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凭什么不能坐这桌？这是我爷爷奶奶家！＂我的碗重重地砸在地上，瓷片四溅，连同那块红烧肉一起摔得粉碎。

＂我凭什么不能坐这桌？这是我爷爷奶奶家！＂我的碗重重地砸在地上，瓷片四溅，连同那块红烧肉一起摔得粉碎。

那是1986年的春节，我二十四岁，刚从技校毕业两年，在县纺织厂做一名普通的机修工。

厂里效益不好，车间的纺织机一半都开不起来，整天＂嗒嗒＂响的织布机少了一半，剩下的工人只能轮流上班。

年终奖就发了二十块钱的购物券和两条香烟，比起隔壁化肥厂发的四十块钱现金和一条＂熊猫＂牌香烟，简直寒酸得很。

我拎着那两条＂大前门＂，在腊月二十九的下午赶上了从县城开往乡下的绿皮中巴车。

车上挤满了回家过年的人，有提着收音机的，有抱着新式缝纫机的，还有背着＂红双喜＂牌乒乓球拍的知青子女，个个脸上洋溢着回家的喜悦。

我缩在角落里，听着＂咯吱咯吱＂的车轮声，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光秃秃的田野，心情复杂。

老家在南河村，是个不大不小的村子，一条大路穿过村子，路两边是青砖灰瓦的房子，家家户户门前挂着红灯笼，空气中弥漫着杀猪菜的香味。

爷爷从前是生产队里的老会计，退休后在家写写算算，帮村里人记账，在村里很有威望。

奶奶一辈子操持家务，烧得一手好菜，邻里有什么喜事，都请她去掌勺。

他们的三间正房和两间厢房，是全家人过年的聚集地。

大伯一家从县城来，二叔从邻村赶来，小姑一家也从镇上回来了。

我爸是老三，跟我妈常年在家照顾爷爷奶奶，种着几亩口粮田，日子过得不咸不淡。

我到家的时候，院子里已经热闹非凡。

堂哥王志国刚考上了省城的大学，那时候能考上大学的人在村里可是稀罕货，村里人都羡慕得很。

当年高考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四，全村十几年也就出了三个大学生，堂哥这次是村里今年唯一的一个。

堂弟王小军在县一中读高中，是校里的篮球队长，穿着一双崭新的回力球鞋，在院子里炫耀似的运着球。

我那两个表妹，一个在镇上的供销社当售货员，工作虽然辛苦，但手里的布票、粮票不少，是亲戚们眼中的＂香饽饽＂。

另一个在县医院做护士，穿着洁白的护士服，被村里人亲切地称为＂白衣天使＂，都是村里人眼中的＂吃国家饭＂的人。

唯独我，在那个＂工人阶级领导阶级＂已经退居二线的年代，只是个普通的工厂工人，连固定的奖金都没有，在家族中显得黯淡无光。

＂老三家的小文回来啦！＂奶奶从厨房里探出头，笑眯眯地喊道，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皱纹舒展开来，显得格外亲切。

＂奶奶，我回来了。＂我放下手里的编织袋，里面装着从县城带回来的几斤瓜子和糖果，是给家里小孩子的年货。

＂快进屋暖和暖和，外面冷。＂奶奶招呼我进屋，手里还拿着切萝卜丝的菜刀，围裙上沾着菜叶和一点点油渍。

厨房里，奶奶和几位婶子忙着准备年夜饭，锅里的肉正＂噗噗＂地冒着泡，散发出浓郁的香味。

＂姐，这肉炖得够入味了吧？＂大伯母晃动着勺子问奶奶，眼睛却不时地瞄向厨房外。

＂再炖一会儿，等下还要放点冰糖，才香。＂奶奶熟练地摆弄着炉火，黑铁锅下的柴火＂噼啪＂作响。

大人们在堂屋摆了两桌，一桌是圆桌，放在正中央，铺着一层红色的桌布，桌上已经摆好了碗筷和几个空盘子，等着装菜。

另一桌是方桌，搁在边上，就是平时吃饭用的老桌子，桌面有些粗糙，被水渍浸泡过的痕迹清晰可见。

孩子们的桌子在东厢房，那是我们从小吃饭的地方，桌上已经坐了几个小孙子，正吵吵闹闹地玩着。

＂大家都坐，开饭了！＂奶奶笑呵呵地端出一大盘红烧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酱油的颜色恰到好处，上面撒着几颗葱花，香气四溢。

我跟着父母往堂屋走，却被大伯一把拦住：＂老三家的，你们坐那边方桌吧，圆桌这边已经坐不下了。＂

大伯王建国当时在县印刷厂当车间主任，是个响当当的＂工人贵族＂，每月六十多块工资，比普通工人多出一大截。

方桌上只有我爸妈和二叔一家，圆桌却围坐着大伯一家和小姑一家。

圆桌上的菜明显丰盛许多，有一盘清蒸鱼，鱼头朝上，象征着＂年年有余＂；有一盘红烧肉，肥瘦相间，油光发亮；还有一盘焯过水的大虾，红白相间，分外诱人；一盘腊肠炒青菜，腊肠是小姑从镇上带来的特产。

方桌上除了几个家常小菜，就只有一碟炒青菜和一小碗红烧肉。

虽然是同一锅里盛出来的，但分量明显少了许多。

我心里＂咯噔＂一下，感觉心口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

在农村，座次可是大事，一家人吃饭，座位安排往往反映了家庭地位。

主桌和边桌，分得清清楚楚，不言自明。

我们家被安排在边桌，这是摆明了的轻视。

爸爸拉了拉我的袖子，低声说：＂坐下吧，别闹事。＂他习惯了多年的排挤，早已经见怪不怪。

我猛地甩开他的手：＂我为什么要坐边桌？堂哥他们坐主桌，我就得坐边桌吗？＂声音不自觉地大了起来，把正准备盛饭的奶奶吓了一跳。

大伯皱起眉头，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悦：＂小文，你这是什么态度？大过年的，别不懂规矩。你堂哥考上大学了，是我们全家的光荣。客人自然要坐主位。＂

＂什么规矩？我在厂里也是技术骨干，上个季度还拿过厂里的先进工作者，凭什么就比不上他？就因为我没考上大学吗？＂我胸口发闷，憋了很久的一口气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圆桌上的人脸色各异，堂哥有些尴尬，轻轻咳嗽了一声，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堂弟低着头不敢看我，用筷子一下一下地敲着碗沿。

小姑心眼最好，看了大伯一眼，欲言又止；小姑父王教授，是镇上中学的老师，皱着眉头，似乎对这出家庭闹剧感到不满。

大伯板着脸说：＂你这孩子，怎么变得这么不懂事？以前你不都是跟孩子们一起坐的吗？今年怎么就......＂

他的话还没说完，我已经一阵火从脚底窜上脑门。

＂以前我是孩子，现在我是大人了！我也是这个家的一员，我凭什么不能坐这桌？这是我爷爷奶奶家！＂

我气急了，随手抓起桌上的饭碗往地上一摔，青花瓷碗＂啪＂的一声，瓷片四溅，碗里的红烧肉散落一地。

屋子里霎时鸦雀无声，连墙上那个上着发条的老式挂钟的＂滴答＂声也显得格外刺耳。

＂这个丫头，造了什么孽啊！＂二婶低声嘀咕着，用围裙捂住嘴，一双眼睛滴溜溜地转，似乎在寻找什么戏剧性的场面。

奶奶从厨房跑出来，看到地上的碎碗和我怒气冲冲的样子，急得直跺脚：＂大过年的，这是干啥呀？＂她弯腰就要去捡地上的碎片。

＂娘，别捡，小心割着手。＂我爸赶紧拦住奶奶，拿来扫把簸箕，低着头收拾地上的残局，脸上一阵青一阵白。

我不管不顾，抓起衣服就往外走：＂我不吃了！我回厂里去！＂

爷爷也从屋里出来，颤巍巍地喊：＂小文，回来！有啥事好好说，大年三十的，这是干啥哩？＂他那布满老茧的手，在空中无力地挥动着。

＂爷爷，我不吃了，我回去！＂我头也不回地冲出院子，顶着寒风走向村口的汽车站。

寒风刺骨，冻得我直打哆嗦，但我的气还没消，一路上踢着路边的石子，嘴里嘟嘟囔囔地骂着。

天已经快黑了，最后一班车早已开走，站台上空荡荡的，只有一只瘦弱的黄狗蜷缩在角落，看见我走近，＂汪汪＂叫了两声。

我只能在村口的小卖部坐着，老板是我小学同学的父亲，刘叔叔，一个精瘦的中年人，总是笑眯眯的。

＂小文啊，过年不回家，来我这儿喝酒啊？＂刘叔笑呵呵地问，手里摆弄着柜台上的点心盒子。

我没吭声，掏出兜里的烟，点了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又猛地吐出来，白色的烟雾在冷空气中打着旋儿，就像我此刻的心情，混乱无序。

香烟的火星在寒夜里明明灭灭，像我此刻的心情时明时暗。

小卖部里亮着一盏昏黄的电灯，墙上贴着＂幸福牌＂香烟和＂北京＂牌自行车的广告画，柜台上摆着几瓶老白干和二锅头，还有几包槟榔和瓜子。

角落里的老式电视机正播放着春晚的预热节目，赵丽蓉的小品逗得店里几个等车的旅客哈哈大笑。

刘叔看出我心情不好，也不多问，只是添了一碗热腾腾的饺子和一小盅白酒放在我面前：＂过年了，总得吃点啥。我这里没啥好菜，将就着。＂

饺子是白菜猪肉馅的，皮薄馅大，一口咬下去，汤汁四溢，滋味鲜美。

我喝了一口酒，辛辣的感觉直冲脑门，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流出来。

我不是因为受委屈才难过，而是为自己的冲动感到懊悔。

摔了奶奶的碗，还把年夜饭给搅了。

这碗是奶奶珍藏多年的上好瓷器，是她陪嫁时带来的，平时舍不得用，只有过年过节才拿出来的。

＂哎，年轻人，火气大是好事，但得会控制。＂刘叔坐在我对面，点了一根纸烟，徐徐地吐着烟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低头扒拉着饺子，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什么滋味都有。

正自怨自艾时，小卖部的门帘响了，进来一个人，裹着厚厚的棉袄，手里提着一个铝制的食盒，封着一层厚厚的棉被，保温效果很好。

是我爸，王德明。

他一进门，寒气扑面而来，整个人像是从雪堆里钻出来似的，鼻尖和耳朵都冻得通红。

＂小文，你妈让我给你送饭来。＂他把食盒放在桌上，里面是热腾腾的年夜饭。

有鱼有肉，还有我最爱吃的红烧肉，跟圆桌上的一模一样，分量一点也不少。

＂送啥饭啊，大过年的回家吃去！＂刘叔站起来，热情地招呼，＂老王，来一杯？暖暖身子。＂

＂不了，小文他妈还等着呢。＂爸爸摆摆手，却顺势在我对面坐下。

＂爸，我......＂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吃吧，别冻着。＂他掏出烟，也点了一支，坐在我对面。

＂这烟不错，是大前门吧？比我这个强。＂他深吸一口，眯着眼睛享受这难得的好烟。

我们父子俩就这么默默地吃着、抽着，谁也不说话。

风＂呼呼＂地吹，掀起门帘，又落下，像是在叹息。

良久，他才开口：＂你大伯他......＂

＂我不想听他的事。＂我打断道，声音里带着倔强。

＂你得听我说完。＂爸爸难得地严肃起来，一双被农活磨出茧子的手放在桌上，显得格外粗糙，＂你大伯这些年供你堂哥上学，家里已经借了不少债。之前你堂哥在县城读高中，一个月的生活费就要二十多块，你大伯母一个人做了三份工，早出晚归地干活。他们娘俩爬过的坡，你不知道。＂

我低下头，不想接话，但心里那团火却渐渐熄了一些。

＂你还记得你高中没考上那年吗？是你大伯借钱让你去读的技校。那时候家里连学费都拿不出来。＂爸爸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无奈。

这事我确实记得。

当年我没考上高中，整天郁郁寡欢，在村里游手好闲，被村里老太太们指指点点，说我不争气，败坏家风。

正是大伯来家里，说县里的技校不错，毕业能分配工作，生活有保障。

然后不知从哪弄来三百块钱交了我的学费，那可是当时很大一笔钱了。

＂那钱...是大伯的？＂我犹豫着问，心里有些不敢相信。

＂他们家也不富裕，是他跟信用社借的，当时可是打了二十块钱的＇人情分＇，才批下来的。后来你毕业分了工作，他才把那笔钱还上。＂爸爸深吸一口烟，眼神望向远处，＂人这一辈子，哪有不磕磕绊绊的？家里亲戚多，难免有个长幼尊卑。你大伯是长子，有长子的难处；我们是老三，有老三的委屈。可咱们都是一家人啊。＂

我沉默了，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

在县里工厂上班的这几年，我总觉得自己比村里人强，比没念过书的亲戚们更有出息。

虽然工资不高，但有稳定的工作，不用风吹日晒地在地里刨食。

其实，我不过是看不起自己的出身，把对自己的不满发泄到了家人身上。

＂今年厂里不景气，你大伯他们厂也一样，开工不足，工资都减了。但他还是给家里拿了一百块钱的年礼，比谁都多。＂爸爸掸了掸烟灰，＂你堂哥在大学里，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是问题，你大伯母熬夜给人缝被子，一个月也就挣个二三十块钱补贴家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啊。＂

我咬了咬嘴唇，心里泛起一阵酸楚。

想起小时候，每次过年，大伯都会给我带糖果，是城里才有的水果糖，香甜可口。

他也不会教我写字，教我背诗，那时候他是我心中高大的形象，可什么时候开始，这层关系变了呢？

＂走，回家吧。奶奶等着呢。＂爸爸掐灭了烟头，站起身来。

我放下筷子：＂我刚才那样，多丢人啊。＂

＂有啥丢人的？年轻人嘛，一时冲动。回去给长辈们道个歉就是了。家里人，哪有隔夜的仇？＂爸爸拍拍我的肩膀，眼里带着理解和包容。

他付了钱，拉着我往外走，冷风一吹，我才发现自己刚才只顾着生气，连棉袄都没穿好。

踏着积雪回家的路上，村子里家家户户灯火通明，不时传来鞭炮声。

有的人家门口已经挂起了红灯笼，有的院子里还能看到一群人围着火盆煮饺子的热闹景象。

远处的天空，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地放起了烟花，五颜六色的光芒在黑夜中绽放，照亮了一片小小的天空。

＂爸，当年那三百块钱......＂我欲言又止。

＂是钱的事吗？＂爸爸反问我，＂你大伯供着你堂哥，还顾着你，这份心意，才是最值钱的。＂

我鼻子一酸，不再说话，只是加快了回家的脚步。

推开家门时，全家人还在堂屋里等着。

桌上的菜已经有些凉了，但没人动筷子，好像在等什么人似的。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奶奶拉着我的手，眼睛红红的，＂吓死我了，这大冷天的，上哪去找你啊？＂

我不敢看奶奶的眼睛，低着头说：＂奶奶，对不起，我摔了您的碗。＂

＂碗碎了还能再买，人没事就好。＂奶奶摸着我的头，就像小时候那样，充满爱意。

大伯没看我，只是低头抽烟，烟雾缭绕中，看不清他的表情。

堂哥站起来，有些局促地说：＂小叔，您坐这边吧，我和弟弟去厢房跟表妹们一起吃。＂

＂不用了，我......＂我刚要说话，大伯打断了我。

＂坐下吧，小文。＂大伯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像是饱含情感，＂今天是我不对。一家人过年，哪有分什么主桌边桌的？坐，都坐，一起吃！＂

我愣住了，没想到会是这样的转折。

爷爷拍了拍手：＂好了好了，别站着了，菜都凉了。来，大家重新坐，小文，你坐这儿，就挨着你堂哥。＂他一把拉过我的手，按在椅子上。

大伯对小姑说：＂把桌子并起来，都坐一起。这么多年了，就该改改这个规矩了。＂

小姑和小姑父赶紧帮忙，把两张桌子拼在了一起，菜也重新摆上。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再也没有主次之分。

奶奶又端出一盘热腾腾的红烧肉，特意在我碗里夹了一大块：＂快吃吧，这是你最爱吃的红烧肉，我专门多放了糖，你爱吃甜一点的。＂

＂来，我敬大家一杯。＂大伯站起来，举起了酒杯，脸上的线条柔和了许多，＂今天这顿年夜饭，是我有错在先。一家人过年，就该其乐融融。我提议，从今往后，咱们家聚会，都不分什么主桌边桌，都是一家人！＂

大家都举起了杯子，连平时不喝酒的奶奶也端起了一小杯。

＂干杯！＂我举起杯子，和大伯的杯子碰在一起，清脆的＂叮＂声仿佛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酒过三巡，话匣子渐渐打开。

堂哥说起大学里的趣事，说教室里的暖气管子总是漏水，下雪天冻得手脚麻木，还得坚持上课；说食堂的饭菜虽然单调，但饭量管够，他总能吃三大碗米饭。

堂弟讲述篮球赛的惊险，说他们学校曾经一球险胜县二中，最后三秒他投进制胜球，被同学抬着绕操场跑了一圈。

表妹们也分享了工作中的见闻，说供销社里的糖果种类越来越多了，不仅有水果糖，还有牛奶糖和巧克力；说医院里的新设备可以看到人体内部，像照相机一样神奇。

我也不甘示弱，讲起了工厂里的新设备和我参与维修的经历，说我们厂的设备虽然老旧，但经过我的修理和改造，已经比原来的效率提高了三成。

＂真的假的？那你可是技术能手了！＂堂弟一脸崇拜地看着我。

＂那当然，厂里的技术主任都夸我呢！＂我得意地挺起胸膛，这份被认可的感觉真好。

大伯突然问我：＂听说你们厂准备引进新机器？＂

＂是啊，上个月刚从日本运来的，我们正在学习操作呢。厂长说，等掌握了技术，产量能翻一番。＂我来了精神，详细地讲起了新机器的性能。

＂那需要懂技术的人才，你要好好干。＂大伯难得地表扬我，眼里流露出赞许的神色，＂当年我就看出来你这孩子手脑都灵，适合干技术活。＂

这话说得我心里暖融融的，那种被长辈认可的感觉，比什么都珍贵。

饭后，我主动去厨房帮奶奶洗碗。

水龙头没安上，我们还用着老式的铁盆，冷水洗碗，冻得手通红，但心里却是热乎的。

奶奶拍拍我的肩膀：＂你小时候就倔，跟你爸一个脾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不过倔人有倔福，你在厂里好好干，比啥都强。＂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奶奶，我把您的碗摔了，对不起。＂我顺手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红包，塞给奶奶，＂这是我的年终奖，不多，您拿着买几个新碗。＂

＂傻孩子，一个碗算啥？人没摔着就好。＂奶奶笑眯眯地说，却又把红包塞回我手里，＂你们这代人，有出息的机会多着呢。你堂哥念书，你修机器，各有各的长处。只要肯吃苦，都能有出息。这钱你留着，娶媳妇要紧。＂

说到娶媳妇，我的脸一下子红了。

厂里有个女工，叫林小芳，是织布车间的，总是偷偷看我，听说她对我有意思。

＂奶奶，您还真别说，我还真谈了个对象，在我们厂织布车间的，长得可俊了！＂我神秘地笑笑，小声地告诉奶奶。

＂真的？那快领回来让我看看！＂奶奶一下子来了精神，眼睛里闪着光。

＂快了快了，等到五一节，我带她回来看您。＂我笑着承诺。

夜深了，院子里放起了烟花。

小辈们在院子里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声音驱散了冬日的寒冷。

全家人站在院子里，仰望绽放的烟火。

大伯站在我旁边，默默地递给我一支烟，我们就这样一起点燃，橘红色的火光在黑夜中闪烁。

＂大伯，我今天......＂我想道歉，却不知从何说起。

＂别说了，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大伯深吸一口烟，眼睛望着天空中绚烂的烟花，＂我这个当大伯的，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你爸说得对，咱们都是一家人，哪有那么多规矩？＂

＂大伯，我听爸说了，当年我上技校的钱......＂

＂老三这个人，嘴上没把门的。＂大伯笑骂道，但眼神柔和，＂那都是应该的，你是我侄儿，我不帮你帮谁？＂

我们沉默地抽着烟，看着天空中绽放的烟花。

这一刻，我忽然明白，家人之间的隔阂，往往只需要一次真诚的交流，就能消弭于无形。

我们彼此心中都有自己的坚持和骄傲，但最终，还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将我们紧紧连接在一起。

那年春节后，我用攒的钱在县城参加了一个机电培训班，废寝忘食地学习新技术。

大伯知道后，特意托了关系，把他厂里的一本日语技术书籍借给我看。

第二年，我被调到新车间当了组长，负责操作那台从日本引进的新机器。

1992年，厂里改制，不少人下岗，但我靠着技术专长，成了技术部门的骨干，每月工资翻了一番。

1993年，我和林小芳结婚了，婚礼上，大伯代表长辈讲话，说他一直以我为荣。

听到这话，我心里像灌了蜜一样甜。

堂哥大学毕业后，进了省城一家研究所，后来出国深造，成了家族里的第一个留学生。

每逢过年，我们还是会回老家，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

只是再也没有什么主桌边桌之分，大家都是平等的一家人。

1998年，我辞去了国企的工作，和几个朋友一起开了一家机械加工厂，专做纺织机械配件。

大伯退休后，常来我厂里坐坐，看着我忙进忙出，眼里满是欣慰。

2008年，当我的加工厂发展成为县里颇有规模的机械制造企业时，我请全家人来参观新厂房。

那天，我专门带着爷爷奶奶参观了生产车间，指着整齐排列的机器设备说：＂爷爷，您看，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生产的，不比进口的差。＂

爷爷颤巍巍地抚摸着机器，眼中含泪：＂好，好啊！咱们村里出了个＇机器大王＇，光宗耀祖啊！＂

多年后，当我已是县里一家民营机械厂的厂长，有自己的办公室和小洋楼，开着日本进口小轿车时，我依然记得那个摔碗的年夜饭。

每当看到新工人因为一点小事就闹情绪时，我总会想起那个我摔碗而去的年夜饭。

人生路上，我们总是在各种＂桌位＂间挣扎，渴望得到认可和尊重。

其实，真正的尊严不是别人给的，而是靠自己的能力和心态赢得的。

岁月流转，沧海桑田，那些曾经的恩怨早已消散在时光里。

而那只碎掉的碗，却成了我成长路上一个重要的记号。

它提醒我，家人的爱和包容，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

无论你坐在哪个位置，你都是这个家不可或缺的一员。

正如那首古老的歌谣所唱：高高山上一棵松，深深山谷一棵松，山高松不知，树高松不说，只有根连根，才是一家人。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