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梳理了中国古代银锭含金量的变化情况及其原因。科学检测数据表明，自唐宋金元到明代早期的银锭“金花银”，大都含有黄金，而此后铸造的银锭不再含金。以往研究认为，历代银锭含金均为银矿伴生。本文认为，早期银锭中黄金可能来自于银矿伴生，也可能出自器物销熔等人为因素，最

摘要：本文梳理了中国古代银锭含金量的变化情况及其原因。科学检测数据表明，自唐宋金元到明代早期的银锭“金花银”，大都含有黄金，而此后铸造的银锭不再含金。以往研究认为，历代银锭含金均为银矿伴生。本文认为，早期银锭中黄金可能来自于银矿伴生，也可能出自器物销熔等人为因素，最初来源尚不能确定。宋代到明代前期的银锭含金量可能经过人为控制，目的是以货币价值意义上的“十足”取代化学意义上的“十足”。含金银锭的铸造年代下限应在明代嘉靖年间（1550年前后），其后新铸银锭不再含金，对此相对应，“金花银”的含义也出现了变迁。根本原因是白银来源改变，海外白银流入取代中国本土银矿，成为中国古代白银货币供给的主要来源。到晚清，出现了大规模“老宝提金”获取利润的现象，尤其以上海银炉行业最为集中。其背后原因，一方面是冶炼提纯技术进步，另一方面，是经济因素特别是金银比价巨变。同时，“老宝提金”也对近代中国的国际收支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银锭、黄金、金花银、金银比价

一、中国古代金银货币的变迁与“银锭藏金”现象

（一）中国古代黄金和白银货币地位的变迁

黄金和白银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金属货币，也是现代信用本位货币制度之前的主要货币形式。就整个欧亚大陆而言，16世纪以前，白银是欧亚大陆多数国家的主要货币和国际贸易的主要支付工具。16世纪以后，直到19世纪上半叶，欧洲、中东等地区包括后来的美洲地区主要是金银复本位制，黄金和白银的国际货币地位基本相当，而且黄金和白银货币通常以各国政府铸造的金银币形式呈现，民国私自铸造金银币往往被视为严重犯罪。而金银在中国古代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更为复杂。春秋战国时期，《管子》中就有“（先王）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的说法，又说：“黄金、刀、布，民之通货也”。《史记》也记载秦始皇以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西汉时期，日常交易流通手段主要使用铜钱，而黄金主要作为价值尺度、大宗支付、赏赐工具和财富贮藏手段。与同时期的古罗马等西方国家相比，当时黄金在中国属于主要货币，白银基本没有货币职能，而西方世界则是金银并用、以白银为主。而在东汉以后，巨额黄金赏赐不再见诸记载，黄金在支付方面的货币职能逐步被铜钱和布帛等实物商品取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战乱，出现了商品经济向自然经济的倒退，甚至多次出现废除钱币用谷帛交易的设想。金银的使用主要集中在西域和东南沿海等对外贸易活跃地区。到隋唐时期，金银仍然不是十足的货币，不具备价值尺度和流通工具职能。但在赏赐、税赋、对外贸易和财富储藏手段方面，发挥一定的次要货币职能。宋代以后，政府开始发行纸钞，同时白银的货币职能逐步强化。金朝和南宋相继出现了官方铸造的白银货币、法定银钱兑换价和以白银为价值基准的纸钞。到元代前期，确立了“银钞相权”的货币流通格局，白银作为纸币的价值基准和发行准备，充当“货币之锚”。而到了元代后期以及明代前期，政府脱离金属货币，滥发不兑现纸币，导致纸钞急剧贬值、最终被市场抛弃。明代中叶（15世纪上半叶）以后，以称量货币形态出现的白银逐步取代政府的法定货币铜钱和纸钞，成为主要货币。一直到1935年法币改革之前，白银始终处于中国货币体系的核心地位。同时从明代到清末，白银始终处于称量货币阶段，直到近代之前，政府没有发行法定银币，历代公私机构铸造的银锭、银元宝以及散碎银两，包括不同的成色、形制、重量标准，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反复切割融铸，成为同时期世界主要国家中极为罕见的货币现象。正如日本学者学者黑田明伸所总结“中国货币史上有世界其他地方罕见的三大特征：其一，用作流通的白银不是计枚（锭）核值，而是称量计算。其二，用贱金属（铜合金）而非金或银来铸币；其三，国家发行纸币的广泛流通远早于其他国家”（黑田明伸，2020）。相比之下，黄金在唐宋直至明清的上千年时间内，始终没有获得真正的货币地位，黄金在总体上仍然是一种商品，虽然具有大宗支付、价值贮藏等部分次要货币职能，但并不具备价值尺度和主要流通工具职能。即明清时期，世界货币流通呈现“中国主要使用银两（铜钱），其他国家主要使用金银币”的格局。

（二）中国古代的银锭含金量变化

白银作为称量货币流通，不可避免的带来含银纯度的问题。从文献记载和传世实物看，古代银锭的成分鉴定主要依靠人工观察和经验识别，并由此产生了多种术语以表示银两成色高低，如金花银、雪花银、足银、纹银、水丝、细丝、粗丝等等，不胜枚举。近代以来，开始运用科技手段对银锭成分进行鉴定，如20世纪20年代，印度造币厂对当时流通领域常见的清代和民国银锭进行了分析，公布的银锭含纯量分别是纹银为93.54%，其它宝银在98-99%之间。但对于除银之外的其他杂质成分，并未有准确数据。近年来，学术界深入研究古代银锭的成分。周卫荣和杨君等（2013）对中国钱币博物馆收藏的唐宋金元直至明清民国的70多枚银锭进行检测，发现除了银之外，还含有铜、铅、铁、金等杂质。其中在唐、宋、金、元时期的银锭中黄金含量较明显，检测为0.7-1.7%；明代仅个别银锭中发现金成分，含量为0.5-0.8%；清代、民国时期银锭未检测到金（见附表1）。作者认为，由于黄金的价值远高于白银，因此银锭中的金不可能是人为添加。同时，周卫荣、杨君等关于古代银锭铸造工艺的研究也表明，银锭的范模材料为铁，在其复原铸锭的实验中也并没有黄金的参与。因此，作者推定，由于自然界中的金银矿存在共生现象，古代银锭中的金是在银矿冶炼铸造过程中伴随进入的。吴旦敏（2020）和朱逸冰等（2020）对明代早期银锭特别是“金花银”的成分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检测发现上海博物馆馆藏的6件有“金花银”戳记的明代早期银锭均含有黄金，含金量基本都超过了1%，而另外6件馆藏普通明代银锭则不含金或含金量很少（见附表1）。作者认为，这一特性可能与银矿来源或制作工艺有关。并根据史料进一步推测，明前期的金花银锭和元代银锭很有可能取材于云南地区含金的银矿。

表1：唐宋金元和明代银锭实物含金量检测情况

注：相关检测数据见周卫荣,杨君,黄维,（2013）和朱逸冰;吴旦敏;熊樱菲（2020）

上述研究为科学分析中国古代的银锭成分及其形成原因奠定了坚实基础，但“银锭藏金”问题仍然有若干难点有待解决：

一是含金银锭的起源问题。唐宋直到明代前期几乎所有的被检测银锭都发现了黄金成分，且含量相当稳定，当时的铸造者和使用者是否知晓这一情况，“银锭藏金”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法避免的伴生矿问题？

二是含金银锭的流通问题。含金银锭的内在价值远高于其名义价值，按照劣币驱逐良币规律，银锭持有者应该熔炼提取黄金或囤积优质银锭，从而导致银锭退出货币流通市场。这些含金的银锭在流通中如何计价？为何这些含金银锭能够避免被劣币驱逐，反而从货币体系的配角成为货币体系的核心？

三是含金银锭退出市场的具体时间及其原因。从唐宋到明初，银锭普遍含金，而且含金量总体稳定，并未随时代变迁递减，而明代后期到清代数百年间铸造的银锭却再也检测不到含金现象，这个突变具体时间点在什么时候，其原因是技术变革还是银矿来源变动？

二、对于“银锭藏金”问题的辨析

针对上述问题，基于相关史料和已有研究成果，综合中国历史上的金银开采、使用和流入流出情况，本文提出关于“银锭藏金”和“金花银”的几点揣测：

第一，早期银锭中的黄金可能来自于银矿伴生，也可能出自“金花银”器物销熔等人为因素，最初来源尚不能确定。

从史料和实物看，中国古代银锭的成色标准经历了一个从粗放从精细的过程，这个过程与白银货币化进程密切相关。虽然早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白银已经作为一种宝货广泛用于赏赐和价值贮藏，但由于几乎不具备货币功能，因此史料中极少有关于白银成分和如何辨识鉴定成色的记载。到了唐代，一方面，金银生产和使用范围有所扩大，正如已有研究所言，中国古代本土银矿主要出自云南等地，这些地区往往也产黄金，早期银锭很有可能取材于这些含金的银矿，从而导致银锭含金。但是中国本土金银产地远不止云南一地，并非所有地方的金银矿都处于伴生状态。是否当时冶炼出的白银都有黄金伴生，目前尚不能肯定。另一方面，唐代金银器工艺达到极盛，何家村、法门寺、丁卯桥等著名窖藏中就出土了大量银鎏金、贴金、泥金等金银结合器物。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明代白银货币中被广泛使用的“金花银”一词最初出现于唐代，原本是金银工艺的术语。《唐六典》记载了南朝时期宫廷装饰用的“金花银兽”，白居易有诗云“金花银碗饶君用”，法门寺《监送真身时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碑文多处记载了“银金花菩萨”“银金花函”等宝物。郑承燕（2010）在分析辽代金花银龙纹“万岁台”砚时指出，金花银“应为银器制作工艺的一种”，即“在银器上采用鎏金錾花工艺，先在银器上錾出图案，后在图案上鎏金，这样既突出图案，又产生了黄白相间、相互映衬的视觉效果，工艺虽显繁缛，但可使银器更为富丽”，可见金花银，起源于金银工艺。 宋代以后，金花银的含义出现调整，从金银工艺变为称量的银锭。如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安南平南王李天柞遣使入贡，赐金花银一百两。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再赐南平王李天柞金花银一百两。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封李天柞之子李龙翰为安南王，赐金花银一百两。“金花银”在含义上为何会发生这种转变，文献尚未见相关说明。笔者猜测，这个转变过程可能是由于唐末五代频繁战乱，大量金花银器被熔化铸为银锭，进而导致以“金花银”代指含金银锭。由于唐代银锭的含金量数据很少（目前仅见2例，且含金量差异较大），目前还难以断言其中黄金主要来自于银矿伴生金或金花银器熔铸，也难以论定在这一过程中铸造者对于含金情况是否知晓。

明代金花银

第二，宋代到明代前期的银锭含金量可能经过人为控制，目的是以货币价值的“十足”取代化学意义上的“十足”。

从两宋金元直到明代前期，是白银货币化的关键时期，白银从货币体系中的配角最终成为整个货币体系的核心，这也是社会各界对银锭成色愈发重视、认识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从宋金元到明代早期银锭的含金量和形制看，值得关注的有两点：一是银锭含金量极为平稳，远小于其他金属杂质的波动，也没有随时代更迭而减少。5件宋代银锭平均含银量在97%左右，含金量在0.9%左右。3件宋代银锭平均含银量在97%左右，含金量在0.8%左右。2件元代银锭平均含银量在94%左右，含金量在1%左右。6件明代早期金花银锭平均含银量在97%左右，含金量在1.3%左右。银锭含金量的差异远小于铜、铁、铅等贱金属杂质的波动，甚至小于含银量波动。在金银提冶炼技术已经相当纯熟的宋明时期，在铸造银锭过程，对“杂质”黄金进入银锭中放任不管并长期稳定在1%左右的水平，甚至到明初还高于宋代，似乎不合常理，更大的可能是人为干预的结果。二是文献中的高纯度“金花银”与实物“金花银”含银量不足的矛盾。从文献资料看，很多资料对白银按含银量的高低区分不同等级。其中宋人著述、元代编印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列举“金添花银一百分足；浓调花银九十九分九厘；茶花银九十九分八厘；大胡花银九十九分七厘；薄花银九十九分六厘”等，按此说法，最高等级的金添花银纯度为100%，还有99%以上的浓调花银等。明初曹昭《格古要论》亦对金花银作出界定：“足色成锭面有金花、次者绿花、又次者黑花，故谓之花银。”，天顺间王佐《新增格古要论》亦云：“银子名色，金花银第一。”可见元代和明初的金花银（金添花银）是纯度接近100%的最高等级银锭。但从实物看，无论是宋代“真花银”还是明初的“金花银”，其含银量从未达到过100%，甚至99%纯度的银锭也没有发现。检测表明，这一时期，银锭实物含银量通常在96-98%，甚至有低至95%以下的。是古人故弄玄虚，还是铸造机构舞弊？笔者认为，这是中国古代白银货币特殊性质决定的。由于白银是称量货币，成色和重量决定货币价值。在交易中特别是进贡、赋税、赏赐、外交等重要支付场合，往往需要按百分之百纯银计算价值的高等级银锭。而实际上，古代银锭由于技术限制，很难做到100%纯度。因此，黄金作为价值远高于白银的“特殊杂质”，在事实上起到了保障银锭价值充足的作用。本文计算了11件宋代和明代前期银锭的银含量加上按当时金银比价折算的黄金价值后的“虚拟含银量”，11件银锭（包括2件宋代真花铤和6件明代金花铤）的“虚拟含银量”均超过了100%，基本上在102%左右。这似乎难以归结于简单巧合，而很可能是当时银锭铸造机构刻意为之，即确保最高等级的银锭（真花银、金添花银、金花银等）价值达到甚至超过同等重量的纯银。换言之，是以货币价值的“十足”取代化学意义上的“十足”。如前所述，含金银锭的内在价值高于其名义价值，按照劣币驱逐良币规律，含金银锭持有者应该熔炼提取黄金或囤积，从而导致含金银锭退出流通。为何这些银锭还能流通数百年之久？本文认为，劣币驱逐良币规律，是基于西方货币体系下金银币按枚计数流通的情况。而中国的白银货币，是按照成色和重量计价的称量货币。从宋元到明初，虽然白银逐步成为主要货币，但除了国内大宗支付和跨国贸易之外，国内日常交易中使用白银支付结算很少，多数仍然是使用铜钱或纸币完成。使用白银交易的主体通常是官府、贵族、大商人等，这些群体有足够的鉴别能力和诉讼资源，使用低成色白银冒充“金花银”的成本很高。在这种情况下，铸造者通过适度含金量（1%左右）保证了“金花银”的纯银地位。使用者都对银锭含金心知肚明，在交易时候给予相对其他银两的升水。而按照当时的技术条件与金银比价水平，使用者想将银锭重新熔铸提取黄金很可能无利可图。因此，在交易场景主要限于高等级大宗交易情况下，不会出现熔铸分离或者囤积优质货币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反而有“金花银”这类高等级银锭作为货币价值标尺作用，实现了“良币驱逐劣币”，最终货币发行流通达到了微妙的平衡。

第三，含金银锭的铸造年代下限在嘉靖中期（1550年前后），其后新铸银锭包括“金花银”不再含金，根本原因是白银来源改变。

从现有的检测结果看，唐宋金元时期的银锭基本都含金，且含金量总体在1%上下。明代前期的“金花银”含金量都在1%以上，明代中期出现分化，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明代银锭中，已知年代最晚的含金银锭是嘉靖甲辰（1544）银作局五两银锭（含金量0.5%）和嘉靖三十一年（1552）银锭（含金量极少）。此后，自明代后期直至晚清民国数百年间各地铸造银锭，基本再无黄金成分检出。有意思的是，金花银的含义也是在嘉靖中叶发生了变化，如《明会典》记载:“凡铸造朝钟用响铜，于铸钟铜厂铸造。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题准……及熔铸下炉，用八成色金花银，于内承运库关领。”“八成色金花银”这种看似矛盾的说法，意味着金花银从专指最高等级的纯银变为主要指皇帝御用银两，与成色的关系逐步淡化。综合实物和文献证据，可以认为明代含金银锭的铸造年代下限在明代嘉靖中叶（1550年前后），其后新铸银锭包括“金花银”不再含金。在科技进展缓慢的古代，这一突变恐难以用冶炼技术进步解释。结合明清时期的中国白银生产和流入流出情况，本文认为，银锭含金量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白银来源变化。中国白银的传统来源是银矿开采，根据《明实录》记载和全汉昇（1991）的研究，从明初（1368年）到嘉靖中叶(1550年)，累计的白银产量约为5000万两，年均生产白银约27万两。产量虽然可观，但由于经济货币化程度和货币白银化程度不断提高，尤其是正统折银令（1436年）后，白银货币的需求迅速膨胀。适逢16世纪日本和美洲先后发现大银矿，大量海外白银通过贸易渠道持续流入中国，完全改变了中国的白银货币供给。根据张翼（2022）的估算，1550-1830年间，白银通过海外贸易方式持续流入中国，总量约5.6亿两（约合2.1万吨），约占同期中国白银增量的90%。而日本和美洲的银矿与国内不同，鲜有金银矿伴生。尤其当时欧洲和日本的金银比价远高于中国。明代晚期（17世纪初）, 葡萄牙商人就发现：当时中国金银比价1：5.5到1：6.5，而西班牙的金银比价通常为1：12, 日本金银比价也达到1：12，因此, 用欧洲（美洲殖民地、日本）白银兑换中国黄金，可以产生 70% 甚至100%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输入中国的白银自然不可能含有黄金，由海外白银熔铸成的银锭也就不再检测到黄金。

三、近代“老宝提金”及其背后原因

（一）近代“老宝提金”现象

如前所述，由于自明代嘉靖中叶以后，含金银锭（金花银）已经逐步失去了在白银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到了清代，政府铸钱一度出现复兴，但“小数用钱，大数用银”的货币格局并未改变。白银始终占据货币体系的核心地位。同时随着白银交易场景的扩展和下沉，各地的银锭成色、形制、度量衡单位都千差万别，对于白银成色鉴别和切割折算要求也更为精细。过去依靠实物银锭等级划分包括掺入黄金等调节货币价值方法已经不能满足要求，最终清代形成了包括升水贴水、“虚银两”和“平色兑”在内的一整套白银货币价值换算体系，学术界已经有丰富研究，再此不再赘述。我们仍然讨论含有少量黄金的前朝老旧银锭（以下简称）退出市场后的后续影响。从经济价值上看，老宝这些老宝这些其内在金属价值高于银两名义价值。随着金银比价的提高和冶炼技术的进步，老宝逐步被销熔提炼，获取利润。从史料看，清代银两倾镕的主体最初是从事金银生产与加工的金银匠、金银铺，后来变为专门经营货币兑换和销熔的银铺、银号，再到专事银两销熔的银炉、炉房等专业化机构，呈现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的倾向。不过这些老宝的销熔提炼总体上仍然是分散、偶发的，对当时货币流通影响很小。直到晚清，出现了大规模集中销熔古代银锭“老宝”、提炼黄金的现象（以下简称“老宝提金”），尤其以上海最为集中，甚至成为银炉行业的主要利润来源。如1925年张家骧《中华币制史》记载： “银炉营业所赖以获利之途， 厥有四端：（一） 元宝改铸， 如长江之江西、 湖南、四川， 北方之天津、 东三省等处， 时有元宝来沪， 钱庄即以送至银炉改铸， 大率外路元宝，均系老宝， 内含金质甚富， 银炉改铸之时， 即将纯金提出， 以提金之利归之银炉。 其金色最高者， 往往每元宝一只， 可获利五钱（黄金）左右。 从前银炉， 每年获利甚巨。 现因外路元宝来沪日少， 而营业因以日衰， 此为近年来银炉营业不振之最大原因也”。《上海金融志》也记载：当时由于市场上争相抢购外地老宝，一只元宝（五十两）甚至溢价4-5两，远远超过了纯银价值。从晚清出土银锭窖藏情况看，1978年和1999年上海大沽路窖藏两次出土了12只银锭和1700多枚外国银元，其中银元年代年代跨度为1773-1886年，窖藏年代应为1886年以后，而银锭均为清代晚期山西、江西银锭，没有老宝，表明多数老宝已经被有意识的收集销熔，市场上很难见到。

（二）“老宝提金”背后的技术与经济原因

“老宝提金”为何从零散偶发的行为转为大规模有意识的行为，甚至影响到整个上海银炉行业的兴衰？本文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技术进步因素。近代冶炼技术传入我国后，金银分离提纯的难度和成本大大降低。尤其上海得近代风气之先，上海银炉相对于其他地区在“老宝提金”方面有近乎“降维打击”的技术优势。另一方面，是经济因素特别是金银比价巨大变化。如前所述，在金银比价不高的情况下（如明初金银比价在1：6左右），即使能够将银锭中的黄金提取出来，扣除提炼损耗和鉴定、收集、运输等成本后，可能出现亏本。从全球看，自17世纪以来，国际市场金银比价一直维持在1：15.5左右，波动区间不超过10%。这意味着“老宝提金”的利润空间也是基本稳定的，基本上是偶发零散行为。而晚清时期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货币体系和金银供求发生了重大变化。在需求端，1873年前后，德国、法国等欧洲主要工业国家和美国相继从金银复本位转向单一金本位。作为传统白银需求方的印度也出现了需求下降。在供给方面，19世纪60年代，在美国内华达州发现了特大银矿，进一步加剧了白银供应过剩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黄金和白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均衡地位被打破。各国央行和金融机构纷纷抛售白银储备，增加黄金储备，国际金银比价突破了1:15.5左右的长期均衡，从1871年的1：15.4上升到19世纪末的1:30以上（见图1）。在“老宝提金”的利润空间急速上升的驱使下，各地商人搜集老宝，并且集中到具有技术优势的上海银炉进行销老宝、提炼黄金，甚至成为上海银炉行业的主要利润来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主要工业国相继退出金本位制，引发了国际金银比价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首次大反转，甚至一度回到1：15.5的此前历史水平。老宝资源的逐渐枯竭和金银比价下跌导致“老宝提金”利润率下降，使得上海银炉行业陷入困境。正印证了1925年张家骧《中华币制史》“从前银炉， 每年获利甚巨。 现因外路元宝来沪日少， 而营业因以日衰， 此为近年来银炉营业不振之最大原因也”的说法。

图1：1840-1936年国际金银比价走势

（三）“老宝提金”对近代国际收支影响

从“老宝提金”的货币影响看，不仅给上海银炉行业带来丰厚利润，进一步巩固上海作为全国货币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时也对近代中国的国际收支产生深远影响。由于明清到近代，白银一直是中国主要货币，在研究国际收支问题时主要关注白银流入流出。而在国际市场，黄金是比白银更重要的国际货币，特别是19世纪末，除中国以外的主要国家已经基本实施单一金本位制度。形成了“黄金在世界上是货币而在中国是商品，白银在世界上是商品而在中国是货币”的特殊局面。金银比价波动和金银跨境流动成为影响近代中国国际收支和经济金融运行的重要因素。从旧海关金银跨境流动统计看，从1888-1936年，白银总累计净流入4.83亿海关两。而黄金累计净流出价值3.48亿海关两白银，按历年金银比价折合实物黄金约为568万库平两。特别是甲午战争到清末（1894-1911年），海关白银累计净流入4586万两，总体上国际收支略有盈余。而同期海关黄金累计净流出价值6238万两海关银（折合实物黄金约180万库平两）。可见，中国近代白银净流入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黄金流出为代价换取的。如果没有这些黄金外流作为冲抵，清末的白银收支将从总体净流入转为净流出。而近代以前的官方存量黄金，大多在历次战乱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中消耗殆尽，已经没有大规模库存。如同治七年（1868年）清政府决定由粤海关“设法另筹别款，在粤省(广东)办买足金”，以解决宫廷制造金器、赏赐等需求。由于广东本省并无金矿，粤海关购买的黄金主要来自国外。而此后，为何中国能够长期对外输出大量黄金，除了东北、西北、山东等地新开发金矿之外，很大程度上也与民间收集黄金包括“老宝提金”有关。由于黄金是国际通行货币，而黄金在国内并不具有货币职能，因此近代中国黄金大量流出境外，兑换白银、外汇或其他商品，特别是上海既是“老宝提金”的主力，又是黄金交易、货币汇兑和进出口贸易的中心。“老宝提金”在客观上减轻了当时的国际收支压力。

四、结 论

本文梳理了中国古代银锭含金量的变化情况及其原因。已有研究表明，自唐宋金元银锭到明代早期的“金花银”，其中都含有黄金，含金量在1%左右。而明代后期到清代民国的银锭检测均不再发现含金。但对于含金银锭的起源问题、含金银锭的流通问题以及含金银锭退出市场的具体时间及其原因，仍然存在诸多未解决的问题。本文认为，早期银锭中的黄金可能来自于银矿伴生，也可能出自“金花银”器物销熔等人为因素，最初来源尚不能确定。宋代到明代前期的银锭含金量可能经过人为控制，目的是以货币价值的“十足”取代化学意义上的“十足”。在当时白银货币结算主要限于高等级大宗交易场景下，不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反而有“金花银”这类高等级银锭作为货币价值标尺作用，有利于白银货币流通。同时，含金银锭的铸造年代下限应在明代嘉靖年间（1550年前后），其后新铸银锭包括“金花银”不再含金，根本原因是白银来源改变。海外白银流入取代本土银矿，成为中国白银货币供给的主要来源。由于银矿鲜有金矿伴生，加之当时海外金银比价远高于中国，输入中国的白银自然不会含有黄金。随着金银比价的提高和冶炼技术的进步，含有黄金的老银锭（老宝）逐步退出市场并被销熔提炼。到晚清，出现了大规模“老宝提金”获取利润的现象（以下简称），尤其以上海银炉行业最为集中。其背后原因，一方面是技术进步因素，另一方面，是经济因素特别是国际货币体系和白银供给变化导致金银比价巨变。同时“老宝提金”也对近代中国的国际收支产生深远影响。在近代“黄金在世界上是货币而在中国是商品，白银在世界上是商品而在中国是货币”的背景下，包括“老宝提金”在内的黄金出口，兑换白银、外汇或其他商品，在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国际收支压力。

作者：张翼

原文刊载于《江苏钱币》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请征原文。

来源：嘉乐令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