺。”——

这是不自由里的“自由”的幻觉，在这“自由”里，他变成一个极端主义的城市猎人。

是啊，男司机听起来是不是像利用外出工作打晃蝙蝠侠、企鹅或小丑？——

但在这一点上，我并不能认同《创造你自己的工作》作者的批判，他干脆说这“工作里的闲暇是极端主义的隐患”。

也因为闲暇并非真闲暇——其实是平台压榨不断增加，而工作内容又必须包含刚性的“时间的浪费”，这是从两头对工作人进行挤压。愤世嫉俗并非因真正的无所事事。

《创造你自己的工作：企业家伦理是怎样枯竭的》这本书里，作者又几乎把男司机的心路历程同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心路历程相比较——

熊彼特 1939 年在私人日记中留下了一句话，“我自己让我自己震惊，只要是希特勒支持的我就反对”。但熊彼特后来开始调和，开始部分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称其为一种“创造性的毁灭”。

1976 年的男出租司机则一直没有调和，他在工作中看见自己的宿命——马克斯·韦伯说的“工作即归宿”。工作即是内心和精神的归宿，工作要完成内心，哪怕尼采的内心！

这里请允许我们枯燥地根据本书回顾一下历史：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经济学界有个重要转向——原本热衷制度设计、激励机制的主流经济学，渐渐冒出一支新流派，更关心人心（人为什么工作？）、更关心情绪、动机、价值观对经济活动有多大影响。

这一支更有人味的思潮，是马克斯·韦伯那一派德奥学者，他们研究“工作伦理”，琢磨“内心世界”。

没多久，美国本土的企业家精神就跟着动了，他们去欧洲学习工作哲学、公司哲学，他们不再只想做流水线上的老板，而想成“懂人心的领导者”。

企业里出现了新角色：说人话的管理者，能体会员工情绪的工业心理学家，懂得调动团队积极性的职业经理人。这些人，某种程度上是德奥学派在人间的化身。

他们的出现，正好与另一脉工业化逻辑碰头：泰勒主义。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勒提出来的“科学管理”，讲究把工作流程拆成精密零件、由上而下管控，工人像螺丝钉一样拧进去，干完就走，不多想也不质疑。这一套效率极高，但人味极淡。

于是，两种逻辑开始角力：科学管理“把人当系统组件”来管理，企业家精神“把人当复杂生命”来管理。企业家精神提倡自主、冒险、创造力，允许判断失误。它不排斥管理，而是要把管理变成合作关系，而非压迫链条。

角力的过程却仍充满波折：泰勒主义这一套“科学”工具终究还是移交给了曾经声称人性的职业经理人，他们逐渐变成一群在商学院受训、熟悉控制系统的工具理性的“中性专家”。他们还是沦为利润逻辑的新执行者。

于是，20 世纪初，某种有点欺骗性的“伪自由”“伪闲暇”却实为利润管理的工作伦理就已悄然萌芽。

我必须回溯地插叙—— 19 世纪最后一年出版的托尔斯坦·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并没有谈后来这种伪闲暇。他似乎没有区分了有闲阶级的真正闲暇和雇员的伪闲暇。

不过到 20 世纪中后叶，硅谷冒头，一定程度上，企业家精神还是找到新归宿：它穿上了牛仔裤、端起了黑咖啡，开始革命性地讨厌体制、鄙视官僚、膜拜自由，成为一种近乎反叛的创新宗教。

终究，当时间终究来到 21 世纪，情况却完全发生了变化：

在 2023 年的平台压榨的故事里——《你的司机在等你》的故事里——网约车司机达玛妮似乎有着更多根本的限制：

所谓，将企业家精神深植进每一个劳工的大脑里，所谓，工作里的自由和自主和创业性和创造性，即出租车司机、电梯司机、网约车平台上的达玛妮们，开始学会“自己管理自己”，他们每天面临的不是直接的命令，而是评分系统、乘客反馈和算法惩罚——这是一种将泰勒主义与平台治理融合的“升级版纪律机制”。

回看，1976 年的出租车司机成了城市的“英雄”——他利用工作里可疑的“自由精神”，拯救了一个未成年少女，变成漫威式英雄。

而 21 世纪 20 年代女司机达玛妮即便只是情绪失控、态度冷漠，系统评分就将她钉上“服务不佳”的耻辱柱。

这不是右派和左派被不同对待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男性和女性平权的问题。这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打工人的“工作”在进步主义的光环下，依旧进一步地失去了自由的前景。更不消说那些没有进步主义的地方。

工作里的自由幻觉继续减少，平台压榨继续增加，最终还是凸显了更实在的社会矛盾——

按本书作者的看法，企业家精神作为更广义的 20 世纪进步主义的重要部分，早已变成一场让劳工——或者称为雇佣劳动者的精神和意志发生解体的春药。

但在 2023 年的故事里——《你的司机在等你》的故事里——在严酷的平台压榨下，人们仍试图在有闲的工余时间重组属于自己的小乌托邦，比如故事里达玛妮们在仓库中的小型祈祷派对。

我在故乡从来没有当过工人，但我在加拿大当过工人，让我这书生也具有了红脖子的“工人意识”。回来，正巧武钢退休的工人书友和读者，这成了一个有意思的共同话题，读书成为了我们共同的乌托邦。

终究，无论 1976 年的出租车司机，还是 2023 年的网约车司机，企业家精神不再是英雄主义的象征，而成了一种将劳动者自我驱动和自我压榨内化的准意识形态。

司机们、骑手们被要求始终充满创造力和热情，哪怕只是做一名司机，也得表现出创业者的姿态。

让我们从“工作的历史”的角度，再来回顾历史，18 世纪末法国图书推销员的境遇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前例，这种“工作内容自由”与被压榨的矛盾共存的状态早就有迹可循。

罗伯特·达恩顿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中，描述了当时的图书推销员：

这些推销员穿行于巴黎街头，外省的崇山峻岭的卡子之间，肩扛沉重的走私书箱，里面是色情和哲学书籍，作为最好的掩护和搭配组合。

尽管他们表面上有些许“自由”可以决定路线和推销方式，但实际上却受到王权审查、税务限制的多重压迫。但因为那个时代，社会系统对人的控制程度还是太低了，一个大革命前的图书推销员还是比较自在的吉普赛人。

大革命后，19 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上升期，在不用出差的工厂里，威廉·莫里斯们的工匠精神一度在抗衡着工业化的大趋势。

到 20 世纪，亨利·福特发明流水线。早年造一辆车是一件讲究手艺的事，技工知道每一个零件如何联动，哪里会出故障，如何调整。

而当流水线来了，每个工人只负责一颗螺丝钉的固定，一个动作，一天八小时，不需要思考，也没有闲暇思考。

于是，老一批匠人辞职了，但终究还是渐渐产生了新的一批基于流水线的匠人——工匠精神仿佛又可以拿来说事儿……即便福特说：“我只要一个人的手，不需要他的脑。”这还是被标榜为“流水线上的手艺”——你仍然是一个流水线上的螺丝钉一样的企业家。

到如今在现代平台经济中，许多职业都被包装成“自由职业”或“微型企业家”的样子，实则是在高度控制与压榨下维持生计。

而且，与大革命前的法国图书推销员的自由度相比，如今对一个雇员的流水线化和控制化的程度而言，已没有什么手艺含量，在没有手艺含量的情况下还被要求具有“企业家精神”，就成了本文开头的电梯司机的苦中作乐。

到底有多少工作已像这样，一边被平台压榨，一边还要额外让从业者显得像一个自雇者一样具有企业家的自主精神？——

比如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骑手——看似可以选择工作时间、地点，像是“为自己打工”，实际上却被算法控制、派单系统限制行动自由、评价机制决定收入，稍有延误就被处罚。

比如线上接单的家政工人与维修服务者——表面上可以“自主接单”，但平台牢牢控制了客户来源、价格设定与评分系统，使他们没有真正议价能力。

比如线上内容创作者——在“创作自由”的幻觉中，被平台算法裹挟，不得不迎合流量、热点与商业化趋势，稍被限制即零收入。

比如线上授课教师——其课程定价、生源分配、考核评价全由平台决定。

比如自由职业者——如接私单的设计师、程序员和翻译更是在全球比价、平台抽成、客户打分的压力下疲于奔命，失去议价权。

比如看似“拥有资产”的 Airbnb 房东与 Uber 车主，也在平台定价、推荐机制与政策变化中承担着全部风险与维护成本。

文化人，唯一和凡勃伦那时所说的有闲阶级的共同点是：他们从自身求取，而不是“对客观世界进行劳动”。

然而好一个“向自身求取”，到了今天，这成了各种工作人、打工人对自己的最后压榨的方式。

……当我这样翻看到本书结尾，看完出租车司机的比较，我再回头去看书的开头——

整本书仿佛一个沙漏，当我们在结尾感到绝望，就不得不重新回到开头——

本书一开头提到的案例是 Zappos 的谢家华，短暂的一生几乎都在大力呼喊的企业家精神的新版本。

Zappos 创始人、已故华裔企业家谢家华曾说过，他喜欢他作为真正的企业家的创造力，他喜欢“手握一把约束，然后想出来怎么办”，他仍然是马克斯·韦伯的非常新潮的信徒——

他最终也坚持认为，员工要像“优秀的创业者”一样快乐，并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

他希望所有员工都能体验到幸福，而不仅仅是他自己。他尝试了一些组织方案，鼓励 Zappos 员工进行“自我管理”，而非依赖主管的指导——“每位员工实际上都是自己的小企业家”。

谢家华在 2010 年出版的《传递幸福》（Delivering Happiness）一书中表示，他想让 Zappos 变得有趣。将公司总部迁至拉斯维加斯也同样重要，谢家华喜欢在那里赌博和聚会。他说，他写《传递幸福》时，每天只喝伏特加浸泡的咖啡豆。

但 2020 年，谢家华辞去了 Zappos 首席执行官一职，搬到犹他州帕克城，全身心投入派对。他或许完全乌托邦地把公司工作想成了派对。

他酗酒更厉害了，还加了摇头丸和笑气。他迷恋笑气，不仅因为它令人陶醉的效果，还因为它能让他缺氧，而缺氧对他来说已经成了痴迷。他在帕克城的豪宅里点燃了一千根蜡烛，永远燃烧着。他的体重急剧下降，最终“意外离世”。

他或许是美式企业家精神最后的象征。这种精神或许真的成功传递给了 Zappos 的员工……

谁不想让工作变成派对？——《文学评论》杂志五月号里：弗朗西丝·威尔逊写的这篇《昨日派对》，我不妨借用一些语句，描述我憧憬的工作和派对的无痕转化。

对于，Zappos 公司里那种“派对式上班”，一天要是这样就好了——它像伊夫林·沃的小说《邪恶的躯体》中描述的：“浑浊的池水、成千上万的香槟酒瓶塞上下晃动、丢弃的泳帽和散落着花瓣的瓷砖，当太阳出来，透过圣乔治浴场巨大的天窗洒进浴场时，我们便踏上了回家的路。”

而艾伦·布朗约翰在他的诗《办公室派对》中描述了一个女孩在办公室里吹着一种恼人的口哨。吹响它时，它会像蛇一样展开。她尖叫着吹响口哨，当着所有男人的面，让他瞬间崩溃：“我只知道：她从我身边走过，/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从未如此渴望/如此粗鲁的不敬。”

而上班到岗第一天的女孩，是否像在利奥诺拉·卡林顿的小说《初次登台的少女》中，“这位少女对即将举行的成人舞会感到紧张不安，于是她说服动物园里的一只鬣狗穿上丝绸连衣裙和高跟鞋代替她。直到客人们闻到一股强烈的气味，才发现她被替换了。”

而摊贩和小店里也有自己的工作里的派对——

汤姆·拉赫曼的短篇小说集《一篮子可悲的人》描述一位顾客感叹道：“我不明白脊椎按摩师、整骨师和理疗师是怎么跟人互动的，你懂的？”另一位顾客插话道：“请允许我以男性视角解释……”第三位顾客说：“社交媒体正在掌控自我。”一位正在烫头的文化理论教授回应道：“这绝对是个值得解读的有趣故事。”

而女理发师或者女按摩师可能正心想：“我宁愿一边工作一边按摩你们一边尖叫。”啊，尖叫自由，按摩自由。

这一切，或许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乌托邦愿景，谁知道人类的未来呢？或许真可以这样上班？真可以这样劳动？——因为 AI 和机器人？

……但让我们还是从未来回到当下的世界——或许，正因为这种乌托邦计划对自己的催眠，谢家华本人逐渐远离日常管理，把注意力转向社区实验和精神追求，生活也变得愈发孤独和混乱。

终究，从工作伦理意义上，企业家精神到底死没死？是否仍然是个人奋斗的最好表达？

当全世界都在经历经济与社会生活巨大的压力测试，没有人能下结论——连人类的工作最终会变成什么样都不知道，连人最终会变成什么样都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在同未来进行着摩擦性失业，摩擦性地失去人类的自我……

本书的结尾也没有结论，所以这本书只能像沙漏反复颠倒。

但作者终究还是在书中某处指出，仅就打工人的“打工创业者”的身份困境来说——当每个人都用企业家精神的机场大师成功学话术加持后，他就更处于一种毫无必要的孤军奋战的状态，甚至丧失了起码的群体力量。

当个人奋斗被鼓吹为唯一出路，社会流动性却愈发停滞。

就拿美国社会来说，普林斯顿 2023 年的研究显示，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处于六十年来最低点，新自由主义和福利缩减使得结构性障碍难以逾越。

作者还是讲出了一个讽刺案例：一名 Uber 司机白天送客，晚上学习如何成为成功自由创业者，多年后仍在苦苦挣扎，收入下降，没有福利保障，甚至没休息日。他的“公司”始终亏损，自己陷入无法逃脱的劳动陷阱。

这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劳动者通过创业感的春药获得的精神结构的瓦解——

“你就是你自己的公司”的观念逐渐掩盖了集体意识和社会联结。

也即安东尼·吉登斯说过的：未来世界是每个人在公共浴室的小格子里，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人们并且因此而精神分化——这是一种伪独立——当人被灌输只信仰“自我改变”、自我奋斗，而事实上，他却又完全是组织和平台的工具。

这是社会命运被偷换为个人道德问题——

回到本文开头——医院里那个电梯司机，她不是企业家，她并不“拥有”那台电梯，她也不需要“创新性地运营”这部电梯，她只是在尽责地维系着这个公共空间，让人们安全抵达楼层，同时，在一个方言的幽默中保持了人与人之间最后一点松弛与笑意。

她的幽默不需要被市场转化，不需要被品牌化、商业化，不需要拿去申请一个基金写作业绩报告。那一瞬间的幽默，是人性的工作。

她需要的是更多的社会保障，更多的休息日，更多的尊重和时间，而不是告诉她：“你也可以创办一家电梯公司。”的确，我们武汉人是务实的，比美国的企业家务实多了，绝不会给一个电梯司机这样的职业愿景。

但我也永远记得，央视当年记者采访路人，问你快乐不快乐。如今，工作里的“快乐的路人”，工作里“快乐的老司机”，工作里的“快乐媒体之问”，工作里的“快乐”，似乎都已不在。

来源：单向街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