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口的老槐树下，王大婶看见我提着篮子回来，扭头就和李婶子嘀咕：＂瞧，那个打断侄子拐棍的刘寡妇回来了。＂
养老公侄子十五年
那天我砸断了三根棍子，全村人都说我刘桂兰是个恶婆婆。
我不辩解，也不解释，就像我接受了这一生所有的辛酸一样。
村口的老槐树下，王大婶看见我提着篮子回来，扭头就和李婶子嘀咕：＂瞧，那个打断侄子拐棍的刘寡妇回来了。＂
我充耳不闻，迈着六十多岁的腿脚，慢慢往家的方向走。
我今年六十三岁，是松林大队的老党员，也是生产队里出了名的能干女人。
丈夫王德明走得早，四十八岁那年下煤矿时一场事故，留下我和这间三间正房一间偏房的老屋。
我们没有孩子，但有个侄子王建国，是丈夫兄长的独子。
他父母去得也早，一次回乡探亲的长途汽车翻进了山沟，那年建国才十岁。
那是1982年，邮电所的王主任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气喘吁吁地把电报送到我手里。
我当时正在田里插秧，裤腿挽到膝盖，两手沾满泥巴。
＂桂兰啊，你快回去收拾收拾，去县城一趟吧，德明他哥嫂...＂王主任没说完，我就明白了。
那天晚上，德明在煤油灯下翻来覆去睡不着，突然坐起来对我说：＂桂兰，咱们把建国接过来一起住吧。＂
我想了想，点了点头。
德明握住我的手：＂我就知道你心好。＂
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两年，德明也走了。
临终前，他紧握我的手：＂嫂子，就靠你了，把建国带大成人。＂
我点头，那是对他最后的承诺，也是我这辈子最重的担子。
起初几年，建国乖巧懂事，虽然不爱读书，却也勤快。
每天早上五点，我煮小米粥的时候，他已经挑着水桶去村口井边排队打水了。
队里分了责任田后，他也跟着我一起下地干活，虽然笨手笨脚，但那股子认真劲儿让村里人都夸。
＂桂兰啊，你这侄子不错嘛，知道疼你这个婶子。＂王大婶那时候还会和我拉家常。
＂德明的血脉，能差到哪去。＂我总是这样回答，心里却默默感谢老天对我的眷顾。
可青春期后，这孩子变了。
那年他初中毕业，我本想让他去读高中，他却说：＂婶子，咱家条件不好，我不想读了，想找个活干。＂
我心疼他，不忍心让他过早承担生活的重担：＂读书要紧，婶子还能干，你安心念书。＂
没想到，他初中毕业那个暑假，跟村里几个混小子整天厮混在一起。
村里的＂五七＂广播喇叭常播放《新闻联播》，说什么改革开放了，农村搞承包责任制了，年轻人都想着出去闯荡。
建国也跟着村里几个后生去了镇上的砖厂。
一个月后，他回来了，两手空空，衣服上全是泥垢和汗渍。
我没多问，把搪瓷盆里的热水端到他面前：＂洗洗吧，饭早做好了。＂
从那以后，他像变了个人似的。
每天睡到日上三竿，衣服要我洗，饭菜要我做，还要零花钱买香烟。
墙角的＂红灯＂收音机里播着邓丽君的《甜蜜蜜》，他就躺在炕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我劝他找个正经工作，他却说：＂现在什么都乱着呢，等等再说。＂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省吃俭用给他攒钱，希望他将来能娶上媳妇成家立业。
村里人看不过去，劝我：＂桂兰啊，建国已经二十五了，你让他去砖厂干活吧，现在那边招工，一个月能挣四五十呢！＂
我总是摇头：＂他伯父临终嘱托，我得养他成家立业。＂
其实，我心里明白，是我放不下，怕他在外吃苦。
德明走后，这个侄子就是我的依靠，是我所有的亲人。
九八年那个夏天，松林村遭了百年不遇的水灾。
北山的水库溃了口，村里组织壮劳力日夜筑堤，抗洪救灾。
那天清早，广播里村长吴大山的声音格外急促：＂全村壮劳力立即到村委会集合，准备筑堤！＂
我一大早就做好了干粮，叫建国起床。
＂建国，快起来，村里抗洪，你得去帮忙啊！＂
他裹着那床我亲手缝的棉被，翻了个身：＂婶子，我腿疼，走不了路。＂
我一摸他的额头，没发烧。
＂那去卫生所看看？＂我问。
＂不用，休息两天就好。＂他继续闭着眼睛。
我也没多想，给他煮了姜汤，又去村委会解释。
当村长吴大山问他是否去医院看过时，建国支支吾吾，说只是小毛病。
＂那也得看看啊，万一是什么大病呢？＂吴大山皱着眉头。
＂村长，您放心，我照顾他几天，好了就让他来帮忙。＂我赶紧说。
村长狐疑地看了我一眼：＂桂兰，你这是帮他还是害他啊？＂
我愣住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第二天，我看见建国拄着一根木棍，一瘸一拐地在院子里走动。
＂怎么样，好点没？＂我关切地问。
＂还行，婶子，我想吃个荷包蛋。＂他坐在门槛上，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二话不说，跑到鸡窝里摸了个刚下的鸡蛋，心疼地说：＂你这孩子，怎么不早说呢？＂
就这样，他每天拄着棍子在院子里晃悠，看起来腿脚不便，但精神头倒是不错。
第三天，我在厨房准备午饭，听见后院有窸窸窣窣的声音。
推开后窗，看见建国正扛着木棍在墙根下走路，走得龙飞凤舞，还对着墙壁的影子比划拳脚。
而他每天当着我的面，都是拄着棍子，一瘸一拐，龇牙咧嘴。
我的心像被人狠狠揪了一把，那种疼痛不是来自背叛，而是对自己愚蠢的愤怒。
饭桌上，我什么都没说，只盛了一碗粥推到他面前。
＂建国，真的腿疼？＂我平静地问。
＂疼啊，疼得厉害。＂他咬着我蒸的白面馒头回答，眼睛盯着碗里的咸菜。
＂那还能跳着走路？＂
他筷子一顿，眼神躲闪，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婶子，你...你看见啥了？＂
我起身，从厨房拿出藏好的那根棍子，当着他的面＂啪＂地一声折断。
＂这是第一根。＂我说。
他脸色一变，把筷子往桌上一拍：＂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我看着他的眼睛，＂村里正抢险救灾，你在家装病，对得起谁？＂
＂我...＂他张口结舌，最后恼羞成怒，＂我乐意！你管得着吗？＂
＂我是你婶子，我不管谁管？＂
＂你少拿这套来压我！我又不是你亲生的！＂他冲我吼道。
这句话像一把刀子扎进我心里。
十五年啊，从十岁到二十五岁，我看着他长大，含辛茹苦，省吃俭用，就是为了完成对德明的承诺，让他成为一个有担当的男子汉。
可到头来，换来的却是这样一句话。
当晚他又找来一根棍子，在村里人面前装模作样地一瘸一拐。
第二天我又折断了。
＂婶子，你是不是有病？＂他怒气冲冲地问。
＂我没病，倒是你，病得不轻。＂我冷冷地回答。
连续三天，三根棍子。
第三根折断那天，村里人都来看热闹了。
吴大山也在，皱着眉头看着院子里的闹剧。
＂刘桂兰，你这是干啥？＂吴大山问。
＂治懒病。＂我冷冷地说，＂这孩子没骨气，装病逃避抗洪，我这个做婶子的不能惯着他。＂
建国脸涨得通红，又羞又怒：＂你...你...＂
他指着我，却说不出话来。
最后，他摔门而去，留下我在院子里呆坐到天黑。
院墙外全是议论声。
＂刘桂兰太狠心了＂，＂养了十五年，还不如养条狗＂，＂寡妇心肠硬＂。
那些话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可我知道，再疼也得忍着。
夜里，我翻出建国小时候的照片。
那个穿着补丁校服，眼睛亮亮的男孩，和如今的他判若两人。
照片背面还有一行字，是德明生前写的：＂建国十二岁，考了班级第三名。＂
我想起他父母临终前握着我的手：＂嫂子，好好带建国，别让他学坏。＂
我流下泪来，不知是为自己，还是为这个走了歪路的孩子。
＂德明啊，你在天上看着呢吧？我是不是做错了？＂我对着窗外的月亮轻声问道。
夜风吹进来，掀动桌上的农历老黄历，那上面写着＂宜：捕捉，破土；忌：出行，安葬＂。
我苦笑一声，我这是在捕捉建国心里的那条懒虫呢，还是在破土，让他埋起来的良心重见天日？
建国走后，村里人对我的态度变了。
路上遇见，打招呼的少了；集市上买菜，让我先挑的也没了；就连邻居家的黄狗，见了我都要汪汪叫两声。
我不在乎，只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多了。
那年冬天特别冷，老房子的窗户缝里灌进刺骨的北风。
我一个人缩在被窝里，听着屋檐下的冰凌碰撞的声音，想着建国现在在哪里，有没有一床暖和的被子。
春节前，吴大山来我家走了一趟。
＂桂兰啊，有建国的消息了，他在县城砖厂干活呢。＂
我心里一松，但面上不显：＂他好就行。＂
＂要不要我帮你捎个话？＂吴大山问。
我摇摇头：＂不用了，他要是想回来，自然会回来的。＂
吴大山叹了口气：＂你这个人啊，就是太倔。＂
我笑了笑：＂人老了，骨头硬了。＂
其实我何尝不想去看看他，但我知道，有些路，他得自己走。
就像当年德明教我的：＂桂兰，养孩子就像种地，该浇水时浇水，该施肥时施肥，但最后能不能结出好果实，还得看种子自己的心思。＂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是一年秋收季节。
那天我正在晒场上翻晒新收的玉米，远远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
我眯起眼睛，阳光太强，看不真切。
是他吗？
我不敢确定，也不敢贸然过去。
直到傍晚收工回家，推开院门，看见台阶上坐着的人影，我的泪水才不争气地涌了出来。
建国站起身，比我记忆中高了些，也瘦了些，脸上的稚气褪去了，多了几分沧桑。
＂婶子，我回来了。＂他的声音低沉了许多。
我点点头，绕过他进了屋子：＂饿了吧，我去做饭。＂
就像他从未离开过一样。
那天晚上，我们在煤油灯下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饭。
萝卜白菜，一碟咸鸭蛋，外加我用蓄了一个月的鸡蛋换来的半斤猪肉炒的青椒肉丝。
建国吃得很香，就像小时候一样，大口大口地扒着碗里的米饭。
＂婶子，这一年，你还好吗？＂他突然问道。
＂好着呢，老胳膊老腿的，种点地，养几只鸡，日子照样过。＂我说。
他低下头，声音有些哽咽：＂对不起，婶子，我不该那样对你。＂
我摆摆手：＂过去的事就别提了，你在外面过得怎么样？＂
他抬起头，眼睛里有光：＂我在县城砖厂干了一年了，刚开始搬砖，后来师傅看我肯学，就教我修机器，现在已经能管一条生产线了。＂
我点点头，心里暗暗高兴。
＂婶子，我...我想把工钱给你。＂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叠皱巴巴的钱。
我没接：＂你自己留着吧，攒着娶媳妇。＂
他不依不饶地把钱塞到我手里：＂这是我应该的，这些年您养我，我得报答。＂
我没再推辞，知道这是他的一片心意，也是他长大成人的标志。
饭后，院子里只剩我和建国。
北斗七星挂在天上，蛐蛐在墙角鸣叫。
这样的夜晚，让我想起了德明还在的日子。
＂婶子，明天我还得回厂里去，厂长放我三天假。＂建国说。
我有些失落，但又为他找到正经工作而高兴：＂去吧，年轻人要闯出自己的路。＂
建国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婶子，那三根棍子打醒了我。＂
我愣了一下：＂什么？＂
＂就是您打断的那三根棍子，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关心。＂他认真地说，＂在厂里，我看见那些整天偷奸耍滑的人，最后都没出息，而那些踏实干活的，都有了自己的一技之长。＂
＂我想起您说的话：人活着，得有骨气。＂
月光下，他的眼睛亮亮的，像小时候一样纯净。
我没说话，只是摸了摸他的头，就像十五年前刚接他来时那样。
＂婶子，我在县城认识了一个姑娘，她叫李小芳，是卫生院的护士，我们处了半年了。＂建国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我眼前一亮：＂真的？长什么样啊？人品怎么样？＂
建国笑了：＂您放心，她很好，勤快，善良，孝顺。＂
＂那什么时候带来给我看看？＂我迫不及待地问。
＂等过完年吧，我们准备订婚了。＂
我的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
五年过去了。
一天，院门被推开，建国站在那里，身边是个文静的姑娘，正是李小芳。
她穿着一条浅蓝色的连衣裙，头发扎成马尾，清清爽爽的。
＂婶子，我们回来了。＂建国笑着说。
小芳怯生生地叫了声：＂婶子好。＂
我赶紧迎上去：＂好好好，快进来坐。＂
那天晚上，建国告诉我他已经在县城砖厂当了技术员，月收入比以前翻了一倍。
小芳也从卫生院升为了护士长，两人在县城买了套小房子，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婶子，我和小芳商量好了，等我们有了孩子，就接您去县城住。＂建国诚恳地说。
我连连摆手：＂不用不用，我习惯了这里，走不开。＂
小芳接过话茬：＂婶子，县城条件好，您跟我们一起住，我们能照顾您。＂
我看着这对年轻人，心里暖暖的。
晚饭后，建国和我坐在院子里乘凉。
星空下，他突然说：＂婶子，您还记得那三根棍子吗？＂
我点点头。
＂那天您打断第三根棍子的时候，我恨透了您，觉得您不近人情，不理解我。＂
＂可当我真正出去闯荡，才知道什么是人情冷暖，什么是真正的关心。那三根棍子打醒了我的自尊心，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活着，得靠自己。＂
我没说话，眼泪却悄悄流了下来。
十五年的辛苦，终于没有白费。
德明，你看到了吗？我们的侄子，长大成人了。
不知什么时候起，村里人不再叫我恶婆婆了。
大家看到我和建国、小芳在集市上买东西，都会笑着打招呼。
有时候，村里的年轻媳妇还会来向我请教：
＂桂兰婶子，您看我家这孩子不爱学习，整天就知道玩，该怎么管教啊？＂
我总是笑着回答：＂孩子像块璞玉，有时候得敲打几下，才能显出光彩来。＂
我想，人这一辈子，有些棍子，是该打断的。
就像我养老公侄子这十五年，虽然一路磕磕绊绊，但最终，他还是走上了正道。
这，就值了。
来源：多才高山fzz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