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教科书都将农业起源视作人类文明的关键转折，标志着人类获得系统干预自然的能力。传统观点认为渔猎采集转向农耕定居是为追求稳定的膳食结构，但考古发现揭示了更复杂的图景。
历史教科书都将农业起源视作人类文明的关键转折，标志着人类获得系统干预自然的能力。传统观点认为渔猎采集转向农耕定居是为追求稳定的膳食结构，但考古发现揭示了更复杂的图景。
但早期农耕并未改善人类营养状态，因为定居的农民从农田中获得的食物远不如猎人的丰富。那人类为什么还要开始种植粮食、发展农业？目前比较公认的农业起源模型是：在距今1.5万至1.1万年前，由于小冰期的来临，全球降温迫使大型兽群迁徙，导致人类祖先捕猎难度增加，只能转向小型动物及植物根茎，于是人类开始逐渐掌握植物性食物的识别与利用能力。
冰期结束后，气候回暖使这些应急食物资源丰度提升，人类开始定向培育稳定产出种子或块茎的植物，由此诞生原始农业。
值得注意的是，农业的起源并非如此简单。农业生产并没有在世界上所有区域同时启动，而只集中在黄河长江流域、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中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在不同区域，人类发展出了不同的农业体系：在亚洲，是以小麦和水稻为核心的农业体系；在美洲，是以玉米和马铃薯为核心的农业体系；在非洲，是以非洲稻和根茎类植物为核心的农业体系。尽管各区域形成差异化农业体系，却不约而同选择禾本科植物作为主食基础，这种跨文明趋同现象仍是未解之谜。
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人类种什么、吃什么，并不是简单取决于营养，而是取决于人类获取能量的效率水平，而获取能量的效率又可以细分成耕种生产的效率、收集的效率、加工粮食的效率以及从食物中获取能量的效率，这些环环相扣的因素组合在一起，最终成为人们选择农作物的决定因素。
全球已发现的38万多种植物里，能当粮食的只有150种左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认定的主粮更少，谷物只有8种（小麦、水稻、大麦、玉米、黑麦、燕麦、黑小麦、高粱），加上根茎类植物（番薯、马铃薯、木薯、芋头、山药），主食作物也只有13种。
为什么人类种地一万多年，只选了这么点粮食？其实植物要变成庄稼得满足三个条件：产籽多、容易种、方便收。
前两点很容易理解，第三点最容易被忽略，但也非常重要——试想一下，如果水稻、小麦的种子像蒲公英那样，大风一吹就飞走了，农民辛苦一年就白忙了。所以庄稼的种子必须老实挂在杆上等收割，这也是野生植物成为农作物的重要因素。野生植物能满足这三点，才有机会被人类祖先选中。
植物繁衍后代有两种方式：一种是K对策（也叫质量对策），以海椰子为代表，一次只结很少的种子，但每粒种子都有充足的营养储备，所以成活率极高。海椰子的种子重量可达15千克，顶得上一个三岁小孩的体重，其中的营养物质足以让幼苗很好地生长。但是，如果作为食物，这类植物漫长的生长时间带来的是不确定性，而且其种子通常还有坚硬的外壳，也让缺乏工具的人类祖先头疼。综合这两点，采取k对策的植物种子并不是当作主食的好选择。
另一种生态对策是r对策（也叫数量对策），比如高粱、小麦、狗尾草这样的植物，是以数量取胜——先填饱动物的肚子，再伺机传播后代。一个高粱穗上有上千粒种子，一株狗尾草的种子数量高达8万，即便动物会吃掉一部分种子，但总有一些种子能幸存下来。选择这样的植物作为食物，虽然每一粒种子储藏的营养很少，但是众多的籽粒加起来，就能成为稳定的能量供给。
还有一个关键条件，就是同时发芽，并在同一时间开花、结果，等待收割。但是，很多植物的种子会进入休眠状态，“一年播种、十年除草”是很多农夫都会碰到的难题。在气候温和的区域，来自同一株植物的种子会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调整发芽的时间，避免在同一时间发芽，相当于在土壤中形成“种子库”，以获得更多生长繁殖的机会。至于那些生长在雨季和旱季分明的地区，特别是沙漠中的植物，它们会在雨季来临时一起发芽、生长、开花，这会使群体的收益最大化，尽可能产生并留下更多的种子。这种整齐发芽的特性，恰恰是人类需要的。
从根本上来说，生物的生态对策决定了人类的饭碗。换句话说，不是人类驯化了植物，而是这些植物用自身特点赢得了人类的青睐。
在没有电动碾米机和小麦分层碾磨设备的古代，老百姓吃的多为粗粮。这些完整的谷物不仅是填饱肚子的主粮，还提供了人们饮食中三分之二的蛋白质、除维生素B12之外的7种B族维生素，以及钾镁铁等矿物质和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说，一捧谷物就是古人活下去的底气。
古人所说的“五谷”里，其实藏着智慧——比如“菽”（包括大豆和各种豆类），它们和谷物搭配着吃能让植物蛋白更好吸收。正因如此，20世纪80年代的营养学家把大豆称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蛋白质营养支柱”。后来引进的马铃薯、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更是让有限的耕地养活更多人口。
摘编自“一粟一黍间见万年生存智慧——读《中国食物：粮食史话》”，原载光明日报，作者范志红。
来源：自然保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