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几千本新约希腊文手抄本当中，重要性居首位的非西奈抄本(Codex Sinaiticus) 莫属，它的发现和研究对于圣经手抄本的学习是一个里程碑。西奈抄本是一部四世纪的希腊文皮纸册子本，共有1460页，内容包括新旧约全部书卷，是目前现存最早的全经抄本(虽然有年
在几千本新约希腊文手抄本当中，重要性居首位的非西奈抄本(Codex Sinaiticus) 莫属，它的发现和研究对于圣经手抄本的学习是一个里程碑。西奈抄本是一部四世纪的希腊文皮纸册子本，共有1460页，内容包括新旧约全部书卷，是目前现存最早的全经抄本(虽然有年代更早的抄本，但都是残篇)，现藏于大英图书馆。1933年，英国从苏联政府手中以10万镑的价格购买了西奈抄本，它的一张双叶纸长度达76厘米，共八个窄的栏，大写字体，书写优美，相比于同时期的其它手抄本，无论是书写风格，排版，皮纸的质量，它都可以说是一本精品，近乎完美，据说它是由三名抄写员合作完成的。
西奈抄本的发现
西奈抄本的发现过程和最终藏于大英图书馆有一段曲折的故事。它是由莱比锡大学的教授Constantin von Tischendorf博士于1844年在西奈山的圣凯瑟琳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St. Catherine at Mount Sinai)发现的，那时Tischendorf不到30岁，喜欢去中东寻找手抄本，当他在圣凯瑟琳修道院的时候，他看到在一个篮子里有许多的纸，修道士正准备扔到火炉里烧掉，Tischendorf拿过来检查了一下，发现这些是旧约的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一个修道士说，有一些已经被烧了，他们还给Tischendorf看了其它的手抄本，他确定是耶利米书，尼希米记和以斯帖，于是他把它们带回了莱比锡大学，1846年，他出版了这些手抄本的内容。1853年，他重新回到圣凯瑟琳修道院，希望能够得到七十士译本其它部分的书卷，他前一次的到访已经让这些修道士警觉了，以至于他这一次的到访一无所获。1859年，Tischendorf得到了俄国沙皇亚力山大二世的赞助，再一次来到西奈山，在他计划离开修道院的前一天，他送给修道院的管理员一本他最近在莱比锡出版的七十士译本，于是管理员就说自己也有一本七十士译本，它是从他房间的壁橱里的由一块红布包着的一本圣经抄来的，于是，在惊讶的学者面前，放着他渴望已久的宝藏。当天晚上，Tischendorf按耐住激动的心情，故作随意地请求管理员允许他再看一眼这个由红布包着的圣经，管理员答应了，Tischendorf回到房间后彻夜未眠地研究抄本，他很快发现，这本抄本的内容比他所预想的要多得多，因为不仅旧约的大部分都有，新约也完好无损，还加上了巴拿巴书信和赫尔姆斯的牧羊人。
第二天早上，Tischendorf试图买下这本抄本，但遭到拒绝，于是，他请求把它带到开罗去研究，但有一个修道士极力反对，所以他不得不空手离开。西奈山的修道士们在开罗有一个小修道院，Tischendorf到达开罗后来到这个修道院，圣凯瑟琳修道院的院长刚好在这里，Tischendorf就要求院长吩咐把他指定的抄本送到开罗来，于是书卷被送到了开罗，院方同意他可以把书卷的内容抄写下来，Tischendorf和另外两个德国人，一个是药剂师，另一个是书商，三人一起转录书卷的内容，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他们共抄写了110,000行的文字。
谈判的下一阶段可以委婉地称为‘教会外交’，当时圣凯瑟琳修道院没有直接的上级管理机构，作为希腊教会的一部分，修道院受到俄国沙皇的保护，沙皇有影响力决定修道院新住持的院长的人选，另一方面，修道院也希望自己有话语权，Tischendorf就建议修道院将这本书卷作为礼物赠送给沙皇,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这本珍贵的书卷被交给了Tischendorf，一来他可以在莱比锡出版，二来他就以修道士们的名义赠送给沙皇，事情就这样成了。作为回报，沙皇赠给圣凯瑟琳修道院一个银色的神龛，赠给修道院的图书馆7,000卢布，赠给开罗的修道士2,000卢布，赠给开罗的修道院一些珍贵的俄罗斯装饰品。1862年，在俄罗斯帝国成立一千周年之际，沙皇出资以华丽的风格出版了书卷的文本，为四对开本，在莱比锡印刷。
西奈抄本的最终出版是在二十世纪，1908年的夏天，Kirsopp Lake教授到圣彼得堡给西奈抄本的新约部分拍照并于1911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1913年他又到圣彼得堡给西奈抄本的旧约部分拍照并于1922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府对圣经不感兴趣，又财政紧迫，于是与大英博物馆的受托人就以十万英镑(略高于五十万美元)的价格出售这本书卷进行了谈判，英国政府担保了一半的资金，另一半资金通过大众认购筹集，由感兴趣的美国人以及英国各地的个人和教会捐款。就在1933年圣诞节前，这本书卷在守护下被送到了大英博物馆，现在陈列书卷的大英图书馆于1973年与大英博物馆分离。
西奈抄本和梵蒂冈抄本的出生地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西奈抄本的出生地在什么地方？换句话说西奈抄本是什么时侯在哪里被制作完成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介绍另一本据有非凡价值的手抄本，它就是梵蒂冈抄本(Codex Vaticanus)，正如梵蒂冈抄本的名字所指，它现藏于罗马的梵蒂冈图书馆，并且1475年以前它就在那里了，但是直到1889-90年它的数字影像才公之于众。它的年代确定为四世纪中叶，略晚于西奈抄本，内容包括新旧约全书和旁经(除了马加比书)，其中有几处残缺，包括创世纪的前46章，大约30篇诗篇，希伯来书9:14以后，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腓利门书和启示录。
Skeat教授用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西奈抄本和梵蒂冈抄本，他发现西奈抄本和梵蒂冈抄本在文本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似乎有可能是同一个抄写员在两本手抄本上都工作过，梵蒂冈抄本的抄写员A可能与西奈抄本的抄写员D相同，梵蒂冈抄本里的旧约的最初八本书的书末的一些设计与西奈抄本的抄写员D的设计非常相似，比如，梵蒂冈抄本里申命记的最后一页的设计几乎是和西奈抄本马可福音的最后一页的设计一样(抄写员D的作品)，它们在每个细节上几乎完全相同，Skeat得出的结论是，西奈抄本和梵蒂冈抄本可能出自同一个藏经楼，因此，任何与一本手抄本的起源有关的证据都可能与另一本手抄本的起源同样相关，Kirsopp Lake和Tischendorf也同意这个结论。
起初，有学者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作为西奈抄本和梵蒂冈抄本的出处，他们的理由是：第一，西奈抄本里的三个字母的形状，也就是Υ(音Mu)，Ω(音Omega)，Ξ(音Xi)，具有典型的古埃及语的特征，古埃及语风格的字体Υ在埃及的纸草书卷中很常见。第二，西奈抄本中的两个拼写，一个是κράβαττος(‘小床’)被写成κράβακτος，这个拼写在埃及的纸草书卷中很常见，这个证据在现有的资料中确实有说服力；另一个是Ἰσραηλίτης(‘以色列人’)被写成Ἰσδραηλίτης，这个拼写在梵蒂冈抄本，纸草书卷，和一些埃及的纪念碑的碑文中出现过。第三，梵蒂冈抄本里的各个书卷的先后编排次序与亚历山大的教父亚拿修斯(Athanasius of Alexandria)于主后367年写的一封节日书信中所提到的正典的顺序是一致的。
但是Skeat教授对西奈抄本的出处在埃及的观点提出了反驳的意见，针对上述第一个论点，没有证据表明三个字母的所谓古埃及语的特征在埃及以外的手抄本中很罕见。对于上述第二个论点，拼写Ἰσδραηλίτης，它的近似的拼写Ἰστραηλίτης在小亚细亚一带的碑文中也出现过，所以这个证据说服力不强。至于上述第三个论点，Skeat仔细地将亚拿修斯的正典的顺序与梵蒂冈抄本的书卷的排序做了对照，他说亚拿修斯将圣经中的书卷分为两大类，一类叫信仰的根基(正典)，另一类叫应该熟悉的(旁经)，旧约正典包括22卷书，旁经包括智慧书，西拉书，以斯帖，朱迪斯和托比，新约正典包括27卷书，旁经包括十二使徒遗训和赫尔姆斯，梵蒂冈抄本里旧约正典和亚拿修斯的正典是一样的，旁经是夹在约伯书和小先知书中间，Skeat又将亚拿修斯的所列的圣经的书卷与西奈抄本的书卷做了对照，不同的是，西奈抄本有玛加比1到4书和巴拿巴书信而亚拿修斯却没有。这说明，梵蒂冈抄本和西奈抄本的各个书卷的排列顺序是不同的，梵蒂冈抄本的顺序更接近亚拿修斯的正典的顺序，如果梵蒂冈抄本起源于埃及，西奈抄本就不是起源于埃及，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Skeat发现梵蒂冈抄本新约书卷的顺序几乎和亚拿修斯的新约正典的顺序完全相同，而且梵蒂冈抄本新约的书信部分有页码编号，所以从罗马书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编号是连贯的，但是这些编号的希腊字母是半草书体，不是大写体，显然不是原始的抄写员写的，很可能是抄本离开藏经楼以后后人加上去的，这说明用两个抄本的书卷的排列顺序作为证据不太令人信服，不能提供起源的证据。
Skeat主张西奈抄本和梵蒂冈抄本的起源更可能是在巴勒斯坦的该撒利亚(Caesarea)，理由如下：第一，西奈抄本在六世纪的时候被修正过，其中一位修正员使用的旧约的原型抄本是殉道者庞菲勒(Pamphilus)在监狱中写的抄本，庞菲勒既是教父尤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的老师，也是该撒利亚教会的杰出人物，这说明六世纪时西奈抄本很可能在该撒利亚。
第二，在马太福音13:54开头，正确的希腊文应该是εἰς τὴν πατρίδα(‘来到自己的家乡’)，而在西奈抄本中的希腊文却是εἰς τὴν Ἀντιπατρίδα(‘到安提帕底’)，为什么抄写员写成了Ἀντιπατρίδα？Skeat解释说安提帕底是该撒利亚以北45公里处的一个小镇，这个地名在使徒行传23:31中出现过，可能是因为抄写员人在该撒利亚，当听到πατρίδα这个词时，头脑奇怪地联想到该撒利亚附近的安提帕底。西奈抄本里的使徒行传8:5，抄写员将Σαμαρείας(‘撒玛利亚’)误写成了Καισάρειαν(‘该撒利亚’)，这两个抄写的错误说明西奈抄本抄写于该撒利亚的假设是和情理的，也说明抄写员是用听写的方式抄写的而不是自己看着原型抄本抄写的。
第三，西奈抄本和梵蒂冈抄本的起源很可能与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的圣经手抄本的订单有关，该撒利亚的教父尤西比乌曾经被君士坦丁大帝委任负责制作50本圣经并用马车运送到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公元330年5月11号，君士坦丁堡正式成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尤西比乌在自己的著作⟪君士坦丁传⟫中提到，君士坦丁大帝给他写了一封信，指定他为君士坦丁堡的教会制作50本圣经，皇帝的具体要求是：书卷将以册子本的形式写在羊皮纸上；它们易于阅读和携带，由专业和训练有素的书法家抄写；教区的财务官为尤西比乌提供所需的一切，尤西比乌本人将确保书卷尽快完成；尤西比乌被授权使用这封信征用两辆公共马车将书卷运送到君士坦丁堡，届时君士坦丁在那里对其进行检查；马车队将由尤西比乌的一名执事负责押送，他抵达后将得到相应的报酬。尤西比乌还提到一个信息，那就是抄本以每页三栏或四栏的格式书写，这个格式恰恰与梵蒂冈抄本(三栏)和西奈抄本(四栏)的格式是一致的。
从以上对一些证据的的分析和讨论说明，西奈抄本和梵蒂冈抄本极有可能出自同一个藏经楼，它们都出于同一地方，有利于该撒利亚的证据比有利于亚力山大的证据更合理，恰好在四世纪的时候尤西比乌收到过君士坦丁大帝关于手抄本圣经的订单，所以学者们就将西奈抄本和梵蒂冈抄本与尤西比乌的所在地该撒利亚联系到一起。现在我们已经触及到了核心的问题：西奈抄本和梵蒂冈抄本是否与君士坦丁大帝的订单有关？
西奈抄本和梵蒂冈抄本的后期历史
如果我们假设西奈抄本和梵蒂冈抄本与君士坦丁大帝的订单无关，这种假设就会产生许多问题，并且很难找到合理的解释，比如，如此高级定制的手抄本是谁承担了它的成本(西奈抄本的页面尺寸是38.1厘米高×33.6‒35.5厘米宽)？这样的奢侈品为什么200年以后仍然在该撒利亚(西奈抄本在六世纪的时候被修正过)？如果我们转向相反的假设，即西奈抄本和梵蒂冈抄本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与君士坦丁大帝的订单有关，那么现有的证据就变得容易理解，加上内容涉及整本圣经的希腊文手抄本在任何时期都极为罕见，一本完整的圣经被认为是很不寻常的珍品，所以，与其它的可能性相比，认定两本手抄本就是君士坦丁大帝的订单的理由更为可信。
前面已经提到，西奈抄本在六世纪的时候被修正过，也就是说它至少在六世纪的时候仍然在该撒利亚，可以推断，它不曾被运送到君士坦丁堡，为什么它被放弃了呢？原因可能是，它的尺寸太大了，当西奈抄本和梵蒂冈抄本相比较的时候，尽管它们都是整本希腊文圣经，在同一时间，同一个藏经楼，可能是同一个抄写员抄写的，但是两本书卷的尺寸有显著的差异，西奈抄本每一页有四栏48行，而梵蒂冈抄本每一页有三栏42行，而且梵蒂冈抄本的字体比西奈抄本的字体小得多。再看它们的纸张大小，西奈抄本的页面尺寸是38.1厘米高×33.6‒35.5厘米宽，而梵蒂冈抄本的页面尺寸是27.5厘米高×27.5厘米宽，为什么两本书卷尺寸的差异那么大呢？在当时的巴勒斯坦，纸草是通常的书写材料，尽管羊皮纸开始使用，但其生产规模相对较小，此外，羊皮纸制作是一个技术高超且耗时的过程，如果按照西奈抄本的格式继续制作君士坦丁大帝的订单，既耗费大量的羊皮纸，还延长工期，毫无疑问，正是西奈抄本的超大尺寸导致了它被搁置在该撒利亚。那么为什么西奈抄本的修复计划执行得如此之晚呢？其目的是为了让这个如此精美的抄本在该撒利亚以外的地方发挥作用，而西奈山的圣凯瑟琳修道院可能就是它最终的归宿，这个修道院是由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于公元六世纪中叶建立的。
对于梵蒂冈抄本的后期历史，我们可以推测，梵蒂冈抄本被安全地运送到了君士坦丁堡，当所有的50本圣经都准备好的时候，它们会被君士坦丁大帝检查。之后，没有人知道梵蒂冈抄本的早期历史直到十五世纪，漫长的岁月使得这本抄本的字迹变得模糊难读，于是它在十五世纪的时候被翻新了，翻新之后，它在1438-9年由希腊代表团带到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的联合市政议会作为送给教皇的礼物，这个推测是可能的，因为第一，众所周知，当时希腊人彻底搜索了他们的图书馆和修道院以寻找教父们的手稿，从而以教父的作品为证据帮助他们与拉丁教会在神学上的争论。第二，在Joseph Gill于1959年出版的⟪佛罗伦萨议会⟫里，书中提到了意大利人类学家Ambrogio Traversari于1438年3月11日到4月7日期间写的一封信，Traversari对一个朋友讲述了他如何采访了希腊皇帝，看到了他带来的一些手抄本，Traversari还提到了希腊人带来的其他手抄本。
可以肯定的是，希腊人带来这些手抄本除了希望在意大利促进古典文学的学习，还有其他动机，这一定是为了把手抄本作为礼物赠送，期望能得到一些回报,对于希腊人来说，他们一直都是财政紧迫，手抄本这样的礼物一定可以提供最宝贵的机会来补充他们的资源，还有什么比一本完整的, 最古老的，经过特别修复并装订好的希腊文圣经手抄本更好的礼物呢？无论如何，不管梵蒂冈抄本是否是希腊人在1437年11月27日从君士坦丁堡出发时随身携带的抄本之一，毫无疑问，正是通过某种途径，这个抄本从君士坦丁堡被转移到梵蒂冈，从新罗马到古罗马，使其免于彻底毁灭因为它逃过了十六世纪君士坦丁堡的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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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