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各位好，昨天写了《“你能举出一个值得尊重的黑人知识分子么？”——能！》一文，是为了回答一些读者让我举出一个“可敬的黑人知识分子”以打破他们的种族偏见的。我举了美国黑人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家索维尔的例子。
用一个物理学故事，告诉你歧视文科为什么是种最深的愚蠢。
各位好，昨天写了《“你能举出一个值得尊重的黑人知识分子么？”——能！》一文，是为了回答一些读者让我举出一个“可敬的黑人知识分子”以打破他们的种族偏见的。我举了美国黑人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家索维尔的例子。
不过那篇文章下方有读者留言说：“小西，你这样举例是没用的，持这种观点的人一般也普遍鄙视文科生。他们眼中只有理工科知识分子才算是知识分子。你举一个经济学家做例子，他们只会觉得这种“半文科”太水，加深他们对文科生的歧视。”
我想，是了，中国人对“文科生”这三个字歧视有多严重，我想在国内受过教育的人都有深刻体会。
就拿我自己来说，虽然我高考理综和数学加起来一共才扣了几分，是语文和英语拖后腿才选择去了复旦。更虽然直到今天，你让我刷个微积分，我也有信心完爆大部分口口声声“文科无用论”的家伙。
但是就因为我大学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转去学了历史。好像这就构成了不少人用以鄙视我的“罪证”。
文科这个东西，在国内有些人眼中，真的跟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黑皮肤一样，甭管你个人素质到底如何，你只要沾上，就有一帮（且尤其是这一帮）其实自己理科学的非常垃圾的家伙借此鄙视你。宛如自己其实也不是“高贵纯种雅利安人”的希特勒先生最喜欢鄙视其实非常优秀的犹太人。
那这种鄙视到底是怎么来的，又到底合不合理呢？今天我就花一篇文章的功夫为你讲清——以后再遇到类似的鄙视，你可以把这篇文章甩到那些家伙脸上去。
1、阿尔辛杰夫的烙印
中国人对文科生普遍鄙视的这种情绪，大约是从苏联传染过来的。
有一个今天大家都并不怎么提，但实则对中国现当代大学教育影响至关重要的苏联人名字，叫阿尔辛杰夫。此公是苏联教育学家，1950年受命来华援建，我国1952年院系大调整的总体方案，就是在他给的蓝图上制定。
阿尔辛杰夫说过一句话，叫“你们中国暂时不需要人文科学学者”，因为他考察后认为新中国最重要的是进行工业发展，需要的是理工科来教育工农从事更高效的劳动，所以（理科）科学家是需要的、医生也需要一点、尤其应当培养大量工程师，但文科就基本不需要搞了，只是可能他也考虑到在大学教育阶段彻底砍掉文科阻力实在太大，所以才同意保留一点。
在阿尔辛杰夫方案的指导下，1952年院系大调整中中国文科遭遇了严重而惨痛的倒退，文科、财经、政法这三个科类合起来的学生数比例从1949年33.1%，骤降到了1957年院系调整完毕之后的仅剩8%。逻辑学科被取消、心理学科被取消、文学、哲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多久被大规模缩减，社会学从原来的20多个，骤降到只有两个大学开。人类学则被削到了只剩复旦一个学校开，还只教生理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都被认为是太文，而彻底砍掉了。
可以说，阿尔辛杰夫的“只要理工科”的思想，伴随那个时代深深的刻到了每个中国人脑子里。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一度成为了全世界文科教育比重最小的国家，没有之一。
是的，没有之一，连阿尔辛杰夫的祖国、老大哥苏联也没有当时的中国那么“重理轻文”。
“造就人类灵魂比造坦克更难，而您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您们值得特殊的敬意。”这是“慈父”斯大林同志的名言。而他说这句话的对象，也不是后来普遍误认为的教师，他是在苏联某一次作协舞会上作上述祝酒词的。
当然，斯大林说这句话是有问题的——
首先神学院毕业，只在《真理报》干了几天半吊子编辑的斯大林同志自己对人文学科的理解就特别肤浅，他把“文科”简单的等同于“文学”，没有认识到在文字的背后还有复杂的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哲学等等等等系统学科。
其次，在当时的苏联，真要论“人类灵魂的总工程师”，斯大林若敢说他不想当，恐怕没人敢当（不然克格勃的子弹也不同意），所以在苏联时代，苏联人文学者继续当这个“工程师”前提一定是服从“总工程师”领导和指挥的。不然，同样的，克格勃的子弹也不会同意。
但饶是如此，毕竟有被慈父钦定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块金字招牌在，所以莫斯科大学即便是在最严重的时候，其文科生的比重依然在20%左右。
那么阿尔辛杰夫为什么要建议中国彻底砍掉文科呢？是这位苏联专家存心使坏么？
倒也未必，这应该跟苏联当时对“世界革命”的整体规划有关。在当时的苏联人眼中，共产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都应该服从苏联的整体战略规划。像哲学、经济学、社会学这样高端的东西，他们苏联人自己研究一点就可以了。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欧洲可以研究一点，亚洲的小兄弟，基本就等翻译和学习苏联人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相关著作就可以了。
这种分配方式其实非常苏式计划经济，你可以看出，其实在苏联人的眼中，文科反而是非常高端的东西，只不过，本着计划经济中央指导一切的原则，文科只要搞得“少而精”，苏联人他们自己来搞可以了。这跟被我们阴差阳错误认的“文科无用”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也是因为这层原因，文科在中国“探底反弹”，反而是在1960年中苏闹翻、搞大论战的时候——一旦上升到理论争论，被斯大林钦点的那些苏联“灵魂工程师”们一出马，我们才认识到咱好像上了阿尔辛杰夫的套了，文科还是要搞一点。
但必须指出的是，即便其实还算“重视文科”，只是本着“少而精”的原则搞了一点的苏联，最终居然也没有搞出什么好结果。苏联输掉冷战的本质，是不仅仅在人文科学上、商业金融上，更在其最重视的，省出“搞文科”的精力搞了半天的工业和农业上完全被美国为首西方世界所甩开。
有个生动的故事，说叶利钦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美国去访问，美国人领他去当时美国司空见惯的普通超市参观。面对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工农业制品，叶利钦惊愕说不出话来，指着一台小巧的半导体收音机，问售货员在哪里。
陪同的美国人告诉他没有售货员看着，您拿着收音机到柜台去结账就可以了。
叶利钦冲出超市，躲到小汽车里痛哭流涕，哀嚎到“我们失败了。”
那么一心一意搞理工科的苏联人，到底为什么最终连再工农业生产上也被同期人文科学规模扩张了三倍有余的西方世界甩的这么远呢？
考虑到很多国人是真的鄙视，讲再多历史或社会学的例子他们也听不进去。好吧，那我就打一个物理学的、纯理工科的比方，去说明这个问题。
接下来的故事对一部分读者有些烧脑，请耐心看完。
2、麦克斯韦妖之喻
物理学上有个著名的定理，叫做热力学第二定律。该定律的经典克劳修斯表述是：热不可能自发地、不付代价地从低温物体传至高温物体中。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有半瓶80度的热水（或气体，下同），和半瓶10度的凉水，将两者混合到同一个瓶子里，我们将得到一瓶温水。但在不向这系统输入能量的情况下，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将这半瓶热水和半瓶凉水重新重新分开了。因为“热不可能自发地、不付代价地从低温物体传至高温物体中。”瓶中的温水不可能自己重新分离，半瓶冰冷、半瓶滚烫。
热力学第二定律决定了任何封闭系统都处于一个永恒的“熵增”状态中，生命、文明作为“逆熵”，是宇宙长河中小小的逆流，终将消逝，归于宇宙的热寂。这让这条定律听上去很富有哲理。以至于有了“文科生不懂热力学第二定律，就像理科生没读过红楼梦”的说法。
但有趣的是，在它提出后不久，抬杠的人就来了。
抬杠者名叫麦克斯韦。
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麦克斯韦是法拉第之后伟大的电学大师，他用简洁优美的麦克斯韦方程组帮助不懂数学的法拉第大师说明白了电磁感应的原理，并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但在热力学方面，麦克斯韦扮演了一个“杠精”。对于上述那个阐述热二定律的经典例子，麦克斯韦就抬杠了，他说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还是刚才说的那个密闭且绝对绝热的瓶子，一半的热气和一半的冷气彼此混合，形成温和、均匀的气体。无法分开了，是吧？
但我现在在瓶子中央树立一个绝对隔热的隔板，把瓶子分为AB两部分。再在这个隔板的中央开一个只允许一个气体分子通过的小孔，这个小孔上站着一个“妖精”（其实就是一个控制器）。这个妖精（控制器）有一个怪脾气，他只允许速度大于一定临界值的气体分子定向通过，从A部到达瓶子的B部的；也只允许小于这个临界值的气体分子定向通过，从B部前往瓶子的A部。
物理学四大神兽：芝诺的乌龟，拉普拉斯兽、麦克斯韦妖、薛定谔的猫——将来有机会我们都讲讲。
而我们知道，在流体当中，温度的本质其实就是分子在以一定平均速度作无规则的布朗运动。但温度描述的只是分子的“平均速度”，事实上这些分子的速度是有快有慢的。
那么，在“麦克斯韦妖”存在的情况下，这个瓶子最终会发生什么呢？
显而易见的，就是A部的瓶中慢速气体分子越来越多，B部的快速分子越来越多，宏观表现就是，A部的温度冷了下来，B部则慢慢变烫了。
我的天！这样以来热力学第二定律不就被打破了么？而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凭空产生的温差，驱动热机做功。那这个装着麦克斯韦妖的瓶子，岂不是成为了一个（第二类）永动机？
而物理学常识又告诉我们，永动机，甭管第一类还是第二类，都是不可能制成的。如果你居然觉得自己能制成了，别犹豫，一定是你哪里想错了。
那这个麦克斯韦妖的假设，到底错在哪里呢？
让我们重新检测这个思维实验，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忽略掉了那个站在隔板孔洞中间、担任分拣任务的麦克斯韦妖的“需求”，作为担任分拣不同速度分子的“处理器”，它本身一定也是需要耗能的。而如果瓶子内部处于高熵的“热寂”状态。这个“麦克斯韦妖”就需要外接一个系统外的能量源，才能完成工作——就像你要让你的手机接受信息，就需要用电一样。
而重新计算后你会发现，“麦克斯韦妖”用于甄别、分拣不同速度分子所需要消耗的这部分能量，总是大于或（在现实不可达成绝对理想状态下）等于瓶中气体重分冷热之后进行热交换热机所做的功。也就是说，算上给麦克斯韦妖供能的那个能量源，整个系统依然处于一个熵增的状态——热力学第二定律依然统治着这个小小的“宇宙”。
处理信息是需要耗能的，甚至“熵”的本质，、也可以表述为一个系统中每条消息中所包含的信息的平均量。麦克斯韦妖的这个悖论，直到1948年才被美国学者香农解释清楚。
克劳德·香农——把麦克斯韦妖放出瓶子的人。
并且从对这个悖论的解释开始，香农构建了他所创建的信息论——嗯，信息论，这又是一个苏联人……很不幸，压根就听不懂或曰不屑一顾的学问。
简单的讲，信息论让人类意识到，人类认知这个世界本身，也是需要不断付出代价的。过去，工业时代的人们只是浅薄的意识到，人类改变物质的空间位置、化学结构需要逆熵——也就是付出有效的劳动。立足于这种认知的哲学观，很容易只把工业、农业和指导工农业进行生产的自然科学视为有效劳动。而把商业、金融、人文、艺术等一切其他活动看作冗余的乃至是腐朽的无效劳动。苏联式的“重理轻文”或“重理精文”的传统，就是这样来的。
但是实际上，当我们带入信息论的视角去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你就会发现，商业、金融、人文、艺术等等这一切活动，它们虽然不像理工科那样直接改变物质的空间位置或化学结构，但是它们负责处理的正是“麦克斯韦妖”的那个工作——通过甄别、区分和交流信息，将
人类世界从冗杂变得井然。
3、哈耶克的警告
明晰了上述道理，我们再重新审视苏联计划经济失败的过程，你就会发现，整个苏联计划经济史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巨大而注定失败的“麦克斯韦妖实验”。
由于不懂信息论、又对自己的构想怀有过度的自信，所以苏联鄙视商业、金融、人文、艺术等活动所产生的价值，选择了重理轻文，或曰“重理精文”的发展路径。其造成的后果则是全方位且灾难性的。
在社会层面，由于文学和新闻学发展严重滞后，高校并不培养足够的相关专业合格人才，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只承担宣传的任务而放弃了舆论监督的职能。所以苏联伸向会社基层的神经末梢是麻木乃至坏死的。
又由于苏联的法学研究也严重滞后，大量的社会矛盾在无法上达的同时也无法通过司法手段完成消解，导致了这种压力的加剧。
在上层，虽然苏联号称执行的是“科学的”高度精密的计划经济，但是计划经济对生产做出指导的必要条件，首先是必须绝对精确的获得所有生产部门和需求人口实时更新的动态数据，并进行迅速、准确的计算——且不论这个经济学上乌托邦究竟是否有万分之一的可能达成，如前所述，苏联伸向基层社会的舆论、司法神经末梢本来就处于麻木和坏死状态，这导致苏联的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在制定经济政策前根本无从了解社会上真实在发生什么，其所获得的永远是通过官僚体系层层传达、层层失真，最终已经被扭曲的不成样子的数据。所以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定者们本质上其实是在“跟空气斗智斗勇”。
再加上由于政治学和经济学在整体上已经被认为“大厦已经建成”，苏联的政治学者和经济学者只承担为大厦“添砖加瓦”的任务，而不能动承重墙。所以上述问题在理论上也是无法进行修正和更改的。
于是所有这些原因最终造成了苏联的发展陷入死局——20世纪70年代后半叶，苏联的生产效率和投资收益比降低到了即便连数据瞒报也无法遮掩的程度。苏联高层从这个时候开始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并下令克格勃进行秘密调查（主持者是安德罗波夫），调查的最初方向是怀疑“帝国主义间谍的蓄意破坏”，
但是最终，大面积存在的现象与海量的证据让克格勃自己推翻了这个猜测。他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溃烂是苏联全社会自发且广泛的——工厂里存在着惊人生产资料浪费、对生活状态不满又无从宣泄的工人消极怠工、偷窃原材料、机械、甚至蓄意破坏生产设备。类似的情况在合作社遍布的农村也同样存在。巨量社会信息的沟通不畅和错误处理，最终堆积出了苏联工农业体系无法修正也无法补救的“屎山”，而苏联各级计划组织所能做的，仅仅是装作仍在进行精确控制，实则“屎上雕花”。
这就是苏联计划经济的终局，也是那个国家最终走向失败和解体的真实原因。苏联人曾经梦想过，依靠他们所掌握的“最终真理”、或者决策者英明睿断，建立一个完全不耗能，或者极少耗能的“麦克斯韦妖”，让其站在那个分拣分子的关键关口上，以便建成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第二类永动机，但是这种尝试最终遭遇了极惨痛的失败。事实证明，这样建立的“麦克斯韦妖”不仅自身耗能巨大，而且更无法完成信息甄别、分拣任务。
伟大的经济学家哈耶克说过一句话，“我们必须运用的有关各种情势的知识 （the knowledge of the circumstances） ，从来就不是以一种集中的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而仅仅是作为所有彼此独立的个人所掌握的不完全的而且还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分散知识而存在的。”
这句话乍一看很晦涩，其实道理是很简单的。
通俗地说：那种关于一时一地的具体知识，是分散在全社会中的，是分散在每一个个体中的。想要将这些知识收集到一起，最终促成社会整体做出正确的决策，需要什么？
不是苏联人梦想的那个看似节能，实则不可实现的麦克斯韦妖（计划委员会）。而是整个社会的有机协作和联动。
首先是大量的商人、创业者、企业主，通过他们在市场上不断的投资创业，企业的方生方死，去“试”出市场的真正需求，和产业发展的真正方向。
其次要有活跃、健康的金融产业，它们的投资将及时助力孵化、刺激那些被“试”出来的产业完成快速的发展。
再者需要完善清晰的法治体系，大量熟悉法条的法官和律师为其工作，他们将捍卫和保证公民私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并在市场“试错”碰撞发生时提供协调和裁决。
还有活跃、及时的媒体报道、舆论监督，穿梭的记者、和运比如刀的评论员，是他们刺痛、并挖出了那些现有法治体系也难以体察、难以解决的弊病，呼唤社会进行及时的纠偏、改革。
更有站更远处的文学与艺术，小说、电影、音乐、绘画，它们的存在不仅为我们的生活赋予了色彩。也活泼了每个个体的心灵，潜移默化中构筑了整个社会的共识、宽容与爱，让整个社会需要焕发共识的时候能够坚强有力。
当然，在所有这些之上，还有哈耶克、弗里德曼、索维尔、房龙、麦克法兰、托克维尔、福泽谕吉等等等等等那些群星璀璨的政治、经济、哲学、法学、历史学者们。他们在观察、总结人类的社会，并对其做出自己的思考与总结，这些总结当然并不永远是对的（谁也不是上帝，谁都不可能绝无错处）但正如商人和企业主们用自己创业“试”出市场的需求和产业的方向一样，人文学者在宽容、理性气氛中的百家争鸣，最终将完成人类知识的有效积累。
是的，就像永动机永远就不可制成，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所有动力源的获取本质上都是“烧锅炉”一样。人类自进入近代社会以来，有效收集并处理哈耶克所谓分散在全社会的知识（信息）的方法，其实有且仅有着一种。
任何试图绕开此法，看似耍小聪明的“麦克斯韦妖”式的解决方案，最终无一例外的遭遇了惨痛的失败。
那你现在来告诉我，想要运行这套方法，离开了巨量的“文科生”，甚至是“艺术生”，怎么可能？
每个商人完成一次成功投资、每个记者写出一篇监督报道、每个诗人写下一篇感人心魄的诗、每个乐手谱下一首优美动听的曲自……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在为我们这个世界提供最宝贵的“逆熵”，它们与理工科的自然科学研究和工农业劳动一样，都是促进社会走向进一步繁荣的有效劳动——如果不是更加有效的话。
鄙视文科生，这是一种苏联人阴差阳错传染给我们的偏见，加上我们文化中既有的对一切“无用之学”急功近利的鄙视，它时至今日仍在浅薄之人身上发作尤为严重。
但我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尽早抛弃这种偏见——因为正如一切的歧视本质都是无知，而无知总有代价。如此巨大而已经被证伪了的无知，若作为一种社会的主流思潮，它的后果将是极为严重的。
尊重文科，珍视文科，善待文科，就是善待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来源：海边的西塞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