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故事”指前朝往事、旧制或惯例且又被援引者，是中国古代行政运行的重要参照，向来为学者所关注。汉魏以来，核心统治圈层时常在议政、决策或官方文献中称引前朝“故事”，成为朝廷施政的惯常做法。隋末离乱之际，李渊集团借助前朝“故事”进行国家构建，奠定了有唐一代遵循“故事

“故事”指前朝往事、旧制或惯例且又被援引者，是中国古代行政运行的重要参照，向来为学者所关注。汉魏以来，核心统治圈层时常在议政、决策或官方文献中称引前朝“故事”，成为朝廷施政的惯常做法。隋末离乱之际，李渊集团借助前朝“故事”进行国家构建，奠定了有唐一代遵循“故事”的政治基调。

李渊集团效法前朝“故事”进行国家建构，体现在军队建置、兴兵誓师 、符瑞制造等方面。这显示出李渊在逐鹿天下进程中，对政治惯例的遵循和实践。

（一）春秋故事与兴兵宣传

大业十三年（617年）六月归附李渊集团的队伍逐渐壮大，人数逾万，如何管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李渊与裴寂商讨解决办法：“裴寂等启曰：‘义军渐大，宜有司存，官僚所统，须有肄属。’”“裴寂等又请置诸军，并 兵士等总号。帝曰：‘诸侯三军，《春秋》所许，孤今霸业，差拟晋文，可作三军，分置左右。谋简统帅，妙选其人。诸军既是义兵，还可呼为义士。昔周武克殷，义士非其薄德，况今未有所克，敢忘义士者乎！’”

李渊提出以晋文公“作三军”之故事为参照，设置上 、中、下三军编制，每军分设将佐二职，为该军正副统帅，中军为全军核心，中军将为全军主帅。主帅为李渊，左右二军由李建成与李世民兄弟主领。晋文公为诸侯，可对应当时李渊的隋臣身份。在队伍名号方面，李渊主张将部众称为“义兵”或“义士”，这延续了秦汉以来的“义兵”论。秦始皇以“义兵”统一 天下，刘邦以“义兵”自居，李渊将部众定名为“义”，承袭了秦汉时期“义兵”“救乱诛暴”的意涵，也是李渊证明其军事行为合法的理论依据 。

为“义兵”正名仍不足以论证兴兵起事之合法，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李渊“立军门，仗白旗而大号誓众”，举行公开的军事誓师仪式，并宣读誓文曰：“废昏立明， 敢遵故实。今便兴甲晋阳， 奉尊代邸，扫定咸雒，集宁宇县。放后主于江都， 复先帝之鸿绩。”“有渝此盟，神其殛之。”

李渊

中古时期，武王伐纣业已被视为正义征伐的典型代表。李渊依照惯例于军门誓师，效仿周武王革命时举白旗之故事，以此论证晋阳起兵是正义之举。誓文中“废昏立明，敢遵故实”是李渊政治行动的宗旨，“故实”具体指“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宣示遵照伊霍故事，表明李渊如同伊霍一般是拥护隋王朝的忠臣，起兵目的是反抗无道之君隋炀帝，恢复隋文帝清明安定的统治。以“废昏立明”作为宣传，对于拉拢队伍和收拢人心效用显著。

（二）光武故事与符瑞制造

国史撰述中受命者的神话书写是不可或缺的，李渊也不例外 。大业十三年（617年）秋七月，李渊率兵至贾胡堡，隋将宋老生屯兵霍邑以拒之。当时李渊面临着霖雨不休、补给不济的外部环境，军队内部则流传着突厥背盟之谣言，导致士气低落。根据《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记载，在危局之下，有“白衣野老”于甲子日造访李渊，并以“神谕”的方式明确告知义师正确的行军路线。此类受命之君在危难之时，得到天神指示的叙事方式，在光武帝创业叙事中已经出现。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载：“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时寒，面皆破裂。至呼沱河，无船，适遇冰合，得过，未毕数车而陷。进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为长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驰赴之，信都太守任光开门出迎。”

光武帝为避王郎追兵，率军至博城西时迷失了方向。在此艰难之际，“白衣老父”恰巧出现在道旁，明确告知信都的方向和里程。其后，光武帝得到信都太守任光之助，得以站稳脚跟并壮大势力。得“白衣老父”之助，被视为光武帝受天命的政治符号。“白衣老父”或者“白衣野老”都是神人的一种，他们为处于困境中的受命者指明了通往成功的路径，在易姓受命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叙事模式成为正统天子承续天命的重要构成元素，从而被李渊集团所套用。

李渊兵至黄河东岸之际，河东为屈突通所固守，争取关中势力的支持成为西进的重点。当时，关中义军中综合实力最强者乃据守冯翊的孙华。史载：“华所部强兵，至余数千，积年劫掠，非常富实，泺水以北莫敢当之。”毛汉光先生指出孙华归附甚为重要。李渊致书孙华，孙华遂率领随从轻骑至郃阳降附李渊。对孙华渡河归降之举，李渊赞曰：“卿能渡河远来相见，吾当贵卿，不减邓仲华也。”邓仲华即东汉开国功臣邓禹，彼时邓禹渡河追随并协助光武帝平定天下，被誉为“元功之首”。李渊以此故事比附，在言辞中以“不减邓仲华”明确表示对孙华的赞许。这传递出李渊重视且厚待功臣的信号，亦透露出其拥有如同光武帝一 般中兴汉室的远大政治抱负。孙华投诚得到李渊厚待的政治信号散播之后，关中其他势力相继归附，使得李渊整体实力倍增。

依照李渊之战略布局，渡河成为紧迫任务，孙华等势力的责任就是在对岸接应渡河大军。但将渡之际，水浅且船只破败，客观条件不具备。众人正在忧心之际，竟然出现了水流暴涨、逆流不已，从而满足渡河客观条件的神异景象。对此，《大唐创业起居注》 载：“其夜三更，天甚晴霁，忽然觉水暴长数尺，逆流而上，船泛深波，得达津次。及明，帝登船欲渡，乃见逆流不已。津司以闻，众咸骇异，以为光武滹沱之冰，无以异此，并于舟中拜贺。”

刘秀

在上述李渊兵渡黄河的历史叙事中，温大雅将李渊与曾兵渡滹沱河的光武帝进行比附 。同时，“津司”这一中介，使得天助李渊的记载显得更加可信。对于光武帝渡滹沱之故事，《东观汉记・王霸传》 载：“光武发邯郸，晨夜驰骛，传闻王郎兵在后，吏士惶恐。南下至曲阳滹沱河，导吏还言河水流澌，无船，不可渡。……比至河，河流澌已合履……，以曩盛沙布冰上，遂得渡。渡未毕军，冰解。”

根据上述记载，在前有河流险阻、后有王郎追兵的危急情况下，因光武帝天命所归，使得不可渡之河流成为可渡，得天之助解除了眼前棘手的难题。光武帝渡河的神异故事同样被北魏道武帝、北魏太武帝在历史记述中所采用，成为一种模式化的叙事范本。温大雅描摹河水忽然暴涨和逆流不已等非人力所能改变的景象，着重展示天意在关键时刻的强大助力，且相较于光武渡滹沱之记载，李渊所遇神异持续时间更长。

在光武帝创业史事中，渡滹沱河在先，遇白衣老父在后。而李渊兴兵建唐的进程，此顺序正好相反。“白衣野老”即霍山神使，先为义军指明行军方向；在记述李渊渡河史事时，温大雅效仿光武故事，建构了李渊得神助渡河的神异景象。在光武渡河的母题叙事中，还有邓禹渡河并助光武成就帝业之故事，温大雅则将之套用在孙华渡河投附李渊的叙事之中。李渊集团刻意效仿光武故事，目的在于以符瑞塑造李渊天命，为其称帝作舆论宣传。

李渊不仅在兴兵宣传和符瑞书写方面遵照“故事”，在其率领义师入关、与文武将佐议政及接受隋室禅让的政治程式中也依循“故事”。李渊的上述政治实践，为其即位程序的合法性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汉高故事与入关形势

渡河后李渊顺利入关，李渊集团将之比附为“汉初入关故事”具体是指汉高帝“封府库”、派萧何“收图籍”和“还军霸上”三项政治举措。李渊集团以之为参照，封隋府库，使主符郎宋弼“收图籍”奉迎安置好代王之后，宿于大兴城外浐川西岸的隋代离宫。入关后，李渊“约法十二条。惟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李渊之约法仅作临时权宜之用，同样是套用了刘邦入关后与秦地父老“约法三章”之故事。顺利攻占长安后，文武将佐等请李渊“上尊号”，所持理由是“昔汉高入关，不即自王，项羽后至，悔无所及”。群臣表面上是担心其他势力后来居上，实际则是想要据有拥立之功。对此类劝进之人，李渊回应道：“举兵之始，本为社稷，社稷有主，孤何敢二！刘季不立子婴，所以屈于项羽。孤今尊奉世嫡，复何忧哉？”

杨广

因此时隋帝杨广仍然为天下共主，称帝时机并不成熟，故李渊指出举兵的初心在于恢复隋文帝时期清明安定的统治，应当遵照刘邦暂时屈于项羽之故事，继续以隋室为尊，以此婉拒群臣上尊号之请 。以上文武将佐和李渊对于遵从何种汉高故事各持己见，这表明汉高帝创业故事常常被李渊集团提及。汉高入关后和李渊称帝前所占据的核心区域空间一致。关中作为隋室之政治中心，对李渊政权的政治意涵较为重要。有效控制前朝政权之核心统治区域，借此可强化民众对李唐政权的政治认同。

与此同时，不仅刘邦成为李渊的惯用比附对象，李渊之敌手及围绕在其身边的重要僚佐，也时常被比附为与刘邦具有很强对应关系的政治人物。如刘武周称帝之举被比附为陈涉以狐鸣鱼书起事，李渊最强劲的对手李密则被打造成项羽式的末路英雄形象。李建成和李世民被视为辅助刘邦成事的萧曹之辈，窦威则被比附为助刘邦制定朝章制度的叔孙通。由此可见，李渊比附汉高祖并非是单独的例证，而是温大雅撰写李唐开国史时整套叙事体系的核心构成部分。温大雅以汉高帝创业史事为蓝本，依据不同的叙事需要，比附或增润具体的细节，构成开国创业史中的类同化叙事。

（二）禅让故事与接受隋禅

义宁元年（617年）十一月甲子，少帝杨侑以李渊为丞相，并进封其为唐王，使之“位在王公之上”。此时李渊虽未有帝王之名，但实际上已做好了接受隋室禅让的准备。禅让的政治逻辑是功与德俱备，权力继承者当为有德有功者。李渊在兴兵征伐的过程中，凭借军功积累了政治声望，从而具有获得政治权力的实力。少帝初次颁发的禅让册文大肆鼓吹李渊的德政和军功显示出李渊已经具备坐拥天下的政治资本。禅让立国的政治实践，魏晋以来数代已经有相当成熟的经验。相较于革命立国，禅让形式更加平和，有助于政权易代的顺利实现。

赵翼

曹魏代汉之故事是禅让成功的典型，赵翼指出：“自此例一开，而晋宋齐梁北齐后周以及陈隋皆效之。此外尚有司马伦、桓玄之徒，亦援引为例，甚至唐高祖本以征伐起，而亦假代王之禅，朱温更以盗贼起，而亦假哀帝之禅。至曹魏创此一局，而奉为成式者，且数十代， 历七八百年。”禅让的具体细节，魏晋周隋以来基本大同小异。

周国林先生归纳了历代禅让遵循的五大程式，朱子彦先生进而概括为权臣移鼎前，必先晋爵建国，封公、封王，赐九锡进而即位。以上学者所论禅让的程式和元素，在李渊即位之时均有体现，被封唐王，授相国，封国增至三十郡，加九锡，并赐予殊礼等，一切遵照禅让之“旧式”。少帝也遵照故事逊位于代邸，得到妥善安置。以上李唐政权在建立过程中所遇关键事件和重要的政治操作，皆遵循“故事”，这使得政权创建过程符合章法，有理有据，也是相较于其他割据政权的优势所在。

李唐本自征伐而起，却以禅让形式承续隋政，建国立政显得较为特殊，杂糅了革命和禅让两种模式。故而李渊需从革命和禅让两方面论证李唐政权的合法性。对此李渊早就已经有深刻的认识：“帝私谓元从府僚曰：‘少帝今时，可谓吾家所立。本为社稷，上报高祖，冀终隋氏，不失人臣。岂期孺子尚幼，未复明辟，侥幸之徒，讽其假孤名器。安有至尊羽仪，天子之礼，假诸臣下，何以为国孤总朝政，此事不得不知。政由己出，还自锡进。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孤不欺人，敢欺天也！’群僚等固请曰：‘萧何为相国，鲁公用王礼，前贤不让，请以为不疑。’帝曰：‘两贤遇周汉之初兴，有大勋于二代。孤属乱离之季世，值隋运之将尽，昏明时异，授受事殊。拟于其伦，实多惭德。然诸公欲孤行魏晋之故事，为豹变之鸿渐，聊为吾子扬榷而陈之。曹、马之兴，不以义举。英雄鼎峙，角逐争衡。无君之人，欲速大位，逼胁孤寡，假诏自媒，因九锡而论功，矜百辟于殊礼，示难进于谦退，思厌塞于群情。故路人咸见其心，有识呼为狐媚。斯皆兆庶不推，讴歌不属者也。宋、齐菆尔，处于江湖，地当汉之一郡，自称尊号，可知必以魏、晋为模楷，习虞、夏而禅让。功微五伯，礼盛二王，于是阿谀希旨之俦，申敦劝于抗矫。饰非轻薄之子，骋让辞而伟毕。未闻桀、纣之胤，禅于殷周之初。从此而言，断可知矣。何轻易天命，以自厚诬。孤每观前史，见斯事迹，未尝不抚掌而笑。嗤彼群迷，明贤所弃。见贤思齐，勿循前弊。’时有启帝者，以为即真之渐，旧事因循，相承作故。帝曰：‘孤闻昇天无阶，于何为渐必如来旨，事转成疑。至若河滨仄陋，泗上亭长，令其位次受终，未易享国。所问功德何如，谁云位之大小。以孤堪守关中，能负孺子，见推相国，作镇假王，汉有前踪，不能违众。欲以曹操、司马炎为例，九锡殊物，赐加非宜，不愿拟议，亦耻老瞒同传。’公卿闻帝此旨，寤而厚颜，诣府陈谢。帝又谓之曰：‘魏氏以来，革命不少，鸿儒硕学，世有名臣。佐命兴皇，皆行禅代。不量功业之本，惟存揖让之容。上下相蒙，遂为故实。宁有汤、武接于夏、殷，不宪章于尧、舜；晋、魏隔于周、汉，翻祖述于勋、华。且尧之禅舜，二圣继踵。舜因让禹，以明尧哲。示天下为至公，不私己于尊位。故宾虞以后，若脱屣焉。是知非尧不能让舜，非舜不能命禹。商、周德所不逮，有拨乱反正之功。顺天行诛，逆取顺守，咸以至诚兼济，无隐神祗，三五帝王，称兹四圣，英声茂实，飞腾万古。尧、舜不及于子，让德而称帝。汤武不私于后胤，力取而为王。故道有降差，名有优劣，然立功立德，亦各一时。末叶后来，功德无纪，时逢屯否，拥兵窃命，托云辅政，择立余孽，顽嚣支庶，先被推崇，睿哲英宗，密加夷戮，专权任己，逼令让位。虽欲己同于舜，不觉禅者非尧，贬德于唐、虞，见过于汤、武，岂不悖哉！魏、晋、宋、齐，为感已甚，托言之士，须知得失。’群公退而悦服，私相谓曰：‘相王格论，绝后光前，发明典谟，申理誓诰，可谓君子一言，定八代之荣辱矣。’”

在群臣劝进李渊辞让的政治程式中，李渊痛批曹操加“九锡”的做法，甚至言“亦耻老瞒同传”。基于当时李渊对朝政的掌控情况，实际其并不需要一味否定曹操的做法。但李渊率先批曹，掌控舆论主导，无疑能够拉拢人心，赢得更多士人的认可。紧接着李渊又批评了魏晋以来的八代政权，认为这些政权的开国者不过是打着禅让旗号，行专权逼令让位之事，与尧舜禹之世的禅让不可同日而语。他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如同曹氏、司马氏欺孤儿寡母获得政权，对于削减魏晋以来权臣篡位的舆论压力大有益处。李渊批评曹操与魏晋宋齐等八代政权，其目的就在于凸显李唐政权“禅让”的特殊之处。

李唐承续隋政形式虽为禅让，但李渊并未接受禅让意味浓厚的“九锡殊礼”，而是将之“并属诸有司”。对于李渊受禅而不受九锡，南宋政论家叶适提出了不凡见解：“范式谓其‘虽不能如三代而优于魏晋’，此亦后世大议论也。……夫天命不可知，必视其德，天下虽共起而亡隋，高祖敢自谓其德可代隋乎？…… 隋得罪于天下，不得罪于李氏； 群盗可以取隋，高祖父子不可以取隋。代王嫡孙也，尊炀为皇，立代为帝，君臣再定矣。今高祖之言如此，无渐而逼取，明夺而不惭，是又在魏晋下，而何非笑之有哉。”叶适指出李唐政权从禅让而言确实“优于”魏晋宋齐等政权，但又从道德方面对李渊提出了谴责。

李渊

实际李渊自兴兵起，就已经抛却了传统的君臣关系，虽名义上仍有保持，但作为“臣”的李渊已经依靠军队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具备了称帝的实力。群臣前几次依照魏晋禅让故事劝进李渊，并未收到期待的效果。以裴寂为主导的群臣又一次劝进，宣称：“昔桀纣虽不复贤，亦各有子，未闻汤武臣辅之，龟镜已见，兹无所疑也。先人有言曰：‘功盖天下者不赏。’”

裴寂以两则故事劝进，一是商汤周武王并未辅佐夏桀商纣之子。依照此故事，李渊已拥立少帝，且隋炀帝已经身形陨灭，李渊也不必再尊奉隋室。二是“先人”所言，乃谋士蒯彻劝说韩信故事。裴寂援引此故事，认为李渊的军事实力和声名威望已然对君主造成威胁，需果断采取措施，否则命运难料。裴寂借助以上两个理由，将隋炀帝和少帝视为桀纣及其桀纣之子，否定了隋炀帝和少帝的统治，是论证李渊即位合理性的重要依据。裴寂所言“汤武” 和“功盖天下”的韩信，实际上均对应李唐政权革命征伐的一面。这在李渊私下对亲近之臣所言中同样有体现：“吾今一匡天下，三分有二，入关形势，颇似汉高祖。且起军甲子，旗帜已革。”

李渊强调自己起军易帜与汉高祖类似，尤其二者同样反抗前朝暴政，其声威的获得都源于自身军事实力。李渊入关之后的势力，远未达到其所言的“三分有二”。将其比附汉高，是为了强调新政权变革天命的性质。

裴寂率领群臣再次劝进，效仿“光武长安同舍人强华奉《赤伏符》故事”同时进奉六条诗谶。在诗谶和符瑞之应已经具备的情境下，李渊曰：“所以逡巡至于再三者，非徒推让，亦恐群公面谀，退为口实，然汉高云：‘诸侯王推高于寡人，以为皇帝位，甚便宜于天下之民，则可矣。’孤亦何能有异之哉！”

李渊将自己所处的政治情境比附于汉高帝，并援引汉高帝答应诸侯王即位时之语，自此完成禅让的整套政治程序。李渊在群臣最后一次劝进的过程中，以汉高即位故事和光武即位故事为据，此二者都以武力征伐建立政权，并非禅让易代。李渊刻意效仿两汉开国皇帝即位故事，凸显出李唐政权自征伐革命的特点。借由禅让的政治程式，李渊的政治身份完成了由臣进而被封王、再进而为君主的三次转换，这有益于李渊称帝即位程序的合法性论证。

裴寂

群臣劝进有三个层次，一是群臣无组织奏言或上疏，以魏晋禅让故事为由劝进，未能收到理想成效；二是由李渊亲信裴寂组织群臣劝进，并以汤武革命征伐故事为论据，此次效果尚可；三是效仿光武帝舍人强华以赤伏符劝进李渊即位的政治操作，此次李渊援引汉高帝即位所言正面回应群臣。后两次劝进中李渊集团挑选汤武和两汉君主开国“故事”，刻意展现与禅让政权的不同，以彰显李唐政权革命征伐的一面。

为了对应李唐政权的特殊性，李渊在外在形式上遵照禅让故事的政治程式，但不受九锡，突出与禅让易代政权的不同 。此外，适时地凸显李唐政权革命征伐的一面，从禅让和革命两方面充分论证李唐政权的统治合法性。

李渊在建唐过程中秉持“事不师古，鲜能克成”和“稽古”的主旨，对李渊而言，“古”可被笼统视为唐以前的朝代。李渊以“古”比附，从而表明自己言行的合理且正确，同时也建立起了自己的权威。因是之故，李渊集团屡次比附前朝“故事”，用以证明李唐政权创建过程的有理有据，符合创业开国的政治惯例。由于“古”受到人们重视，“古”同样被视为理想时期， 尤其古圣先王更是人们追慕和效仿的榜样。汉代统治者将帝尧当作刘氏的祖先，这种攀附古时期圣王的“崇圣”思想，在隋唐之际仍然发挥着影响。

帝尧是传说中圣王的典范，其言行是时人慕学的对象，其活动的地域也同样为时人所重视。恰巧李渊被隋炀帝相继任命为太原道安抚大使和太原留守，其统辖地域正是帝尧曾居住的都城，李渊将之视为天赐。《元和郡县图志》引《帝王世纪》曰：“帝尧始封于唐，又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平阳即今晋州，晋阳即今太原也。”李渊得到任命后，私谓其子曰：“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李渊祖父是北周唐国公，李渊之父因袭之，李渊又因袭之，此时又被隋炀帝任命为帝尧故地的地方长官。在此巧合之下，李渊将预备兴兵起事之地晋阳与上古的唐尧故地联系起来，认为经营帝尧故地是完成其经邦济世之宏愿的基础。

汉家选择尧之后裔自居，李渊同样以尧之故地作为起事地域而荣，二者的共性在于以尊崇帝尧为尚。政权易代往往有两种模式，一是尧舜为代表的禅让，二是汤武为代表的革命。帝尧记忆在李渊时期被重视，应当是有意为之。李渊虽自晋阳征伐而起，但获得政权的途径如同帝尧一样是通过禅让形式。在中古时期，汉禅位于魏，魏禅位于晋，后期北周禅位于隋，此一时期尧舜禅让之说的影响力更大。在此历史语境之下，李渊尊崇帝尧 、效仿帝尧之言行举动、重视帝尧故地的经营，亦是对李唐政权以禅让形式承续隋政的解释说明。李唐之国号来源于祖上封爵，亦来源于唐尧。《尚书・尧典》 载唐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尧之道即先修自身到家族和睦，再使得诸国和顺，于是天下得以和平。

李渊

孔子亦盛赞尧之治民，认为其效法天道，布德广远。李渊既然以圣王唐尧作为崇尚的对象，就要依照“尧之道”治理天下，这意味着不能再如隋炀帝末期统治一般横征暴敛，而是应当遵照帝尧以德化民的传统。早在被炀帝任命为太原道安抚大使时，李渊效仿尧之道治民的思路已经有所体现，“帝以太原黎庶陶唐旧民，奉使安抚，不逾本封，因私喜此行，以为天授。所经之处，示以宽仁，贤智归心，有如影响”。李渊将太原众民当作陶唐氏子孙，以宽和仁义为主旨，体现的正是帝尧治民的理路。此外，李渊在征伐过程中慷慨赏赐有功将士，遵循了帝尧德治将其民比屋封爵之故事。沈世培先生指出唐初治国思想的核心是追寻先王之道，诚为确当之论。

在李渊集团精心挑选的前朝“故事”中，“汉朝故事”被使用的次数最多，发挥的作用较大，当是受到当时“崇汉”社会氛围的影响。学者指出隋末唐初，起义领袖普遍具有“灭秦兴汉”的文化心态，他们自比为刘项等秦末起义领袖，将隋朝视为中国历史上的秦朝，企图推翻秦政建立汉朝。这在李渊与李密的书信交往中也有体现，史载：“大略云：欲帝为孟津之会，‘殪商辛于牧野，执子婴于咸阳’。”“帝览书抵掌，谓所亲曰：‘密夸诞不达天命，适所以为吾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阨更觅韩、彭，莫如用密。宜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永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父矣。’记室承旨，报密书曰：‘顷者昆山火烈，海水群飞，赤县丘墟，黔黎涂炭。布衣戍卒，櫌锄棘矜，争帝图王，狐鸣蜂起。翼翼京洛，强弩围城。膴周原，僵尸满路。主上南巡，泛胶舟而忘返。匈奴北炽，将被发于伊川。辇上无虞，群下结舌。大盗移国，莫之敢指。忽焉至此，自贻伊戚，七百年之基，穷于二世。周齐以往，书契以还，邦国沦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则我高祖之业，几坠于地。吾虽庸劣，幸承余绪，出为八使，入典八屯，位未为高，足成非贱。素餐当世，僶俛叨荣。従容平、勃之间，谁云不可。但颠而不扶，通贤所责。主忧臣辱，无义徒然。等袁公而流涕，极贾生之恸哭。所以仗旗投袂，大会义兵，绥抚河朔，和亲蕃塞。共匡天下，志在尊隋。以弟见机而作，一日千里，鸡鸣起舞，豹变先鞭。御宇当涂，聿来中土。兵临郏鄏，将观周鼎。营屯敖仓，酷似汉王。前遣简书，屈为唇齿。今辱来旨，莫我肯顾。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惟冀早膺图箓，以宁兆庶。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荣足矣。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非敢闻命。汾晋左右，尚须安辑，盟津之会，未暇卜期。今日銮舆南幸，恐同永嘉之势。顾此中原，鞠为茂草，兴言感叹，实疚于怀。脱知动静，迟数贻报。未面虚襟，用增劳轸。名利之地，锋镝纵横。深慎垂堂，勉兹鸿业。’密得帝书甚悦，示其部下曰：‘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也。’遂注意东都，无心外略。”

时李密势力强于李渊，李密在书信中自比为伐纣之周武王和执子婴之刘邦。李渊私下自比为刘邦，视李密为助刘邦成事的部下韩信和彭越。李渊在回复李密书信时，针对李密已经占据回洛仓和兴洛仓的事实，将李密看作是刘项成皋之战时据敖仓的刘邦。由双方书信内容，可见隋末群雄将自己所处的时代视为秦末汉初。只是最终取得天下的李渊利用书写历史的权力，借助汉高帝故事，成功将自己打造成了摧灭群雄的开国者形象。

李渊集团在兴兵宣传、制造符瑞、入关即位等政治事件中皆比附前朝“故事”，遵循前朝“ 故事”成为李唐建国的特色之一。作为李唐开国史事的目击者和撰写者，温大雅利用“故事”这种既有文化资源，将之内化到李唐开国撰述之中，成为一种固定的叙事模式。如此叙事之要义在于效仿开国君主创业过程中的政治惯例，同时刻意增润类似的片段及细节，引导阅史者在读到李唐开国史事时联想到前朝君主创业故事，自然而然地将唐王朝当作承接周汉魏周隋之正统王朝的延续。李渊集团精心挑选前朝“故事”辅助议政或决策，是出于构建李唐政权统治合法性的需要，亦受到李渊“崇古”政治理念和当时“崇汉”社会氛围的影响。李渊效法前朝“故事”的做法，为唐朝后继君主所继承，奠定了有唐一代效法“故事”的政治基调。

来源：于娜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