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陈志明，1985年参加工作，进了本市一家不大不小的国企，做了十几年普通职工后，好不容易熬到了中层管理岗位。

＂你真的要送我去那种地方吗？＂母亲轻声问道，眼神里带着我从未见过的脆弱。

那是个平常的夏夜，八月的风裹挟着蝉鸣吹进窗户，略带些燥热。

我刚从单位回来，浑身疲惫，脑子里还在回放着领导对季度报表的批评。

自从父亲去世后，照顾母亲的担子全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

那年我四十三岁，母亲七十六岁。

我叫陈志明，1985年参加工作，进了本市一家不大不小的国企，做了十几年普通职工后，好不容易熬到了中层管理岗位。

九十年代分房时，沾了工龄的光，分到了这套六十多平的两居室楼房。

那时候，左邻右舍都挤在筒子楼里，一家三代共用一间十几平的屋子，能分到单独的楼房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事情啊。

邻居刘大妈见了我爸，总是啧啧称赞：＂老陈家有福气，儿子有出息，分了新楼房，以后享福喽！＂

我原以为这辈子会和父母一起在这个小屋子里平平安安地过完余生，每天听广播，看看《新闻联播》，偶尔带老人去公园遛遛弯，可事情总不如人意。

父亲在三年前因心脏病突发离世，只留下我和母亲相依为命。

那天早上，父亲还在院子里和老邻居下象棋，中午回来说胸口闷，我还以为是天热的缘故，谁知道一觉睡下去就再也没醒过来。

母亲原本身体还算硬朗，会去菜市场讨价还价，会给我洗衣做饭，会和楼下的老姐妹一起跳广场舞。

但自从父亲走后，她像是被抽走了精气神，腿脚不灵便了，记忆也开始模糊。

有时候她会忘记关煤气，灶台上的铝锅烧得通红；有时候会在家里找不到厕所，站在阳台上发呆；有时候半夜醒来，喊着我爸的名字，怎么也不相信他已经离开了。

最近半年，情况更是每况愈下。

＂志明，你还记得咱家老宅那棵槐树吗？你小时候总喜欢在那底下乘凉，你爷爷给你做的那个小木椅还在呢。＂母亲时常会这样问我，明明那个老宅和槐树早在城市改造时就被拆了，至少有二十年了。

我的工作越来越忙，单位改制后，竞争比以前更激烈了。

妻子小玲早些年因为受不了照顾老人的压力离了婚，那年我们吵得天翻地覆，她指着我鼻子说：＂你自己的亲妈你自己照顾，我可受够了！＂

儿子小峰在外地读大学，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

日复一日，我感到自己像是被困在一个无法脱身的牢笼里，上有老下有小，工作还不能丢。

养老院的想法，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冒出来的。

那是在一次单位聚餐上，同事老王提起他把老母亲送进了城东新开的福寿园养老院。

＂环境不错，有专业的护工照料老人，一站式服务，比在家里折腾强多了！＂老王端着酒杯，一脸轻松地说。

我心里一动，悄悄记下了地址。

第二天休息，我骑着自行车去看了看那家养老院。

确实如老王所说，环境整洁，有花园，有活动室，护工们态度也不错。

我打听了价格，每月两千元，虽然不便宜，但勉强能够承受。

看着那些在院子里晒太阳的老人，我想，也许这里比我这个疲于奔命的儿子能给母亲更好的照顾。

做决定前，我先去咨询了我的发小张建国，他在社区医院上班，对这些情况比较了解。

＂志明啊，养老院是个选择，但不一定适合每个老人。＂建国摘下老花镜，慢悠悠地说，＂你妈这辈子没离开过家，突然进陌生环境，可能会不适应。＂

我心里有些不以为然，却又有些犹豫。

那天晚上，我给小峰打了电话，试探性地问了问他的意见。

＂爸，这事您做主就行，我支持您。＂儿子在电话那头说得轻巧，＂要不我寒假回来帮您看几天？＂

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抽了半包烟，终于鼓起勇气，向母亲提出了这个想法。

＂妈，我最近看了一个地方，那里有人照顾您，一日三餐都有人送，还有老年人活动，您可以认识很多新朋友...＂我说得小心翼翼，目光不敢直视母亲的眼睛。

母亲坐在那张她用了二十多年的藤椅上，手里摆弄着一个旧针线盒，听我说完，沉默了很久。

屋子里只剩下挂钟的滴答声，和窗外偶尔经过的自行车铃声。

然后，她抬起头，用那双混浊又平静的眼睛看着我，问出了那句让我心碎的话：＂你真的要送我去那种地方吗？＂

那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却重重地砸在我心上。

＂不是送您去...是...那里条件更好...＂我语无伦次地解释着，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母亲看着我，眼神平静得吓人：＂我知道我给你添麻烦了，我这把老骨头，活着也没什么用了。＂

＂不是这样的，妈...＂我急忙辩解，却又说不出什么有力的话来。

＂志明，你能陪我说说话吗？就五分钟。＂母亲突然换了话题，脸上挤出一丝勉强的笑容，＂老太婆有点话想跟你说。＂

那个夜晚，母亲邀请我进入她的小卧室。

那是个不足十平米的房间，墙上贴着泛黄的老照片，有我小时候穿着红肚兜的样子，有父母年轻时在单位门口的合影，还有全家人在天安门前拍的照片。

床头放着一个包浆发亮的木相框，里面是她和父亲的结婚照，那时候还没有彩色照片，黑白照片上的两个年轻人笑得那样灿烂。

屋子里有股淡淡的樟脑球味道，混合着一种我熟悉又陌生的气息——那是我童年的味道，是母亲的味道。

床边的小柜子上放着一台老式收音机，那是八十年代初我考上高中时，父亲用半个月工资给我买的奖励，后来我上大学了，就留给了他们。

母亲坐在床边，拍了拍身旁的位置，示意我坐下。

我坐下来，木床发出吱呀一声响，像是在提醒我，我多久没这样和母亲静静地坐在一起了？

自从工作以后，我们之间的交流似乎只剩下＂吃了吗＂＂冷不冷＂这样的家常话，再没有像小时候那样，她给我讲过去的故事，我给她说学校里的趣事。

＂志明，妈想给你看个东西。＂母亲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个布包，那是用她几十年前的一件旗袍改的，上面绣着几朵已经褪色的牡丹花。

她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本发黄的存折。

＂这是我和你爸这些年的积蓄，不多，两万块钱。＂她的手指抚过那个数字，＂我一直没告诉你，想着万一你有急用...＂

我的喉咙一阵发紧。

母亲的退休金每月只有七百多块，父亲走后更是只剩下这一点收入，她和父亲是怎么攒下这两万块的？

我想起每次给她买的水果常常放到坏掉，她总说自己不爱吃，牙不好；我买的新衣服，她总是收起来说留着过年穿，平时还是那几件洗得发白的老衣裳；街坊送来的营养品，她总是悄悄分给邻居家的孩子。

＂妈，您...＂我哽咽着，不知道该说什么。

＂别说话，听我说完。＂母亲打断了我，声音忽然变得异常清晰有力，像是回到了她年轻时的样子，那时候她在纺织厂当工人，是厂里的先进生产者，＂这钱你拿去给小峰交学费。我知道大学花钱多，你一个人挣钱不容易。＂

小峰是我的儿子，今年大二，在省城读大学。

＂这孩子上大学挺不容易的，你爸生前总念叨着要看到孙子大学毕业的样子，可惜...＂她的声音低了下去，眼中闪过一丝黯然。

＂还有一件事，＂母亲继续说道，从柜子下面的纸箱里拿出一个纸盒，＂这是我自己准备的寿衣。＂

我的心猛地一沉，像是被人狠狠打了一拳。

＂妈！您说什么胡话！＂我声音发抖，手不自觉地攥紧了床单。

＂不是胡话，人总有那一天的。我不想到时候给你添麻烦。＂母亲语气平静，仿佛在谈论明天的天气，＂我这辈子没受过什么教育，没什么见识，就怕死后穿得不体面，让人笑话。＂

我看着那个盒子，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盒子上积了一层薄灰，不知道放了多久。

母亲见我不说话，继续往下说：＂里面还有我的一些首饰，不值钱，但都是有纪念意义的。这个玉镯是你奶奶传给我的，这对银耳环是我结婚时你外婆给的，这块金戒指是你爸四十岁时给我买的，那时候他刚当上车间主任...＂

每一件首饰背后都有一个故事，那是她一生的痕迹。

＂妈，您别说这些，您身体好着呢，会长命百岁的。＂我擦了擦眼泪，勉强笑着说。

＂志明，妈不怪你想把我送到养老院去。＂母亲没理会我的宽慰，依旧自顾自地说着，＂我知道照顾我很辛苦，你工作忙，小峰又不在身边。但是...＂

她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我从未见过的恐惧，＂我就是怕在那种地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没人知道，没人在身边...＂

我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

＂小时候你发高烧，我抱着你跑了三里地去医院；你上学那会儿，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你做饭，怕你饿着；你参加高考那年，我在家门口的土地庙求了一百天；你结婚那年，我和你爸把积蓄全都拿出来给你付首付...＂

母亲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我这辈子，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啊。＂

听着母亲的话，往事如潮水般涌来。

那是1978年的夏天，我发了高烧，整个人烫得像块烙铁。

那时候没有电话，母亲用凉水给我擦身子，不见好转，就一把抱起我，顶着大雨跑向镇上的卫生院。

三里的泥泞山路，她一口气跑了过去，到了卫生院才发现自己的脚磨出了血泡。

还有我上初中时，有次半夜做噩梦，哭着醒来，母亲听见声音，立刻起身摸黑过来，摸着我的额头说：＂没事啊，妈在呢，妈在呢。＂

那简单的三个字，曾是我最安心的依靠。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我忽然意识到，我面前这个佝偻着背、满头白发的老人，曾经是如何撑起我的整个世界，而现在，她只希望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能有亲人在身边。

＂五分钟到了。＂母亲看了看床头的老闹钟，那是六十年代的老物件了，现在早就不走了，但她一直舍不得扔，轻声说，＂你去休息吧，明天还要上班。＂

我站起身，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走到门口时，母亲又叫住了我。

＂志明，如果真的照顾不了，送我去养老院也行。我就是...想死在自己家里。＂

她的声音那么平静，却字字如刀，剜着我的心。

我走出母亲的卧室，站在昏暗的走廊里，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下来。

我想起小时候发高烧，是母亲整夜不睡守在我床前；我想起上学时挨饿，是母亲把仅有的一个鸡蛋留给了我；我想起工作不顺时，是母亲的电话给了我继续的勇气。

我想起文革结束后，父亲的右派帽子摘了，但身体已经垮了，是母亲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我想起八十年代初我上大学时，是父母省吃俭用，让我在学校能够抬起头来；我想起九十年代下岗潮，多少人家里揭不开锅，是父母接济了我那段艰难的日子。

这些年来，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在孝顺地照顾老人，却忘了问一句：妈，您想要的是什么？

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

窗外，路灯投下昏黄的光，偶尔有醉汉的歌声飘来，掺杂着不远处夜宵摊的喧嚣。

我想起了我的儿子小峰，想象着二十年后，他会不会也像我现在这样，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天蒙蒙亮时，我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我向单位请了长假，领导皱着眉头，欲言又止。

＂老陈，你这个时候请假，季度总结谁来做？＂

＂我会在家里做好，按时交上来的。＂我坚定地说。

领导叹了口气：＂你知道现在单位形势不好，这次改制可能要裁人，你这个时候掉链子...＂

＂我妈只剩下我一个亲人了。＂我平静地说，＂工作丢了可以再找，但如果...＂

我没有说完，但领导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挥挥手让我走了。

接下来，我联系了几家家政公司，最终在朋友介绍下，找到了一位五十多岁的李阿姨，每天来帮忙照顾母亲几个小时，价格谈好是六百元一个月。

社区医生每周五会来看一次，帮母亲检查身体状况，调整药量。

我把书房改造成了自己的卧室，这样晚上能听到母亲的动静；我在厕所安装了扶手，在房间各处贴上了醒目的标识；我把家里的地毯全拆了，换上了防滑垫，避免母亲摔倒。

那段时间，关于养老院的话题，我再也没有提起过。

同事们不理解我为什么突然变得＂不上进＂了，背后指指点点；领导暗示我可能会失去晋升的机会，甚至在下一轮裁员中成为候选者；就连我的发小张建国也劝我：＂志明，你这样下去怎么行啊？总不能一辈子守着老人吧？＂

但这一切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每天下班后，我会先去菜市场买些新鲜的菜，然后骑车回家；晚饭后，我会陪母亲在小区里散步，听她讲过去的事情；睡前，我会给她量血压，确保她吃了药；半夜里，我常常会起来看看她是否睡得安稳。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母亲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有时候她能清清楚楚地认出我，和我聊过去的事；有时候她会把我认成我父亲，叫着爸爸的名字跟我说话；有时候，她会在半夜里迷茫地问：＂我在哪儿？＂

但每当这时，她只需要看到我在身边，就会安心地重新入睡。

老房子里的那些旧物件，成了我们之间的桥梁。

有一次，我在收拾柜子时，发现了一摞泛黄的信件，那是我上大学时写给家里的。

＂妈，您还留着这些啊？＂我有些惊讶地问。

母亲接过信件，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当然留着，这是我的宝贝。那时候没有电话，就盼着邮递员来，看看我们志明有没有来信。＂

她一封封翻着，突然指着其中一封说：＂这封信我记得，你说学校食堂不好吃，我看了以后哭了一晚上，后来托人给你捎了五斤腊肉去。＂

我愣住了，记忆中那次确实收到了家乡的腊肉，但没想到那是因为我无心的一句抱怨。

＂您连这都记得？＂我有些不可思议。

＂当然记得。＂母亲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你的事情，我都记得。＂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在母亲的世界里，我的点点滴滴都被珍藏着，就像她保存的这些发黄的信件一样。

随着时间推移，我和母亲的生活渐渐有了新的节奏。

每周末，我会带她去公园，坐在老槐树下，看孩子们放风筝；每逢节日，我会邀请街坊邻居来家里聚餐，让她热闹热闹；儿子寒暑假回来，会教奶奶用智能手机，虽然她总是学不会，但看着孙子耐心教导的样子，她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

当然，也有艰难的时刻。

有天晚上，母亲突然大喊大叫，说有人要害她，怎么劝都不听。

我抱着她，像小时候她抱我那样，轻声说：＂妈，没事的，我在呢，我在呢。＂

渐渐地，她平静下来，靠在我怀里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她已经忘记了昨晚的事，还问我为什么眼睛这么红。

＂可能是没睡好吧。＂我揉揉眼睛，笑着说。

单位的裁员终于来了，我被降了职，工资也少了三分之一。

回到家，我没敢告诉母亲，但她似乎看出了什么。

晚饭后，她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布包，是她平时攒的零花钱，塞给我：＂儿子，拿去买点好烟抽，最近看你愁眉苦脸的。＂

我接过那个沉甸甸的布包，心里既酸楚又温暖。

儿子假期回来，看到家里的变化，也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奶奶的责任。

＂爸，我明白了，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我们在一起的感觉。＂有一天，小峰突然对我说，＂等我毕业工作了，我会帮你照顾奶奶的。＂

我拍拍儿子的肩膀，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这是母亲给我们的馈赠，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付出，最终换来的家人之间深厚的情感和责任感。

一年后的一个冬日清晨，我发现母亲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她走得很平静，脸上带着微笑，仿佛只是睡着了。

按照她的心愿，她在自己的家中，在亲人的陪伴下完成了生命的旅程。

收拾母亲遗物时，我在她枕头底下发现了一张纸条：＂志明，谢谢你没有送我走。妈爱你。＂

纸条已经被折了又折，字迹有些模糊，不知道她写了多久，又看了多少遍。

我跪在地上，抱着那张纸条，无声地痛哭。

那是我们母子之间最后的对话，却是最深的告白。

如今，每当我经过城东那家养老院时，心中不再有愧疚和犹豫。

我知道，我为母亲做了最正确的选择——不是因为养老院不好，而是因为对她来说，家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有人照料的地方，而是有爱的地方。

有时，邻居刘大妈会感叹：＂老陈家的志明真有孝心，照顾老母亲那么多年，从不嫌麻烦。＂

我只是笑笑，没有多说什么。

因为我知道，那不是什么伟大的孝心，只是我作为儿子应该做的。

如同母亲年轻时为我付出的那样，不求回报，不言辛苦。

那个夏夜的五分钟谈话，改变了我的人生。

母亲没有指责我的自私，没有抱怨我的不孝，她只是用平静的话语和深沉的爱，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丝丝盲点。

现在，儿子大学毕业了，找了份不错的工作，常常回来看我。

有时候，他会问起奶奶的事，我就会拿出那些旧照片，讲那些过去的故事。

他总是静静地听，然后说：＂爸，我们去看看奶奶吧。＂

于是，我们会一起去墓地，带上她最爱吃的桂花糕，给她讲讲我们的近况。

有人说，人这一生最大的幸福，不是拥有什么，而是在生命最后的时刻，能够问心无愧地说：我尽力了。

我想，对于那个决定不送母亲去养老院的夜晚，我终于可以这样说了。

真正的孝顺，也许不是提供最好的物质条件，而是尊重老人的心愿，陪伴他们走完最后的路。

就像母亲年轻时陪伴我走过人生的起点一样，我陪她走过了终点。

那天夜里的眼泪是痛苦的，但更是觉醒的。

它洗去了我眼中的功利与麻木，让我重新看清了亲情的本质——那是无私的给予，也是无怨的陪伴。

在这个讲求效率与便利的时代，我们或许需要慢下来，听听父母那些看似唠叨的话语背后，藏着怎样的期盼与恐惧。

因为有一天，当我们失去倾听的机会，才会明白那些简单的陪伴有多么珍贵。

生活不会因为一个决定而变得容易，但它可能因此变得更有意义。

就像我陪伴母亲的那一年多时间，虽然辛苦，但那是我生命中最充实、最无悔的日子。

如今，我常常想起母亲卧室里那股特殊的气味——那是樟脑和旧书混合的味道，是她用了几十年的雪花膏的味道，是岁月与亲情混合的味道，是一段无法复制的时光留下的印记。

那个只有五分钟的谈话，却给了我一生的思考。

人生路上，我们总是匆匆赶路，却常常忘记了最初出发的原因。

感谢母亲，在她生命的暮色中，为我点亮了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内心深处那份被岁月尘封的爱与责任。

那天晚上的眼泪，是我人生中最值得的一场痛。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