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写下这篇文章的感情很复杂。30岁那年，作为一个曾经接过百万册畅销书、拿过出版奖、做过粉丝量超10万的大号、连写带译地做过一摞书的“前狗屎运畅销书编辑”，我觉得我在出版业干不下去了。

写下这篇文章的感情很复杂。30岁那年，作为一个曾经接过百万册畅销书、拿过出版奖、做过粉丝量超10万的大号、连写带译地做过一摞书的“前狗屎运畅销书编辑”，我觉得我在出版业干不下去了。

从三联出版社离开后，我和朋友合伙去做了博物馆文创开发，服务对象从故宫淘宝到国内最火的一些博物馆。2024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母校老师邀请我回母校出版社帮忙。此时的高校出版社也正面临着市场变革的挑战。

一腔热血地重归出版业，却没想到每天做到筋疲力尽，甚至哭鼻子，遇到的全是个人无法撼动的问题。仅仅180天后，我就决定递交辞呈。在辞职前的半个月，我几乎抑郁了——作为一个对自己职业生涯口碑非常爱惜的人，非常不希望别人看到我“做了半年就跑路了”，但这次180天的体验，仅从高校出版社的现状来说，我发现出版环境和十年前真是太不一样了，个人的挣扎像是螳臂当车，不再是“只要你努力，就有希望把选题磕下来”。

算了，反正离职了，干脆心一横把这些写下来供行业交流吧。毕竟，总要有人把不敢说的问题写出来，能有机会引发行业探讨，我们深爱的出版才会一直有希望。

重回出版业，我发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高校出版社陷入了“二八定律”的泥潭——20%拥有资源和美誉度的头部出版社会越来越好，而80%的小社，越来越边缘化，生存环境越来越艰难。

这其中加速了“内卷”、困住80%小出版社的，居然是一条废不掉的“废令”。

2019年已经被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的“百佳出版社”“一级出版社”认定（详情请参见2019年11月15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在国务院公报[2020年第8号]发布国新出发〔2019〕38号文件——《新闻出版署关于废止35件规范性文件的决定》），虽然“百佳出版社”“一级出版社”的有关规定已经作废，但国内许多高校评定职称时对“专著出版”项目的认定，依然强调专著需要由“百佳出版社”或“一级出版社”出版。

高校出版社最重要的本职任务就是服务高校学术科研，最核心的作者群体就是高校老师。但当我在“磕”选题时，却发现国内很多高校依然在守着这条旧规定：评职称么？需要选“百佳出版社”。

如果学术专著的出版方不是“百佳出版社”，当然也能出版，但是后续如果涉及到评优、职称评定、KPI考核，非百佳出版社出版的普通出版物在一些高校的职称评定考量中，会被作为D类甚至E类科研成果（A类最好，其次是B类，以此类推）。

编辑会去和老师解释“百佳社”已经废止了，但没用——同样是一本书，同样都是老师花了一年甚至几年心血完成的科研专著，谁不愿意拿到“百佳出版社”出版，然后算作A类成果呢？

尤其是现在，出版不景气，“百佳社”的业务量也在减小，大社对作者出书的态度也都“软”下来了，“非百佳”的小社就更难了。对于能参与零售市场竞争的小出版社，离开“高校教材专著出版”依然能有口饭吃；但对于既非“百佳”、又以教材专著为主业的高校出版社，基本上被这纸废令“掐住了命脉”——高校好选题、经典教材、评优教材肯定和他们无缘了，能接到的大部分选题，都让编辑“一声叹息”（也不排除极少数好作者、好稿子）。没有好教材，就没有重印率；没有重印率，出版社就收入“吃紧”，只能不停接让人“一声叹息”稿子维持生存；也就永远腾不出手来培养和激励好编辑去做好书；没有好书，就没有“双效”口碑，更不会有作者慕名来稿；接不到好选题，发行没有回款，只能继续内卷“一声叹息”的稿子；小型出版社自相残杀式地“比价”，成本越压越低，编辑越来越累，离职率越来越高……80%的小出版社都陷入这个恶性循环泥潭，爬不出来。

有一段时间，因为太焦虑，我天天在微信上问作者“出书吗、出书吗”？大数据终于捕捉到我的关键词，天天给我发广告：“个人出书需要5万-8万吗？不！需要3万-5万吗？不！只印100册自费出版，填好信息3秒报价！”

将心比心，换作是我，或者是我的家人朋友，我也会建议他（她）：“要不，找‘百佳社’吧。出科研成果不容易，人生褃节儿，咱别拿自己前途较劲。”

“出版”的权重与“可替代性”

我不得不承认我入行时的“狗屎运”——赶上出版业最后的余晖。那时候一部专著，在学术评定上的权重很高。但等我再杀回来发现，在高校界，出版作为科研成果的权重已经越来越低，可替代性越来越高，性价比也越来越低。

曾经，高校“科研成果”就那么几种形式，要么出书，要么发论文。但现在，科研成果五花八门。理工学科的作者选择最多，除了出版物，还可以有各种科研项目和发明专利，出版专著已经不是科研项目结项的必选动作（很多高科技尖端研究，一篇论文就可以说得很清楚了，根本没必要凑字数写专著）。人文社科艺术学科的作者也有“平替选择”——除了极少数学者真的有著书立说、传承文脉的理想，大部分人宁可选择发表论文——道理很粗暴：因为性价比高，因为“硬气”。

举个例子：发一篇论文和出版一部专著的“权重”是一样的（核心期刊的权重还会更高），科研经费预算也差不多，但发一篇论文只需要写2个版面的内容，写一本书需要10万字且出版周期还长。

如果是我朋友，我也会劝他发论文。

有一段时间，我被上述两座“大山”压得极其低迷——教材、专著、科研，大学社最核心的路都被堵住了。

20%的大社为什么能良性循环

小社陷入了恶性循环，资源在慢慢向20%的大社集中。

一是“好资质”带来的良性循环。我们不得不承认，出版是一个“拼资质”的行业。除了在高校出版领域，“百佳社”“一级出版社”带来的资质效应外，很多大的出版基金项目，对出版社的成果积累和专业资质也有要求。

然而，好作者、好选题、好的出版项目，往往是一环扣一环的。在市场低迷，资源争抢激烈（甚至堪称惨烈）的情况下，如果出版社本身就不在“牌桌”上，除非有极幸运的机会降临，否则很难翻转局面。

二是“合作积淀、行业壁垒”带来的良性循环。比如现在的高校教材，已经全面数字化转型。数字教材出版一定是大势所趋。但凡出版社搭建“数字化平台”，一定希望在行业或专业领域形成“独角兽”优势，全国500多家出版社不可能搭建500个无法联通的数字平台。按照当前大学出版的基本格局，大社强社在这方面更具资质优势 ，容易形成更高的行业壁垒（数字化教材也需要资质，资质又需要合作积淀，又绕回来了）。

三是现金流的良性循环。这也是大社越来越好的原因。出版社只有财务状况好，才敢让好编辑花很长时间“磕”好书。好选题真的是要“养”的——放长线钓大鱼，有时候需要一年才把选题“磕”出来，但是这一个选题能带给社里的效益和口碑，够发行部吹5年。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小社，很难有这个底气——大家都在KPI的生存线上考量问题：是不是每个月都能签下来1个选题，能不能拿到合同，每年能不能开发60个选题……如果编辑都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就只能先顾KPI。

覆巢之下无完卵，大家都很难。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裸辞”——没有下家儿，没有计划。下一步如何，我也不知道。我会继续用自己热爱的方式爱着出版业（一个自由的传统文化作者、卖书主播，欢迎编辑们以各种合作需求来“砸晕”我）。

世界破破烂烂，有书缝缝补补。

来源：出版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