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下面是一个单独的故事，故事都是完结篇，没有连载，来源于生活，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本文采用的第一人称书写，人物姓名都是化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下面是一个单独的故事，故事都是完结篇，没有连载，来源于生活，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本文采用的第一人称书写，人物姓名都是化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我妈再婚了。 家里多了个男人。 还“送”我一个哥。 从此，我家不得安宁。 他抢我房间。 他吃我荷包蛋。 我俩成了死对头。 我发誓，这辈子跟他没完！ 可他当兵走那天，我的世界，塌了。

我叫楚云舒，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我的童年，就像那个年代大多数孩子一样，虽然物质匮乏，但充满了简单的快乐。父亲在一家国营工厂当技术员，母亲盛秋萍是厂里的广播员，声音特别好听。我记忆里的家，总是弥漫着父亲身上的机油味和母亲练习播音时，那口标准的普通话。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我八岁那年，父亲在一场意外中永远地离开了我。家里的顶梁柱塌了，天，也跟着黑了。母亲一夜之间白了好多头发，她不再播音了，厂里照顾我们孤儿寡母，把她调到了工会，工作清闲些，但工资也少了一大截。

从那以后，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日子过得紧巴巴，但母亲总是想尽办法把最好的留给我。一块处理的布头，她能给我做成漂亮的新衣服；一小块肥肉，她能炼出半罐猪油，让我吃上香喷喷的猪油拌饭。我知道家里难，所以从小就特别懂事，学习努力，从不惹是生非。我们的小屋虽然简陋，却被母亲收拾得一尘不染，那是我和她最温暖的港湾。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到我长大成人，工作挣钱，让她过上好日子。可在我十五岁那年，一个男人的出现，打破了我们母子间那种微妙而坚固的平衡。

他叫贺卫国，是我爸生前一个车间的工友，为人老实本分。他的妻子前些年也因病去世了，留下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儿子。两个破碎的家庭，在旁人的撮合下，小心翼翼地走到了一起。

我至今还记得母亲征求我意见时的样子。她局促不安地搓着手，眼神里充满了愧疚和期盼。“云舒啊，你看……贺叔叔他人不错，以后家里……也有个男人能撑着……”

我心里“咯噔”一下，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住了。我看着母亲憔悴的脸，和眼角越来越多的皱纹，我知道她太累了。这些年，换煤气罐、修下水道、扛米扛面，所有重活都是她一个人咬牙撑着。我应该为她高兴，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尖锐的抗议：“我不要！我只要我爸！我不要别人来当我爸！”

那是我第一次对母亲说这么重的话。我看见她的眼圈瞬间就红了，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的心也疼得厉害，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觉得母亲背叛了我和父亲的记忆，她要带一个外人，不，是两个外人，闯入我们相依为命的世界。

最终，母亲还是和贺叔叔领了证。没有婚礼，没有酒席，只是把他的行李搬进了我们家，那个原本只属于我和母亲的小屋。

那个叫贺峥嵘的少年，也跟着他的行李，一起“搬”进了我的生活。

他比我高出一个头，皮肤是那种常年在外面野的黝黑，寸头，眉眼很硬朗，看人的时候眼神直勾勾的，带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他一进门，就把一个沉重的帆布包“哐当”一声扔在地上，然后就那么站着，像一根杵在那里的电线杆，一言不发地打量着这个即将成为他“家”的地方。

我的敌意，从他踏入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毫不掩饰地写在了脸上。而他，似乎也感觉到了，只是冷冷地瞥了我一眼，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像是嘲讽的笑。

我们的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家里的空间本就狭小，只有两间房。母亲和贺叔叔住一间，剩下的一间，自然就成了我和贺峥嵘的“战场”。那原本是我的房间，墙上还贴着我喜欢的明星海报，书桌上摆着我的各种课本和奖状。

“峥嵘，你以后就和云舒住这间。你们都是大孩子了，中间拉个帘子，互相不打扰。”母亲小心翼翼地安排着。

贺峥嵘没说话，径直走到窗边的位置，那里光线最好。他把自己的东西往那边一放，就算占了地盘。我气得浑身发抖，那是我每天写作业的地方！凭什么他一来就抢走？

“那是我的位置！”我冲他喊。

他转过头，眼睛一眯，一股压迫感扑面而来。“现在是我的了。”他的声音不高，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蛮横。

“你凭什么！”

“就凭我比你高，比你壮。”他说着，还故意亮了亮自己的胳膊，那上面有少年人结实的肌肉线条。

我气急了，冲上去想把他推开，可我这点力气在他面前，简直就像小鸡撞大树，他纹丝不动。我俩在房间里推搡起来，我的书被他撞到了地上，散了一地。

“你们干什么！”母亲和贺叔叔闻声赶来。

看到一地狼藉，母亲的脸都白了。贺叔叔赶紧拉开贺峥嵘，嘴里训斥着：“峥嵘！怎么跟弟弟闹呢？快给弟弟道歉！”

贺峥嵘梗着脖子，一言不发。

母亲则过来拉我，语气里带着恳求：“云舒，他是哥哥，你让着他点。以后都是一家人了，别这么犟。”

“一家人？谁跟他是一家人！他抢我的地方！妈，你到底是谁的妈？”我委屈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那句话像一把刀子，深深地扎进了母亲的心里。她愣住了，眼神瞬间黯淡下去。贺叔叔的脸色也很尴尬，叹了口气，拉着贺峥嵘说：“算了，峥嵘，你睡那边，让弟弟睡窗边。”

贺峥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眼神像刀子，好像在说“你等着”。他没再争，默默地把东西搬到了房间里侧那个又暗又潮的角落。

那晚，房间中间挂上了一块旧床单当帘子。我躺在床上，听着帘子那边传来他粗重的呼吸声，心里没有胜利的喜悦，只有一种说不出的憋闷。这个家，不再是我熟悉的那个家了。

从那天起，我和贺峥嵘的“冷战”和“热战”就没停过。

早上洗脸，他会故意把水溅我一身。吃饭的时候，他总是用最快的速度，把盘子里最大块的肉夹走。母亲为了缓和我们的关系，每天早上都会给我们一人准备一个荷包蛋。那在当时，可是顶好的营养品。可有一次，我多赖了五分钟床，起来的时候，发现我碗里的荷包蛋不见了。

我碗里只有一汪酱油，而贺峥嵘的嘴角，还沾着一点蛋黄的油渍。

“我的荷包蛋呢？你是不是吃了我的荷包蛋！”我指着他，气得声音都变了调。

他连眼皮都没抬，含糊不清地从嘴里迸出两个字：“饿了。”

“你饿了就吃我的吗？那是妈给我准备的！”

“谁让你起得晚。”他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我气得抓起桌上的酱油瓶就要朝他扔过去，被母亲一把拦腰抱住。“云舒，别冲动！不就是一个鸡蛋吗？妈等下再给你煎一个！”

“我不要！我就要那个！妈，你看看他，他就是个强盗！”我哭喊着，感觉自己所有的委屈和愤怒都找到了一个宣泄口。

贺叔叔在一旁，脸色铁青，对着贺峥嵘吼道：“混小子！你不知道弟弟身体弱吗？赶紧给弟弟道歉！”

贺峥嵘“霍”地一下站起来，凳子被他带得往后一倒，发出刺耳的声响。他死死地盯着我，眼睛里像是燃着两团火。“他弱？他弱就有理了？他弱就能天天给你们甩脸子看？我妈没了，我爸娶了新老婆，我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了，我说什么了？”

他吼完，抓起书包，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去。

整个屋子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我的哭声和母亲无声的眼泪。贺叔叔蹲下去，默默地把倒了的凳子扶起来，那个平日里总是讨好我的男人，那一刻，背影显得无比萧瑟。

我心里一颤，他的那句“我妈没了”，像一根针，轻轻地扎了我一下。是啊，他也没有妈妈了。可这念头只是一闪而过，立刻就被更强烈的恨意所取代。我恨他，恨他打破了我生活的平静，恨他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空间和关注。

自那以后，我们的关系更是降到了冰点。在家里，我们视对方为空气，几乎零交流。在学校，我们虽然同校，但也是各走各的道。有一次，我被几个高年级的混混堵在巷子里要钱，是他刚好路过。

他二话不说，把书包往地上一扔，就冲了上去。他比那几个混混还高，打起架来又狠又猛，像一头被激怒的豹子。很快，那几个混混就落了下风，骂骂咧咧地跑了。

他捡起书包，拍了拍上面的土，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我当时吓坏了，愣在原地。我以为他会过来嘲讽我几句，或者像个英雄一样教训我。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扔给我，声音还是硬邦邦的：“擦擦脸，跟个花猫似的。”

说完，他就走了。我捏着那块洗得发白但很干净的、带着肥皂味的手帕，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我应该感谢他的，可“谢谢”两个字，我怎么也说不出口。我甚至在心里恶意地揣测，他是不是就想看我出丑，然后在我最狼狈的时候出现，显示他的厉害？

我把这种矛盾的心情，转化成了更深的沉默和疏离。

日子就在这种压抑又充满火药味的氛围中一天天过去。我们就像两只互相看不顺眼的刺猬，被强行圈在同一个笼子里，谁也不肯收起自己的尖刺，结果就是把彼此和身边的人都扎得遍体鳞伤。

母亲和贺叔叔夹在我们中间，左右为难。他们努力地想做一个“端水大师”，给我买一件新衣服，就一定会给贺峥嵘也买一件；给贺峥嵘夹一块肉，就一定会给我的碗里也夹上同样大小的一块。可他们越是这样小心翼翼，我心里的不平衡就越严重。我觉得，母亲的爱被分走了一半，而贺叔叔的爱，对我来说，是一种尴尬的施舍。

直到那年夏天，贺峥嵘高中毕业了。他的成绩不好，考大学是没什么希望了。那个年代，考不上大学的城镇青年，最好的出路似乎就是去当兵。

当贺叔叔在饭桌上宣布，贺峥嵘要去参军时，我心里竟然涌起一阵狂喜。太好了！这尊“瘟神”终于要走了！我终于可以夺回我的房间，夺回我清净的生活，夺回母亲全部的爱了！

我掩饰不住自己的幸灾乐祸，嘴角控制不住地上扬。贺峥orong捕捉到了我的表情，他狠狠地剜了我一眼，眼神里的情绪很复杂，有愤怒，有不甘，还有一丝我当时看不懂的落寞。

接下来的日子，家里开始为他当兵的事情忙碌起来。母亲和贺叔叔带他去买新被褥，新脸盆，新毛巾，还有各种日用品。母亲的手很巧，她买来纳鞋底的麻绳和布料，一针一线地给他纳了好几双结实的鞋垫，说部队训练苦，穿自己家做的鞋垫舒服，不伤脚。

看着母亲戴着老花镜，在灯下为贺峥嵘缝制鞋垫的专注模样，我的心里又泛起了一股酸涩的嫉妒。那曾是我的“专利”，现在却要分给另一个人。贺叔叔也整天乐呵呵的，跟邻居们说起儿子要去当兵，脸上满是骄傲。

家里每个人似乎都沉浸在一种离别前的忙碌和伤感中，只有我，像个局外人，冷眼旁观，甚至在心里默默地倒计时。

贺峥嵘要去的地方，是遥远的边疆，听说那里条件很艰苦，风沙大，冬天特别冷。我听到这些，心里没有丝毫同情，反而有一种恶意的快感：活该，谁让你处处跟我作对。

他走的前一晚，家里为他践行。母亲做了一大桌子菜，都是他喜欢吃的。红烧肉、糖醋鱼、地三鲜……那是我家最丰盛的一顿饭。饭桌上，贺叔叔喝了点酒，话变得多了起来。他拉着贺峥嵘的手，一遍遍地嘱咐：“到了部队，要听领导的话，要能吃苦，要跟战友搞好关系，别像在家里一样，总是一副臭脾气……要好好干，给家里争光……”说着说着，这个坚强的男人，眼眶也红了。

母亲在一旁，不停地给贺峥嵘夹菜，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滴滴掉进碗里。“峥嵘啊，到了那边，要记得按时吃饭，天冷了要多穿衣服，别冻着……记得给家里写信，报个平安……”

贺峥嵘一直低着头，默默地扒着饭，一言不发。但我看到，他的肩膀在微微地颤抖。

而我，自始至终，都像一个冷漠的看客。我吃着我的饭，心里想着明天他走了之后，我该如何重新布置“我”的房间。我甚至故意说了一句风凉话：“部队管得严，可没有荷包蛋给你抢了。”

话一出口，饭桌上的气氛瞬间凝固了。贺叔叔的脸沉了下来，母亲震惊地看着我，眼神里满是失望和伤心。

贺峥嵘猛地抬起头，眼睛通红，像一头被彻底激怒的狮子。他死死地瞪着我，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攥紧的拳头骨节发白。我毫不畏惧地与他对视，心里充满了报复的快感。

就在我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掀桌子或者冲过来揍我一顿的时候，他却突然松开了拳头，扯了扯嘴角，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他什么也没说，站起身，走回了那个挂着帘子的、属于他的小角落。

那一夜，我睡得格外香甜。我梦见他走了，我把房间重新布置成了我喜欢的样子，阳光洒满我的书桌，一切都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街道办事处和武装部的人敲锣打鼓地来接新兵。家门口围满了街坊四邻，贺峥嵘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显得格外精神，但也有些不真实。

母亲和贺叔叔跟在他身边，反复叮嘱着。母亲的眼睛已经哭得红肿，贺叔叔则强忍着泪水，用力地拍着儿子的肩膀。贺峥嵘一直低着头，不敢看他们的眼睛。

我站在人群的最后面，远远地看着，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有解脱，有快意，但隐隐约约，似乎还有点别的什么，被我刻意忽略了。

新兵们要上卡车了。贺峥嵘最后跟母亲和贺叔叔拥抱了一下。然后，他转过身，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朝着我的方向走来。

我心里一紧，以为他要当众报复我昨晚的挑衅。我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摆出了防御的姿态。

他走到我面前，周围的嘈杂声仿佛瞬间都消失了。他还是那副硬邦邦的表情，眼神却异常地深邃。我们对视了几秒钟，那几秒钟，漫长得像一个世纪。

就在我以为他要说什么或者做什么的时候，他却只是与我擦肩而过。在擦肩的那一瞬间，他的胳膊似乎有意无意地撞了我一下，一个硬硬的东西，被迅速地塞进了我上衣的口袋里。

我愣住了。

他没有回头，径直走上了卡车。卡车缓缓开动，他站在车上，像所有的新兵一样，向着送行的人群用力地挥手。在车子转弯，即将消失在街角的那一刻，他突然朝着我的方向，深深地看了一眼。

那一眼里，没有了往日的敌意和挑衅，只有一种我完全看不懂的复杂情绪。然后，他敬了一个还不太标准的军礼。

我不知道那个军礼是敬给谁的，是敬给父母，还是敬给所有送行的人。但那一刻，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

车子开走了，人群渐渐散去。母亲和贺叔叔还站在原地，望着街角，泣不成声。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口袋里那个硬邦邦的东西，硌得我有些生疼。

我机械地把手伸进口袋，掏出来的，是一个用手帕包裹着的小方块。我认得那个手帕，就是那次他打跑小混混后扔给我的那块，洗得发白，带着淡淡的肥皂香。

我的手指有些颤抖，一层层地打开手帕。里面不是我想象中的石头或者别的什么报复我的东西，而是一沓钱，叠得整整齐齐。

是崭新和陈旧混杂在一起的纸币，有一块的，有两块的，有五块的，最大的一张，是十块的“大团结”。在钱的下面，还压着一张折叠起来的纸条。

我展开纸条，上面是贺峥嵘那笔狗啃一样难看的字，歪歪扭扭，却一笔一划，写得格外用力：

“楚云舒，我走了。这些钱，是我攒的。本来想给自己买个录音机，现在用不上了，都给你。你脑子比我好，别浪费了，多买点复习资料，考个好大学。以后我不在家，爸和盛阿姨，就交给你了。别再惹他们生气了。还有，那个荷包蛋……是我不对。”

落款是三个字：贺峥嵘。

那一瞬间，时间仿佛静止了。我捏着那张薄薄的纸条，和我手里那沓沉甸甸的钱，感觉它们有千斤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数了数，一共是五十八块六毛。

五十八块六毛！在那个猪肉才两块钱一斤，我妈一个月工资才一百出头的年代，这笔钱，简直是一笔巨款！我无法想象，他是怎么攒下这笔钱的。是靠他平时省下的早饭钱？还是他暑假去工地搬砖挣的辛苦钱？我只知道，他想买一台录音机想了很久了，那是他最大的梦想。

可现在，他把他的梦想，连同他所有的积蓄，都塞给了我——这个他最讨厌的“仇人”。

“爸和盛阿姨，就交给你了……” “别再惹他们生气了……” “那个荷包蛋……是我不对……”

他的话，像一把把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烙在我的心上。

我一直以为，他是个蛮不讲理的入侵者，是个只会用拳头解决问题的野蛮人。我恨他，怨他，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去排斥他。我从来没有想过，在他那副冷硬的外壳下，也藏着一颗敏感而柔软的心。

我想起了他刚来那天，被贺叔叔训斥后，默默搬到阴暗角落的背影。 我想起了他吃掉我的荷包蛋后，被全家人指责时，吼出的那句“我妈没了”。 我想起了他打跑混混后，扔给我手帕时，那笨拙的关心。 我想起了他昨晚在饭桌上，被我一句话刺痛后，那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原来，他不是蛮横，他只是用一身的尖刺，来保护自己那颗同样破碎和不安的心。他和我一样，也是一个失去了母亲（他失去了亲生母亲，我认为自己失去了母亲全部的爱）的可怜虫。我们本该是这个世界上最能理解彼此的人，可我却用最幼稚、最残忍的方式，将他推得越来越远。

而他，这个被我视为“仇人”的哥哥，却在临走前，把他最宝贵的东西，连同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我。

“哇——”的一声，我再也忍不住，蹲在马路边上，放声大哭。

那是我长这么大，哭得最伤心，也最羞愧的一次。我为自己的狭隘、自私和刻薄，感到无地自容。我哭的，是那个我从未真正了解过的哥哥；我哭的，是那段被我亲手毁掉的、本可以很温暖的兄弟情谊。

我多想冲到火车站，告诉他，钱我不要，我只想要回我的哥哥。我多想告诉他，对不起，以前都是我不好。

可是，卡车已经开远了，带着我的悔恨和歉意，奔向了遥远的远方。

从那天起，我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

我把那五十八块六毛钱，小心翼翼地收好，一分都没舍得动。我只是把那张纸条，夹在了我的课本里，每天都能看到。

我不再跟母亲和贺叔叔闹别扭了。我开始学着关心他们。贺叔叔下班回来，我会给他递上一杯热茶。母亲累了，我会主动帮她捶背。家里买了什么好吃的，我会第一时间想到，要给他们留一份。

贺峥嵘不在家，我成了家里唯一的“男子汉”。换煤气罐、扛大米，这些以前我觉得是天塌下来了的重活，我都抢着干。虽然每次都累得气喘吁吁，但心里却格外踏实。因为贺峥嵘在信上说，“爸和盛阿姨，就交给你了”。这是哥哥对我的托付。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我用自己积攒的零花钱，买了一本又一本的复习资料。每当学习累了，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拿出那张纸条看一看。那歪歪扭扭的字迹，仿佛有一种魔力，总能让我重新充满力量。我要考上好大学，我不能辜负他。

我开始给他写信。第一封信，我写了很久，改了又改，信纸都被我的眼泪浸湿了。我向他道了歉，感谢他留下的钱，告诉他家里一切都好，让他放心。

很快，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信封是部队专用的，信纸很薄。他的字还是那么难看，信也很短，只有寥寥几句话：

“家里有你，我放心。钱给你就是你的，让你买书就买书。我在部队很好，每天训练，很充实。勿念。”

没有一句责备，没有一句客套，就像他的人一样，简单，直接。

从此，我们开始了漫长的书信往来。我跟他分享我的学习生活，学校里的趣事，偶尔也会抱怨几句考试的压力。他则会告诉我部队的生活，边疆的风光，训练的艰苦，还有战友之间的情谊。

他的信，总是很短，报喜不报忧。但从字里行间，我能感受到他的成长和变化。那个曾经冲动易怒的少年，正在被军营这所大学校，淬炼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通过书信，我重新认识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贺峥嵘。他会在信里夹上一朵在戈壁滩上采摘的风干小花，告诉我这是“军中玫瑰”；他会把部队发的津贴省下来，给我们寄一些当地的特产；他会在得知我考试取得好成绩时，在信的末尾，画一个幼稚的、大大的笑脸。

我这才知道，原来他不是不善言辞，他只是把所有的温柔，都藏在了心底最深处。

高三那年，我学习特别紧张。有一次模拟考没考好，我心情很差，在信里跟他发了一通牢骚。

没过多久，我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本厚厚的笔记本。打开一看，我愣住了。

笔记本里，贴满了各种各样剪下来的文章。有的是《人民日报》上的励志故事，有的是《战友报》上的英雄事迹，还有的是一些他从书上抄下来的名人名言。每一篇剪报的旁边，都有他用红笔划出的重点，和用他那难看的字写下的歪歪扭扭的批注：“你看这个兵，比你苦多了吧？”“坚持就是胜利！”“考不上清华北大，考个普通大学也行，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最后一页，是他的一封信。

“云舒，看到你因为考试不顺心就灰心丧气，哥有点生气。你忘了咱们边疆的胡杨了吗？活着一千年不死，死后一千年不倒，倒后一千年不朽。人也得有这种精神。一次考试算个啥？爬起来继续干！你要是考不上大学，都对不起我给你留的那笔‘巨款’。别忘了，你是我贺峥嵘的弟弟，不能当怂包！”

我捧着那本沉甸甸的笔记本，眼泪再一次模糊了双眼。我仿佛能看到，在遥远的边疆，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的哥哥，那个不善言辞的男人，是如何一字一句地抄写，一刀一剪地粘贴，把他的关心和鼓励，笨拙却又无比真诚地，打包寄给了几千公里外的我。

那一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们全家都沸腾了。母亲和贺叔叔激动得又哭又笑。我第一时间，给贺峥嵘拍了一封电报，上面只有七个字：

“哥，我考上大学了！”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省城工作，成了一名工程师。我把母亲和贺叔叔也接到了身边，我们买了一套大房子，日子越过越好。

而贺峥嵘，一直在部队。他因为表现出色，提了干，后来又考上了军校，成了一名受人尊敬的军官。他把人生最宝贵的青春，都献给了祖国的边防线。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但那根用书信和电话线维系的兄弟情谊，却从未断过。

有一年春节，他难得休假回家。他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肩膀上扛着闪闪发光的肩章，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愣头青的模样。他变得更加沉稳、坚毅，眉宇间充满了军人的果敢和自信。

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热气腾腾的年夜饭。母亲和贺叔叔看着我们兄弟俩，眼里满是欣慰的笑意。

酒过三巡，我端起酒杯，敬他：“哥，这么多年，我一直想跟你说声谢谢。要不是你当年那五十八块六毛钱，没有今天的我。”

他笑了，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笑容像戈壁滩上的阳光一样灿烂。“一家人，说这些干什么。再说了，那钱你早就还我了。”

“我什么时候还了？”我一愣。

他指了指我，又指了指父母，说：“你让爸妈过上了好日子，你让自己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你比我这个当兵的，给这个家争的光要多得多。你用你的出息，早就把那点钱，千倍百倍地还给我了。”

他又给我倒上一杯酒，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云舒，其实该说谢谢的人是我。当年，是我不懂事，脾气又臭又硬，没少让你受委屈。是你和盛阿姨，让我有了一个完整的家。是你，让我懂得了什么是责任。”

我们兄弟俩相视一笑，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所有的往事，所有的误会和隔阂，都在这一杯酒中，烟消云散。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聊起当年的“荷包蛋事件”，我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我对他说：“哥，你知道吗？有那么好几年，我最恨的人就是你，我觉得你抢走了我的一切。”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叹了口气：“我知道。那时候，我也挺恨你的。我觉得你娇气、自私，觉得盛阿姨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你。我们都像两只浑身长满刺的刺猬，拼命地想保护自己，却不知道怎么去拥抱对方。”

是啊，两个同样在原生家庭里受过伤的孩子，用最笨拙的方式，互相试探，互相伤害，却在命运的安排下，最终成为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那身军装，那份托付，那笔巨款，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兄弟之间心门上的那把锁。

如今，我们都已年过半百，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回首往事，我常常在想，如果当初没有母亲的再婚，如果我的生命中没有出现贺峥嵘这个“入侵者”，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也许，我依然会是那个在母亲羽翼下，敏感而自私的少年，永远学不会什么是担当，什么是感恩。

是他，用一种近乎野蛮的方式，闯入了我的世界，又用一种最深沉的温柔，教会了我成长。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的生命中，是否也曾有过这样一个让你起初“恨之入骨”，最后却让你“感恩戴德”的人呢？那个看似抢走了你什么东西的人，会不会，其实是上天派来，给你送来更珍贵礼物的天使？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

来源：杨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