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时光回溯到 19 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飞速发展，急切渴望打开中国市场，以满足其经济扩张的需求。1856 年，英国借口 “亚罗号事件”，法国借口 “马神甫事件”，两国组成英法联军，悍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腐朽的清政府根本无力抵抗。1858 年，清政

时光回溯到 19 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飞速发展，急切渴望打开中国市场，以满足其经济扩张的需求。1856 年，英国借口 “亚罗号事件”，法国借口 “马神甫事件”，两国组成英法联军，悍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腐朽的清政府根本无力抵抗。1858 年，清政府被迫与俄、美、英、法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但英法等国并不满足于此。1859 年，英、法、美三国公使率舰队来华换约，因拒绝按清政府指定路线入京，在大沽口与清军发生冲突，英法联军进攻大沽炮台，被清军击败。这成为了英法联军再次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借口。

1860 年 8 月，英法联军卷土重来，17000 余人抵达天津附近海面，轻易攻克大沽，占领天津，并在通县大败清军主力。9 月 22 日，咸丰皇帝逃往热河，留下恭亲王奕訢为全权议和大臣，负责留京求和议约。英法联军随后占领北京安定门，还对圆明园进行了疯狂抢劫和焚毁，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无数珍贵文物被掠夺或毁坏 。在英法联军的武力威胁下，清政府毫无反抗之力，只能全盘接受对方提出的条件。

1860 年 10 月 24 日，奕訢与英国代表额尔金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该条约除确认《中英天津条约》继续有效外，还进一步扩大了英国的侵华权益。其中规定将赔款增加到 800 万两，增开天津为商埠，准许英国招募华工出国，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 。而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正是依据《北京条约》中 “准许英国侨民在通商口岸租地赁屋” 这一规定，于 1860 年 12 月照会直隶总督恒福，强令划出英租界。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根本不敢拒绝，只能同意。就这样，英国在天津强占土地，开启了天津英租界的历史，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让中国陷入了更深的半殖民地深渊。

英租界初期选定在海河西岸的紫竹林村一带，面积约 460 亩。紫竹林村因紫竹禅林寺而得名，这座寺庙建于清康熙年间，原本是一座三间正殿的乡间小庙，殿内供奉着观世音菩萨，菩萨塑像后绘有紫竹，因此得名紫竹寺 ，后来人们聚集在此，形成了村落。但到了咸丰年间，紫竹林寺已经破败废弃。当时的紫竹林村处于河滩低洼处，土地并不肥沃，从地图上看，它位于天津城东南方向，与海河紧密相依。

从地理位置上看，紫竹林村有着独特的优势。海河是天津的重要水运通道，其宽阔的河面和相对稳定的水流，为船只的停靠和货物的装卸提供了便利条件 。英国选择这里作为租界，正是看中了海河的水运优势，便于开展贸易活动，将中国的资源和商品通过海河运往海外，同时也方便将英国的工业制成品运入中国内地市场 。而且，紫竹林村靠近天津城，却又有一定的缓冲空间，既能够接触到天津城的商业资源和人口，又便于与清政府的管理机构保持一定距离，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着极大的便利性。此外，紫竹林村周边地势较为开阔，便于进行城市建设和规划，能够满足英国人建设租界、设立领事馆、洋行、码头等设施的需求。

英租界设立后，就如同贪婪的巨兽，不断吞噬周边土地，其扩张的野心从未停止。随着时间的推移，英租界内洋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来自英国及其他国家的侨民也日益增多 。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原有的 460 亩土地已经难以满足其发展需求，英国人开始谋划进一步的扩张。

1895 年，德国在天津划定租界，其面积超过了当时的英租界，这让英国深感不安，也给了他们扩界的绝佳借口 。1897 年，英租界当局以 “洋行日多，侨民日众，租界不敷应用” 为由，向清政府提出扩界要求 。此次扩界是从大沽路向西扩展至墙子河（今南京路），新增占地面积达 1630 亩，这便是 “1897 年扩充界”。面对英国的无理要求，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在英国的强大压力下，最终还是发出布告予以承认 ，这无疑是在腐朽的清政府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中国的主权再次被无情践踏。

从经济层面来看，19 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对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的需求更为迫切 。天津作为重要的通商口岸，英租界内的贸易活动日益繁荣，洋行数量不断增加，原有的租界面积限制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新扩展的区域能够为商业活动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便于英国进一步掠夺中国的资源，倾销其工业制成品 。例如，英国的纺织业发达，他们通过在天津英租界设立洋行，将大量廉价的纺织品输入中国，冲击了中国本土的纺织业，而扩展租界后，能够容纳更多的仓库和店铺，方便他们进行货物的存储和销售。

在政治方面，当时的天津是北方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各国列强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英国通过扩张租界，能够增强其在天津的政治影响力，在与其他列强的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 。英国可以在新扩展的区域内设立更多的领事馆、警察局等机构，加强对租界内事务的控制，同时也向清政府和其他国家展示其强大的实力，巩固其在华的特权地位。此外，英国还可以利用租界的扩张，进一步干涉中国的内政，扶持亲英势力，为其在华利益服务。

墙子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860 年，最初它是清政府统兵大臣僧格林沁为增强天津防御能力所筑壕墙的护城河 。当时的天津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军事威胁，僧格林沁为了抵御外敌，在天津城外挖壕筑墙，形成了一道长达 36 里的防御工事，这便是墙子河的前身。城墙被称为 “墙子”，而壕沟注水形成的河就被叫做 “墙子河” 。它北起今红桥区小西关通南运河，向东南在今天长江道附近和红旗河交汇，再向东在海光寺附近和卫津河交汇，然后向东沿今天的南京路至今天解放南路海河中学附近流入海河，全长 18 公里，宽 8 米，水深 1.2 米 ，宛如一条蜿蜒的巨龙横卧在天津城边。

墙子河在最初发挥着重要的军事防御作用，它与壕墙一起构成了天津城的一道防线，为抵御外敌入侵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在列强的侵略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天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墙子河的命运也随之改变。1897 年英租界向西扩展到墙子河，这一区域被纳入英租界范围，墙子河成为了英租界的边界。此后，墙子河见证了租界的发展与繁荣，也目睹了中国人民在列强压迫下的苦难。

在租界时期，墙子河周边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英租界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洋行、银行、领事馆、教堂等西式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为了满足租界内的交通需求，英国人在墙子河上修建了多座桥梁，这些桥梁不仅方便了租界内的交通，也成为了连接租界与外界的重要通道 。例如，鞍山道桥、张庄大桥和湖北路桥等，它们横跨在墙子河上，见证了岁月的变迁。同时，墙子河也成为了租界与华界的分界线，河的一侧是繁华的租界，另一侧则是相对落后的华界，这种鲜明的对比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

随着时间的推移，墙子河的功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由于沿途天津各租界不断向河内排入污水，墙子河的水质逐渐变差，从一条清澈的护城河变成了一条污水横流的臭河 。20 世纪初，墙子河的航运功能逐渐衰退，曾经往来穿梭的船只越来越少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天津市人民政府在墙子河沿线修建天津地铁既有线，墙子河位于今南京路的海光寺至大营门段被填平，剩余的部分陆续改建为暗渠 。曾经的墙子河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只留下一些回忆和历史的痕迹。

1897 年英租界向西扩展到墙子河，如同在天津城市发展的画卷上强行撕开一道口子，对天津的城市格局和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也是极具破坏性的。

从城市格局上看，英租界的扩张打破了天津原有的城市布局。原本相对规整的城市空间被英租界的扩张切割得支离破碎，城市空间结构变得异常复杂 。在新扩展的区域内，英国人按照西方的城市建设理念进行规划，大量的西式建筑如潮水般涌现。领事馆、洋行、教堂、学校、医院等西式建筑风格独特，与天津传统的中式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些西式建筑采用了西方的建筑技术和材料，如砖、石和钢结构，建筑外观采用了欧洲建筑的传统造型，尖顶、穹顶、柱式等元素随处可见，与中国传统建筑的飞檐斗拱、大屋顶等风格截然不同 。

英租界内的道路规划也与天津传统的街巷布局大相径庭。英国人按照西方的交通理念，修建了宽阔笔直的马路，并且采用了网格化的布局方式 。这些道路不仅方便了租界内的交通，也为西方的交通工具如汽车、马车等提供了便利条件 。例如，今天的南京路在当时是英租界扩张后的重要道路，它的修建改变了天津城西郊的交通状况，使得租界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 。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天津传统的街巷大多狭窄曲折，主要是为了适应步行和人力车的通行。英租界的道路规划对天津后来的城市交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道路在租界收回后依然保留并成为城市主干道的一部分。

英租界的扩张还导致了城市功能分区的变化。在租界内，商业区、住宅区和公共区域划分明确 。商业区主要集中在交通便利、人流量大的地段，如劝业场与绍兴道一带，这里汇聚了众多的洋行、商店和金融机构，成为天津当时的商业中心之一 。住宅区则分布在相对安静的区域，如北塘、中塘、南塘三个地区，这些住宅区环境优美，配套设施齐全，居住着大量的外国侨民和中国的富商 。公共区域包括公园、医院、学校等文化设施，为租界内的居民提供了休闲、医疗和教育等服务 。这种功能分区的方式与天津传统的城市功能布局有很大不同，传统的天津城市功能布局相对混杂，没有明显的功能分区界限 。

在文化方面，英租界的扩张带来了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随着英国人在租界内的生活和工作，西方的文化、教育、宗教、生活方式等逐渐传入天津 。英语成为租界内的主要语言之一，英语教育也随之兴起，许多学校开始教授英语，培养了一批精通英语的人才 。西方的宗教如基督教、天主教也在租界内广泛传播，教堂成为租界内的重要建筑之一，吸引了不少中国人信奉 。西方的生活方式如西餐、西式服装、舞会等也逐渐在天津流行起来，对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西方文化的传入也引发了本土文化的应对和变革。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技术，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例如，在教育方面，一些中国人开始创办新式学堂，引入西方的教育理念和课程体系，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人才 。在文化艺术领域，一些艺术家开始吸收西方的艺术元素，创作出具有中西合璧风格的作品 。然而，西方文化的冲击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导致一些人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降低，出现了盲目崇洋媚外的现象 。同时，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和矛盾，这种冲突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

1897 年英租界扩张至墙子河后，其发展并未就此停歇。1902 年，美租界并入英租界，成为 “南扩展界”，面积约 131 亩 。美国当时在国际局势中更注重其他地区的发展，天津美租界规模较小且管理成本高，并入英租界对美国而言既能减轻管理负担，又能借助英国势力维护其在当地的商业利益；而英国则进一步扩大了在天津的势力范围 。1903 年，在庚子国变后，英租界凭借军事、政治霸权，越过墙子河向南大规模扩展到今天的西康路、马场道，称为墙外推广界，面积约 3928 亩 。通过这一系列的扩张，英租界总计占地达 6149 亩，成为天津外国租界中占地面积最广的租界 ，在天津的土地上肆意妄为。

然而，历史的车轮不会永远让侵略者得逞。随着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国家实力的逐渐增强，收回租界主权的斗争从未停止 。辛亥革命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日益高涨；五四运动更是推动了北洋政府在外交上的努力 。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国民政府发起 “改订新约运动”，通过外交谈判陆续收回部分租界主权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员，国际地位有所提升，英国、美国等国宣布放弃在华部分特权，包括一些租界的管辖权 。1943 年 1 月，英国宣布撤销英租界的决定，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民政府宣布正式收回天津英租界 ，尽管实际完全回收工作到 1947 年才完成，但这标志着天津英租界长达八十余年的屈辱历史终于画上了句号 。

天津英租界的扩张史是一部充满血泪与屈辱的历史，它时刻提醒着我们 “落后就要挨打” 的惨痛教训。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清政府的腐朽与软弱让中国成为列强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 。英租界的每一次扩张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践踏，是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伤痛 。但同时，这段历史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精神，成为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不懈奋斗的动力源泉 。

如今，曾经的天津英租界已成为历史的记忆，那些西式建筑依然矗立在天津的土地上，成为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景观 。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拥有众多风格各异的建筑，享有 “万国建筑博览馆” 之称，它们见证了天津的沧桑变迁，也承载着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 。曾经的屈辱已经过去，中国已经从一个任人欺凌的弱国发展成为世界强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现在，不断努力，让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来源：胖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