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周王朝自成康时期开始大规模经营“南土”，极盛时不但占据了淮河上游平原，还穿越桐柏—大别山脉，进一步影响至长江沿线。西周中晚期，迫于淮夷势力对淮河上游平原的侵扰，并不时切断桐柏—大别山南北两侧的联系，周人不得不向西退却并刻意加强其对南阳盆地及襄宜地区的控制，试

#我的宝藏兴趣#西周王朝自成康时期开始大规模经营“南土”，极盛时不但占据了淮河上游平原，还穿越桐柏—大别山脉，进一步影响至长江沿线。西周中晚期，迫于淮夷势力对淮河上游平原的侵扰，并不时切断桐柏—大别山南北两侧的联系，周人不得不向西退却并刻意加强其对南阳盆地及襄宜地区的控制，试图以此维系与“南土”的政治联络。而楚国则充分利用了周与淮夷对峙而无暇西顾的有利形势，在“南土”西部发展壮大，为此后席卷江汉奠定了基础。纵观西周王朝的“南土”经略，攫取资源和收缴贡赋虽也是其南进的动力，但政治、军事目的实则更为突出。

依《左传》所述，西周王朝的政治影响早在周初即已远播汉水流域[1]。然而自昭王南征失利直至宣王分封申、吕的百余年间，被周人视为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南土”[2]在传世文献中却几近失载，以致长期以来有关西周“南土”历史进程的探讨大多只能围绕出土文献资料展开。近年来，南阳盆地及桐柏—大别山一带的考古新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这一地区西周遗存的认识，为系统研究周文化在“南土”的进退提供了更为详实的材料。本文拟在梳理相关考古遗存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和借鉴文献史学的研究成果，系统解读西周王朝经略“南土”的过程、动因及其历史影响。

一、进退过程

据传世文献记载，周人对“南土”的渗透当不晚于商末。《史记·楚世家》中即已提到楚子鬻熊“事文王”，《尚书·牧誓》亦言及周武王与庸、濮等结盟灭商之事[3]，说明周人在鼎定天下之前已与江汉人群建立了不同程度的政治联络。只是限于政权初立，主要任务是镇抚中原，且成王继位不久，殷遗故地便爆发了“三监之乱”，此时的周人尚无暇大举南进。直至周公东征后，西周王朝方才携平乱余威，着力开拓“南土”。

（一）南进时间

就现有考古材料来看，西周早期的周文化势力向南已基本覆盖了淮河上游平原，个别封国甚至还越过桐柏—大别山脉，呈点状分布于随枣走廊，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是曾国与噩国。

属于这一时期的曾国遗存主要见于随州叶家山墓地[4]。学界普遍认为该墓地的年代上限不早于成王，下限当在昭王或昭穆之际[5]。考虑到昭王在位年限相对较短，且墓地中若干组明确属于国君或国君夫人大墓的随葬品多不晚于西周早期晚段，则曾国的始封当不晚于康王，上限或可溯及成康之际。

与曾毗邻的噩国，经发掘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共有三批，均出自随州羊子山墓地[6]。从随葬品的角度看，羊子山M4除与西周早期早段的宝鸡纸坊头M1有不少相似之处[7]，墓中所见噩侯鼎、噩侯盘、直棱纹簋、高领斝、子觯、铜盉（图一，1~6）也与叶家山墓地出土曾侯谏圆鼎（M2∶6）、曾侯盘（M111∶119）、曾侯谏作媿簋（M2∶9）、曾侯斝（M111∶111）、云雷纹觯（M65∶159）、侯用彝盉（M65∶34）等（图一，8~13）十分接近，出土大口觯式尊（图一，7）更是西周早期晚段至中期早段颇为流行的样式[8]，故该墓的年代上限当不逾成康之际，下限有进入西周早期晚段的可能。羊子山M1中随葬的兽面纹鼎（图一，15）及弇口兽面纹簋（图一，18）与M4所见噩侯鼎及山西洪洞永凝堡出土铜簋（M9∶20）[9]（图一，19）形制差别不大，共出的噩侯提梁卣（图一，16）之器盖虽饰有稍早流行的单首双身龙纹，但盖面两侧出现了竖立状犄角，造型已接近昭王时之召卣[10]（图一，17），故该墓的年代或已晚至康昭之际。至于1975

年于该墓地发现的噩侯弟

季尊（图一，

14）及配套鼎、簋等，因形态与M4同类器相似，年代当相去不远。

据此可知，羊子山墓地的起始年代应与叶家山墓地大体相当，亦即曾、噩两国的始封皆不晚于成康时期。

不仅如此，与曾、噩同位于“南土”的楚、应等诸侯国[11]及以黄陂鲁台山[12]为代表的部分鄂东北政治势力均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周人的正式册封或开始接纳周人的政治影响。显然，周人早期赖以控驭“南土”的主要力量多兴起于成康之世，亦即西周王朝大举南进应始自成康。

（二）南进路线

关于西周时期关中与江汉之间的交通路线，出土文献中提及较多的有两条。

一条自关中翻越秦岭，沿丹江谷地至襄宜地区，而后转入随枣、鄂东北一带。西周早期的太保玉戈[13]和共王时期的士山盘[14]皆证实了这条路线的存在。

另一条则由关中至洛阳，经平顶山一带进入方城，先穿越南阳盆地而后折向随枣走廊与鄂东北地区。北宋年间所出“安州六器”之中甗铭曰：“王令中先省南国……中省自方、登（鄧），造□邦，在噩师次”[15]。其中的“邓”，经石泉先生考证，或位于襄樊市（今襄阳市）西北[16]；至于“方”，徐少华先生认为是“房”之本字，即《国语·周语》“昔昭王娶于房”之“房国”，地望约在河南叶县与方城县之间[17]。尹弘兵先生曾撰文指出昭王南征即是沿此路而行[18]。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两条路线之外，现有考古发现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西周早期随葬周式铜器的高等级墓葬大多集中分布于平顶山及周口、驻马店、信阳一带，少量散布在随州、武汉地区，但却几乎不见于南阳盆地及襄宜诸地[19]。此或暗示自洛阳以东转而向南，先通过豫中南的淮河上游平原，而后穿越桐柏—大别山进至随枣与鄂东北诸地亦是当时沟通关中、江汉两地的重要路线。而且这条路线似乎更有可能是周文化南进的主要通道。

若就区位特征来看，桐柏—大别山拥有较多的山间孔道，淮河上游平原则因地势高平、宜于农耕[20]而颇利于高等级聚落群的形成。周人以之作为南下的首选，可以更好地依托这些区位优势为其南进提供绝佳的交通便利与充足的军需保障。相比之下，这一时期的丹江谷地及南阳盆地位置偏僻、形势崎岖、草木丛生[21]，不但通勤不便[22]，其农业开发的难度也远高于淮河上游平原，并不适宜集中连片地布局高等级聚落，自然也就难以为南进提供地理与资源等方面的支持。故前述经丹江谷地或南阳盆地进入江汉的路线，应只宜充作前往“南土”的短时行进路线；而借由淮河上游平原进入随枣、鄂东北一带的路线才更适合作为国家疆土南拓的战略通道。

若循历史轨迹来看，桐柏—大别山山间孔道历来是维系豫、鄂两地往来的重要通道[23]，有学者认为这一通道的启用甚至可以早至新石器时代晚期[24]。至少，商人穿越桐柏—大别山脉、利用鄂东北的黄陂盘龙城经营南方的举措清晰地揭示出该路线在早商已然存在。晚商时期，商人虽势弱北退，却依旧透过豫中南的淮河上游平原持续影响随州、孝感等地[25]。商、周两代南进模式的承袭，充分体现了中原王朝控辖“南土”方略的连贯性，也侧面印证了周人的南进极有可能是取道淮河上游平原，由此穿越桐柏—大别山脉，而后抵达江汉地区。

（三）战略收缩

或许正是凭借淮河上游平原带来的诸多便利，西周王朝在早期得以不断向南拓展，其极盛时一度影响到长江北岸的黄陂一带[26]。然而进入西周中晚期，周人向南扩张的势头却戛然而止。这一点在考古学上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以随州叶家山、羊子山、黄陂鲁台山等为代表的周文化或亲周势力据点尽皆消亡，周文化在“南土”的东界逐渐退缩至禹州—平顶山—泌阳一线。

对此，过往学者多将其归咎于周昭王伐楚的失败[27]。但如果考虑到西周中晚期大别山南北两侧的固始平寨古城[28]、信阳孙砦[29]、广水四顾台[30]、麻城吊尖[31]、大悟吕王城[32]及夏家河[33]等遗址开始流行折（鼓）肩、浅腹的鬲与盂及浅盘粗柄豆、侈口折肩罐、浅腹高圈足簋、掐印指窝纹甗、敛口钵（图二，1~12、17、18），部分遗址还见有曲状器柄和陶钵口曲柄盉[34]（图二，14、19），则周人在“南土”东部的衰退实与淮夷势力的兴起密切相关[35]。

与“南土”东部格局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同时期位于“南土”西部的襄樊真武山[36]、沈岗[37]、襄阳小马家[38]、黄家村[39]、淅川吴营[40]等地广泛分布着一类以鬲、豆、盂、罐为基本组合的遗存。就其文化面貌来看，似与关中周文化的联系较为紧密。若结合相关历史地理学研究，其性质或属于与周人关系密切的邓国[41]，说明此时的西周王朝在襄宜地区拥有较强的政治影响。不仅如此，上世纪80年代在南阳北郊砖瓦厂发现的申国青铜器群[42]亦表明申国至迟在西周晚期便已就封于南阳盆地。这些迹象似乎表明，西周中晚期的周人在“南土”东部进行战略收缩的同时，也在刻意加强其对于西部的襄宜地区及南阳盆地的控制，或试图以此继续维系其与“南土”的政治联络。

二、经略动因

关于西周王朝经略“南土”的动因，主流认识多将其与攫取铜矿资源联系起来[43]，但也有学者以为是基于政治目的[44]。考虑到牵涉这一问题的历史时段较长、影响因素较多，现拟结合前述“南土”经略形势及相关史实，分为西周早期、西周中晚期两个不同的阶段予以探讨。

（一）西周早期

这一阶段重要的转折出现在周公东征前后。东征以前，“南土”的战略价值仅在灭商之战中有所体现[45]。而据《左传》记述，周初诸侯中最先分封者皆文王子辈，重点为商畿故地，而后为武王子辈，地域才逐渐转向外围[46]，说明此时的“南土”尚不属于周人的核心考量之地。东征结束后，殷遗故地及海岱等地基本平复，周人遂将经略重点由东方转向南方，并试图以点状楔入的方式强化对“南土”的控制。有学者认为此举或是周人意图恢复商代南方的政治地理格局[47]。前述曾、噩、应、楚及鲁台山等政治势力的出现当与这一时代背景息息相关。鉴于上述诸国中已知关于曾国的历史信息最为丰富，故有关这一阶段经略动因的分析主要围绕曾国的分封展开。

出土文献中有两条表述明确提及了西周早期分封曾国的战略意图：其一是文峰塔墓地M1出土曾侯與编钟铭文在追述先祖建国时所提到的“君此淮夷，临有江夏”[48]

；其二是枣树林墓地曾公

钟铭所载“南方无疆，涉征淮夷，至于繁阳”

[49]。从铭文内容来看，彼时的曾国应是此地制约淮夷的重要力量。而制约背后的目的，理论上无外乎三种：一是构筑防御屏障，二是攫取金属资源，三是实现对更广大地域的政治管控。

关于构筑防御屏障。尽管西周早期静方鼎铭文的“曾噩师”[50]揭示出曾国或肩负重要的军事使命，但考古学所反映出的这一时期的淮夷力量还甚为薄弱，其文化重心仍在东部的江淮地区，鄂东北一带与之存在文化层面联系的，仅有大悟吕王城等少数遗址，同时期的其他族群力量也尚未显露出任何足以威胁周人的迹象。因而至少在西周早期，防御还不是周人在此布局曾国的首要目的。

关于攫取金属资源。首先，曾侯與钟铭在谈及先祖建国时，仅提到“君此淮夷，临有江夏”，并未言及其他[51]。早先常被视作掠铜重要论据而加以引述的“抑燮繁阳，金道锡行”[52]

，只是年代较晚的曾伯

为了纪念春秋早期时一场打击淮夷、成功维护铜料运输的战役而铸记的铭文。在缺乏更多证据的情况下，不宜以春秋事迹推定西周早期的分封动机。其次，终西周一代，作为南方铜料主产地之一的鄂东南始终是大路铺文化的分布区

[53]，而不为淮夷所把持，难以体现“君此淮夷”与资源掠夺之间存在绝对联系。最后，即便是在西周中晚期曾国或其他亲周势力据点已于鄂北相继消失的背景下，中原与南方的经济往来也并未因此中断，周人仍可获取来自长江中游的金属矿料[54]。显然，周人能否获取铜、锡等矿料，与是否在汉东设置封国或据点没有必然联系。有研究认为，晚商时期商人透过涢水上游和沿淮地区，以贸易往来或间接控制地方族群集团的方式将南方资源汇聚于殷墟，不仅保障了资源的正常流通，还可进一步降低中原王朝管理和控制该地区的成本[55]。考虑到前述商、周两代在经略“南土”方面具有一定的承袭，不排除周人也借鉴了这一模式。故曾国的设置虽在客观上便利了周人对金属矿料的运输，但掠夺资源恐非周室布局曾国的首要考虑。

排除上述两点，则西周王朝分封曾国乃至其早期强势南进的首要目的很可能是为了实现对更广大地域的政治管控、践行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理念，这一点其实在“临有江夏”“南方无疆”两句中即已显露无疑。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昭王南征主要是为了开拓土地，以缓解周人因长期推行分封制所引发的危机[56]。

（二）西周中晚期

据穆王时期的

簋铭文记述，这一时期分布在淮河下游的徐戎曾一度逼近棫林，即今河南叶县一带

[57]

；厉王时期的

钟也提到“南国

孳，敢陷处我土”

[58]；此外还有诸多铜器铭文及传世文献均记载该时期淮夷势力曾威胁到东都洛邑[59]。不仅如此，“南土”遗存的空间分布态势亦清晰地表明此时的周人在淮河上游已由攻转守，不得不撤至禹州—平顶山—泌阳一线[60]。抵御异族侵扰、扭转日渐被动的“南土”政治形势遂成为该阶段周人经略的重点。

迫于连接中原与江汉的战略通道被淮夷势力切断，西周王朝在尽力扶植残余势力的同时，也在着力经营南阳、襄宜等地，或试图以此维持其在“南土”的政治影响。至宣王时期，又自西北分迁申、吕二支于南阳[61]，进一步巩固关中与江汉的联络。《诗经·大雅·崧高》中所提及的“因是谢人，以作尔庸” “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揉此万邦，闻于四国”，皆表明周人在南阳盆地安插申、吕等诸侯的主要目的是镇抚谢地、政达南疆。

综上所述，在周人规划、经营“南土”的过程中，政治及军事目的始终是其考量要点，且二者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突出。尽管共王时期的士山盘反映出“南土”诸国也具有向周王室缴纳贡赋的义务，甚至以曾国为代表的封国可能还兼有维护“金道锡行”的职能，但对于西周王朝而言，结盟灭商、开疆拓土、以藩屏周等需求在当时应更为迫切。

三、历史影响

作为青铜时代最后一个以中原为核心且实际具备在广大地域范围内推行其政治影响的王国政权，西周王朝在“南土”布局的成败得失深刻地影响了该区域此后的历史进程。

商末周初，尽管周人已对“南土”进行了政治渗透，但该时期其经略重点仍偏向于殷遗故地及东方。直至周公东征后，中原政治局面日趋稳定，周人方大举南进。成康时期的周文化不但巩固了其对于淮河上游平原的占有，还以此为后方，强势推进至随枣走廊乃至长江北岸。显而易见，周人在该阶段渗透“南土”西部是为了结盟灭商，夺取淮河上游平原是继承殷人的政治遗产，于桐柏—大别山南麓册封曾、噩等国，则更多是着眼于“君此淮夷，临有江夏”的镇抚及扩张。这些举措无疑成功地维护了至迟自商代以来中原王朝对江汉地区统治的合法性。

遗憾的是，周昭王对“南土”发动大规模征伐[62]的失败不但给予西周王朝沉重的军事打击，还严重削弱了周王“天下共主”的政治公信力[63]，成为周人经略“南土”的历史分水岭。至穆王时期，西北猃狁和东南淮夷的轮番入侵使周人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境地，进一步冲击和改变了“南土”的文化格局与政治走向。

在“南土”的东部，周文化已渐露颓势，淮夷族群初步具备了与中原抗衡的实力。一方面，信阳罗山擂台子[64]等周文化据点已然消亡，曾国遗存也仅见于西部的枣阳郭家庙墓地[65]，这表明周人在淮夷势力的压迫下已由淮河流域向西退却，而异姓噩国受到了周王朝更多的倚重，并由此埋下了一场于厉王时期爆发的政治隐患[66]。另一方面，占据淮河上游平原的淮夷诸部也在与周人的不断冲突及交流中悄然开启了化入华夏的历史进程[67]。

在“南土”的西部，淮夷势力的崛起切断了周人由淮河上游平原通往桐柏—大别山以南的战略通道，其不得不着力开拓南阳盆地和襄宜地区以维系其与江汉的联络。这应是西周中晚期邓国崛起及宣王南封申、吕等诸侯的历史背景。受此影响，南襄通道的战略价值随之提升。

就在周人与淮夷为争夺“南土”东部控制权而无力西顾的时候，楚国适时地抓住了这一有利的政治契机，在豫西南地区发展壮大[68]。南阳盆地虽没有为楚人提供优越的耕种条件，但其西侧狭窄的丹江谷地及北部的伏牛山余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西周王朝的大规模南下；地处随枣的噩、曾等国亦为其抵挡了来自淮河流域的军事威胁。至西周灭亡后，汉淮地区再也没有一个更强大的文化系统能够抑制楚人对南方的蚕食与吞并，“南土”归楚遂成定局。

附记：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周至春秋时期楚文化形成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2CKG011）的阶段性成果。浙江大学井中伟教授在本文的修改过程中提出诸多宝贵建议，谨此致谢！

来源：大明湖畔看今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