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九十年代初的县城，既不同于乡下的泥土芬芳，也没有大城市的繁华气息，却保留着独特的市井烟火气。

＂钱都退回来了，马上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我捧着电话，声音里带着掩不住的笑意，脸上早已没了当初的委屈。

我叫宋小雨，今年二十六岁，是县里纺织厂的一名普通女工。

九十年代初的县城，既不同于乡下的泥土芬芳，也没有大城市的繁华气息，却保留着独特的市井烟火气。

与城里人相比，我们这些＂半城市化＂的人还保留着许多老传统，比如相亲见家长这件事，就被视为婚姻的重要一步。

我与李建国相恋两年，终于到了见家长的关键时刻。

那是1992年的春天，彩色电视刚开始普及，街上随处可见的＂大板寸＂和＂学生头＂发型正流行，录音机里传出的港台流行歌曲悄然改变着小县城的音乐品味。

建国比我大三岁，在县供销社做会计，每月工资一百多，比我这个纺织厂女工要高出一截。

我们的工资虽不高，但胜在稳定，那时候有份＂铁饭碗＂就已经很知足了。

见家长前一晚，我和室友王芳挤在宿舍的铁架床上，手捧着一本泛黄的《家庭》杂志，反复研究＂如何给未来婆婆留下好印象＂。

＂小雨，你就穿那条粉色的确良裙子吧，显得有精神。＂王芳一边啃着从食堂打包回来的窝窝头，一边认真地说。

我紧张地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建国描述的他妈妈——李婶五十出头，是镇上供销社退休的老职工，在单位里出了名的＂女强人＂。

＂那可是供销社的＇铁算盘＇啊！＂我忧心忡忡地对王芳说，＂建国说他妈妈精打细算，供销社的账目从不出错，连一分钱都算得清清楚楚。＂

王芳递给我一盒护肤品：＂明天擦这个，保证气色好。＂

说完还不忘泼一盆冷水：＂小雨，现在婆婆都精着呢，你可别指望人家就是吃干饭的。＂

＂看人家闺女不光看长相，还得看性格、家世，最重要的是看会不会伺候人，这都是过日子的本事。＂

我翻了个白眼：＂得了吧，也不看看咱现在什么年代了，又不是封建社会。＂

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还是没底，攒了三个月工资买的粉色碎花连衣裙和一件米白色针织开衫早已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边上。

第二天一早，建国骑着他那辆攒了半年工资买的永久牌自行车来接我。

他穿了件深蓝色的的确良衬衫，那是供销社职工福利发的布料，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油光可鉴，鼻梁上架着一副方形黑框眼镜，看得出也是精心准备的。

＂小雨，别紧张。＂他牵过我的手，手心有些微微发汗，＂我妈其实人挺好的，就是有点较真。＂

我点点头，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辈子跟着他过日子，恐怕得面对不少这样的＂较真＂时刻吧？

初春的风还带着丝丝寒意，我坐在自行车后座，双手紧紧抱住建国的腰，感受着他身上淡淡的肥皂香气。

路过县百货大楼时，我忍不住想起前几天和建国一起逛街的场景。

那天，我在柜台前看中了一条丝巾，标价二十八块，建国看都没看就把售货员叫住：＂这个多少钱？能便宜点不？＂

售货员冷冷地回了句：＂标价不议价。＂

我当时脸上一阵发烫，拉着建国就走了。

他还不解地问：＂怎么了？便宜一点有什么不好？＂

想到这里，我不禁笑了，这或许就是所谓的＂遗传基因＂吧？

我们到达建国家时，院子里晾着几件刚洗过的衣服，风吹过，衣服轻轻摇晃，像是在欢迎我们。

建国家是县城里最早盖起的两层小楼之一，灰色的水泥外墙，红色的木门窗，院子里种着几棵石榴树，虽然不算豪华，但在当时的县城已是相当体面。

大门口的墙上贴着一幅已经发黄的＂五福临门＂年画，边角处微微卷起，看得出已经贴了好几年了。

＂妈，我们到了。＂建国一边换鞋一边喊道。

屋里飘出阵阵饭菜香，李婶从厨房迎出来，手上还系着一条花布围裙，脸上挂着笑容，眼睛却在仔细打量我。

她个子不高，但精神矍铄，穿着朴素但很干净，头发烫成当时最流行的＂学生头＂。

＂阿姨好。＂我局促地叫道，双手奉上精心准备的礼物——一盒上好的铁观音和一条丝绸围巾。

这两样礼物可花了我不少心思，茶叶是托在省城工作的表姐买的，围巾则是在县百货商店精挑细选的，花了我整整半个月的工资。

＂哎呦，客气啥，快坐快坐。＂李婶接过礼物，笑容更加热切了，＂瞧瞧，多懂事的闺女！＂

饭桌上，李婶有意无意地打量我，一边给我夹菜一边问东问西。

＂小雨啊，你是纺织厂的是吧？哪个车间的？工资多少啊？家里几口人？有兄弟姐妹不？父母是做什么的？＂

如同连珠炮般的问题让我有些招架不住，但我还是耐心地一一作答。

＂我在细纱车间，每月工资九十多，家里四口人，我还有个弟弟在读高中，父亲是小学老师，母亲在街道办工作。＂

听到我父母的工作，李婶明显露出了满意的神色：＂哦，那都是体面人家，不简单啊。＂

饭后，建国被他爸叫去院子里帮忙拆洗水泵，我则被李婶邀请到客厅＂说说话＂。

客厅里摆着一套老式沙发，茶几上放着一个收音机，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和几张全家福，电视机上覆着一块绣花桌布，一看就是李婶的手笔。

＂小雨啊，你瞧你，长得多俊，又有眼光。＂

李婶边说边从八仙桌的抽屉里取出一个红色塑料袋，＂这是点心意，你拿着。＂

＂见面礼嘛，应该的。＂

我推辞不过，只好接过那个沉甸甸的塑料袋。

＂阿姨，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我试图将红包还给她。

李婶摆摆手：＂收着吧，咱都是自家人了。＂

说这话时，她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看起来格外慈祥。

回到宿舍，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红包，里面竟然是整整三千元钱！

在1992年，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几乎相当于我大半年的工资。

王芳见状惊得瞪大了眼睛：＂天啊！这是见面礼还是彩礼啊？李阿姨也太大方了吧！＂

我把钱小心翼翼地放进枕头底下：＂是啊，我都不好意思收。＂

＂这么多钱，建国家条件真不错啊。＂王芳仔细地抚平每一张百元大钞，＂不愧是供销社的，家底殷实。＂

＂收着呗，婆婆大方是好事啊，说明人家认可你。＂王芳羡慕地说，＂你该庆幸你不是碰上那种一毛不拔的婆婆。＂

＂不论怎样，阿姨能这么慷慨，至少说明她对我满意。＂我心里美滋滋的，想着这笔钱可以添置一些嫁妆了。

第二天中午，刺耳的机器轰鸣声中，我正在车间里紧张地操作着织布机。

细纱车间里灰尘漫天，我和同事们都戴着口罩，每天下班后鼻孔里都是黑乎乎的棉絮。

车间主任突然过来喊道：＂宋小雨，有你电话！＂

厂里有事找人，一般都是通过广播喊话，直接打到车间的很少见。

我顾不上擦手上的机油，急匆匆跑到办公室接电话。

＂喂，您好。＂我有些紧张地握着话筒，电话里传来滋滋的杂音。

＂小雨，是我，建国。＂电话那头传来建国的声音，却感觉有些犹豫。

＂怎么了？＂我察觉到了电话那头的异样，心里突然＂咯噔＂一下。

＂那个...我妈让我问问，她昨天给你的那个红包，你数了吗？＂

＂数了啊，三千块。＂我有点疑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建国小声说：＂那个...我妈说她只准备了两千，可能装错了。＂

＂她说...能不能退一千回来？＂

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我愣住了，脑子里一片空白。

没想到相亲第二天就要我退钱！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像是被人打了一耳光。

＂小雨？你还在吗？＂建国的声音听起来也很尴尬。

＂在...在的。＂我强作镇定，＂你等我回去数一下，可能是我看错了。＂

挂了电话，我感到一阵天旋地转，手脚冰凉。

这下好了，辛辛苦苦攒下的好印象，一下子全毁了。

我机械地回到工位上，满脑子都是李婶算计的眼神。

下班后，我疲惫地拖着步子回宿舍，拿出那叠钱，反复数了三遍——确实是三千。

我突然觉得这钱烫手，好像它在无声地审视着我的人品。

王芳回来后，我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

＂什么？要回去？＂王芳气愤不已，＂这也太过分了！给了就是给了，怎么能要回去？这不是打你脸吗？＂

说着，她拿起床头的搪瓷缸子重重地放下：＂这婆婆也太抠门了吧？见面礼还能要回去的？丢不丢人！＂

我却没那么生气，反而冷静下来：＂可能真的是弄错了。＂

王芳不依不饶：＂弄错也不能这样啊！这么小气，以后过日子还得了？＂

她越说越激动：＂小雨，你可得想清楚，跟这样的婆婆过日子，还不得把你算计死？＂

我静静地望着窗外，路灯把树影投在墙上，摇晃不定。

＂王芳，你说会不会是个考验？＂我突然说。

＂什么考验？＂

＂考验我是不是贪财。＂我若有所思地说，＂如果我死活不肯退，岂不是坐实了我是冲着钱来的？＂

王芳一愣，随即恍然大悟：＂这么一想，还真有可能！＂

＂不管是考验还是真弄错了，我都得把钱退回去。＂我下定了决心。

晚上，我给建国回了电话：＂我检查了一下，确实是三千。＂

＂不过没关系，我明天把一千块退给你。＂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小雨，对不起。＂建国的声音充满歉意，＂我妈她...她就是那种算账很精确的人。＂

＂你别往心里去，她不是故意的。＂

我嘴上说着＂没事＂，心里却五味杂陈。

到底是谁弄错了？是李婶真的多塞了一千，还是她后悔给得太多？

又或者，这真的是一场考验？

第二天下班后，我约建国在厂门口见面，把一千元钱装在信封里递给他。

初春的风还有些凉，我们站在工厂大门口的槐树下，来往的工人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他接过钱，一脸愧疚：＂小雨，别生气。＂

＂我妈她这人就是这样，认死理。在单位里就是＇铁算盘＇，一分钱的账目都不会错，家里的帐本更是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

＂没关系，我能理解。＂我笑了笑，＂既然是弄错了，退回去是应该的。＂

建国松了口气，伸手想拉我的手，被我不动声色地避开了。

＂建国，我还有点事，先回宿舍了。＂

说完，我转身离开，留下他一个人站在风中，满脸错愕。

接下来几天，我总感觉心里不是滋味。

这件事虽小，却让我对未来的婚姻生活产生了顾虑。

建国几次来厂门口等我，都被我以加班为由推脱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周六傍晚，建国突然出现在了我们宿舍楼下，手里拿着一束不知从哪弄来的野花。

＂小雨，下来吧，我有话跟你说。＂他在楼下喊道，惹得整栋宿舍楼的女工都探出头来。

无奈之下，我只好下楼。

＂我知道你还在生气，但是你得给我个机会解释啊。＂他语气中带着委屈，＂你总不能就这样一直躲着我吧？＂

我轻叹一口气：＂建国，我不是生气，我是在想我们的未来。＂

＂以后还会有很多这样的小事，如果每次都这么拧巴，那我们怎么过日子？＂

建国拉着我的手，语气恳切：＂我妈已经知道错了，她后悔得不得了，一直说对不起你。＂

＂这事是我处理不好，你要怪就怪我，别怪我妈。＂

看着他诚恳的眼神，我心软了几分：＂好吧，那你现在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建国点点头：＂我妈说她准备了两千块钱和一对金耳环作为见面礼，结果...＂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是李婶！

李婶手里提着一个精致的纸袋，一看到我就笑了：＂小雨，可找到你了！＂

我有些意外：＂阿姨，您怎么来了？＂

＂我特意来跟你道歉的。＂李婶拉着我的手，满脸歉意，＂那天的事是我弄错了，让你受委屈了。＂

一旁的建国连忙解释：＂我妈本来准备给你两千块钱和一对金耳环，价值一千多。＂

＂结果那天给你红包时，她以为自己已经把耳环盒子塞进红包里了，回家后才发现耳环还在她梳妆台上。＂

我终于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忍不住笑出声来：＂所以阿姨是想让我退回一千，好和那对＇缺席＇的金耳环价值匹配？＂

李婶不好意思地点点头：＂是啊，我这人，太较真了。＂

＂回家后发现耳环还在，就以为是钱给多了，非让建国问问你。＂李婶拍拍自己的脑袋，＂我这老糊涂的！＂

听完这个解释，我心里的芥蒂一下子消散了。

原来不是婆婆抠门，而是一场误会。

这么一想，反而觉得这事挺滑稽的。

李婶从纸袋里拿出一个精美的盒子：＂小雨，这是应该给你的那对耳环。＂

＂你收下吧，就当是我这个糊涂婆婆的赔礼。＂

我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对精致的小金耳环，在夕阳下闪闪发光。

李婶又从包里拿出那个红塑料袋：＂这一千块钱你也拿着，本来就是给你的。＂

＂阿姨这人，就是太较真，做账做习惯了，总想着账目要清楚。＂

我原本想推辞，但看到李婶诚恳的眼神，还是接了过来。

＂谢谢阿姨，不过这钱...＂我犹豫着说。

李婶打断我：＂拿着吧，这是我的心意。＂

＂况且，＂她压低声音，笑着说，＂我儿子这么大了还没对象，好不容易找到你这么好的姑娘，我能不高兴吗？＂

我不禁莞尔，心里的疑云完全散去了。

第二天，我和建国约好去县城新开的＂友谊商场＂看电影，顺便买点小东西。

＂友谊商场＂是县里最大的商场，刚开业不久，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很多都是我们这些小县城居民没见过的稀罕物。

在商场里闲逛时，我们遇到了建国的表姐——一个穿着时髦的年轻女子。

她留着齐耳短发，穿着印花T恤和牛仔裤，脚上蹬着一双白色帆布鞋，看起来很有＂大城市＂范儿。

＂这就是小雨啊？果然水灵。＂表姐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转头对建国说，＂建国，你可有福气了。＂

建国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表姐，别打趣我们了。＂

＂婚事定了没？妈让我问问你们的日子。＂表姐笑眯眯地问道。

建国有些不好意思：＂还没定呢，这不是刚见完家长嘛。＂

＂对了，阿姨给的见面礼你收到了吧？＂表姐笑眯眯地问我。

我点点头，心里却嘀咕：连表姐都知道这事？

＂阿姨可是精心准备的，特意跟我商量该给多少呢！＂表姐眨眨眼，＂我说少了不好看，多了怕你不好意思收。＂

＂最后她拿了两千，说再加上给你买的金耳环，差不多三千了。＂

我一愣：＂所以阿姨一开始就是打算给我三千的等价物？＂

表姐点点头：＂是啊，我还陪她挑的耳环呢，花了一千多呢。＂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表姐疑惑地问。

建国连忙解释了＂礼金风波＂的始末，表姐听完哈哈大笑：＂我姑妈真是的，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较真！＂

＂不过也好，这一误会反而让你们更了解对方了不是？＂表姐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们。

走出商场，我和建国相视一笑，心中豁然开朗。

那天晚上，建国请我去县城最好的＂友谊饭店＂吃饭，算是给我赔礼道歉。

＂友谊饭店＂是县里唯一的一家国营饭店，能在这里吃饭是很多县城居民的向往。

我们点了糖醋里脊、红烧肉、清蒸鱼，还有一盘时令青菜，顿时引来邻桌的羡慕目光。

建国举起杯子：＂谢谢你没有生我妈的气。＂

＂她这人就是这样，认死理，做事一板一眼，但心地其实很好。＂

我笑了笑：＂我知道。＂

＂其实这件事也让我看到了你的为难。在妈妈和女朋友之间做选择，确实不容易。＂

建国握住我的手：＂小雨，我喜欢你就是因为你明事理，不钻牛角尖。＂

＂我保证，以后我会更加注意平衡好这其中的关系。毕竟，你们两个都是我最重要的人。＂

望着建国真诚的眼神，我的心一下子软了。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处事方式和生活习惯，未来的婚姻生活肯定会有磕磕绊绊，关键是双方如何沟通和理解。

这场＂礼金风波＂不是危机，而是一次成长的机会，让我们提前适应了家庭关系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春去秋来，几个月后的中秋节，李婶亲自上门拜访我父母，正式商量我和建国的婚事。

这次她带来的见面礼格外丰厚，有上好的茶叶、烟酒、水果和一对金手镯，还特意嘱咐建国当着我父母的面检查清楚。

坐在一旁的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向父母解释了＂礼金风波＂的来龙去脉。

我父亲也被逗乐了：＂较真是好事啊，说明阿姨是个认真负责的人。＂

李婶不好意思地笑道：＂那次真是闹了个大笑话。＂

＂不过也好，看出小雨这孩子心地善良，不计较。这么好的儿媳妇，我认定了！＂

我和建国相视一笑，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

有时候，正是这些小小的误会和磕绊，让我们有机会真正了解彼此的家庭，为将来的生活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婚礼就定在了1993年春节后的元宵节，那是个洋溢着喜气的日子。

我穿着大红的旗袍，头上盖着红盖头，李婶亲自为我戴上了那对金耳环。

＂好媳妇，以后咱娘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她在我耳边小声说道。

婚后几年，每当李婶给我们孩子包红包时，她总会特别认真地当着我的面清点金额，然后俏皮地眨眨眼：＂这次保证没装错！＂

而我们全家都会因此开怀大笑，连小小的儿子都会咯咯笑着去抢那个红包。

2000年初，我们县里开始推行住房改革，单位的公房可以低价买断。

建国犹豫不决，担心房改后单位不保险了。

＂买！必须买！＂李婶斩钉截铁地说，＂这么便宜的房子，错过就没了！＂

在她的坚持下，我们用积蓄和向亲友借的钱，把单位的两居室买了下来。

没想到仅仅两年后，房价就涨了一倍多。

那个＂误会＂成了我们家的笑谈，也成了我和婆婆之间特殊的情感纽带。

人生路上，并非所有的风波都是灾难，有些反而成了温暖的回忆，让我们的家庭关系变得更加真实而牢固。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和建国的小家庭在县城扎下了根。

我常想，婚姻和家庭关系就像是一本复杂的账簿，需要我们用心经营，细致清点。

而那些曾经的误会和包容，正是这本账簿上最珍贵的财富。

人生就是这样，有误会，有争执，有眼泪，也有笑声。

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一起把这本＂家庭账簿＂记下去，用真心去平衡每一笔情感交易。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对金耳环我一直戴着，它见证了我从一个懵懂的姑娘成长为妻子、母亲。

每当我看到耳环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就会想起那场啼笑皆非的＂礼金风波＂，想起婆婆认真较真的样子，想起建国为难的表情。

生活中的小风波终将过去，留下的却是那些值得珍藏一生的情感记忆。

来源：恋过的美丽风景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