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楚迷踪】何处招屈子：周昭王•屈原•汉水和端午粽子

摘要：每当端午节来临，关于粽子、关于划龙舟、关于端午、关于屈原等话题便被重新提起。屈原的出生地，流放地和沉江地等话题尤热！需要强调的是随着民俗文化、传统文化研究的普遍展开和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屈原与汉江以及现在的郧阳和淅川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

每当端午节来临，关于粽子、关于划龙舟、关于端午、关于屈原等话题便被重新提起。屈原的出生地，流放地和沉江地等话题尤热！需要强调的是随着民俗文化、传统文化研究的普遍展开和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屈原与汉江以及现在的郧阳和淅川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

从古至今，历史与现实不断“碰撞”出刷新认知的火花！

周昭王就是一个脱不了干系的例子。

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灭商建立了西周。西周初年，由于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形成了一个政治、社会比较稳定的时期。但是，分封制本身所存在的致命秦楚的弱点，使得周天子与封国的诸侯之间的关系日益疏远，矛盾日渐加深。周昭王时，原来接受封号的楚国首先表示不愿意臣服于周，于是，就有了周昭王的南征，而且一去不回。

汉江青曲（汉江与曲远河交汇处）

关于周昭王的这次南征，在历史上也是一件公案。由于远古史书记载的简洁，加上还要为尊者讳，且牵涉的各方出于自己的利益和名誉考虑，也都希望褒奖自己、贬损对方，所以呈现出来的文字往往有出入，甚至相矛盾。但是，通过对史料的爬梳考证，还是能够较为清晰地看见事件的过程。

《竹书纪年》的记载非常简略隐晦：“十九年（前977年）春，有星孛于紫微，祭公辛伯从王伐楚，天大暄(yi)，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仅说十九年春天，有彗星侵入帝星紫微，周昭王率六师伐楚，天色十分昏暗，连野鸡、野兔都吓坏了。结果，部队在汉水附近被消灭。

《吕氏春秋》中，记述的就详细多了：“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坛入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祭公。”说明了周昭王伐楚失败，返回渡汉水时，因桥败坏落入水中。但是，此处说的是征“荆”而非楚。

曲远河箩筐岩

关于荆、楚之别这一点，楚人常常反复申明。《左传》中就记载了齐国管仲与楚国使者的一段对话：“管仲对曰：……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楚使的回答是，没有进贡包茅，这是我们的错误：可是昭王南征而不得归这个问题，就得去问那汉江的堤岸了。他的意思是说，这事可不能怪楚国，昭王丧命的汉水当时并非楚境。楚使之言能当真吗？显然不能！

另外，关于周昭王的死因。《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说：“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舟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这里说的“船人”，大概就是起而抗周的楚人或荆人。他们设计献上的船，船板不是靠榫头、卯眼咬合连接的，而是靠胶粘接的。这样，船驶至中流，胶液融化，船只就会解体，周昭王及其部众自然溺水而死。

《拾遗记》中也记载了一则与之有关的传说：“昭王二十四年（有误，昭王当政仅19年)，涂修国献青凤、丹鹊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时，凤、鹊皆脱易毛羽，聚鹊翅以为扇，缉凤羽以饰车盖也。扇一名游飘，二名条翮，三名亏光，四名仄影。时东瓯献二女，一名延娟，一名延娱。使二人更摇此扇，侍于王侧，轻风四散，泠然自凉。

此二人辩口丽辞，巧善歌笑，步尘上无迹，行日中无影。及昭王沦于汉水，二女与王乘舟，夹拥王身，同溺于水。故江汉之人，到今思之，立祀于江湄……至暮春上已之日，禊集祠间，或以时鲜甘味，采兰、杜，包裹以沉水中。或结五色纱囊盛食，或用金铁之器，并沉水中，以惊蛟龙水虫，使畏之不侵此食也。”这一传说历来为人重视，一来是印证了周昭王溺于汉水，二来是所提及的祭祀昭王及二女之事为民间投吊风俗的来历提供了新的说法。阴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现在已成为法定假日。这一天民间有吃粽子、划龙舟等习俗，人们都认为是为了纪念诗人屈原。

北山

如南朝梁吴均在其所著的《续齐谐记》中就记载过：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简贮米投水祭之。历来有人对此说法提出疑问，闻一多先生还专门著文探讨这一问题，提出吃粽子、抛粽子、划龙舟是古代以龙为图腾的吴越民族所举行的图腾祭。而从以上传说看来，早在屈原投江700年之前，荆楚之人已有这类习俗。

当然，将端午与屈原联系上似乎更有意义。闻一多先生说得好：是谁首先撒的谎，说屈原在汨罗投江？说端午节起于纪念屈原？我佩服他那无上的智慧!端午，以求生始，以争取生得光荣的死终，这谎中有无限的真!

如果说，随着民俗文化、传统文化研究的普遍展开（如关于曲远河、弥陀寺传统民俗的调查研究）和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如鄂君启节的最新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屈原不仅与汨罗与秭归等地有瓜葛，而且与汉江以及现在的郧阳和淅川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这是不是“碰撞”了我们固有的认知呢？

这让我想起了中世纪欧洲科学与宗教的那场激烈冲突：

中世纪欧洲的天主教会将地心说（地球为宇宙中心）纳入神学体系，认为这是上帝创造人类居于宇宙中心的象征。日心说直接挑战了这一神学解释，动摇了教会的权威而引发的激烈冲突。例如：1633年伽利略因支持日心说被罗马教廷判为“异端”，终身软禁，其著作被列为禁书，1600年，哲学家布鲁诺因宣扬日心说和宇宙无限论，被教会以异端罪名烧死，日心说引发教会对科学思想的压制。

韩家州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1543年）被列入《禁书目录》，直到1835年才解禁，导致科学知识的传播受阻。地心说符合人类自我中心的心理需求，而日心说让地球沦为“普通行星”，引发哲学与心理层面的冲击。诗人约翰·多恩曾哀叹：“新哲学怀疑一切……一切连贯性都消失了。”日心说颠覆了以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体系为基础的古典科学，迫使学术界重新构建物理学、天文学乃至哲学体系。这一过程漫长且充满争议，甚至许多科学家（如第谷·布拉赫）长期拒绝完全接受日心说。

日心说的代价本质上是人类从蒙昧走向理性的阵痛。它不仅是天文学的革命，更是一场关于思想自由的斗争。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哥白尼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于推翻地心说，更在于他让人类学会以谦逊的姿态仰望星空。”这一过程提醒我们，科学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但其最终价值远超曾经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