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妈，我现在月入一万左右。＂我刚想回答，丈夫却轻轻指了指客厅角落的旧沙发，我顿了顿，＂啊，不对，三千多点吧。＂

＂妈，我现在月入一万左右。＂我刚想回答，丈夫却轻轻指了指客厅角落的旧沙发，我顿了顿，＂啊，不对，三千多点吧。＂

妈妈疑惑地看着我，眼睛眯成一条缝，嘴唇微张，似乎想问什么，却又咽了回去。

1993年的春天，我和刘建国结婚已经两年了。

那时的沈阳，国企改革正如火如荼，下岗潮一波接一波，街头巷尾的＂再就业培训班＂招牌随处可见。

我和建国都是纺织厂的工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每到月底，总要把家里的铁皮饼干盒拿出来，清点剩下的票证和零钱。

我俩的婚姻在家人眼里算是郎才女貌。

我叫李小芳，高中毕业，在厂里做统计员，一双巧手能把数字记得明明白白。

建国初中毕业后就进了厂，从修理工做到了车间组长，人精明能干，嘴也甜，会来事儿，周围人都说我嫁得好。

＂小刘家的闺女，找了个有本事的，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这是左邻右舍常挂在嘴边的话。

结婚那会儿，我们租住在纺织厂家属院的筒子楼里，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房子，一张床，一个衣柜，再加上那个旧沙发，就几乎占满了全部空间。

厨房卫生间都是公用的，一层楼共用两个水龙头，每天早上排队接水的场景，如今想来都觉得有趣。

每到做饭时间，楼道里总是烟雾缭绕，各家各户的菜香混杂在一起，有时抬头就能看见邻居家蒸笼里的白馒头，隔着蒸汽和我打招呼。

那年春节后，我妈从乡下来看我们。

妈是个心疼闺女的老太太，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是枯树皮一样层层叠叠，却挡不住她眼睛里的精气神。

她刚进门就开始数落：＂这屋子也太小了，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就这老沙发看着怪瘆得慌的，布都磨白了。＂

那个沙发是我们结婚时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据说是某个下放干部家的老物件，布套都褪色了，坐垫也塌陷得厉害，但好歹能凑合用。

＂妈，我们这不是刚结婚嘛，慢慢来呗。＂我笑着端茶递水，拿出珍藏的陕西红枣倒进搪瓷缸子里，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

晚上吃饭时，我特意做了妈妈爱吃的酸菜炖粉条，还炒了个西红柿鸡蛋，算是改善伙食。

蜡烛般的日光灯下，妈妈突然问起我们的收入。

＂小芳，你和建国一个月挣多少钱啊？＂她用粗糙的手指抚平碗边的一粒米饭，小心翼翼地送进嘴里。

我正要如实回答——那时我月薪八百，建国九百多，加上偶尔的加班费，两人合计差不多一千八左右。

这在当时的沈阳，已经算是不错的工人家庭收入了，足够维持基本生活，偶尔还能去百货大楼看看新出的衣服鞋子。

可就在我张口的一瞬间，建国朝我使了个眼色，又轻轻指了指那张破旧的沙发。

我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他的意思。

＂呃...三千多吧，妈。＂我改口道，声音不自觉地变小了。

妈妈一听，眼睛亮了，像点燃了两盏小灯：＂那挺好的啊！那你们怎么还住这么寒酸？＂

建国笑着接话：＂阿姨，我们这不是攒钱想买房子嘛，得省着点。＂

他边说边给妈妈夹了块红烧肉，那是从食堂打回来的，平时我们舍不得吃的荤菜。

那天晚上，妈妈睡在我们唯一的床上，我和建国打地铺。

老式弹簧床咯吱咯吱响，像是在唱一首乡下老宅的怀旧小调。

黑暗中，我悄悄问他：＂为什么要我说三千？＂

建国凑近我耳边小声说：＂咱妈来一趟不容易，让她放心回去。＂

他的呼吸热热的，带着晚饭后喝的二锅头的味道。

＂再说了，咱妈最近腿脚不好，需要钱看病，我看你平时不好意思开口，所以...＂

听他这么说，我心里一热，却又涌上一股酸楚。

母亲年纪大了，农村的医疗条件又差，就算知道她需要钱，我和建国这点收入，能拿出来的也有限。

第二天一早，妈妈起床就在屋里翻箱倒柜，活像是在找什么宝贝。

我正纳闷，只见她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那是爸爸生前用过的烟袋布，妈妈一直当宝贝似的留着。

她从里面数出一沓钱，都是有些旧的面额，整整齐齐地叠放着，显然是攒了很久的积蓄。

＂小芳，妈知道你孝顺，不会跟妈伸手。＂妈妈说着，眼圈有些红，＂这两千块钱是我这几年攒的，本来想给你们添置些家具，听你们说挣得多，那就留着给你们交房子首付吧。＂

我一时哽咽，不知该说什么好。

那是妈妈的养老钱啊，是她在乡下种地、养猪、卖鸡蛋一点一点攒下来的。

建国赶紧推辞：＂阿姨，这怎么行，您留着养老...＂

妈摆摆手，那手上的老茧厚得像是树皮：＂我在乡下花不了多少钱，租的地也不多，种点菜自己吃。＂

她叹了口气，目光落在我身上，＂你们年轻人在城里不容易，早点有个安稳的家要紧。＂

送走妈妈后，我看着那两千块钱，心情复杂。

崭新的百元大钞上，毛主席的头像严肃地注视着我，仿佛在问：你会怎么做？

建国轻轻拍拍我的肩：＂别难过，等我们真有钱了，一定好好孝顺妈。＂

他拿出一个旧铁盒子，那是我们结婚时候从老家带来的，用来存放重要物件。

＂这钱先放这里，到时候买房子用。＂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单调却也充实。

家属院的日常总是热闹的——早晨排队接水，中午厂里的广播站放着流行歌曲，傍晚大家伙儿搬着小板凳在院子里纳凉，讲着各家各户的闲话。

1994年春天，厂里效益不好，开始减员增效。

一张大红告示贴在厂门口，上面密密麻麻列着要下岗的名字，大伙儿挤在前面，心惊胆战地寻找自己的名字。

建国干活卖力，为人处世又圆滑，留了下来，我却成了下岗职工。

＂李小芳同志，组织上考虑到你家情况还可以，你爱人还在厂里上班，所以先请你回家休息。＂车间主任递给我一个蓝色文件袋，里面是下岗证明和一些补偿金。

那天，我哭着走出厂门，想起刚进厂时的憧憬和喜悦，感觉像是被人从云端推了下来，摔得浑身疼。

那段时间，我失落极了，整天窝在家里不想出门。

那间狭小的筒子楼房间成了我的避风港，也成了我的牢笼。

＂没事，男人养家是应该的。你在家歇歇，想想能干点啥。＂建国总是这样安慰我，回家时还会带上一包槽子糕或是一把糖葫芦，那是我爱吃的小零嘴。

＂城东新开了个小食品厂，听说招人，要不我去打听打听？＂

我摇摇头：＂那边太远了，你已经够辛苦了，我自己想办法。＂

经人介绍，我在家属院门口摆了个小摊，卖些简单的日用品和零食。

早上四点起床去批发市场拿货，那时天还黑着，路上只有零星的自行车铃声和早点铺飘来的油条香气。

晚上九点收摊回家，一天下来能赚二三十块钱。

刚开始，觉得像是天塌下来了一样，堂堂的国企工人，如今却成了个小贩。

可慢慢地，我开始适应这种生活，甚至有点享受这种自由。

我的小生意有了一些回头客。

住在附近的老太太们喜欢来我这闲聊，一边挑选针线，一边说着家长里短。

＂小芳啊，你家建国真不错，下班还来帮你收摊。＂

＂可不是，我家那口子下了班就知道跟人搓麻将，哪像你家建国这么顾家。＂

听着这些话，我心里暖暖的，觉得虽然生活艰难，但有这样一个好丈夫，也是莫大的幸运。

我开始一点点扩大经营范围，从最初的几种零食发展到各类日用品。

旧铁皮饼干盒子成了我的小金库，每天晚上，我和建国都会清点当天的收入，把钱分门别类地放好。

1995年初春的一天，窗外飘着细雨，打在玻璃上发出轻微的响声。

建国下班回来，手里拎着两个冒着热气的馒头和一小碟咸菜，脸上带着兴奋的神色。

＂小芳，告诉你个好消息。＂他神秘兮兮地说，一边脱下已经湿了的工作服，搭在炉子边烤着。

＂我在厂里听说，有个去年下岗的王师傅在火车站附近开了个小饭馆，生意特别好。＂

他边说边掰开馒头，蒸汽升腾起来，在暗淡的灯光下形成一团雾气。

＂要不咱们也试试？你做饭可好吃了，记得咱俩相亲那会儿，你蒸的小笼包，我到现在都忘不了那个味道。＂

我犹豫不决：＂开饭馆要本钱啊，再说我除了家常菜也不会什么特色菜。＂

心里却不由自主地回想起相亲那天的场景—— 建国穿着厂里发的蓝色工装，规规矩矩地坐在我家的小方桌前，吃着我亲手包的小笼包，眼睛亮晶晶的。

＂小芳做的包子真好吃，比国营食堂的强多了。＂他当时这样夸我，把我妈乐得合不拢嘴。

建国兴致勃勃地掰着指头算：＂咱们这两年攒了一万多，再加上你妈给的两千，够租个小门面了。＂

他从橱柜里拿出那个旧铁盒子，里面是我们的全部积蓄和妈妈的两千块钱。

＂不用大，就做几样拿手菜，先把名气打出去。＂

我看着建国信心满满的样子，心里的担忧渐渐被他的热情融化。

＂那...咱们去看看吧，先别跟妈说，万一不成功可别让她操心。＂

就这样，我们租下了火车站附近的一间小铺面，开了家叫＂家乡味道＂的小饭馆。

那是个不到三十平米的小店面，门脸很窄，里面却很深，像是一个长方形的盒子。

装修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几张旧木桌，十几把不配套的椅子，一个简易厨房隔断，墙上贴着我用红纸写的菜单。

开业那天，我忐忑不安，生怕没人来。

＂万一没客人怎么办？咱们的积蓄可都押在这里了。＂我紧张地搓着手。

建国笑着捏捏我的脸：＂放心吧，好吃不怕巷子深。＂

令我意外的是，第一天就有不少客人，多是附近工厂的工人和来往的旅客。

＂味道不错！＂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中年人吃完一碗酸菜炖粉条，满意地点点头。

＂老板娘，这小鸡炖蘑菇，正宗东北味道！＂另一位顾客竖起大拇指。

我负责掌勺，建国下班后来帮忙跑堂。

饭馆主打东北家常菜，价格实惠，很快吸引了不少附近上班的人和赶火车的旅客。

那时候，一碗酸菜炖粉条三块钱，一盘地三鲜五块钱，一碗米饭五毛钱，普通工人也能吃得起。

生意渐渐好起来，我们把饭馆扩大了一倍，又请了两个帮工。

＂小芳，我看咱们饭馆前景不错，我打算辞了厂里的工作，全职来帮你。＂一天晚上收摊后，建国突然说。

我吓了一跳：＂这可不行，厂里的工作多稳定啊，有粮票、油票，还有医疗保险呢！＂

建国摇摇头：＂厂里现在不景气，迟早也会让我下岗。与其等着被裁，不如主动出击。＂

他拍拍我的手：＂再说了，咱们一起奋斗，把饭馆做大了，不比在厂里强？＂

就这样，建国也辞去了厂里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餐馆经营中。

他负责采购和管理，我负责厨房，两个人齐心协力，饭馆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1997年初，刺骨的东北寒风裹挟着雪花，拍打在饭馆的玻璃窗上。

我和建国坐在打烊后的饭馆里，点着一盏小台灯，清点着当天的收入。

＂小芳，你知道吗，我们的存款终于攒到了三万元。＂建国把一摞钱放进铁盒子，满足地说。

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足够在沈阳的二环以外买个小两居室了。

＂真的可以买房子了吗？＂我有些不敢相信，想起那个狭小的筒子楼，仿佛已经是很久远的记忆了。

＂当然可以。咱们先付个首付，剩下的贷款慢慢还。＂建国胸有成竹地说，＂现在国家鼓励购买商品房，贷款利率也不高。＂

我们选中了一套六十平米的两居室，首付两万五，月供六百多。

那套房子在沈阳的南郊，虽然离市中心有点远，但环境不错，楼下还有个小花园。

签合同那天，我激动得手都在抖，笔在纸上划出一道道颤抖的签名。

＂等房子装修好，就把妈接来住几天。＂我憧憬着说，脑海中已经浮现出妈妈欣喜的表情。

建国笑着点头：＂那肯定的。到时候你妈一定特别高兴。＂

他的眼睛里闪烁着自豪的光芒，仿佛在说：看，我们做到了。

1997年夏天，我妈再次来沈阳看我们。

这次我们没有去火车站接她，而是给她写了详细的地址，请她直接来新家。

想给妈妈一个惊喜。

妈妈拖着行李，按照地址找到了我们的小区。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脚上是一双黑色布鞋，头发比两年前又白了许多。

看着崭新的楼房和整洁的环境，她有些迷茫，像个闯入陌生世界的乡下老人。

＂小芳家住这种地方了？＂她低声自语，对着单元门牌反复确认，生怕走错了地方。

当她敲开我们家门，看到焕然一新的客厅、明亮的厨房和宽敞的卧室时，老人家眼眶湿润了。

＂这...这是你们的房子？＂她环顾四周，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对啊，妈，我们买的商品房，六十平米呢。＂我骄傲地向她展示每一个角落。

客厅里摆着一套崭新的布艺沙发，电视柜上是一台二十一寸的彩电，厨房里锅碗瓢盆一应俱全，就连卫生间都有热水器。

这在当时的沈阳，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居住条件了，远远超过了大多数工人家庭的生活水平。

＂你爸若是在天有灵，看到你们这样，一定很欣慰。＂妈妈抚摸着新沙发，眼泪却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那晚，我做了一桌子菜，有妈妈爱吃的糖醋排骨，有建国喜欢的地三鲜，还有从饭馆带回来的拿手凉菜。

＂妈，尝尝我的手艺，这两年可是练出来了。＂我笑着给妈妈夹菜。

妈妈一边吃一边点头，眼里满是赞许：＂闺女，你这手艺真不错，比村里办婚宴的厨子都强。＂

晚饭后，我和妈妈坐在新沙发上聊天。

电视里正播着《西游记》重播，孙悟空腾云驾雾的画面映在妈妈黝黑的脸上，映出一种奇异的喜悦。

她突然想起什么，问道：＂对了，小芳，你们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我正要如实相告，余光却瞥见建国又向那沙发轻轻指了一下。

这次，我没有立刻明白他的意思。

犹豫了一下，我还是实话实说：＂妈，现在饭馆一个月能赚一万多呢。＂

妈妈愣住了，随即脸上的笑容凝固了。

＂一万多？那上次你们不是说三千吗？＂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疑惑和失落。

我这才明白建国的用意，连忙解释：＂那时候确实是三千左右，后来我下岗了，我们就开了这个饭馆，生意越来越好...＂

妈妈的表情从惊讶变成了失落，眼中的光芒渐渐暗淡。

她沉默了一会儿，眼圈突然红了：＂原来那次你是骗我的？＂

我顿时手足无措，像是做错事的孩子：＂妈，不是骗您，就是...＂

建国见状，急忙从厨房出来圆场：＂阿姨，那时候我们确实没挣那么多，是我让小芳多说的。＂

他一边擦着手一边解释，＂我看您身体不好，不想让您操心我们。＂

妈妈摇摇头，眼泪顺着脸颊滑落：＂我知道你们是好意，可我那两千块钱...＂

她的声音哽咽了，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喉咙。

我这才恍然大悟。

妈妈以为我们当时已经很富裕，所以才坚持给我们两千块钱。

如果她知道我们真实收入，一定会把钱留给自己看病用，或者补贴家里的日常开销。

＂妈，您别难过。那两千块钱对我们真的很重要，它是我们开饭馆的第一笔启动资金啊。＂我握住妈妈粗糙的手，真诚地说。

她的手上全是老茧，指甲缝里还留着黑泥，那是多年劳作留下的痕迹。

建国也在一旁解释：＂阿姨，您那两千块可是帮了大忙了。要不是您那笔钱，小芳可能还在家属院摆小摊呢。＂

妈妈擦了擦眼泪，看着我们的新家，慢慢平静下来：＂真的是这样吗？＂

＂千真万确。＂我点点头，＂您那两千是我们的福气钱。＂

记得那钱刚到手时，我们把它放在铁盒子最底下，视若珍宝，每次拿出来看，都觉得那是我们翻身的希望。

那天晚上，妈妈坐在阳台上，望着窗外繁华的城市灯光，若有所思。

楼下的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是延伸到了很远的地方。

我悄悄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递给她一杯热茶。

＂妈，您在想什么呢？＂我轻声问道。

妈妈轻轻叹了口气，手中的茶杯冒着热气，模糊了她的脸：＂我在想，你们城里人的日子，变化真快啊。＂

她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感慨，也有一丝欣慰。

我笑了：＂妈，我们不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吗？您看我，还不是地道的乡下姑娘。＂

说着，我故意学了几句东北乡下的土话，逗得妈妈咯咯笑起来。

＂可你已经是城里人了，懂得怎么在城里打拼。＂妈妈看着我，眼里满是欣慰，眼角的皱纹堆成了一朵小花，＂你爸要是还在，看到你们这样，该多高兴啊。＂

她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丝哀伤。

爸爸在我十八岁那年因病去世，临终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能在城里站稳脚跟。

＂闺女，好好在城里扎根，别像爸爸这样，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妈，您别多想了。以后您就安心在家，有什么需要就跟我们说。＂我拍拍妈妈的手，那手上的纹路像是一本厚重的生活史册，记载着她的辛劳和付出。

妈妈突然正色道：＂小芳，我问你，那天你们为什么要我说三千，而不是更多呢？＂

这个问题我从未思考过。

当时建国为什么偏偏选了＂三千＂这个数字？

回想起来，那时候厂里的厂长月薪也就三千出头，是我们工人眼中的＂高收入＂。

说一万，妈妈可能觉得太夸张不可信；说一两千，又显得我们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三千，恰到好处——既能让妈妈放心，又不至于太离谱。

＂我想，是因为三千块钱在当时已经是很体面的收入了，足够让您放心，又不会让您觉得我们在撒谎吧。＂我如实回答。

妈妈微微点头，手指轻轻敲打着茶杯边缘：＂你们考虑得挺周到。＂

她停顿了一下，仿佛在斟酌词句，＂只是，以后有什么事，实话实说就好。妈老了，经不起一惊一乍的。＂

＂妈，对不起。＂我愧疚地低下头，感觉自己像个犯了错的小姑娘。

妈妈摸摸我的头发，就像我小时候那样，手法笨拙却充满温情：＂傻孩子，妈不是怪你们。＂

她的声音柔和下来，像是晚风拂过麦田，＂妈是高兴，高兴你找了个疼你的好丈夫，高兴你们靠自己的本事过上了好日子。＂

夜深了，窗外的城市灯火依然明亮。

我和妈妈聊了很多，聊我的童年，聊村里的变化，聊爸爸生前的故事。

那一晚，我像是重新认识了我的母亲，不再只是那个为我操劳的乡下老太太，而是一个有着自己梦想和智慧的女人。

第二天早晨，阳光透过窗帘，洒在崭新的地板上。

妈妈神秘兮兮地从她的旧布包里又拿出一沓钱，用旧手帕包着，小心翼翼地递给我。

＂小芳，这是五千块钱，是我这两年攒的。＂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像个献宝的孩子，＂我本来想给家里翻盖房子用的，现在看你们小两口这么能干，妈就放心了。＂

＂这钱你拿着，给我孙子攒着上学用吧。＂她眨眨眼，笑得像个小姑娘。

我惊讶地看着妈妈：＂妈，您哪来这么多钱？＂

那可是足足五千块啊，在我们村里，一年的收成也不过两三千。

妈妈笑了，露出参差不齐的牙齿：＂我虽然在乡下，也没闲着啊。＂

她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透出一种自豪，＂这几年种了不少蔬菜，又养了几头猪，赶上了市场经济的好时候，一头猪能卖七八百呢。＂

我想起来，妈妈确实是村里出了名的能干人。

爸爸去世后，她一个人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还把我送进了城里的高中。

＂妈，您留着自己用吧。我们现在不缺钱。＂我推辞道，心疼母亲的辛苦。

妈妈却坚持，眼神坚定得让人不忍拒绝：＂拿着。老话说得好，＇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她把钱塞进我的手里，＂上次那两千块钱不就帮了你们大忙吗？这次说不定又是你们的福气钱呢。＂

我看着妈妈布满皱纹却神采奕奕的脸，忽然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

最终，在妈妈的坚持下，我收下了这五千块钱。

妈妈走后，建国提议用这笔钱扩大饭馆规模。

但我有了另一个想法，那是在跟妈妈聊天时突然蹦出来的念头。

＂要不，咱们开个小型超市吧？＂我一边擦拭着碗筷，一边提议，＂我在家属院摆摊时，发现很多老住户买东西不方便，都得走很远去大超市。如果在小区附近开个便利店，一定有市场。＂

建国思考片刻，放下手中的报纸，赞同了我的想法：＂行啊，咱们可以在饭馆旁边再租个铺面。＂

他兴奋地拍了拍大腿，眼睛像是点亮了两盏灯，＂你经营超市，我管饭馆，两不耽误。＂

就这样，我们用妈妈的五千块钱作为启动资金，在饭馆隔壁开了一家小型便民超市。

取名叫＂家乡超市＂，与饭馆相呼应。

超市主营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价格比大超市略低，服务却更贴心。

我们还提供送货上门服务，很快就赢得了附近居民的青睐，尤其是老人和带孩子的年轻母亲。

＂小芳啊，你家的东西价格公道，还能送上门，真是帮了我这老太太的大忙了。＂住在附近的王奶奶这样夸我们。

1999年金秋十月，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饭馆和超市每月能为我们带来近两万元的收入。

我们开始考虑换个大房子，毕竟家里很快要多个小成员了——我怀孕七个月了，肚子已经隆起一个明显的弧度。

那年冬天，妈妈再次来看我们。

这次不同的是，她不仅是来看女儿，还是来看外孙的。

她老远就看到了我的肚子，眼睛笑得像两条弯弯的月牙儿：＂哎呀，这肚子圆溜溜的，肯定是个小子！＂

东北老人都喜欢孙子，妈妈也不例外。

当得知我们打算换更大的房子时，妈妈显得格外高兴。

＂好啊，家里多个孩子，确实需要更宽敞的地方。＂她满脸期待，好像已经看到孙子在大房子里跑来跑去的样子。

晚饭后，我们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电视里正播放着《还珠格格》，这部剧风靡全国，连妈妈这样的乡下老人都知道里面的角色。

＂小燕子真俏皮，像你小时候一样。＂妈妈轻轻掐了一下我的胳膊。

突然，她话锋一转，问我：＂小芳，现在你们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我和建国相视一笑。

这次，建国主动回答：＂阿姨，现在我们一个月能挣两万左右。＂

他的语气坦然而自豪，眼睛看着妈妈，没有丝毫的闪躲。

妈妈点点头，脸上没有惊讶，反而流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我就知道你们能干。＂

她慢悠悠地喝了口茶，＂这次总算说实话了吧？＂

我们都笑了起来，像是被老师抓到的调皮学生。

妈妈接着说：＂其实上次你们说挣一万，我心里就有数了。＂

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两年我经常打电话问你们生意怎么样，你们总说＇还行还行＇，我就猜到肯定很好。＂

她轻轻拍了拍我的手，＂做妈的，哪有不了解自己闺女的？＂

原来妈妈早就看穿了我们的小心思，只是不说破而已。

＂妈，您真是火眼金睛啊。＂我佩服地说，心里又是感动又是愧疚。

妈妈笑着轻轻拍了拍我隆起的肚子：＂妈活了大半辈子，什么没见过？＂

她的眼神变得柔和，＂只要你们好好的，妈就放心了。＂

她顿了顿，又说：＂你爸临走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现在看来，他可以安心了。＂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很多事情。

生活中，有些谎言是出于爱和保护，也有些真相需要适时揭露。

无论是当初的＂三千＂还是后来的＂一万＂，都承载着我们对亲人的体贴和考虑。

而最重要的是，不管收入多少，我们的生活依靠自己的双手，一步步变得更好。

这或许就是妈妈最想看到的吧。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坐在沙发上，谈论着未来的计划——孩子的名字、新房的装修、生意的扩展......

妈妈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眼里闪烁着欣慰的光芒。

建国开玩笑说：＂阿姨，您看我们现在日子过得不错，是不是应该给您在城里也买套房子，让您享享清福？＂

妈妈连连摆手：＂不用不用，我还是喜欢在农村，那里空气好，吃的也放心。＂

她眼神飘向远方，似乎在回忆着什么，＂再说了，你爸的坟在村里，我得守着他。＂

听到这话，我心里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妈，那您得保重身体，等孩子生下来，我们就带他回老家看您。＂我握住妈妈的手，感受着她手心的温度。

妈妈点点头，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好啊，我等着我的大胖外孙。＂

窗外，沈阳的夜空繁星点点。

我抚摸着自己日渐隆起的腹部，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期待。

感谢命运给予我们的一切磨难和机遇，也期待着新生命带来的惊喜。

在这个普通的夜晚，我忽然觉得，生活中最宝贵的不是那些表面的数字，而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份真诚和理解。

无论是三千还是一万，无论是谎言还是真相，唯有爱与付出，才是永恒不变的财富。

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我想起了那个破旧的沙发，想起了建国轻轻的提示，想起了妈妈的两次馈赠。

原来幸福就是这样，由一个个小小的瞬间，一个个平凡的决定，编织而成的。

而我，何其有幸，能与这样的家人一同走过风雨，迎接晴天。

来源：丫丫旧梦重温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