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的关键概念、问题与解决路径

摘要：《网络传播概论》作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3级传播学本科生的必修课程，一直鼓励学生广泛阅读，深度思考，挖掘新思，探寻网络传播的最新发展。

《网络传播概论》作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3级传播学本科生的必修课程，一直鼓励学生广泛阅读，深度思考，挖掘新思，探寻网络传播的最新发展。

2025 年春季学期，课程除了教授知识外，设计了四个阅读报告讨论专题：数字文化与文明新思、平台传播中的社会问题、智能传播前瞻和互联网的误读与反思。在阅读篇目选择上，课程延续了教师推荐与学生自选相结合的方式，在人员分配上，学生自主报名和随机抽取的方式结合，扩宽学生视野的同时，支持学生根据自身兴趣展开对特定专题的讨论。

学习步骤包括：1）全体学生对教师指定的三篇高水平文献进行阅读。2）部分学生依据分配到的专题，选择至少一篇自身感兴趣的论文，全部阅读之后撰写阅读报告。3）报告写作者通过课堂汇报、课堂讨论实现知识共享。4）其余学生就提供的精读论文和专题写作者的展示，进行评述和提问。

本周分享的是平台传播中的社会问题专题。

引言

在数字技术深度重塑社会的当下，平台已从工具性存在演变为主导现代生活的核心基础设施。从社交互动到经济生产，从文化传播到公共治理，平台以“数字化中介”的角色重构着人类社会的底层逻辑。然而，随着平台的快速发展，其背后隐藏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平台中的问题不仅关乎技术应用，更触及到了社会公平、民主价值与人类自由的深层命题。

平台研究作为21世纪的重要学术主题受到了众多学科的关注。对于平台的演进脉络，已有许多较为成熟的思考，对平台问题的讨论也逐步完善，问题的解决路径在当下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因此，本文将回顾相关文献，梳理平台的关键概念与问题，并展望平台问题解决路径与平台的解放性维度。

全文约4200字，阅读需要13分钟。

1.理解平台

1.1 平台概念的历史脉络

平台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在发展过程中容纳了不同的意义，具有不同的指向。当下对平台概念的理解既融合了过去平台概念的意涵，也包含了当下情景中的新理解。

1.1.1概念的两大认知路径

平台（Platform）概念在历史中呈现出两大认知路径：平台作为“基础设施”和平台作为“功能性支持”[1]。传统文化中的平台最早指代休憩、瞭望使用的露天台榭，蕴含着作为基础设施与功能支撑的意涵；日本汽车工业中的平台指“汽车底盘”，也有着支撑之意。因此，孙萍指出，平台概念的原始意涵中的两大发展路径为以后数字化的平台概念奠定了基础[1]。

图1.台榭与汽车底盘

图源：小红书

1.1.2历史话语的三重维度

平台概念在历史话语中主要展开为三个主要维度：数字化、中介性和可供性[1]。其中数字化指向平台经济，平台经济中的平台具有桥接性特征，而数字化也推动平台经济正朝着信息化、智能化不断演化。中介性将社会关系引入平台，使平台得以对社会资源与社会关系进行重塑。可供性这一维度则体现了平台自身作为一种工具，能够为用户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一定程度上的可能性并塑造特定的社会结构。

图2.平台经济示意图

图源：小红书

1.2 平台的基础设施化与虚拟性

数字化的平台的建立既需要物质的实体性支撑，也依赖代码、软件等虚拟物的支持。因此，当下的平台既有了基础设施的实体性功能，也包括不可见的虚拟技术，具有软硬件相结合的特征。

1.2.1基础设施化

孙萍认为，学者对平台进行概念化时都强调了平台作为基础设施的存在[1]。同时，平台的基础设施化逻辑也成为平台研究的落脚点[2]。平台的基础设施化并非单一维度的技术现象，而是技术逻辑、社会逻辑与制度逻辑的交织共振。作为一种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平台通过广泛接入与触达来实现社会关系的连接和社会资源的重组。

图3.混合云IT基础设施示意图

图源：AWS官网

1.2.2虚拟性

并且，平台的基础设施化与历史语境中的平台基础设施内涵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是一种“再基础设施化”[1]。当下的平台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走向虚拟技术而非实体物件。虚拟技术为平台带来了可编程性与时空压缩性。平台因此更加灵活，也能触及更广泛的用户。但虚拟技术也使平台的构成部分中大部分并非实体可见，而是对用户来说处于“黑箱”状态，这也为平台问题埋下伏笔。

图4.阿里数据中心-IT模块局部

图源：阿里云官网

1.3 平台概念的复杂性

随着平台经济的飞速发展与全球超大型平台的崛起，平台的概念呈现出复杂性的特征。贾瑞雪指出了平台研究中的技术-经济，文化-社会、基础设施的逻辑，展现了平台与社会各个方面的深度融合[1]。孙萍也提出，当我们讨论“平台”时，已经不可能局限在数字化、中介性和可供性这三个独立维度，而是要把三个维度结合起来，并和其他新的维度相呼应，来看平台这个“社会技术的组合体”、“复杂的机构”,看它如何控制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又同时受我们的操控。

图5.平台社会

图源：知乎

当下的平台概念由于平台本身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交融具有了复杂性。因此，要理解平台也应当从多重维度出发进入平台现象中的复杂逻辑。

2.平台传播中的社会问题

姬德强分析平台化治理时，选择从“大传播”的角度出发。他认为，治理问题与传播变得息息相关。因此，平台中的社会问题与平台传播同样息息相关[3]。孙萍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平台作为传播的三个维度，平台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平台作为一种技术结构与平台作为一种商业资本[1]。从该逻辑出发，平台传播中的社会问题也出现在上述三个维度之中。

2.1 现实生活的转变问题

从作为媒介的平台角度来看，平台传播在带来诸多便利与创新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2.1.1社群关系的转变

平台成为人们社交互动的重要场所，但这种基于平台的社交存在表面化问题。虽然平台连接了大量用户，拓展了社交范围，但许多社交互动仅停留在虚拟层面，缺乏深度情感交流，影响现实社会关系的建立与维护，使人际关系变得更加脆弱和不稳定。

图6.匿名社交

图源：《人民日报》

2.1.2内容生产的转变

由于平台的“中介连接”功能，内容生产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为追求内容可及性、社群形成和个体参与感，平台往往更注重传播速度和流量，导致大量低质量、同质化内容充斥。平台的崛起使内容产业话语权下降[1]。商业平台所有者和消费者更关注内容可及性等因素，内容生产者的话语权被削弱。这抑制了内容产业的创新活力，阻碍了文化的多元发展，使文化市场的多样性受到损害。

2.2 算法问题与数字劳动

算法是作为技术结构的平台核心，平台中的数据、算法、人工智能既是支撑平台运行的关键，同时也是产生社会问题的推动者。

2.2.1算法问题

算法在平台传播中扮演着信息“把关人”的角色，其运行逻辑却可能导致信息控制与舆论引导出现偏差。孙萍指出，大型平台企业，依托算法技术能够有效控制所在平台的信息流动，进而影响社会的言论传播与舆论发酵[1]。算法的实际运行存在“黑箱”问题。贾瑞雪提到，算法的组织化生产过程，包括研发、编程等环节，受制于技术专业门槛，使外界难以深入了解其内部逻辑[2]。这种不透明性可能导致算法存在偏见和歧视，难以被及时发现和纠正。

图7.《黑客帝国》海报

图源：豆瓣

2.2.2数字劳动

劳动者面临着平台的“结构性支配”局面。平台只雇用数据工程师和营销人员来维护推广平台，而将真正的工人归类为独立承包商。根据平台公司的说法，劳动者是从事个体经营者，与平台是合作关系。这种经营模式使劳动平台能够逃避传统的雇主责任，而将经营风险转移到工人身上。

图8.外卖骑手

图源：作者

这种看似合法的行为实质上是以资产阶级法权掩盖对劳动者的结构性支配。劳动者看似是自由的，但依赖着平台公司掌握的数字基础设施，并且受制于各种决策算法，他们无法自主决定自己的行为[5]。

平台将劳动者置于数字控制之中，削弱着劳动者的反抗意愿,蚕食着他们发挥自主性的空间,还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对自身的管理过程中[6]。而一旦劳动者对这种集中组织的劳动协调机制产生认知依赖，平台就会利用这种依赖，以增加自己的收益。

2.3 平台资本主义问题

2.3.1数据作为资本存在

用户创造了大量数据，却无法拥有数据的所有权。数据演变为了资本的崭新形式[4]。在今天,福柯所谓的具体的人被异化为人口统计学上的数据个体的命运并没有改变,相反,这个趋势在今天愈演愈烈。平台领域的决策并非面对着实实在在的人，而是平台中流动的各种数据指标。因此，在当下，“唯有当我们被转化为一系列的数据、变成在平台上交流的数字资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具有意义。”[7]

图9.《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海报

图源：小红书

蓝江指出，在数字资本主义模式下，人也面临着进一步的物化[4]。肖萨娜・祖博夫提出的“监控资本主义”表明，平台依靠机器智能和算法技术，无休止地收集用户的“行为化数据”。用户在使用平台服务时，个人的浏览记录、消费习惯、地理位置等信息被大量采集。在数据的界面上,人与物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在云计算的平台上,我们和仓库里存放的货物一样,只是用来调配的数字资源。

2.3.2扩张的垄断性

垄断是平台经济的发展趋势。平台垄断会抑制市场竞争，减少创新动力[1]。垄断平台凭借自身优势，能够轻易收购或打压具有创新性的初创企业，使创新成果难以得到发展空间，不利于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和服务提升，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加剧社会不平等，使公共利益受损。

3.平台问题的解决路径

3.1 治理平台化与平台规制

姬德强提出以平台理念创新国家治理体系的框架和机制设计，借助公共信息基础设施推动政府公共信息的数据化、平台化和智能化建设[3]。统筹超级互联网平台的技术优势和经济动能，充分动员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参与协商互动，提升治理的民主化和治理能力水平，确保治理体系稳定运行，避免治理失灵。

图10.外卖平台治理

图源：《人民日报》微博

针对超级互联网平台带来的挑战，姬德强强调从反垄断和规制模式创新两方面进行平台规制。在反垄断方面，要应对资本过度扩张、市场竞争和创新受限等问题，创新反垄断法律，制约平台的“公共俘获”效应，防止其冲击市场和社会政治秩序。规制模式创新则需考虑数字平台的性质，调和国家规制与平台全球性的地缘矛盾，探索多元共治、协同治理的模式。

3.2 平台合作主义与世界地方主义

孙萍提到，平台合作主义与世界地方主义作为新兴理念，为平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路径与方向[1]。这两种理念旨在突破传统平台资本主义的局限，构建更加公平、可持续且富有活力的平台经济模式。

平台合作主义是对商业化“按需经济”的深刻重塑，其核心在于以集体所有权、民主经营和劳动保护为基石，构建一种共享经济模式。这种模式致力于打破单一的平台资本主义逻辑，扭转资本主导下的不平等局面，强调社群成员的共同参与和利益共享，以此塑造强大的社群团结性和凝聚力。

图11.“平台合作主义”一词的创造者Trebor Scholz

图源：搜狐

世界地方主义聚焦于生产和消费领域，倡导利用全球化网络关系连接地方社区，实现交互共享。全球与地方的关系应建立在共识、创新、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之上，通过促进地方社区与全球网络的有机融合，实现资源的有效流动和共享，为地方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4.平台发展中的解放性维度

虽然平台有着上文论述的诸多问题，但是数字平台作为“新事物”，在当下仍然是历史中的进步性因素，其中仍然蕴含着解放性、发展性的维度。

4.1 就业渠道的拓展

平台经济打破了传统经济模式的诸多限制，为人们创造了丰富多元的就业机会。在平台经济模式下，大量灵活就业形式涌现。这些新的就业形态降低了就业门槛，使不同背景和技能水平的人都能参与其中。许多农村劳动力和城市闲散劳动力能够借助平台获得收入来源，实现了就业渠道的拓展[1]。

图12.新就业形态

图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4.2 资源的合理配置

平台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了信息的高效流通和资源的精准匹配，促进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超级互联网平台能够整合各方资源，使生产、服务和消费更加高效地对接[3]。在电商平台上，商家可以直接面向大量消费者，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消费者也能更便捷地获取所需商品和服务。

4.3 有利个人发展

在平台环境中，个体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和决策权，这有助于增强个体的自主意识。蓝江提到，个体在数字平台上可以自主选择关注的内容、参与的活动和社交圈子，根据自己的意愿塑造虚拟形象和身份[4]。这种自主选择的过程促进了个体对自我的认知和反思，有助于构建更加清晰的自我认同。通过在平台上的互动和展示，个体能够获得他人的反馈和认可，进一步强化自我认同，实现个体在精神层面的解放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