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学者、病理史权威学者，北里大学名誉教授，博士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历史系，1966 年起担任北里大学教授。1997 年退休，被返聘为北里大学名誉教授。起初以研究采矿业历史为主，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开始专门研究疾病与死亡的文化史。
作者｜立川昭二（1927—2017）
历史学者、病理史权威学者，北里大学名誉教授，博士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历史系，1966 年起担任北里大学教授。1997 年退休，被返聘为北里大学名誉教授。起初以研究采矿业历史为主，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开始专门研究疾病与死亡的文化史。
疾病是什么？疾病是“我”得的流感，是“我”孩子得的哮喘，是“我”朋友得的癌症。“我”因为流感发热，不得不向学校或者公司请假；“我”的孩子因为哮喘发作而苦不堪言；“我”的朋友因为癌症不幸去世。这是“我”的伤痛、“我”的苦恼、“我”的眼泪。
疾病，毋庸置疑是“我”这个人的疾病。也就是说，疾病不能单独存在，而是以“病人”的形式存在。如此一来，既然疾病归根结底是属于人类的东西，那么所谓的流感、哮喘、癌症便不仅是“我”一个人的病，还是“我”归属的这个“社会”的病，甚至是包裹着“我”的这个“文明”的病。巧合的是，“我”这无可替代的一生也正像疾病一样，无法超脱社会和文明而单独存在。
《文明的病因: 从疾病看待世界文明史》
[日] 立川昭二 著
吴昊阳 译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25年3月
疾病是属于社会和文明的，而社会和文明是有历史的，可知疾病也是有历史的。
“我”的疾病事关个人的生死，兹事体大，站在“我”的角度，其重要性甚至可以与整个世界相比较。同理，疾病也是“社会”和“文明”的大事，从而可知疾病对于人类历史而言，也是一件大事。
疾病是一种生物学现象。例如，发热本质上有可能是甲型流感病毒附着在鼻腔；肿瘤本质上也有可能只是胃壁上异常增殖的细胞。但是，仅此而已吗？
如果真的仅此而已的话，那么疾病光靠“医学”手段就能处理好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也证明了“疾病”这个简简单单的词语或许蕴藏着更广、更深的含义。
疾病最直接的病因可能是病毒或者异常增殖的细胞，但这些始作俑者是在哪里产生的，如何产生的，又是经历了怎样的传播途径才诱发疾病的呢？疾病会危害人体组织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任何物质都会致癌呢？为什么会出现致癌物质呢？我们可以发现，一直追问下去，一切病因都要放到社会的发展、文明的重量之中去思考。
在此，对于疾病，我持以下立场。
首先，疾病是文明所创造的。例如，有机水银中毒、支气管哮喘等公害病；交通事故、环境致癌、神经症等被称为文明病的疾病；职业病等显然是由人类文明引起的。但不止于此。结核病、性病等感染性疾病，甚至霍乱、伤寒这类急性传染病，光有病原菌是无法发展成疾病的，要传播、繁殖的条件都满足了，病原菌才能真正成为“疾病”。这些条件固然有非人为的巧合因素在里面，但绝大多数都是人类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即所谓的“文明”和“社会”。
战争和贫穷是疾病的温床这点自不待言。除此之外，衣食住行的方式塑造了疾病的生态。餐桌上的菜单可以说就是疾病的清单（catalogue）。衣服的时尚潮流和暖气、照明等居住生活的风格（style）书写着时代的病历。每个文明、每个社会，都有着独特的疾病结构和疾病生态。
其次，文明的交流也是疾病的交流。人员会迁徙，物资会流动，疾病也随之而动。创造疾病并非只有政治和经济，思想也能创造疾病。例如，精神病就是时代思潮的一个折射投影。而从药祸和最近的医源性疾病来看，科学本身也能创造疾病。
最后，疾病能够改变文明、驱动社会。瘟疫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灭亡的其中一个原因；中世纪晚期袭击欧洲的鼠疫是拉开近代帷幕的阵痛；斑疹伤寒是拿破仑远征俄国失败的原因之一。在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影响力方面，无论多先进的武器，有时候都比不上能传播斑疹伤寒的虱子或传播鼠疫的跳蚤。疟原虫能让一个文明衰退，比疟原虫更小的霍乱弧菌和赤痢杆菌能够毁掉一支军队。要是没有结核病和梅毒，或许近代文化显现出来的色彩将会是另一副模样吧。
文明创造疾病，疾病又反过来塑造文明，两者相辅相成，往复循环。
既然文明创造了疾病，疾病驱动了社会，那么自然疾病本身便带有了强烈的“历史性”。这个历史性，我们应该能够从历史过程中，或者在“疾病的历史规律性”中寻得。
有时候，通过“分析历史”能够挖掘出以往充满谜团的某种疾病的真相。我们现在追踪人类和疾病那旷日持久、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似乎可以说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了。
人类一直以来都很关注针对疾病的知识——医学，但对疾病本身的历史却几乎毫不关心。因此，人们都有这么一个印象或信仰，即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疾病本身没有发生变化，变的是人类的疾病相关知识。然而，疾病确确实实是随时代而变化的。既有消失的疾病，也有新生的疾病。中世纪的流行性舞蹈病和近世纪英国的汗热病已经被剔除出今天的医学辞典了，而血清性肝炎等显然是近来才有的疾病。癌症倒是从古至今都有，但古埃及人的癌症和现代日本人的癌症，生态已经完全不同了。同样是梅毒螺旋体，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性状。
综上，疾病背负着“历史”这一遥远而沉重的因果。正因为疾病有着显著的历史性，所以我们了解过去的疾病，就能理解现在的疾病，从而帮助预测未来的疾病。
人们常说疾病和人类一样古老。不过要谈到疾病的起源，就好比要谈生命的起源，难度系数极高。要完全探索出某种疾病是什么时候、在哪里、怎样产生，几乎是不可能的。
探索疾病起源之所以难，首先难在该如何定义“疾病”，其次难在材料的匮乏——近代以前的人们不晓得该如何记录疾病，时代越早，有关疾病的可信史料就越少。
需要纠正的是，虽然现在人们说疾病和人类一样古老，但真要计较起来，疾病要比人类古老得多。在人类出现之前的动物化石上就已经发现了疾病的痕迹，如被寄生虫寄生的贝类、罹患脑膜炎的恐龙等。动物的感染性疾病先通过宿主或者家畜传染给人，然后再从人传染给人，这才成了“疾病”。至于非感染性疾病则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在古人类化石和现代人类身上都发现了相同的疾病。利用这些化石和出土人骨等材料研究原始时代、古代的疾病的学科被称为古病理学（paleopathology）。
古病理学的新成果显示，人们从古埃及的木乃伊上发现了肺炎、硅沉着病、胸膜炎、肾结石、胆结石、肝硬化、中耳炎、阑尾炎、鼻窦炎、淋病、麻疹、麻风病、疟疾、结核病，以及龋齿、眼疾、寄生虫病、癌症等时至今日都很常见的疾病。此外，在一些浮雕和壁画上也能窥见古人的疾病。例如，公元前1500年前后的一座浮雕清晰地表明了当时的埃及已经有了小儿麻痹症病人。
从上述古病理学所列的结果可知，人类的大部分疾病早在远古时期已经存在。随着人类所创的文明历史的发展，时代不同、环境不同，这些疾病的生态也发生了180度变化。考古学家柴尔德在写作文明史时，以“ManMakesHimself（《人类创造了自身》）”为书名，但同时人类也创造了疾病。
自从人类被“逐出伊甸园”，即从自然生活迈入文明生活、社会生活之后，疾病也随之被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和“社会”大幅改造，不复过去的自然样貌。作为人类生活基础的衣食住行，是与疾病联系最深的因素。尤其是饥饿与暴食——尽管两者会随着文明和社会的发展有所变化——更是与疾病的结构密切联系。饥饿，即营养不良会造成流行病、营养障碍自不待言，而暴食也会造成所谓的营养病。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里，女仆尼莉莎就说过：“吃得太饱的人，跟挨饿吃不到东西的人，一样是会害病的。”据传19世纪欧洲暴发的流行性痛风，起因就是暴饮暴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吃得不好而导致的心血管疾病在战后已经减少了，反而因为食物产量的再度丰富，痛风开始死灰复燃。
文明创造了居住生活和衣着生活，而居住生活和衣着生活的模式又创造了各种疾病。例如，1902年法国作家爱弥尔·左拉在巴黎意外去世，死因是在通风不良的室内烧火炉导致的一氧化碳中毒。这就是“火炉”这一文明事物所创造的悲剧——中毒。
历史上，白人接触发展中国家或者未开化地区的原住民时必定带来的流行病灾害生动形象地告诉了我们，与发达文明的接触将如何塑造疾病。18—19世纪，美洲印第安人、波利尼西亚人、非洲原住民因为感染了欧洲侵略者带来的天花、结核病、麻疹，人口数量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史怀哲1在非洲赤道地区的原始丛林里行医，诊治过的许多疾病其实都是欧洲人传过来的。
战争、贫穷、疾病，是人类背负的三大原罪。在历史长河中，这三者屡屡沆瀣一气，将人类推向不幸的深渊。在社会经济层面而言，三者中又以贫穷常常与疾病互为因果，引发了“疾病阶级性”问题。
每个文明、每个社会都有各自的恶疾，而这个恶疾，似乎只能通过文明和社会变革才能击退。
我们以历史上长期引领文明的欧洲为例，列举欧洲所经历过的社会性恶疾——13世纪的麻风病、14世纪的鼠疫、16世纪的梅毒、17—18世纪的天花和斑疹伤寒、19世纪的霍乱和结核病、20世纪的流感，以及今天的癌症和心脏病。明治维新之后，踏上“近代化”征途的日本也在所谓的“明治百年”期间，快速地走了一遍欧洲的疾病老路。
这些事情到底在诉说些什么呢？
疾病的历史，是苦涩的、昏暗的、疼痛的。但不管有多痛，我们都不应该闭目塞听。因为疾病是一面亮堂的棱镜，能帮助我们照出文明的光与影、历史的明与暗。
虽说如此，人力终归有限，我们做不到毫无纰漏地回溯古今东西人类与疾病的纠缠，毕竟光是中毒或者光是结核病就能写一本书了，而且现在欧美国家市面上也已经有了梅毒史、精神病史、中世纪瘟疫史等专门著作，相关的体系知识可以通过阅读这些著作取得。本书也只不过是从中选了几个我个人有意谈谈的话题罢了，况且我也不打算贸然地谈一些今天的医学、医疗技术都还没解决的大问题。我只是想了解过去的人们如何与疾病打交道，从疾病中学到了什么，谦逊地聆听一下历史的教诲而已。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