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爸，我和李厂长说过了，你的工作安排好了，就去酱油厂保卫科。＂我把铝饭盒放在桌上，看着父亲疲惫却欣喜的脸。

＂爸，我和李厂长说过了，你的工作安排好了，就去酱油厂保卫科。＂我把铝饭盒放在桌上，看着父亲疲惫却欣喜的脸。

铝饭盒碰撞桌面的声音在简陋的平房里格外清脆，父亲端起搪瓷缸，喝了口热茶，茶叶在水面上缓缓沉浮。

我叫宋建国，1987年冬天退伍回到东北老家清河市。

那时的清河，还是个靠一座大型国营机械厂支撑的工业小城，街头的自行车铃声和老式广播喇叭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我在部队当了五年兵，退伍时是排长，腰板直挺，走路带风，本可以安排进机关，前途一片光明，但我放弃了。

因为我想尽快成家立业，照顾日渐衰老的父亲，这五年，他的两鬓已经斑白，脊背也弯了下来。

＂建国啊，机关不去，咱就回机械厂，跟着爸当钳工也行啊。＂父亲搓着粗糙的双手说道。

＂爸，机械厂不行了，听战友说那边可能要下岗分流。＂我叹了口气，＂我托发小李明问了问，他爸是清河酱油厂厂长，那边缺人，我想过去试试。＂

父亲手上的动作停住了，眼神里闪过一丝失落，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建国，你真要去酱油厂？＂父亲咳嗽着问我，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你可是当过排长的人哪，那酱油厂地位低，工资也不如机械厂啊。＂

＂爸，工作都一样。＂我笑着说，＂干一行爱一行，怎么，嫌儿子去酱油厂丢人？＂

＂不是，就是...＂父亲欲言又止，手指摩挲着那个掉了搪瓷的旧茶缸。

我知道父亲的顾虑。

在清河，机械厂是一等工人，酱油厂只能算三等。

从一等到三等，这落差不小，就像是从军官变回了老百姓。

但我不在乎这些，部队生活教会我的是：人活着，要实在。

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了。

穿上洗得发白却熨得笔挺的军绿色退伍军人服，戴上那顶已经有些褪色的军帽，我站在镜子前端详着自己。

＂建国，吃了饭再走吧。＂父亲已经做好了稀粥和咸菜。

我摇摇头，只喝了口开水，捏了块窝头揣在兜里：＂不了，第一天去厂里，得早点到。＂

推开院门，一股冷风迎面扑来，北方的冬天，寒气刺骨。

我骑上那辆陪伴我多年的二八大杠，向着城东的酱油厂方向骑去。

这自行车是我高中毕业时，父亲用半年工资给我买的，是那时候年轻人最心仪的交通工具。

清河的街头还很安静，只有几个清洁工在扫着落叶。

自行车轮碾过青石板路，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就像我此刻略显忐忑的心跳。

酱油厂不大，全厂一百多号人，围墙上＂清河市酱油厂＂几个大字已经有些褪色，门口两棵老榆树的枝干上挂着几片残留的黄叶。

我被安排在保卫科，主要工作是厂区安全和守门。

说白了，就是个看门的，拿着铁哨子和木棍，对进出的车辆和人员进行检查登记。

工资七十五块，比我在部队当排长时还少一半。

头一个月的工作平淡无奇，每天天不亮就到岗，天黑透了才离开，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样的工作。

酱油的气味浸透了我的衣服和皮肤，回到家，父亲总是笑着说：＂建国啊，你身上都是酱油味儿了，好像变成酱油桶了。＂

我也笑：＂爸，闻久了就习惯了，这味道还挺香的呢。＂

其实，我知道父亲心里不是滋味，他一直希望我能有更好的发展。

我刚进厂不久，就认识了财务科的林巧珍。

她是个中专毕业的会计，比我小两岁，长得清秀大方，一双明亮的眼睛总是带着笑意，说话做事利落，在厂里很受欢迎。

每次上班路上，我都能看到她骑着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车筐里放着一个精致的饭盒和一本账本。

＂宋建国，听说你是从部队转业的排长？怎么来我们酱油厂当门卫了？＂一次发工资时，她好奇地问我，眼神中带着一丝疑惑和同情。

＂工作都一样，能养活自己就行。＂我笑着接过工资条，把那薄薄的几张票子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衣兜。

她看了看我的工资，突然说道：＂我爸妈都是清河二中的老师，家里条件还行。＂

她低头整理着手中的账本，轻声补充道：＂我二姐前年相了个对象，是市里供电局的副科长，家里都挺满意的。＂

我愣了一下，没明白她为什么突然说这些。

后来才知道，这是她在委婉地告诉我，她家的条件和期望。

就这样，我和巧珍开始了断断续续的接触。

她人很好，经常帮我算些账目，有时还会给我带点家里做的点心。

记得有一次，她给我带了一盒卤煮豆腐干，是她妈妈亲手做的。

＂我妈做的豆腐干可有名了，邻居们都爱吃。＂她笑着说，眼睛像弯弯的月牙。

我接过那个用油纸包好的盒子，心里一阵温暖：＂谢谢，我一定好好尝尝。＂

不知不觉中，我对她有了好感，心里总是惦记着什么时候能再见到她。

每当听到那辆凤凰自行车的铃声，我的心就会不自觉地雀跃起来。

半年后的五一劳动节，厂里组织大家去清河公园春游。

那天阳光明媚，公园里游人如织，而我终于鼓起勇气，约她去湖边划船。

＂巧珍，来划船吗？＂我指着湖面上那些小木船，有些紧张地邀请。

她犹豫了一下，点点头：＂好啊，不过我不会划。＂

＂没关系，我会。＂我笑着说。

在湖心亭上，周围是盛开的紫丁香，空气中弥漫着花香，我终于向她表白了。

＂巧珍，我喜欢你，想和你处对象。＂我紧张地说，手心都是汗。

巧珍低着头没说话，用手指轻轻拨弄着木栏杆上的一片落叶，好一会儿才开口：＂建国，我也挺喜欢你的，但我妈...＂

她的话没说完，我就明白了。

她妈肯定看不上我这个酱油厂的门卫，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情况。

工作单位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而我，显然不在她妈心目中女婿的标准之列。

＂没关系，我会努力的。＂我坚定地说，眼神中满是坚毅。

接下来的日子，我更加努力工作。

每天天不亮就去厂里，晚上最后一个离开。

我还自学了电工技术，厂里的小电路故障基本都由我来修。

那时候没有专业的电工课程，我就从旧书摊上买了本《电工基础》，晚上点着煤油灯一页一页地研读。

有时候遇到看不懂的地方，就骑车去城里找退休的老电工请教。

渐渐地，厂长李明的父亲注意到了我的勤奋和能力，把我调到了生产科当班长，工资提到了一百零五块。

这个消息让全厂都有些惊讶——一个保卫科的门卫，居然能直接调到生产科当班长。

有人背后议论说是因为我和李厂长儿子的关系，但更多的人是看到了我的实力和努力。

工资的提高让我鼓足了勇气，向巧珍再次表白。

这次，她答应了我的请求，但提出要带我去见她父母。

＂建国，我爸妈对我的婚事很关心，我想先带你去见见他们。＂她有些忐忑地说。

我点点头，虽然心里打鼓，但还是同意了。

毕竟，见家长是每对恋人都要经历的关卡。

周六下午，我特意从集市上买了一盒糕点和两包上好的茶叶，换上了唯一一套的确良衬衫和西裤，骑车去接巧珍。

林家住在教师新村，是清河市最早的一批楼房，五层高的灰色建筑，窗户上挂着白色的窗帘，门口还种着几盆月季花。

一进门，我就感受到了与我家平房的天壤之别。

客厅里摆着木质沙发、茶几，还有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墙上挂着全家福照片。

照片中的巧珍还是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扎着两个羊角辫，笑得很甜。

＂这是我妈妈周秀兰，我爸爸林志远。＂巧珍为我介绍。

周阿姨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穿着整洁的确良衬衫，头发烫成了当时流行的小卷。

她上下打量着我，目光中透着不满和审视。

林叔叔则是个温和的中年男子，穿着深色的中山装，头发有些稀疏，眼神中透着知识分子特有的儒雅。

他倒是客气地请我坐下，问起了我的情况。

＂叔叔阿姨好，我叫宋建国，今年二十六岁，现在在清河酱油厂生产科当班长。＂我有些拘谨地说，双手不自觉地放在膝盖上。

＂酱油厂？＂周阿姨皱起了眉头，语气中满是失望，＂当兵之前是做什么的？＂

＂我高中毕业就去当兵了，在部队是排长。＂我挺直了腰板，希望能给她留下好印象。

＂那你怎么不留在部队发展？或者转业到机关？＂周阿姨追问，＂像你这样的条件，应该有更好的去处吧？＂

＂我爸一个人在家，年纪大了，我想早点回来照顾他。＂我如实回答。

＂你爸是做什么的？＂周阿姨的问题像连珠炮一样。

＂他在机械厂当钳工，现在身体不好，快退休了。＂我回答，心里已经明白了她的想法。

听到这里，周阿姨的脸色更差了。

她看了看丈夫，又看了看女儿，最后对我说：

＂建国啊，你的情况我们大概了解了。实话跟你说，我们家巧珍从小学习就好，中专毕业，现在是会计，家里对她的婚事还是有些要求的。＂

她摩挲着茶杯，眼神飘向窗外：＂你看她姐姐，对象是供电局的副科长，家里分了两室一厅的楼房，条件多好...＂

＂妈！＂巧珍打断了母亲的话，脸涨得通红，眼圈都红了。

＂我没别的意思，＂周阿姨接着说，＂就是觉得你们还年轻，可以再多相处一段时间，不急着定下来。＂

那天，我从林家出来，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我明白，在周阿姨眼里，我这个酱油厂的班长远远配不上她的女儿。

天色已晚，东北的冬夜寒气逼人。

我骑着自行车，穿过清河的大街小巷，心里五味杂陈。

路过公园时，看到一群老人在路灯下跳着交谊舞，那是改革开放后新兴的娱乐方式，音乐声和欢笑声在寒夜中显得格外温暖。

＂唉，老宋家的儿子，怎么能和老林家的闺女比啊...＂我自言自语，心里却更加坚定了要证明自己的决心。

回到家，父亲正坐在煤炉旁，依着微弱的灯光看书。

见我回来，他赶紧添了块煤，又倒了杯热水给我：＂建国，这么晚才回来，冻坏了吧？＂

我接过水杯，感受着那温暖从手心传到心里：＂爸，见丈母娘了，不太顺利。＂

父亲看出了我的心事，问道：＂人家嫌咱家条件不好？＂

我点点头，苦笑着说：＂人家嫌我在酱油厂工作，说我只是个班长，配不上他们家女儿。＂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双因常年劳作而粗糙的手上有厚厚的茧子：＂建国，你别灰心。你是我儿子，我了解你。你有本事，肯吃苦，总会出人头地的。＂

看着父亲苍老却坚定的眼神，我心里一热，眼眶有些湿润：＂爸，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那晚，我辗转难眠，翻来覆去想着如何才能得到周阿姨的认可，如何才能给巧珍一个好的未来。

父亲的话给了我信心。

接下来的日子，我一边和巧珍继续交往，一边努力工作。

我知道，要赢得周阿姨的认可，我必须有所成就。

巧珍也很支持我，虽然她妈妈不同意我们来往，但她还是经常找机会和我见面。

有时是下班后在厂门口偶遇，有时是周末约在公园的偏僻角落聊天。

我们像是在演一场地下恋情，小心翼翼却又甜蜜无比。

1988年底，机会来了。

酱油厂准备扩建，新上一条生产线，但厂里缺少懂设备的技术人员。

李厂长在职工大会上宣布这个消息时，我第一个举手：＂厂长，我愿意负责新生产线的安装调试！＂

会场一片哗然，大家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一个生产班长，怎么能负责这么重要的工作？

李厂长也有些犹豫：＂建国，你懂这些设备吗？＂

＂我在部队时负责过连队的装备维护，对机械设备有基础。我会抓紧学习，请教老师傅，保证完成任务！＂我坚定地回答。

看着我坚决的态度，李厂长最终点头同意了：＂好，那就交给你试试。不过你得去县里参加一个月的培训。＂

就这样，我主动请缨，负责新生产线的安装调试。

白天跟着师傅学技术，晚上回来点着台灯看书研究图纸。

那时候没有复印机，我就一笔一画地抄设备图纸，晚上反复研究。

有时候实在看不懂的地方，就骑车去几十里外的县城找技术员请教。

冬天的清河，天黑得早，常常是我顶着刺骨的寒风，骑车在乡间小路上前行，车前灯昏暗，只能照亮一小块路面。

但我心中有光，那是对未来的希望，对巧珍的承诺。

功夫不负有心人，三个月后，新生产线顺利投产，产量比预期高了20%。

厂里开表彰大会，李厂长当众表扬了我。

更让我惊喜的是，厂长破格提拔我为车间副主任，工资涨到了一百六十块，还分配了一间单身宿舍。

＂不愧是当过排长的人，就是有股子韧劲！＂厂长拍着我的肩膀说。

这个好消息我第一个告诉了巧珍，她高兴地在电话那头笑出了声：＂建国，我就知道你行！＂

接着，她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家里。

＂妈，建国现在是车间副主任了，工资一百六十，厂里还给分了一套单身宿舍。＂巧珍兴冲冲地对周阿姨说。

周阿姨放下织毛衣的针，推了推眼镜：＂副主任？升得挺快啊。＂

她听了工资和住房的条件，脸色稍微缓和了些，但还是摇摇头：＂酱油厂再怎么升，也比不上机关单位。你二姐夫现在都是科长了，一个月二百多，还有各种补贴。＂

她叹了口气，继续织着毛衣：＂不过，既然他有上进心，你们可以继续往来，但现在谈婚论嫁还太早。＂

虽然周阿姨的态度还是有些冷淡，但至少没有反对我和巧珍来往了。

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就这样，我和巧珍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我们的约会地点从厂门口和公园的角落，变成了电影院和国营饭店。

每个周末，我都会精心打扮，穿上那套唯一的西装，去接巧珍。

我们有时去看露天电影，坐在简易的木凳上，看着银幕上的故事，手悄悄握在一起；有时去清河公园划船，在湖水荡漾中谈论未来；有时候就简单地在街头散步，讨论工作中的趣事。

巧珍很懂事，从不嫌弃我工作苦累，反而总是鼓励我。

她还教我如何记账，如何合理安排收入，为将来的家庭生活做准备。

1989年春节前，我和巧珍商量着带她回家见父亲。

父亲听说要见儿媳妇，高兴得提前两天就开始收拾屋子，把那些年久失修的家具都擦得锃亮，还特意去市场买了鱼和肉，准备一顿丰盛的年夜饭。

正月初二，我带着巧珍回家。

父亲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戴着那顶已经有些褪色的帽子，站在门口迎接我们。

看到巧珍，父亲笑得合不拢嘴，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叔叔好。＂巧珍礼貌地叫道，还从包里拿出一条红色的羊毛围巾，＂这是我给您买的新年礼物，我自己织的。＂

父亲接过围巾，激动得声音都有些颤抖：＂好，好啊！快进屋坐，饭马上就好。＂

父亲小心翼翼地把围巾挂在墙上的挂钩上，像对待什么珍宝一样。

简陋的平房里，父亲准备了一桌子菜：红烧肉、清蒸鱼、土豆丝、炒白菜...

虽然都是家常菜，但父亲做得很用心，味道香飘四溢。

＂巧珍啊，多吃点。我们家条件不好，招待不周，别嫌弃。＂父亲边给巧珍夹菜边说。

＂叔叔，您做的菜太好吃了，比我妈做的还香。＂巧珍真诚地说，＂建国经常跟我说您做的红烧肉最好吃，今天一尝，果然名不虚传。＂

父亲听了，乐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那是那是，我这手艺可是清河出了名的！巧珍啊，你要是喜欢吃，以后常来，叔叔天天给你做。＂

他边说边又给巧珍夹了块肉，眼里满是慈爱。

＂建国这孩子从小就懂事，在部队表现也好，就是有时候太倔，希望你多包容他。＂父亲絮絮叨叨地说着，眼神中满是对儿子的骄傲。

＂叔叔，建国对我很好。他工作特别认真负责，厂里的同事都很敬重他。＂巧珍真诚地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吃完饭，我和巧珍坐在堂屋的炕上聊天。

父亲贴心地找了个借口出去了，给我们留下独处的空间。

巧珍环顾四周，看着简陋的家具和发黄的墙纸，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

房间里唯一值钱的东西是父亲放在角落里的一台老式缝纫机和一个红木箱子，那是母亲留下的遗物。

＂怎么了？＂我注意到了她的表情，有些担忧地问。

＂没什么。＂她笑了笑，握住我的手，＂就是想到你在这样的条件下长大，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人，真的很了不起。＂

她的眼中闪烁着真诚的光芒：＂建国，我不在乎你家条件怎么样，我只在乎你这个人。你善良、坚强、有责任心，这比什么都重要。＂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巧珍的真心，心里暖暖的，也更加坚定了要娶她的决心。

我紧紧握住她的手：＂巧珍，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给你一个好的生活，不会让你受苦的。＂

巧珍靠在我肩上，轻声说：＂我相信你，建国。我们一起努力，一起面对未来的日子。＂

窗外，北风呼啸，屋内，却是一片温暖。

春节后，我向厂长申请参加职工夜校的机械自动化课程。

当时的夜校很受欢迎，是工人提升自己的重要途径。

每天下班后，我骑着自行车去十里外的夜校上课，常常要学到深夜。

冬天的夜路又黑又冷，有时候下着雪，风刮得脸生疼，但我从不缺课。

巧珍很支持我，有时还会在夜校门口等我，一起骑车回家。

＂建国，你看你都冻成什么样了。＂她心疼地说，递给我一个热水袋，＂握着暖和暖和手。＂

那个红色的塑料热水袋，在寒冷的冬夜里，像是一团温暖的火，不仅暖了我的手，也暖了我的心。

巧珍经常帮我誊抄笔记，有时候还会提前做好简单的晚饭带给我。

我们就在夜校的操场边，借着月光，分享那些简单的饭菜——咸菜、馒头、卤蛋，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是最朴素却最温馨的爱情表达。

1990年初，我拿到了夜校的结业证书。

那张普通的蓝色证书，对我来说却像是一张通往更好未来的门票。

同时，酱油厂的新生产线在我的管理下，效益一直很好。

我还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几项改进建议，使得生产效率提高了15%。

厂长对我的表现很满意，正式任命我为生产车间主任，工资涨到了一百九十块。

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收入了。

＂巧珍，我们结婚吧。＂一个月后，我在清河公园的樱花树下向她求婚。

当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樱花树上的花瓣随风飘落，像是粉色的雪花，美丽而浪漫。

我没有戒指，只有一颗真诚的心。

巧珍激动地点头答应了，眼中闪烁着幸福的泪光。

但当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父母时，周阿姨还是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

＂妈，我和建国已经谈了两年多了，他现在是车间主任，工资也不低。我们想明年春节结婚。＂巧珍小心翼翼地说，手紧张地揪着衣角。

＂车间主任？＂周阿姨冷笑一声，＂酱油厂的车间主任能算什么？＂

她放下手中的针线活，推了推眼镜：＂你二姐夫都要评高级工程师了，人家那才叫前途。你要嫁给他，以后怎么在亲戚面前抬得起头？＂

客厅里的气氛顿时凝固了，我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

＂秀兰，＂林叔叔插话道，＂建国这孩子还不错，能吃苦，有上进心。我看人家这两年进步很快，再说了，巧珍喜欢他，我们就别太干涉了。＂

＂你懂什么！＂周阿姨瞪了丈夫一眼，＂我是为了女儿好。嫁给他，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住那破平房？天天闻酱油味儿？让全家人都跟着他吃苦？＂

听到这些，我握紧了拳头，但还是强忍着没有反驳。

我深吸一口气，看着周阿姨的眼睛，轻声却坚定地说：＂阿姨，我知道您是担心巧珍的将来。我保证会好好对她，让她过上好日子。虽然现在条件有限，但我会努力工作，一定不会让巧珍吃苦的。＂

周阿姨看着我们坚定的眼神，长叹一口气：＂随你们吧，但婚后的事我可不管。到时候别哭着回娘家。＂

尽管周阿姨不太情愿，我和巧珍还是开始筹备婚礼。

我把所有积蓄都拿出来，又向厂里借了一笔钱，在清河东区买了一套六十平米的二手房。

虽然房子不大，而且有些旧，但我和父亲一起粉刷修缮，添置了新家具，倒也温馨舒适。

那段日子，每天下班后我都会去新房子干活，刷墙、铺地砖、安装水电。

父亲虽然身体不好，却坚持帮忙，常常干到深夜才回家。

我还特意在集市上淘了一个老式缝纫机，那是当时许多新婚家庭的必备品，算是给巧珍的一个心意。

1991年春节，我和巧珍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那天，我穿着借来的西装，巧珍穿着一件红色的连衣裙，手捧着一束塑料花，我们骑着挂满彩带的自行车，在街坊邻居的祝福声中，开始了新的生活。

婚礼上，林叔叔很热情，不停地给客人们倒酒；但周阿姨始终板着脸，对我父亲也是爱理不理，只是在照相时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新婚之夜，巧珍在我们的新家里哭了。

我以为她是舍不得娘家，便安慰她：＂别哭了，娘家就在城里，想回去随时可以回。＂

她摇摇头，抹去眼泪：＂不是，我是怕委屈了你。我妈那态度...你别往心里去。她就是嘴硬心软，慢慢会接受你的。＂

我搂着她说：＂傻瓜，只要你真心爱我，其他的都不重要。你妈总有一天会接受我的，我会用行动证明给她看。＂

婚后的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

我每天早出晚归，努力工作；巧珍负责家里的大小事务，每月还会把工资的一部分寄给父亲，让我很是感动。

父亲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他坚持住在原来的平房里，说不想打扰新婚小两口。

但他经常会带些自己种的蔬菜来看我们，那些新鲜的黄瓜、西红柿，是父亲园子里的骄傲。

每次来，他都会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会做一顿可口的饭菜等巧珍下班。

巧珍对父亲很孝顺，经常帮他洗衣服、打扫房间。

有时候看到父亲的衣服破了，就拿回家用缝纫机缝好。

父亲逢人就夸：＂我这儿媳妇真好，比闺女还亲。有她在，我老宋算是享福了！＂

我们结婚一年后，巧珍怀孕了。

这个消息让两家人都很高兴，尤其是父亲，天天笑得嘴都合不拢。

我看到父亲的皱纹舒展开了，背也不那么弯了，整个人都精神了许多。

周阿姨的态度也软化了不少，偶尔会来看看女儿，带些营养品。

她开始有意识地跟我说话，虽然语气还是有些生硬，但至少不再把我当空气。

1992年底，巧珍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我们给他取名宋小满，寓意生活小满足。

当我第一次抱起儿子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和幸福感。

他那么小，那么脆弱，却是我和巧珍爱情的结晶，是我们家庭的未来。

有了孩子后，家里更加热闹了。

父亲几乎每天都来帮忙照看孙子，巧珍的父母也常来看望外孙。

周阿姨抱着小满，脸上露出了我从未见过的慈爱笑容。

＂建国，小满长得真像你，眉眼间都是你的影子。＂她第一次亲切地称呼我的名字，语气中带着一丝认可。

＂阿姨，小满也有巧珍的眼睛，看，多漂亮。＂我笑着回应。

就在我们一家其乐融融的时候，变故发生了。

1993年春，全国国企改革大潮兴起，机械厂作为改革的试点，开始大规模裁员。

父亲被迫提前退休，每月只有四十几块钱的退休金。

这对当时的家庭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更糟的是，他体检查出了肺气肿，这是长期在粉尘环境中工作的工人常见的职业病。

＂建国，没事，我这病不碍事，吃点药就行了。＂父亲强装着没事的样子，却掩饰不住咳嗽和气喘。

我二话没说，就把父亲接到了我们家住。

＂爸，您就别推辞了，住在这里，我和巧珍照顾您方便，小满也能天天见到爷爷。＂我坚定地说。

巧珍很支持我的决定，精心照顾着父亲和孩子。

＂爸，我给您煮了冰糖炖雪梨，对肺好。＂巧珍小心翼翼地端着碗，生怕烫着父亲。

＂好闺女，你别忙了，歇会儿吧。＂父亲心疼地说。

但家里多了一个病人，开支大增，我们的生活一下子紧张起来。

父亲的药费一个月就要五六十，几乎是他全部的退休金。

我和巧珍的工资加起来也只有三百多，除去日常开销和药费，几乎没有结余。

紧接着，第二个打击来了。

清河酱油厂也开始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效益下滑，厂里决定减产节流。

我作为车间主任，主动提出降低自己的工资，但还是不得不裁掉了几个工人。

那些被裁的工人，有的是跟了我好几年的老员工，有的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

看着他们失落的眼神，我心如刀绞。

＂兄弟们，我知道这对你们很不公平。如果厂里情况好转，我一定第一个把你们请回来。＂我拍着他们的肩膀，诚恳地说。

＂建国，我们理解，现在哪个厂不是这样。＂一个老工人拍拍我的肩，＂你也挺不容易的。＂

这时，周阿姨找来了。

她坐在我家的客厅里，眉头紧锁：＂我就知道会这样。现在家里一个病人，一个孩子，巧珍还要上班，这日子怎么过？＂

＂妈，您别担心，我们能挺过去的。＂巧珍安慰道，手里还抱着小满。

＂挺什么挺！＂周阿姨激动起来，＂现在好多国企都不行了，你们酱油厂指不定哪天也垮了！我跟你二姐说了，让她帮忙，她夫家有关系，能让建国调到供电局工作。工资高，福利好，多体面啊！＂

我沉默了一会儿，想到那些被我裁掉的工人，想到厂里剩下的同事们，想到李厂长对我的信任。

＂谢谢阿姨的好意，＂我坚定地说，＂但我不会离开酱油厂。那里的工人都是跟着我多年的兄弟，现在厂里困难，我更不能走。＂

周阿姨气得站起来：＂你这人怎么这么死脑筋！为了那破厂子，连自己的前途都不要了？巧珍，你劝劝他！＂

巧珍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母亲，最后轻声说：＂妈，建国有他的想法，我支持他。他是个有责任心的人，不会抛弃同事和工人的。＂

周阿姨气呼呼地离开了，临走还撂下话：＂你们等着后悔吧！等厂子垮了，全家人都得跟着喝西北风！＂

接下来的日子更加艰难。

父亲的病情加重，需要经常住院。

我和巧珍的工资几乎全用在了医药费上。

为了多赚钱，我开始利用休息时间去市场帮人卸货，一天能赚十几块钱。

那是重体力活，每天卸完货回家，整个人像散了架一样。

巧珍也不闲着，晚上在家做些手工活贴补家用，有时候熬夜到凌晨。

看着她因为长时间缝纫而红肿的手指和布满血丝的眼睛，我心疼不已，却又无能为力。

小满才一岁多，正是需要照顾的时候，但我们连请保姆的钱都没有。

好在父亲虽然身体不好，但精神还行，常常帮忙照看孙子，让巧珍能安心工作。

1994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发现屋里亮着灯。

推开门，看到周阿姨和林叔叔坐在客厅里，巧珍正泪流满面。

＂发生什么事了？＂我紧张地问，心里咯噔一下。

＂建国，你回来了。＂林叔叔站起来，递给我一张纸，＂这是医院的诊断书，你岳母今天去检查，医生说...＂

我接过纸一看，顿时如坠冰窟：周阿姨被诊断出胆管炎，需要马上手术治疗，费用预计一万多元。

在1994年，一万多元是一笔巨款，相当于普通工人三四年的工资总和。

＂一万多？＂我喃喃自语，感觉天旋地转。

＂医生说必须尽快手术，不然情况会更严重。＂林叔叔声音有些颤抖，＂我们家积蓄不多，加上亲戚能借的，也就凑了五千。剩下的...＂

＂叔叔，您别担心，剩下的我来想办法。巧珍妈妈的手术费用，我一定筹够。＂我坚定地说，虽然此刻我心里毫无底气。

回到卧室，我和巧珍翻出了所有积蓄，加起来才两千多，离目标还差很远。

＂建国，怎么办？＂巧珍焦急地问，眼泪不停地往下掉。

我握住她的手：＂别怕，我有办法。你妈一定会没事的。＂

第二天，我去找了厂长，申请预支工资和借款。

李厂长叹了口气：＂建国啊，你知道厂里现在情况不好，流动资金都紧张。不过看在你这么多年的贡献上，我批给你预支两千元工资，算是厂里能做的极限了。＂

我感激地握住厂长的手：＂谢谢厂长，这已经很多了。＂

离开厂长办公室，我仍然愁眉不展。

即使加上预支的工资，还差了好几千。

无奈之下，我把刚买不久的彩电和冰箱都卖了，又向战友和朋友借了一些，总算凑够了周阿姨的手术费。

周阿姨手术很顺利，但需要长期休养。

我和巧珍轮流去医院照顾她，家里有父亲帮忙看孩子。

虽然生活更加拮据，但看到周阿姨一天天好转，我们心里还是很欣慰。

出院那天，周阿姨拉着我的手，眼中含着泪水：＂建国，谢谢你。之前是我看错你了。你能为我这个曾经看不起你的岳母付出这么多，真是大义。＂

我笑笑说：＂您是巧珍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周阿姨康复后，我们家的生活压力并没有减轻。

1995年，全国物价上涨，我和巧珍的工资虽然也涨了一些，但与物价上涨相比，实际收入反而下降了。

欠下的债务就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就在这时，一个机会出现了。

厂长叫我去了办公室：＂建国，厂里准备成立一个销售部，负责产品的销售和市场开拓。我想让你去当销售部主任，你愿意吗？＂

我有些犹豫：＂厂长，我一直在生产一线，对销售不太了解...＂

＂正因为你了解生产，才能更好地销售产品。＂厂长拍拍我的肩膀，＂现在是市场经济了，不能光靠生产，还得把产品卖出去。我看好你的能力和为人。这个岗位的提成比较高，如果干得好，收入会比现在高很多。＂

回家和巧珍商量后，我决定接受这个挑战。

＂建国，你试试吧，我相信你能行。＂巧珍鼓励道，＂你在部队当排长时，不就是带着战士们攻坚克难的吗？销售也一样，需要坚持和团队合作。＂

销售工作比生产更累，经常要出差，跑市场，有时连续几天不能回家。

我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推销酱油厂的产品。

有时遇到恶劣天气，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有时被顾客拒绝，甚至冷嘲热讽，但我从不气馁。

一开始，几乎没有人愿意合作，都觉得一个地方小厂的产品没有竞争力。

但我没有放弃，而是仔细研究市场，分析顾客需求，调整销售策略。

我发现，虽然大城市的市场已经被大品牌占领，但周边的农村市场却是一片蓝海。

于是，我带着销售团队，骑着自行车，走遍了清河周边的乡镇，一家一家地谈合作，建立销售网络。

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和挫折，我们终于看到了希望。

半年后，酱油厂的销售额提高了30%，我也拿到了人生中第一笔像样的提成，三千多元。

那一天，我拿着钱回家，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

我立刻还清了所有借款，又给父亲和周阿姨各买了一些补品。

周阿姨看着我给她买的人参，感动得直掉泪：＂建国，你对我们一家太好了。我之前瞧不起你在酱油厂工作，真是错了。＂

我笑着说：＂阿姨，人活一辈子，不在乎做什么工作，关键是做得好不好，对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996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清河市的经济也开始复苏。

酱油厂在我的带领下，销售额不断攀升，成为本地区的知名企业。

我被提拔为酱油厂的副厂长，负责生产和销售。

在我的推动下，厂里研发了几款新产品，还开拓了周边城市的市场，销售额再创新高。

我的年收入也突破了两万元，在当时的清河市算是高收入了。

这一年冬天，我们搬进了新房子——一套九十平米的商品房，宽敞明亮，设施齐全。

新房子在清河市最好的住宅区，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还有暖气，冬天再也不用烧煤炉了。

父亲和小满都很喜欢新家，整天笑呵呵的。

小满已经四岁了，是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整天在新房子里跑来跑去，欢声笑语不断。

搬家那天，周阿姨和林叔叔帮忙收拾新家。

整理完毕，我们一家人坐在新沙发上，看着窗外的落日。

夕阳的余晖洒在每个人的脸上，温暖而祥和。

＂建国，＂周阿姨突然开口，＂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委屈，但你从来没有抱怨过。你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品格。＂

她停顿了一下，眼中闪烁着泪光：＂我以前看不起你在酱油厂工作，觉得那不是什么体面的职业，真是大错特错了。＂

林叔叔也点头附和：＂是啊，建国，你比那些在机关坐办公室的人强多了。瞧瞧现在的国企，多少人下岗了，而你却越做越好。这些年，要不是你，我们全家真不知道怎么过。＂

父亲坐在一旁，骄傲地看着我，眼中满是欣慰：＂我儿子就是有本事！我就知道他不会让我失望的！＂

＂爸，叔叔阿姨，＂我深吸一口气，环顾这个温馨的家，心中充满了感激，＂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咱们是一家人，互相扶持是应该的。＂

我看向巧珍，那个陪我走过风风雨雨的女人，心中满是爱意：＂这些年，也多亏了巧珍的支持和理解，才有了今天。＂

巧珍靠在我肩上，轻声说：＂建国，我从没后悔嫁给你。这些年，我们一起走过了那么多困难，现在终于苦尽甘来了。＂

小满在地毯上玩着积木，父亲和岳父岳母在一旁笑着聊天。

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温暖而明亮，就像我们的未来。

在那一刻，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

回首过去的十年，从一个酱油厂的门卫，到如今的副厂长；从一个被看不起的女婿，到如今受人尊敬的家庭支柱。

这一路走来，虽然充满艰辛和挫折，但我从未放弃，从未忘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我知道，生活永远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有爱和信念，就能战胜一切困难。

看着眼前这个温馨幸福的家，看着这些我深爱的人，我心里充满了感激和满足。

人生路上，不管遇到多少挫折和困难，只要坚持自己的原则，踏实肯干，总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幸福。

退伍后，我进了酱油厂，曾经的岳母一家看不起我。

但现在，我们已经成为真正的一家人，彼此支持，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

这，大概就是人生最真实的模样吧。

来源：怀旧的岁月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