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林徽因抬头看了她一眼，轻声说道：“我要把颜色找准，国徽的事，不能出差错。”

林徽因动完手术没几天，护士查房时一掀她的被子，吓了一跳。

床底下不是毛毯也不是药包，而是几块碎掉的琉璃瓦片，还有一叠画稿。

林徽因正发着烧，脸色苍白，手却还在画图，身边放着调色板和水杯。

“这是干什么？”护士急了。

林徽因抬头看了她一眼，轻声说道：“我要把颜色找准，国徽的事，不能出差错。”

那一年林徽因46岁，刚刚摘掉一颗坏死的肾，医生原本以为她会老老实实躺着养病。

但她却一头扎进稿纸、齿轮、麦穗和旧瓦片里，非要用自己那只还在发炎的手，给新中国画出一张像样的国徽。

其实从1937年，林徽因就被确诊为肺结核，长期咳血，身体越来越虚弱。

到了1947年，病毒已经扩散到肾脏，左肾彻底脓化，医生说：“不切除，随时有生命危险。”

她签手术同意书时医生看着她虚弱的样子，沉默地说道：“你能不能挺过麻醉还不一定。”

林徽因只是笑了笑：“那就听天由命吧。”

术前，她给在美国的好友费慰梅写信，只写了一句话：“我的命由天决定，但祖国需要我。”

她不是不知道手术风险，而是觉得自己还能再为国家干点事，还能设计出像样的国徽。

这一点，她看得比命还重。

林徽因的术后恢复很不顺利，在那个没有抗生素的年代，想控制感染几乎全靠意志和运气。

那段时间，她几乎天天高烧，创口发炎，靠冰袋敷、靠止痛针硬撑，但只要她身体好一点，她就开始叫助手带资料过来研究。

资料就是几块残砖断瓦，还有一堆从文物库调出来的老建筑构件。

护士一度以为她神志不清，可她却拿着这些瓦片，在病床上反复对比颜色。

“红不能太艳，像旧朝廷的血色；黄不能太灰，要像秋天的麦田。”

林徽因对国徽颜色的要求到了“变态”的程度，她甚至用指甲刮下瓦粉，加水试色，配出颜色后又拿着调色板让护士帮她举着窗帘后比光线。

从1949年接到设计国徽的任务开始，林徽因前后画了不下百张草图，正式递交审稿的是第19版。

曾经有专家建议干脆照着苏联的样式画，直接上锤子镰刀。

林徽因当场否了：“我们的国徽不能是复制品，得画我们自己的。”

她坚持保留天安门作为图案主体，又提出要用齿轮托底、麦穗环绕、五星高悬。

齿轮怎么画？她拖着病体跑去北平农机所，一点点比对每一个角度。

麦穗怎么画？她让助手带她下稻田，观察麦芒的弯曲程度。

有人问她：“照片上也有，你为啥非得亲眼看？”

她只说了一句：“麦穗是活的，照片是死的。”

有人觉得图案还不够“传统”，建议改成康乾时期的宫廷纹样。

她翻出敦煌壁画的线条说：“传统不是清朝的，是汉唐的，是我们的。”

线条被她改得简洁有力，结构强调中轴线，从齿轮到麦穗到天安门再到五星，全是对称构图。

就连画画用到的墨水和纸，她也特意挑选最耐时间、最不褪色的材料。助手去灯市口跑了三趟，才买到她满意的墨条。

她知道，这一幅图一点差错都出不得。

就在图案审议前，突然有人跳出来质疑她说：“林徽因这种出身，不适合担任设计者。”

有人甚至提议，干脆从主创名单中撤掉她的名字。

林徽因听说后，第二天照样去了会议室。

她没有吵闹，只站在一面贴满草图的墙前，：“我的家世你们看过了，那这图纸你们也请好好看看。”

墙上的图纸，有的边角磨损，有的粘着药水和咳血印子。她用几乎撑不住的身体，一笔一画改出来的。

会议室一时鸦雀无声，从此没人再提换人。

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天安门广场挂起第一枚正式版国徽。

林徽因原本受邀登楼观礼，但前一晚突然高烧咳血，紧急被送回病房。

当天早上，她坚持让护士把她推到窗边，披着毛毯对准长安街的方向。

广播里传来周总理宣读国徽说明的声音。

助手赶回来，把当天的新闻样刊递给她：“林老师，刊登了，图样就是您最后一版！”

她轻轻展开报纸，盯着那一张图，眼睛慢慢泛红。

“挺好。”她说完这两个字，就闭上了眼睛，靠在椅背上，手指还捏着画稿的一角。

几个月后，《人民日报》刊登讣告，字数不过寥寥：“建筑学家林徽因病逝，曾参与国徽设计。”

林徽因从未要求国徽署名，有人为她抱不平，她却笑笑说：“国徽是国家的，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

她只在最后一张草图背后，写了四个字：

“中正平和”。

这是她对新中国最后的祝福。

几十年过去，我们站在国徽下，看的是一个国家的庄严。而藏在那红黄配色背后的，是一位女人用尽最后力气撑起来的骨气。

来源：赵林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