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同前文提及的《美国制造》一书一样，人们普遍认为“日本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独特的经济机制”。探明这种经济机制的具体内容，对当时的海外学者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当时，我曾经几次与外国学者进行共同研究，题目总是“日本为何如此强大”。
同前文提及的《美国制造》一书一样，人们普遍认为“日本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独特的经济机制”。探明这种经济机制的具体内容，对当时的海外学者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他们的主要观点是“日本株式会社”，认为日本独特的劳资关系和管理方式是日本经济强大的原因所在。
第一，他们认为“在日本企业，经营方与工会不是对立的”是重要因素。在英国等国，劳资关系对立，企业常因为劳资纠纷而陷入困境。劳动者要求增加工资，导致企业的利润缩小。但是在日本，经营方与员工是一体的，所以不存在类似问题。因此日本能够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二，他们认为“日本的公司经营者不必为股市的短期变动而患得患失，因此他们能够从长期视角来考虑公司的发展”。在美国，股票价格下跌，经营者就要被追究责任。所以他们总是盯着股票价格，只顾提高眼前的利润。而日本的经营者们却不会受到这种市场的压力。
我对这些观点持有疑问。日本的体系真有那么强大吗？日本真的是在实力上超过了美国吗？在我来看这绝不可能，但是奇迹却发生了。
只要比较一下日本和美国的大学，孰强孰弱就一目了然。美国一流大学在各方面的实力都是日本的顶级大学所无法企及的。
从日本到美国留学的学生数不胜数，可是却没有大批的美国学生来日本进一步深造。这其实是日美大学之间的实力差距带来的必然结果。
全世界的一流头脑都集中在美国而非日本。然而，日本的经济实力却凌驾于美国之上。我在直觉上感到这肯定不对。
以这个时期为界，日本人对日本世界地位的认识有了很大改变。
在这之前，日本人的一般看法是，“日本落后，所以必须追赶。”人们都怀有谦虚的态度，认为“应该学习外国的先进知识”。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人却变得认为“日本人和日本的制度非常优秀”（这种观点源自第3章最后论述的“日本体系礼赞”）。
我认为，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与自豪，这很重要。但是我们的骄傲和自豪应该有客观事实作为依据。例如第2章第4节提到的，我曾经因为在肯尼迪机场看到了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而感慨万分。那也可以说是一种“骄傲和自豪”，不过这种感情是有“日本的飞机也能飞到这里”的客观事实做依据的。
如果不依据客观事实，只凭自豪的感情一意孤行，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很容易导致攘外和排除异己的风潮，构成进步的最大障碍。
日本的问题不仅在于日美之间的差距。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因为土地价格暴涨，工薪族即使辛勤工作一辈子也买不起自己的房子。勤劳工作却未必有回报。而倒买倒卖土地却能不劳而获地得到巨额财富。
当时，女学生们做兼职，只要成功招揽顾客加入高尔夫俱乐部，就能获得工薪族无法匹敌的高额收入。作家林真理子在小说《明子的时代》中描绘了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社会众生相。主人公是一位把房地产公司老板哄得团团转的年轻女子，小说里发生的各种事情，都是在现实中确实存在的。
辛勤劳动未必能获得相应的回报，而空手套白狼的各种虚假无德的行为却能带来巨大财富。这样的状况深深地刺痛着人们的尊严。
我在1989年出版的《土地经济学》一书中阐述了上述观点。但遗憾的是，这本书在日本并未引起任何反响。反倒是美国人对我的观点表示了兴趣。
当时正赶上日美结构协议谈判，美国的研究者们对日本的土地问题非常感兴趣。我与当时的驻日大使迈克尔·阿马科斯特（Michael Hayden Armacost）以及美国大使馆的相关人员就土地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我与迈克尔后来还成为在斯坦福大学共事的同事）。
当时在日本，对于地价上涨问题的一般观点是土地资源不足导致地价上涨。人们认为，日本是面积狭小的岛国，土地总量少，这里汇集了全世界的顶级经济活动，地价自然会上涨。
但是这种想法却有谬误。确实，日本的国土面积比起美国、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等国要小得多。但是土地价格暴涨问题所涉及土地面积并非全部国土，而是被用作城市用途的土地。如果比较可居住面积，日本的土地面积并不狭小。美国虽然国土广大，但其中的可居住面积却只有一小部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国也大致如此。比较各国可用作城市地区的面积，日本并不算极为狭小。
那么，为什么日本会陷入如此严重的土地问题呢？
这是因为在日本，城市土地的利用率比较低。换句话说，城市土地面积没有得到有效的集中利用。即使在市中心的最佳地段，也有利用率极低的情况，而并非全都修建高层建筑进行了有效利用。这就是问题所在。
实际上，根据统计数据对土地容积率等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与纽约、巴黎相比，东京的土地容积率非常低。也就是说，东京不是土地不足，而是土地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第一个原因是，战争时期中修订的《租地法》与《房屋租借法》强化了土地和房屋租赁方的权利。在日本，租赁土地可以享有非常强大的权利，将土地租借给别人几乎等同于失去了土地。如果没有特殊理由，所有者就不能将土地收回。因此，本来可以通过出租实现有效利用的土地，其所有者却宁愿让它闲置起来。或者对一些年代久远的旧房，房主们也会一直让它空着，直至倒塌毁坏为止。因为一旦租出去就不能随意把租客赶走，房主们宁愿空置也不愿意出租。
过于强大的租地权与租房权是1940年体制的产物。正如第1章第2节介绍的，在战后的日本社会，强化租地权和租房权具有重要意义。毫无疑问，它起到了平均财富的作用。然而，这些制度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期里有重要作用，但在80年代却变成了使拥有土地的人和不拥有土地的人之间产生巨大差距的元凶。
第二个原因在于，拥有土地的税收负担（固定资产税和遗产税）太低。从表面上看，税率可能并不低，但土地评估价值要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特别是城市里的农业用地的评估值，与住宅用地相比被压得很低。
虽然东京的地价高涨，但在泡沫时期，仍然经常可以看到随处都有破旧的平房（现在也偶尔可见）。不仅如此，城区里还仍然存在大量农业用地（现在也如此）。
这些制度阻碍了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它们才是造成土地价格暴涨的真正原因。我对土地问题的这个观点，与我被借调到建设省期间曾经有很多机会与土地问题专家们进行过的探讨有很大关系。建设省的很多专家都持有类似的观点。
我在1987年就曾撰文指出，“现在的地价上涨是泡沫。”这篇文章刊登于1987年第11期《周刊东洋经济临时增刊近代经济学系列》杂志上，题目叫作“因泡沫而不断膨胀的土地价格”。
我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日本的地价上涨并非如《国土利用白皮书》或者许多人所相信的，是由于需求增加而造成的长期现象，而是由于对未来的过大期待以及金融缓和政策所引起的不伴随实际需求的暂时高涨。
据我所知，这篇文章是最早使用“泡沫”一词来形容这一时期的地价暴涨现象的。
1987年第11期《周刊东洋经济临时增刊近代经济学系列》
摄影：今井康一
“泡沫“这个词，很早以前就在经济史上出现过。例如17世纪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就曾出现过“郁金香泡沫”，也就是郁金香花卉的球根期货价格飙升的事件。在18世纪的英国则发生过“南海泡沫事件”，也就是借进行贸易之名成立的南海股份公司的股价异常暴涨的事件。
在期货或者股票方面存在“泡沫”的概念，但是对不动产使用“泡沫”这个词的先例，我还没有见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度假地曾经发生过地价急速上涨的情况。弗雷德里克·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曾经在《崛起的前夜》（Only Yesterday: 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1920s）一书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但他并未使用“不动产泡沫”一词，而是用了将其称为“不动产热潮”。
我认为“日本的地价高涨是泡沫”的观点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猛烈批判。例如经济学家云集的“政策构想论坛”就在1990年报告当中断言“地价上涨属于正常范围”。
认为“价格引发了泡沫”，实际上意味着“市场的判断错误”。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观点。因为在经济学理论中，“市场的判断才是正确的判断。”这也是本章第2节介绍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因此，承认泡沫的存在无异于经济学家的集体自杀行为。所以经济学家不甘心承认泡沫也是情理当中的。
在报纸和杂志上，认为“地价高涨反映了日本经济的增长，是正常现象”的观点占绝对优势。我在讨论会上阐述“现在的土地价格是泡沫”，总是遭到强烈的反驳。
在泡沫经济正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人们很难承认它是泡沫。而要指出它是泡沫，则是一件更难的事。这是一场孤独的战斗，得不到任何人的理解和支持。
当时，我曾经警告某位政治家，“泡沫经济一旦崩溃，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位被认为是自民党中最具智慧的政治家却回答我说，“哎呀，最近我的选区的地价也终于开始上涨了。”像他这样的人，居然也没有对土地价格的异常上涨感到怀疑。
我还从来没有像这个时期一样，对时代感到如此不对劲儿。
我感到“不对劲儿”，是指“明明是异常现象，但所有的人却都将其视作理所当然”的状态。土地价格不可能高到这种程度。日本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竟然能够轻而易举地买下圆石滩和洛克菲勒中心，这太不正常了。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却接二连三地发生，而且谁都不以为怪。
这就是我所说的“不对劲儿”。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感觉就是在这一时期。
现在，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地价以及股价暴涨是泡沫的观点。不过对于其形成原因，一般都认为是“过度的金融缓和政策催生了泡沫”。
金融缓和政策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我认为，这个时代产生泡沫经济，除了金融缓和政策之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80年代后半期的社会已经不再需要1940年体制”的事实。
本章第1节提到，80年代，金融领域的战时体制面临着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首先，企业变得能够在资本市场上直接筹集资金。企业通过市价发行股票、可转换公司债券或者CP等各种直接金融方式，不仅从国内市场，还可以从海外市场获得资金。
第二，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已经不再像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那样旺盛。正如本章第3节介绍的，企业没有资金需求，就把低息获得的资金存入大额定期存款，或者用来购买“特金”或者信托基金等金融资产。
就像本书第1章第3节以及第2章第3节介绍的，金融领域的1940年体制，是割裂日本的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实行锁国政策才得以成立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对利率实行统制。但是随着日本卷入经济国际化和自由化，战时金融体制也终于迎来了它寿终正寝的时刻。因为存在这些结构性原因，才引发了空前的泡沫经济。
面对上述经济结构的变化，金融机制原本应该从根本上进行变革。也就是以银行为中心的间接金融体系需要向直接金融体系进行软着陆。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包括日本兴业银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这3家银行的长期信用银行需要转变商业模式。长期信用银行过去的使命是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筹集资金，为企业提供设备投资等长期资金支持。这些金融机构可以学习美国投资银行的商业模式，以此作为改革方向。也就是为企业提供资本市场筹集资金时所需要的各种配套服务。
当时有一部分长期信用银行已经开始尝试摸索类似业务。但是现实中却并未真正实现转型，而是企图沿用过去的商业模式在新世界里生存下去。其具体表现是，全力投入到了能够最快获得收益的不动产投资事业。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的矛盾的原点。长期信用银行也与都市银行一样，通过名为“住宅金融专门公司”（简称“住专”）的子公司向房地产开发投入巨额资金。这一点将在第5章详细阐述。
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泡沫可以说是1940年体制作为战时经济体系尽管已经被时代宣告退场，却仍然苦苦坚持苟延残喘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不过，当时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这也情有可原。因为在这以前，1940年体制实现了日本经济的战后复兴和高速增长，也成功地战胜了石油危机。人们很难理解，在获得了这些成功之后，1940年体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它的使命，不得不退出时代的舞台。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历史进程中所处的位置，这确实很难。
就这样，1940年体制开始慢慢地偏离了现实经济的发展轨道。这就是我对这一时代感到不对劲儿的原因。其当时只是一种朦胧的感觉，后来才渐渐变成了更明确的危机意识。
① 1平方英尺约为0.09平方米，1英亩约为4 047平方米。——编者注
② 斯普特尼克危机指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美国在此之前曾经尝试过两次试射人造卫星，但均告失败。苏联斯普特尼克1号的成功令美国芒刺在背。此后美国全力展开了与苏联的太空竞赛。
来源：百年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