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位诗、画、书、篆刻俱佳的“九能僧”，六舟具有重要的个案研究价值。以往学术史多讨论六舟的全形拓、锦灰堆艺术，而较少关注六舟的交游与鉴藏。本文从六舟关于两件怀素款《小草千字文》（“大历本”“贞元本”）的鉴藏经历出发，通过六舟的自叙年谱、诗文集、书画题跋等传世
——兼论其斋室收藏空间
文 / 陈 晗
摘要：作为一位诗、画、书、篆刻俱佳的“九能僧”，六舟具有重要的个案研究价值。以往学术史多讨论六舟的全形拓、锦灰堆艺术，而较少关注六舟的交游与鉴藏。本文从六舟关于两件怀素款《小草千字文》（“大历本”“贞元本”）的鉴藏经历出发，通过六舟的自叙年谱、诗文集、书画题跋等传世文献，考察六舟对怀素及其作品的“考证”“重裱” “请人绘像”“勒石”等诸种作为以及这两件作品的收藏展示空间，以探析六舟的鉴藏观念。
关键词：六舟 怀素 《小草千字文》 “屋漏痕” 斋室收藏
Abstract: As a “Nine-talented Monk” who is good at poetry, painting, calligraphy and seal carving, Liu Zhou has important case study value. Previous studies have mostly discussed Liu Zhou’s full-shape rubbings and brocade ash pile art, but paid less attention to Liu Zhou’s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collections. This article first starts with Liu Zhou’s experience in collecting Two pieces of Huai Su’s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in Cursive Script, namely the “Dali Edition (AD 768)” and the “Zhenyuan Edition (AD 799)”. Through Liu Zhou’s autobiography, poetry and prose collections,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inscriptions and other documents, this paper examines Liu Zhou’s admiration for Huai Su and his various actions of “researching”, “remounting”, “commissioning people to paint” and “carving on stone” on Huai Su’s works, analyzes the collection and display space of these two works, and explores Liu Zhou’s collection concepts.
Keywords: Liu Zhou; Huai Su;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in Cursive Script; “roof leakage marks”; studio collection
僧六舟（1791—1858），俗姓姚，名达受，又字秋楫，别号万峰退叟、南屏退叟，浙江海昌（今浙江海宁）人。清人蒋宝龄在《墨林今话》中载其人：“耽翰墨，不受禅缚，行脚半天下，名流硕彦，无不乐与交游。精鉴别古器及碑版之属，阮太傅以金石僧呼之。”〔1〕六舟不仅精鉴藏，习书画、通篆刻拓印，不仅多次参与编写寺志与金石志〔2〕，亦留下诸多个人著述，如自叙年谱《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3〕、诗文集《小绿天庵吟草》等。六舟生活于“乾嘉朴学”的发展高峰年代，彼时金石学研究空前兴盛。以往研究多从六舟的金石拓印作品出发，关注六舟如何在“考订正名”的金石学传统之下运用他可以获得的视觉资源进行艺术再创作，《百岁图》《古砖花供》《剔灯图》等作品是学者们较为关注的个案对象，陆易、尉笑、桑椹、仲威、王屹峰、郑岩、李春阳等学者已有过不少精彩讨论。〔4〕更值得注意的是，六舟交游广泛且收藏丰富，他与当时的皇室成员、贵族官员、金石鉴藏家、书画家、篆刻家、学者等都有过密切交流。〔5〕从六舟个人交游角度，葛金根、董建、王墨飞、房瑞丽等学者已有一些个案研究。〔6〕
六舟的收藏包含金石、古砖、拓印小品及古代书画等多个品类，其藏品之富可以与同时代蒋光煦的别下斋收藏所匹敌。其中，六舟在书法方面的藏品最精者莫过于两本怀素款《小草千字文》，六舟的自号、斋号皆与这两件作品相关，这两件作品的购藏对六舟来说意义重大。王屹峰先生关注到六舟的斋室雅号与收藏兴趣的关系问题，首次谈及六舟对其斋室的营建，认为六舟的收藏观念倾向于史学的视角。〔7〕本文将在王屹峰先生的研究基础上，讨论六舟对这两本《小草千字文》的鉴藏方式，并试着还原六舟的收藏空间，进一步探析六舟的鉴藏观念。
一、与怀素结缘：两本《小草千字文》的收藏始末
道光八年（1828）正月，六舟在杭州湖墅古玩店购买下“大历本”。购入时这件作品绢素完好，末题有“唐大历三年三月既望沙门怀素书”，六舟称此本为“真迹” “神迹”。他将此卷后所附的数十条题跋进行考证并全部录入其《自叙年谱》中。据六舟的记录可知，此卷曾被王诜、王季重、吴四香收藏，题跋者自宋始，有王承衎、邓文原、米万钟、钱象坤、来复、宋献、陈继儒、范允临、倪元璐、闪仲俨、刘上延、顾澍。〔8〕
道光十六年（1836），即购藏“大历本”的八年后，六舟又经吴姓旧友介绍，以“五百金”左右的价格购入“贞元本”。至六舟买下时，此卷已有文徵明、文嘉、杨珂、宋牧仲、王文治等人题跋，此本末行题“贞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于零陵书，时六十有三”。“贞元本”价值珍贵，也被称为“千金帖”〔9〕（图1）。在六舟之后，此本又被徐少圃、林柏寿先后收藏。〔10〕对于怀素晚年的作品，明代书家多评价其“去狂怪”而趋向平澹天成。王世贞家也曾收藏《小草千字文》真迹，王世贞评价其书风飞动奇逸，为诸法书冠。〔11〕文徵明、文嘉父子曾在六舟之前收藏“贞元本”，二人皆认为此卷淡雅，笔法严密。六舟亦认可文嘉所言，认定此卷为“宣和内府故物”的鉴定意见，不惜重金买下此卷，与“大历本”合为双壁。〔12〕
图1 [唐] 怀素 小草千字文 绢本墨书 28.6×278.6厘米 台北兰千山馆藏，寄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据王屹峰先生的研究，除亲拓、交换、受赠外，购买是六舟藏品的主要来源途径。六舟购藏的高峰时间都与其从事馆业、编志、出任方丈等经历有关，如道光七年（1827），六舟受聘协理编撰《云林续志》，次年购入“大历本”；道光十六年（1836），六舟受邀为新安程洪博传拓家藏古物，当年购入“贞元本”。〔13〕这些经历所得报酬很可能成为六舟收藏资金的主要来源，而这些资金被六舟大量用于购买书画名作，据六舟自述，他可谓是“倾钵资”购买下这两本《小草千字文》。实际上，六舟对怀素的倾慕在其学书之初就开始了。
六舟在生平、喜好等诸多方面有意与怀素相比附。二人皆自幼舍俗为佛弟子，且都擅书画，是为行脚僧，与士人有密切交往。陆羽（733—约804）的《僧怀素传》是后世考证怀素事迹的重要史料，记怀素因家贫无纸故以蕉叶代纸、种芭蕉万株的逸事：“怀素疏放，不拘细行，万缘皆缪，心自得之。于是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时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贫无纸可书，尝于故里种芭蕉万余株，以供挥洒。书不足，乃漆一盘书之；又漆一方板，书至再三，盘板皆穿。”〔14〕在道光五年（1825），六舟就在跋文中落款“万蕉庵六舟”〔15〕以自称，可见在购藏《小草千字文》之前六舟就对怀素十分追慕。他早期学“飞白书”时便以蔡邕、怀素为师，直言“学书初向万蕉中，赠与新名忆蔡邕”〔16〕，他还曾绘《万蕉庵学书图》，此图被六舟好友蔡生甫所见后，改画名为《小绿天庵学书图》。〔17〕怀素居名绿天庵的说法源自北宋时人陶谷，其《清异录》中载：“怀素居零庵陵东郊，治芭蕉，亘带几数万，取叶代纸而书，号所曰绿天。”〔18〕六舟显然很满意“小绿天庵”这一比附之名，亦自号为“小绿天庵僧”“小绿天庵主”等。在购藏“大历本”后，汤贻汾、几谷、顾洛等诸位六舟好友皆以“绿天庵”为画名为六舟绘制过写真、纪事像〔19〕，实物案例可见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六舟制《小绿天庵图》臂搁，这件臂搁正反两面分别为汤贻汾所绘《小绿天盦主庐山行脚图》和顾洛绘《小绿天庵图》。此外，宝素庵〔20〕、宝素斋、宝素室等收藏斋号皆与六舟购藏怀素《小草千字文》有关。在见到六舟所收藏的怀素书法后，六舟好友纷纷感叹六舟与怀素有“法乳之契”〔21〕，阮元更是说道：“余昔曾到绿天庵，今又见此卷于小绿天庵金石僧处，则尤相宜也。”〔22〕这些有意之举，足以见得六舟对怀素个人及其作品的喜爱。六舟围绕这两本《小草千字文》的鉴藏活动尤为丰富，亦透露其个人的审美情怀及思想观念，下文将一一展开叙述。
二、六舟关于两本《小草千字文》的鉴藏活动
（一）重裱、求跋、请人绘图
“大历本”至六舟收藏时，最近的一则题跋是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由顾澍所题：“若夫《千文》真迹，四香宜宝惜之，勿轻索人题跋，恐致冠裳之玷也。”〔23〕可以看出，顾澍对此本的态度是相当审慎的，并且对于怀素的名作，他不赞成请人随意题跋的行为。六舟的态度却迥然不同，他常携带“贞元本”出行访友，广邀其朋辈汤贻汾、冯登府、韩崇、阮元等为“贞元本”题跋，亦对其进行了重裱，这样的鉴藏行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目前看到的“贞元本”现状。王耀庭和王元军都关注到“贞元本”的拖尾题跋和装裱格局情况，王元军进一步关注到“贞元本”题跋时间挪位的现象，他发现六舟在收藏后，将此本后隔水一分为二，并将自己的题跋插入其中，放到了原本文徵明的题跋之前，故而造成后隔水跋文的时代错乱。〔24〕
除了邀请江南地区的好友为之题跋外，六舟还曾将两本《小草千字文》带至京师，请宗室及朝贵为之题字。汤贻汾曾为借庵、鹰巢、六舟、髡残、觉阿五位僧人写下《江南五僧咏》，其中为六舟所写原诗摘录于下：“长沙二千字，王侯妬奇珍。侧闻小绿天，争拜拜素人。人人知六舟，何处逃尘氛? 金石有时泐，声名千载存。悬榻嗟尘封，别君四五春。一为西湖主，何日还逢君? ”〔25〕在“长沙二千字，王侯妬奇珍”字后，汤贻汾又以小字提及六舟携“大历本”和“贞元本”入京之事：“藏素师草书《千文》墨迹二本，携之京师，有端郡王暨诸朝贵题字。”从“侧闻小绿天，争拜拜素人”一句又可知六舟携两卷入京之事也引发了不小的轰动。除端郡王爱新觉罗·载漪外，宗室爱新觉罗·耆英也曾应六舟之邀为“贞元本”题跋。道光二十九年（1849），耆英奉使出行，至杭州袁浦稍做歇脚时，无意中见到了六舟所拓的《小草千字文》，对之爱不释手、梦寐萦思，于是主动致函给六舟，想欣赏“贞元本”真迹，六舟立即复函并随即邀请耆英为“贞元本”题跋。〔26〕
六舟还曾邀请同好陈庚为他绘制了一张《拜素图》，附加在“贞元本”的拖尾。在《拜素图》（图2）中，六舟正合十双手，向几上所放置的两轴合起的长卷（“大历本”和“贞元本”）虔心拜谒，几足上书有“未麓子陈庚为六舟上人作小绿天庵拜素图”字样。陈庚又号“未麓子”，六舟也叫他“月波”〔27〕。陈庚在画史上的记载不多，《墨林今话》中对陈庚有简要介绍，可知陈庚擅画人物、仕女，喜读佛教书籍〔28〕。据《自叙年谱》记载，陈庚至少为六舟画过四张画，除《拜素图》外，其余三件分别为《剔灯图》（图3）、《礼佛图》（图4）和《负米图》。在目前可以看到的这几件画作中，陈庚总是将六舟和他的藏品绘制在一起，而六舟总是以一个虔诚的僧人形象出现。除《拜素图》外，其他两幅皆为拓印与绘图结合，六舟皆是以“微缩”的形象出现，画面中“物”的比例被放大，以此展现出六舟对其藏品的珍视和崇拜。正如郑岩所说：“六舟礼拜的不是作为图像的书法，而是这两件作品的‘肉身’，是具体的‘物’。禅师超离物外的态度忽然不见了，文人对于雅物的痴迷显露出来。”〔29〕
图2 《小草千字文》后隔水部分《拜素图》及图像细节 台北兰千山馆藏，寄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3 [清] 陈庚 剔灯图（局部） 纸本设色 31×69.5厘米 1836 浙江省博物馆藏
图4 [清] 陈庚 六舟礼佛图（局部） 纸本设色 27×264.5厘米 1836 浙江省博物馆藏
虽然《负米图》暂未得见，但是通过《自叙年谱》可知，这张图像亦是在六舟得藏米芾《天马赋》绢本真迹之后才请陈庚绘制于拖尾〔30〕，可以推测，《负米图》也应是一幅表现六舟背负《天马赋》手卷的纪事图像，绘于道光十六年。在近年的拍卖市场上，有一件原由钱镜塘先生所藏的《东魏天平四年四面玉佛造像拓本》册页出现，对比题识、画风、鉴藏印等诸多方面，此图应该是真迹无疑，属于六舟自留之册页。册页中亦有一幅陈庚所绘的《沧浪礼佛图》（图5），表现方式与《拜素图》如出一辙，只是在此图中，六舟合十膜拜的对象换成了另一件心爱之物，即“东魏天平四年四面玉佛造像”。《沧浪礼佛图》创作于道光己亥年（1839），陈庚在题跋中阐明了此画的创作契机：“道光己亥神仙诞日，余将束装，有新安之行，过玉佛庵，与六舟长老言别，出天平造像拓本见示，且属绘《玉佛庵图》附之，但竹树房廊，素所未谙，恐有污素册，然又难违雅属，因信信作此，以塞其责，且可与旧所绘拜素、负米、剔灯三图并列矣。”〔31〕彼时陈庚欲前往新安，在他与六舟道别时，六舟邀请陈庚为自己绘制一张《玉佛庵图》〔32〕，实为邀请陈庚绘制自己的居所图。与黄均和几谷不同，陈庚还是选择了自己更为熟悉的表现方式绘制了此幅《沧浪礼佛图》，以应六舟之邀。在陈庚的题跋中，他还提到此幅《沧浪礼佛图》与他之前所绘的《拜素图》《负米图》《剔灯图》的关系，称此图可与之前所绘的“三图并列”。由此看来，六舟常请陈庚绘图，将自己与其重要藏品绘于一轴，或是以全形拓的方式呈现藏品，再请陈庚补图。最初，陈庚因为得到六舟所赠予的六朝造像拓本，于是创作了《礼佛图》以答谢六舟〔33〕，而后六舟椎拓。陈庚补绘的方式成为一种固定模式，这样的奇思妙想或是出自六舟和陈庚二人的共同设计，此幅《沧浪礼佛图》的出现或可进一步佐证。
图5 [清] 陈庚 沧浪礼佛图 纸本水墨 35.3×28.3厘米 1839 开拍国际2021年秋拍展出 图片来源/网络
（二）汇编《绿天庵书品》，并将两本勒石长存
在将“贞元本”纳入收藏后，六舟还曾精心收录了诸家论怀素书法的文章，在进行广泛的考证后汇编成《绿天庵书品》一书。在《自叙年谱》中，六舟提到专门邀请了吴门顾承为此书撰写序言，序言为道光十四年（1834）所写，今节录于下：“六舟能画，而精篆隶，其于素师有法乳之契，曾画《拜素图》以志景仰之意。今读是编，考证精博如此，其用心亦勤矣哉！异日摹勒上石，余将乞墨本什袭藏之，六舟必无靳也已。”〔34〕顾承在序言中肯定了六舟编汇此卷的“考证精博”和“用心亦勤”，并提及六舟绘《拜素图》一事，文末表达了自己对“贞元本”的喜爱，望六舟将“千文勒石”后赠拓本以藏。除考证汇编以外，“勒石”也是六舟重要的鉴藏方式之一。道光十二年（1832），六舟命江阴人方可中〔35〕将“大历本”勒石于墨王楼下，“大历本”众人诸跋皆录下来附于其后。〔36〕道光二十五年（1845），六舟又请薛友琴、孙永釗将“贞元本”勒石〔37〕。那么，六舟是怎样看待这两件作品的？除了请画师绘制《拜素图》以外，他又悉心将两本刻字于石永久保存，他是以怎样的态度面对原作，又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制作拓本的呢？可以看到这样两则材料：
其一：“旧在西泠戊丙年，两逢草圣墨因缘。早经名帖流入世，不厌重教代石镌。兰亭茧纸入昭陵，寂寂禅堂冷佛灯。自喜不贪缸面酒，莫教萧翼赚闲僧……松陵陈子绘为图，膜拜钱师大小呼。人道侬痴侬自乐，米颠拜石岂相殊。神鬼千年久护持，八方黄绢复装池。我今只作云烟看，为纪源流赋小诗。”〔38〕
其二：“何须过眼笑云烟，乐石重镌岂偶然？偏与长沙能结契，共聊翰墨古因缘。大历贞元阅两朝，后先挥洒卅年遥。瓣香我欲向师拜，不惜双钩填日描。”〔39〕
第一则材料来自“贞元本”托尾六舟自题跋文，位于《拜素图》左侧，落款为道光十九年（1839）。六舟在这里交代了两本千字文的收藏始末，值得注意的是“自喜不贪缸面酒，莫教萧翼赚闲僧”和“人道侬痴侬自乐，米颠拜石岂相殊”这两句。六舟分别提到“萧翼赚兰亭”和“米芾拜石”的故事，以此来横向对比自己对两本《小草千字文》的态度，如此“自喜”“自乐”的六舟对原作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但跋文最后解释道：“我今只作云烟看，为纪源流赋小诗。”似乎在表明自己的“史学”立场，表明自己“不留意于物”。但文字和图像所传达出的六舟对物的“痴迷”似乎与他的自叙相悖。可以见出，六舟此时对待藏品的态度还有些模糊和矛盾。一方面，在诗文中，他袒露出自己对书法藏品的极度喜爱。他也十分喜欢将藏品展示给友人，“贞元本”就曾借给齐彦槐和阮元展玩数日或数月之久〔40〕；另一方面，六舟在字里行间又反复强调、说明自己相对客观的史家立场，抑或是一种自我劝解。
第二则材料出自六舟的诗文《千文勒石》，这则诗文前六舟以小字写道：“余重摹二卷于石，贮之墨王楼下，亦生平一快事也。”〔41〕可知此诗写作时两本《小草千字文》已勒石，也就是说这篇诗文应写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后。可以发现，六舟通过“勒石重镌”的方式保存下这两件心爱之物，从“我今只作云烟看”到“何须过眼笑云烟”，六舟在他最熟悉的金石领域终于寻找到并确立起一种明确的收藏观念。这两本《小草千字文》对于六舟来说，是珍贵的“物”，又可做拜素师学书之用，亦是难得的史料。
（三）两本《小草千字文》对六舟创作的影响与启发
在《拜素图》上，还有一则道光十九年的题记，翁大年评价六舟所藏“大历本”和“贞元本”分别为“金翦玉箸之丽”和“古钗屋漏之痕”：“一有金翦玉箸之丽；一有古钗屋漏之痕。二本各臻其妙。十年之间二得老人墨宝二卷，何其幸哉，爰绘拜素图以志景仰之私云。”“折股钗”和“屋漏痕”出自邬彤、颜真卿与怀素的对话。〔42〕一般认为“屋漏痕”比喻用笔无起止之迹，其形凝重自然；“折股钗”形容转折笔画圆而有力。〔43〕六舟有一件传世锦灰堆作品《百岁图》（图6），画面上其拓印的金石小品互相叠压遮盖，拓片周围密布六舟个人及其好友朋辈的题跋。在瞿中溶的题跋和拓片之间狭小的缝隙处，有一则六舟于道光十九年所书写下的跋文，现摘录于下：“不薄今人爱古人，千秋今古喜同春。溪藤响拓雕虫技，交互参差尽得真。偶尔摩挲纪五年，袈裟百衲破田田。人来问我从何起，屋漏痕参文字禅（余藏有怀素千文墨宝）。”在这段跋文中，六舟明确提到创作《百岁图》的原因来自对“屋漏痕”与“文字禅”关系的理解。“文字禅”的说法首见于黄庭坚的诗《题伯时画松下渊明》，黄庭坚明确指出这一概念来自北宋名僧惠洪。广义的“文字禅”泛指一切以文字为媒介、手段或对象的参禅活动，包含佛经文字的疏解、语录灯录的编撰、颂古拈古的制作、世俗诗文的吟诵等。北宋之后的禅修方式还有“书画禅”“笔墨禅”“翰墨禅”“画禅”等新称谓。〔44〕
图6 [清] 六舟 百岁图 纸本设色 136×62厘米 1831 浙江省博物馆藏
六舟常在文集中提及“翰墨因缘”与“文字禅”，实际上都指涉一种禅宗对于生死问题的参悟与解读，通过对摩崖石刻、古物的观察可以妙证菩提之义，故书画作品也可不朽。〔45〕在“屋漏痕参文字禅”句末，六舟在其后又以小字书“余藏有怀素千文墨宝”，此条跋文在诗文集《小绿天庵吟草》卷二《自题千岁图拓本》〔46〕亦可见，但并没有小字所书的此句，郑岩解释此句应该是六舟一时兴起而后增补，颇有小小炫耀之意。〔47〕但可以发现，六舟在《自叙年谱》中所书年代落款为咸丰初元（1851），编撰年谱时，六舟已是花甲之年，此句可能并不是他的增补之语，而是他在编撰年谱时所做出的合理删减。〔48〕这样的删减可能也与笔者上文所分析的六舟个人鉴藏观念的逐步确立有关，即他逐渐与自己对雅物的痴迷喜爱之情达成和解。
值得注意的是，在创作《百岁图》时，“大历本”已被六舟购藏，故而“屋漏痕”的概念很可能给了六舟精妙的启发，“屋漏痕”是形式，而“参文字禅”是本质。学者们谈到六舟的《百岁图》，总是谈到一种“视觉的游戏”〔49〕，将“八破”视为六舟创作的后续，视为一种超前的拼贴艺术。郑岩的研究则提示我们，六舟很可能是在用文人“墨戏”的概念创造性地展示他的收藏，实则是延续了北宋以降“文字禅”的参悟方式。〔50〕而对于《小草千字文》的鉴藏，对于“屋漏痕”的理解很有可能影响了其作品显隐相间、堆叠反复的形式，这一点在《百岁祝寿图》（图7）中体现得可能更为明显。清人徐康在《前尘梦影录》中记录下六舟创作《百岁祝寿图》的方法：“吴门椎拓金石，向不解作全形。迨道光初年浙禾马傅岩能之。六舟得其传授，曾在玉佛庵为阮文达公作《百岁图》。先以六尺匹巨幅，外廓草书一大寿字，再取金石百种椎拓，或一角，或上或下，皆不能见全体。著纸须时干时湿，易至五六次，始得藏事。”〔51〕可见，在制作《百岁祝寿图》时，六舟先将外轮廓“寿”字以草书写出，再逐步往里填入椎拓小品，形成近看繁复、远看笔意浓厚的视觉感受。仅仅从此图来看，最下部一撇之笔画确实颇有莫可名状的“屋漏痕”之意味。不可否认的是，对于这两本《小草千字文》的收藏确实影响了六舟的创作观念。
图7 [清] 六舟 百岁祝寿图 纸本设色 135×60.5厘米 1832 上海图书馆藏
三、六舟对其收藏空间的区分与营造
六舟的僧侣生涯从海昌白马庙“薙染为僧”开始，之后他先后在海昌白马庙、杭州净慈寺、湖州演教寺、杭州慈圣庵、苏州沧浪亭等地任职。道光三十年（1850），六舟辞归白马庙，于白马庙与净慈寺轮住，直至八年后圆寂。〔52〕
目前确认的六舟居所图可见黄均和几谷分别为他绘制的《古玉佛庵图》，这两张图像亦收录在前文所提到的《东魏天平四年四面玉佛造像拓本》册页中（图8、图9）。二图皆绘制于道光十九年，分别从东南和西北视角加以表现。黄均所绘的作品只见寺门紧掩，一主人独坐书屋临案远望；几谷的作品则选取了更为高远的视角，没有表现人物只是绘出寺院一隅，并描绘出了寺院与旁支水系的位置关系。“玉佛庵”是六舟众多室名之一，道光十九年，六舟还在苏州沧浪亭担任住持，黄均和几谷所绘的《古玉佛庵图》有可能表现的是苏州沧浪亭的六舟居所。汤贻汾曾提及六舟早在道光十六年（1836）得到“东魏天平四年四面玉佛像”时就有“拟筑玉佛庵”的想法。〔53〕道光十九年、道光二十年（1840），六舟又先后获藏“武定二年刘明所作玉佛像”和“武定四年三面玉佛像”，得到如此珍贵的三件佛像，六舟不禁感叹：“佛缘鼎足而至，为之欢喜无量，即建玉佛庵，以虔晨夕香花之奉，阮相国为书额。”〔54〕六舟的居室斋号很多，“玉佛庵”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从自用印看还有“慧日峰主”“小绿天庵”“二十八宿井砖之室”“小沧浪亭主”等。至宋代，文人雅士的斋馆别号十分流行，且必制印为记。如苏轼有“东坡居士”印，王铣有“宝绘堂”印，米芾有“宝晋斋”印。〔55〕“斋号室名”这一文化现象至晚清仍十分流行，“一斋多名”“一名多斋”的现象很多，有时更多是有名号而无实际斋室，是构想出来的理想之“斋”。〔56〕六舟的众多斋号中有些是虚指或泛指，如“宝素庵”“小绿天庵”等，这些名号与六舟对某类藏品或人物的喜爱和景仰有关，是六舟为自己所构建的理想斋室，也指涉六舟对外所构建的理想“自我”。另有一些斋号则更指向六舟所营建的真实空间，下文将主要论述六舟对实体收藏空间的营造。
图8 [清] 黄均 古玉佛庵图 纸本设色 28.3×35.3厘米 1839 开拍国际2021年秋拍展出 图片来源/网络
图9 [清] 几谷 古玉佛庵图 纸本设色 28.3×35.3厘米 1839 开拍国际2021年秋拍展出 图片来源/网络
六舟主要对他在海昌白马庙的斋室进行了多次营造。白马庙位于浙江海宁盐官城，今已不存，但通过六舟所载《白马神庙小志》与“重修白马庙记碑”考证可得知，白马庙位置约在城北拱辰门外四百米处，东侧为二十五里塘河，沿河往西北可达长安镇，与京杭大运河连接。〔57〕清人钱泰吉编撰的《海昌备志》收录有《城外图》一张，可见白马庙的具体位置。首先要提到的是六舟对“磨砖作镜轩”的营造。“磨砖作镜”源自南岳怀让与道一的对话，六舟取此典命名自己的斋室：“马祖垂言示学人，磨砖作镜佛能成。我磨两鬓如霜雪，佛也难成砖不明。”〔58〕在这段诗文前，六舟自述：“余性嗜金石，集所有古砖，计五百余种，择温润者制为砚材，颜其轩曰‘磨砖作镜’，聊以自警云。”〔59〕六舟在杭州、苏州、海昌等地职事时都以“磨砖作镜轩”作为斋名。〔60〕当然此斋名也并非仅为虚指，明确提到对“磨砖作镜轩”进行营建出自其《自叙年谱》。道光二十年，六舟50岁，他刚从苏州沧浪亭请辞回到海昌白马庙，是年冬日，他主持营建“磨砖作镜轩”于海昌白马庙的“殿侧隙地”，这是他收藏书画、金石、古砖的地方。〔61〕四年后，即道光二十四年（1844）六舟又在“磨砖作镜轩”前另建起水阁一所〔62〕，进一步拓展了其个人空间。
道光二十五年（1845），六舟在《自叙年谱》中再次提及自己对白马庙的营造，这一次，六舟在原来营建的基础上又建起新的层楼一座。在王屹峰先生对白马庙寺院的复原示意图（图10）中，可以看到佛殿西侧香积厨以北的位置是六舟所扩建的两座层楼与水阁。新建的层楼上下共有四间厢房，六舟仔细叙述了布置情况，可以见出他对收藏空间内部所进行区分和精心构造：“正月杪，建层楼蒇事，上下共四间，一厢房墙间嵌大历三年本怀素《千文》石刻，上悬厉君骇谷书‘宝藏绿天真迹之庐’，厢楼祁中堂书‘鼻祖遗经’额，正楼中间吴小岩颜其额曰‘大愿船’，供奉六朝玉石铜造像。又左为‘墨王楼’，下为‘玉佛阁’，二额为阮太傅手书。又下为百八古砖砚斋。闲暇无事，小憩其中，皓月中流，清风四至，心境俱澄。”〔63〕
图10 王屹峰对海昌白马庙布局复原的示意图 图片选自王屹峰《古砖花供——六舟与19世纪的学术与艺术》
据六舟的描述，或许可以基本复原这间层楼当时收藏布局的情况。六舟所修建的两座层楼皆悬有六舟友人所题写的匾额，正楼中间供奉有一件六朝玉石铜佛像，悬吴小岩所书“大愿船”额。厢楼则悬有祁寯藻所题的“鼻祖遗经”的匾额。是年，“大历本”已勒石，六舟将其石刻嵌于层楼的其中一间，石刻上方悬有厉志所题写的匾额，额书“宝藏绿天真迹之庐”。此外，六舟似乎还开始区分空间来收藏不同品类，层楼二层其中一间应为“墨王楼”，其名是效仿米芾而取，是斋号也指实际空间。六舟留有《造墨王楼》诗一首，诗前对此名来源进行了解释：“昔米南宫收藏晋唐名迹，日置案展观，号曰‘墨王’。余得王逸少《清晏帖》，有宣和内府诸印，并宋元人题记。又藏长沙老人小草《千文》二卷，皆刻石行世，因效米老之颠，建楼亦署‘墨王’云。”〔64〕六舟所藏王羲之的《清晏帖》与“大历本”“贞元本”原作很有可能就储存于此。层楼下方其中一间为“玉佛阁”，六舟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所绘的《珊瑚玉树图轴》上就已经以“玉佛阁”为落款，应该就是指“玉佛庵”，如前文所述，是六舟收藏造像之处。层楼下方另一间为“百八古砖砚斋”，浙江省博物馆藏《赠清仪阁古砖墨本》上有一则六舟的题跋，提及此名由来：“迩来砖兴大发，以杭嘉湖三郡城世蓄古砖八百品，适符牟尼之数，即颜吾庐曰‘百八古砖砚斋’。”〔65〕可见，百八古砖砚斋是六舟收藏古砖之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墨王楼”“玉佛阁”“磨砖作镜轩”这三处皆有六舟请阮元为他所书的匾额。六舟在《自叙年谱》中载，阮元写这三件书额的时间是道光十八年（1838）〔66〕，也就是说，六舟应该先有这三个“斋号”之名而后开始逐步营建起实体的收藏空间，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阮元所手书的匾额终于放置在与之适配的对应空间。
咸丰十一年（1861），白马庙毁于太平军之手，六舟所藏金石、书画、砖石荡然无存。六舟好友管庭芬重游故地，感叹六舟毕生所营建的收藏空间皆被毁，伤感不已，他在《南屏退叟传》中说道：“六舟罄衣钵之资四十余年，筑磨砖作镜室及墨王楼，以贮所藏，几与相埒。乱后半遭劫火，半为豪夺，身后所存仅玉佛一尊。今古遥遥似相印合，其为造物所忌者如此，吁，可叹也。”〔67〕曾经用心营建的收藏空间经劫火豪夺被毁于一旦，仅存当时所供的六朝玉石铜造像一尊，可谓凄凉万分，管庭芬不禁感叹：“寂寞琴悬砖镜室，凄凉香炉墨王楼。不堪追想从前事，一棹聊吟作越游。”〔68〕
六舟先以“磨砖作镜轩”作为其收藏金石书画的空间之名，彼时还暂未进行分类收藏，一名指涉多斋，六舟在杭州、苏州等处任职的居所皆用过此名指代。随着其藏品数量的增多和种类的日渐丰富，六舟在请辞苏州沧浪亭回归海昌白马庙后，逐步对白马庙展开新的营造，共建起层楼两座，水阁一座，在其中一座层楼中打造出“墨王楼”“玉佛阁”等收藏空间分别贮藏，好友阮元为他题写的三块匾额也终于放置在与之对应的真实空间。可以说，原本虚指的斋室名号在六舟的有意营建之下逐步成为真正存在的实体空间。
结语
本文观察并探讨了六舟有关两本怀素款《小草千字文》的鉴藏活动。这两件作品的入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六舟在书法艺术方面的观念。同时，六舟对于其收藏空间的营建改造，说明他是有意识地区分品类置陈藏品，他为《清晏帖》和《小草千字文》所建立的书法空间“墨王楼”也反映出“大历本”“贞元本”在六舟的藏品中具有重要的代表性。同时亦佐证了六舟的“怀素情结”，他在人生境遇、喜好等诸多方面与怀素靠近。于此，藏家、藏品、收藏空间共同构筑出藏家的鉴藏观。
注释：
〔1〕[清] 蒋宝龄撰，程青岳批注，李保民点校《墨林今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25页。
〔2〕晚明以来，地方士绅、僧侣都参与了寺志的编撰，寺志团聚了地方社会精英的集体力量。16世纪以来，寺志和山志不太关注那些作为宗教信仰中心的寺院，而更多着力于受到佛教信众欢迎的文化圣地、风景名胜的介绍以及地方历史书写。更多论述见 [加] 卜正名著，张华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3〕六舟好友吴式芬说此书“读是书者，可作上人之年谱观，亦可作上人之访碑录观，为著录家别创一例，自此书始矣！”出自《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吴式芬序，引自 [清] 六舟撰，桑椹整理《六舟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后文将简称《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为《自叙年谱》。
〔4〕陆易《视觉的游戏——六舟〈百岁图〉释读》，《东方博物》2011年第4期；尉笑《全形拓研究——以〈剔灯图〉为例》，硕士学位论文，中央美术学院，2012年；桑椹《六舟与早期全形拓》，《中国书法》2015年第5期；仲威《六舟和尚与雁足灯》，《中国书法》2015年第5期；王屹峰《古砖花供:全形拓艺术及其与六舟之关联》，《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3期；郑岩《六舟〈百岁图〉补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3期；李春阳《由宋元锦灰堆到近代八破画——对“锦灰堆（八破画）”历史演进之研究》，《美术观察》2020年第8期。
〔5〕仅从《自叙年谱》中见得的就有：戴煕、几谷、爱新觉罗·奕志、吴荣光、刘喜海、吴式芬、张廷济、吴廷康、许瀚、严福基、杨继振、文鼎、管庭芬、赵之琛、蒋光煦、钱泰吉、韩崇、赵魏、徐懋、洪顾煊、汤贻汾、冯云鹏、石韫玉、陈銮、齐彦槐、翁大年、汪士骧、叶志诜、陈介祺、潘曾绥等。
〔6〕葛金根《奇僧六舟》，《东方博物》2008年第2期；董建《歙县程氏“铜鼓斋”收藏与释达受之交游考》，《西泠艺丛》2020年第11期；王墨飞《同道相契二十载——清六舟与何绍基的鉴藏交往》，《荣宝斋》2020年第5期；房瑞丽《亦儒亦佛亦友人——儒佛会通视域下冯登府与释达受交游考》，《江浙文化》 第4辑，上海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21年版，第199—209页。
〔7〕王屹峰《儒僧六舟的千年古佛与斋室收藏》，《美成在久》2018年第4期。
〔8〕《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清] 六舟撰，桑椹整理《六舟集》，第35—39页。
〔9〕先后刻入文徵明《停云馆法帖》、毕沅《经训堂法帖》，称“千金帖”，意为“一字一千金”。目前收藏于台北兰千山馆，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寄存，可见卷前有六舟、汪士骧等题签，阮元题字，拖尾有四十二则题跋。
〔10〕近年来对《小草千字文》的真伪问题有不少争议。本文关注六舟对此本的鉴藏活动，至六舟收藏时，此本公认为怀素真迹，故本文不讨论此本的真伪问题。
〔11〕梁达涛《“狂怪”与“雅淡”——试论怀素草书在明代的批评与接受》，《中国书法》2017年第11期。
〔12〕《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清] 六舟撰，桑椹整理《六舟集》，第58—59页。
〔13〕王屹峰《古砖花供——六舟与19世纪的学术与艺术》，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60页。
〔14〕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5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
〔15〕《跋唐马夫人张氏墓志拓本》，[清] 六舟撰，桑椹整理《六舟集》，第261页。
〔16〕六舟《自题拜素图》，《小绿天庵吟草》卷二，[清] 六舟撰，桑椹整理《六舟集》，第154页。
〔17〕同上，第154页。
〔18〕[宋] 陶谷《清异录》卷一，明万历绣水沈氏尚白斋刻宝颜堂秘笈本，第33页。
〔19〕《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清] 六舟撰，桑椹整理《六舟集》，第45、54页。
〔20〕费丹旭曾绘有一张《宝素庵主小像》，创作于1849年，由佳士得2022年春季拍卖会拍出。
〔21〕《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清] 六舟撰，桑椹整理《六舟集》，第55页。
〔22〕《友朋致六舟诗文钞》，[清] 六舟撰，桑椹整理《六舟集》，第281页。
〔23〕《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清] 六舟撰，桑椹整理《六舟集》，第39页。
〔24〕王耀庭《“一字一金”千金帖——唐怀素〈小草千字文〉述论》，《古书古画今日看》，台湾故宫博物院2011年版，第196—207页；王元军《读怀素〈小草千字文〉卷札记》，《中国书法》2014年第21期。
〔25〕[清] 汤贻汾《江南五僧咏（六舟）》，《琴隐园诗集》卷三十四。写六舟的这首诗收录于 [清] 六舟撰，桑椹整理《六舟集》，第290页。
〔26〕《友朋致六舟诗文钞》，[清] 六舟撰，桑椹整理《六舟集》，第301—302页。
〔27〕六舟《剔灯图》上自跋“吴江陈子月波为余写剔鐙图”。
〔28〕“陈月圃（庚）亦善人物、士女，好读释氏书，闻已归道山矣。”引自 [清] 蒋宝龄撰，程青岳批注，李保民点校《墨林今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35页。
〔29〕郑岩《六舟〈百岁图〉补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3期。
〔30〕《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清] 六舟撰，桑椹整理《六舟集》，第60页。
〔31〕见《沧浪礼佛图》陈庚跋文。原作由开拍国际2021年秋拍展出，本图收入《东魏天平四年四面玉佛造像拓本》册页。
〔32〕六舟也邀请了黄均与几谷为自己绘制《玉佛庵图》，见下文。
〔33〕《礼佛图》上陈庚的题跋为：“六舟胜侣得六朝造像于新安北郊，稍加拂拭则宝光夺目，予窃慕焉。因椎拓小幅见贻,予当供养于未簛丈室，永为秘宝。然无以为报，故为之作是图以答之。亦见予好之深也。时丙申冬日，吴江陈庚记于古歙华屏山麓。”
〔34〕《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清] 六舟撰，桑椹整理《六舟集》，第54—55页。
〔35〕江阴有丰厚的金石学传统，方可中属于当时最著名的一位。赵之谦在撰《补寰宇访碑录》时搜访拓本,多得方可中之助。见程章灿《捶石入纸：拓本生产与流通中的拓工——以晚清缪荃孙及其拓工为中心》，袁晓聪、曹辛华、缪剑农主编《百年来缪荃孙研究论文选粹》，上海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53页。
〔36〕《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清] 六舟撰，桑椹整理《六舟集》，第28页。
〔37〕同上，第83页。
〔38〕《小绿天庵吟草》卷二，[清] 六舟撰，桑椹整理《六舟集》，第154页。
〔39〕《小绿天庵吟草》卷四，[清] 六舟撰，桑椹整理《六舟集》，第197页。原书“填”字写作“镇”应为误。
〔40〕《友朋致六舟诗文钞》，[清] 六舟撰，桑椹整理《六舟集》，第282、287页。
〔41〕《小绿天庵吟草》卷四，[清] 六舟撰，桑椹整理《六舟集》，第197页。
〔42〕《佩文斋书画谱》中收录了陆羽《释怀素与颜真卿论草书》，提出了“屋漏痕”的著名书法概念，属于《怀素别传》中的一段。
〔43〕讨论可见曹培《何为“屋漏痕”》，《中国书法》2019年第11期。
〔44〕具体讨论见杨奕婷《“书画禅”小考》，《中国书法》2022年第6期。
〔45〕具体讨论见杨奕婷《“书画禅”小考》，《中国书法》2022年第6期。
〔46〕《小绿天庵吟草》卷二，[清] 六舟撰，桑椹整理《六舟集》，第154页。
〔47〕郑岩《六舟〈百岁图〉补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3期。
〔48〕文人在编著文集、自传时常会进行删改，此处感谢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张天骐老师在阅读本文后做出的提醒。
〔49〕陆易《视觉的游戏——六舟〈百岁图〉释读》，《东方博物》2011年第4期。
〔50〕郑岩《六舟〈百岁图〉补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3期。
〔51〕[清] 徐康撰，孙迎春校点《前尘梦影录》，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219页。转引自郑岩《六舟〈百岁图〉补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3期。
〔52〕王屹峰《古砖花供——六舟与19世纪的学术与艺术》，第14—18页。
〔53〕《友朋致六舟诗文钞》，[清] 六舟撰，桑椹整理《六舟集》，第290页。
〔54〕《小绿天庵吟草》卷四，[清] 六舟撰，桑椹整理《六舟集》，第201页。
〔55〕邓散木《篆刻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72页。
〔56〕讨论可见任赛《关于传统文人斋号择取的思考》，《书画世界》2020年第6期。
〔57〕讨论可见王屹峰《古砖花供——六舟与19世纪的学术与艺术》，第5—11页；张宏元《明“重修白马庙记”碑考》，《东方博物》2014年第1期。
〔58〕《小绿天庵吟草》卷四，[清] 六舟撰，桑椹整理《六舟集》，第197页。
〔59〕同上，第197页。
〔60〕杭州“磨砖作镜轩”的记载见《百岁祝寿图》上六舟题跋，苏州“磨砖作镜轩”的记载见六舟所写《沧浪亭濬井记》，[清] 六舟撰，桑椹整理《六舟集》，第268页。
〔61〕《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清] 六舟撰，桑椹整理《六舟集》，第71—72页。
〔62〕同上，第82页。
〔63〕同上，第82页。
〔64〕《小绿天庵吟草》卷四，[清] 六舟撰，桑椹整理《六舟集》，第202页。
〔65〕转引自王屹峰著《古砖花供——六舟与19世纪的学术与艺术》，第147页。
〔66〕《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清] 六舟撰，桑椹整理《六舟集》，第65页。
〔67〕《小绿天庵吟草》卷四，[清] 六舟撰，桑椹整理《六舟集》，第206页。
〔68〕管庭芬《挽六舟上人》，[清] 六舟撰，桑椹整理《六舟集》，第307页。
陈晗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美术观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