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为“体制”二字，体制人的优秀和素养似乎无需验证和质疑，便成了相亲市场得以青睐的对象；也因为体制，单身群体似乎拥有了一定优越感和主动权，因而拒绝向下兼容。

体制的深海里，“单身危机”正在蔓延开来。

因为“体制”二字，体制人的优秀和素养似乎无需验证和质疑，便成了相亲市场得以青睐的对象；也因为体制，单身群体似乎拥有了一定优越感和主动权，因而拒绝向下兼容。

“体制内”成了一把双刃剑，它既是相亲市场最受欢迎的一个标签，也正在成为一个枷锁，将适婚男女困在相亲局里。

“铁饭碗”，

婚姻的“金钟罩”？

传统的视角里，选择进入体制内，似乎意味着进入了可以抵御风险的金钟罩，在旁观者看来，它不仅保障了体制人的经济独立，还稳定了体制群体一生的幸福。

尤其疫情三年，很多人的命运就此改变，很多人的人生方向也被迫调整。

所以疫情过后，无论是应届毕业生，还是职场中人，都一头扎进了考公、考编的大潮里。

因为比起一夜暴富的虚幻，稳定，似乎变得更加现实。

然而上岸的人并不知道，“编制”二字，可以将他们编进人人羡慕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但难以保证将他们编进幸福的婚姻城堡。

根据民政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对数仅为610.6万对，创1980年来新低。其中，庞大的大龄单身女性队伍，越来越引人关注。

这一群体，不仅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更镶着公务员、教师、医生等“体制内”的金边。

某相亲平台曾显示，公务员是女性相亲首选，占比高达41.8%。

事实上，像北上广深的公务员，月薪在6000-8000之间，体制内工资并不算高，但在相亲市场上之所以受欢迎，是“权力+资源+体面”的工作可以带来持续性的稳定。

当然，和其它行业一样，“体制内”也存在一定的鄙视链，即公务员＞事业编＞教师＞医生＞国企……

据报道，央部委公务员相亲平台配对成功率高达92%，甚至被称为“婚恋界的黄金单身汉”；政法系统公务员婚恋受欢迎指数达4.8/5分；更有人觉得，掌控财政、税务的公务员是“隐形富豪”，嫁公务员就要嫁税务财政的。

有相亲角的女生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是财政局的，总不能找个社区的吧！”

尽管在体制内存在“高低”之分，但于外界，仍有一定的吸引力。

“体制人”也正是因为知道“体制”的价值，所以在相亲市场上，无论是公务员、老师，还是医生，都有自己的婚姻维度与梯度，不肯轻易走进一段自降身价的婚姻里。

某985高校教授预言：“10年后，体制内单身率或突破60%，但这未必是悲剧——当婚姻不再是人生必选项，体制的‘稳定’恰恰给了单身者说不的底气。”

特别对于体制内女性而言，体制内不仅代表着她们有更好的婚姻选择权，某种程度上，更成了她们能够从容探索世界的支点。

如果两者不可兼得，她们宁可放弃前者，而孤注一掷地选择后者。

单身遇见“铁饭碗”

李可（化名）是家里的独女，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在父母的规劝下，也是在大城市生存难的现实考验下，李可考回了家乡，一个坐落在山西的5线小城。

成为一名中学在编教师后，因为名校的加持，李可在同期进入体制的小伙伴中，是一个头顶光环的存在。

按照自己的人生规划，李可打算27岁结婚，30岁生孩子。

可事实是，28岁的她，尚未找到另一半。

传统婚姻视角来看，拥有两个月假期，端着月入至少5000的“铁饭碗”女教师，在那个经济水平并不高的小城，是婚恋市场的“顶配”。

然而两点一线的生活轨迹里，李可接触到的异性，不是班级里的男学生，就是学校里屈指可数的男教师。

甚至为了让李可未来有更好的选择，父母在李可回到老家后，就为爱女置办好了车房。

在父母的认知里，李可具备了优质女的全部条件，一定会嫁到一个如意郎君，有更幸福的婚姻生活。

然而李可所在的重点中学，男女教师比例严重失衡，80%都是女教师，少数和自己条件相当的单身男教师已被“内部消化”，而被剩下的男生，比起像李可一样的优秀女生，又有着一定的落差。

体制外的男生呢？

有钱的看不起李可的固定工资，有势的自带优越感，盛气凌人，而那些经济条件和女儿差不多的，因为学历、眼界、认知与李可存在错位，也难以达成精神上的共鸣。

父亲很疑惑，站在男性的认知里，女儿长相清秀，1.65的身高，学历、工作、家世，在小城里都是上乘，这对于一个适婚男性来说，是最好的伴侣。

自己当初选择李可的妈妈，除了喜欢李可妈妈的性格，另外就是李可妈妈公务员的身份，让他深信对方的人品和能力。

可女儿的相亲经历，颠覆了他的认知。

有一次父亲的朋友给李可介绍一个开奶茶连锁店的富二代，男生刚加上微信就要李可发照片，问身高，甚至直言：“老师都是拿死工资的”。

李可很生气，怼了回去：“死工资活工资都是自己挣的，无法像你一样手心朝上，过着卑微的日子”！

随后，李可拉黑了富二代，并告诉父亲，以后这种三观不正的男生，自己不会再见。

社会学学者翟学伟曾表达过一个观点：“体制内的联姻，可以看作是一种‘门当户对’：两个人条件差不多，环境差不多，生活节奏和习惯也都差不多，在有限的圈子里刚好认识了对方，这就是缘分。”

可这样“差不多”的条件，在如今的体制内，已成为了一种奢求。

因为回到小城的，大多数是和李可一样优秀的女孩子，而旗鼓相当的男生，因为野心和抱负，几乎都去了大城市闯荡，最终留在小城的优质男凤毛麟角。

《小巷人家》里，当得知庄筱婷和林栋哲恋爱时，庄父庄母并不完全赞同，在他们看来，自小调皮捣蛋的林栋哲配不上女儿筱婷，但庄图南是这样分析的：

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知根知底，互相陪伴的日子里，两人默契地达成了有矛盾可以互相商量的共识，最重要的一点是，筱婷学校好，学历高，离开校园以后，很难再找到学历相当的对象。

这番话说动了本有些犹豫的黄玲和庄超英，仔细想来，林栋哲长相俊朗，原生家庭氛围好，又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这样合适的伴侣，不必说在小城，就是在大城市也寥寥无几。

至于儿时种种“出格”言行，在这些光芒的掩盖下，在时间的冲蚀下，已逐渐虚化。

而现在的李可，很像《小巷人家》里的庄筱婷，但她却难以寻觅到属于自己的“林栋哲”。

李可告诉父亲，自己不是不愿嫁，只是不想错嫁，她也并不要求男方一定要非富即贵，但至少两人在精神上有共鸣之处。

然而，要达成三观相合的条件，良好的家教，较高的学识素养，无形中就对择偶形成了一种隐形要求。

所以在小城，端着“铁饭碗”的“李可们”，相继陷入了相亲的困局。

但有人选择下嫁，有人宁可单着也不肯屈就，还有人，则选择了逃离。

逃离体制

亚楠从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考进了西部一座边陲小镇的政府单位。

7年后，亚楠从人事部离职，也离开了那座曾给予她温暖的小镇。

那是2023年，亚楠35岁，单位进来了一批刚刚大学毕业的新人，这批英姿勃发的新人，让亚楠的年龄焦虑愈发严重。

当初和自己入职的同龄人相继步入婚姻，他们探讨的孩子和家庭，亚楠插不上话；而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毕业生，和自己又存在一定的代沟。

和自己有交集的人越来越少，亚楠的社交圈也越缩越窄。

有一次，经朋友介绍，亚楠认识了检察院的吴明，吴明觉得亚楠很温柔，两人相处得很愉快。

但两个月后，男生突然失联。

失联一周后，不明所以的亚楠带着一丝怨愤，找到了那个中间人朋友。

朋友带回的消息是，吴明的母亲私下打听了亚楠的情况，觉得亚楠事业心太重，未来顾不上家里，也担心女方能力太强，自己儿子压不住。

《三联生活周刊》曾发过一篇名为“为什么体制内女性找对象越来越难？”的文章。

文章里提到：“城里女性找对象难往往是因为条件太高（婚恋网站VIP付费找对象的都是大龄优质女青年，占了8成），这未必是她们自己‘太挑’，有时也是‘男强女弱’的婚配观念，使得许多男人担心自己‘镇不住’”。

两性关系里，“男高女低”的关系梯度，一直是婚姻的主流形式。

但随着“她意识”的觉醒，“她能力”的强化，男女关系的天枰开始由原来的男性主导，渐渐向女性一方倾斜，可受制于地域和观念限制的小镇，尚未完全接受婚内权力关系的转换。

这场无疾而终的恋爱，某种程度上，就是能量未能守恒下的写照。

亚楠很失落，痛苦过后，亚楠决定听从自己在广东打拼的大学同学的建议，离开小城，到广东发展。

回想初到小镇时，亚楠内心很踏实。

因为她本不是一个内卷的女孩儿，作为一个高学历年轻人，她选择将人生寄托在小镇，就是觉得小镇的节奏慢，幸福感会更强。

事实也如她所想的那般，小镇的人很朴实，对于这样一个从外地来到小镇的年轻人，当地的“土著”居民都很热情。

过节时邀请亚楠到家里吃饭，也会在工作上给予相应的帮助，这让离家在外的亚楠很是感动。

但也因为地域和资源受限，小镇里到处都是熟人，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很快就会传播开来。

这几年，因为亚楠的终身大事始终悬而未决，同事总是越界般地劝她赶紧找个人嫁了，别再挑了。

亚楠明白对方是好意，但随着这样的“好意”越来越多，一直很松弛的亚楠，渐渐难以承受这份“好意”的重量。

直到和吴明分手，办公室里有关她的婚恋事情再次成为话题中心，这让亚楠内心愈加烦躁。

亚楠忽然觉得，小镇的关心和温暖，与她而言，已转化成了另一种压力和负担。

她无法愤怒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也无法将私事在大庭广众下说出来。她打电话给远在广东的大学同学，一诉心底的委屈。

同学建议她到广东深圳一带发展，大城市的包容性足够强，或许她会有更好的选择。

在同学的“怂恿”下，也在同事的过度关心下，亚楠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逃离体制。

一年后，已经在广东佛山一家教育机构工作的亚楠，想将曾经在体制内积攒的公积金提出，作为她在佛山买公寓的首付。

回原单位办理手续时，亚楠说大城市已打破了“体制”壁垒，很多人不再将公务员、老师等作为自己择偶的第一梯队，因为比起职业，家庭背景、个人成长、兴趣爱好更重要。

新华网曾在2023年报道，北上广深等地，公务员婚恋市场排名已被金融、互联网、医生等职业反超。

那个曾劝亚楠到广东发展的大学同学，就不喜欢“体制人”成为自己的伴侣：“公务员无聊，老师古板，自己更喜欢有拼劲儿的创业者”。

在亚楠同学的眼中，公务员经常加班应酬，绩效考核的压力也不比自己要完成的KPI指标轻松，她甚至对传统的“结婚生子”并不盲从，认为人生在因缘际会中，本就有很多可能性，未必非要有编制，也未必一定要结婚。

旷野与轨道，本没有界限

《单身女性的时代》里说：“现代女性有更多的自由选择，她们面前有无数条可供选择的道路，它们蜿蜒交错，一路上有爱，性，伙伴关系，为人父母，事业和友谊，以各自不同的速度向前延伸。所以说，女性单身不是一种‘约束’，恰恰相反，它是‘解放’。”

这并非是在鼓励女性单身，相反，是要女性看见自己的人生价值与命运期许，而不是将一生际遇的转变，寄托在婚姻和生育上。

像苏敏，很多网友被她在年过半百之际，从婚姻家庭中出走的勇气打动。

但新时代语境下的年轻女性，更因为苏敏饱受婚姻摧残的几十年，看到了婚姻的另一面。

为了不活成苏敏的前半生，她们奋力挺进体制以求庇护，抑或追求事业成功以求经济独立。

这并不是新时代女性既要又要，而是很多男性还固守在传统的婚恋模式里，没有在婚姻观念的变迁中，做出积极的调适与回馈。

黄执中说：“男性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是很自在的，是被照顾的。”

但现在，女性也很想自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惜传统的男女关系里，绝大部分女性不必说被照顾，甚至难以被看到。

而因为不被看见而形成的并不和睦的原生家庭，更让很多年轻女性看到“贤妻良母”的窒息性。

所以与其成为自己的母亲，接受了一定文化教育的女孩儿们，无论走进体制，抑或步入职场，都要先拿到独立女性的剧本，才会拥有步入婚姻的勇气，和走出婚姻的底气。

《普罗米修斯》中有一句台词：“人生是旷野，而不是轨道”。

可余华反问，如果没有轨道，又如何抵达旷野呢？

或许，真正的答案不是抛弃轨道，而在于拥有选择轨道的权利。

而对于许多正处在社会观念转变中的女性来说，站在体制内或职场里，不仅拥有了主宰自己命运的话语权，更是站在了通往旷野的轨道上。

因为人生本不该被单一模板定义，轨道和旷野之间，也许本就没有界限。

参考资料：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体制内女性找对象越来越难

新周刊：上岸第一剑，为什么要先斩意中人

冷杉RECORD：编制在前，意中人在后

来源：破局者Brea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