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黃賓虹先生留下了許多畫，紙上沒有他的名字。人走了，他的妻子宋若嬰女士，拿起一方方印，鄭重地、仔細地，鈐蓋在這些畫上。這些畫，最終都歸於浙江博物館收藏。沒有署名的畫，我們面對時，一眼望去，便認得是黃賓虹的手筆。畫中瀰漫的氣息，筆墨行走的軌跡，線條與墨色交織的語言

文/王唯行

圖/黃賓虹

黃賓虹先生留下了許多畫，紙上沒有他的名字。人走了，他的妻子宋若嬰女士，拿起一方方印，鄭重地、仔細地，鈐蓋在這些畫上。這些畫，最終都歸於浙江博物館收藏。沒有署名的畫，我們面對時，一眼望去，便認得是黃賓虹的手筆。畫中瀰漫的氣息，筆墨行走的軌跡，線條與墨色交織的語言，明明白白映照出他的精神。那精神就在紙墨間呼吸，無法遮蔽。

為何不落款？在黃賓虹先生看來，這些紙稿，不過是每日的功課，是心手相應的練習。如同農人鋤地，匠人斫木，是再平常不過的勞作。算不得鄭重其事的創作，沒有那份刻意的「作品」心。閒暇時提筆，隨心意游走，塗抹點染，興盡則止。鄭重其事地簽上名號，題上時間地點，在他看來，實在沒有必要，反顯得刻意了。正是這份平常心，使得這些日課筆墨，流淌出難得的輕鬆自在。心無罣礙，筆便自由。墨在紙上滲透、暈化、疊加、衝撞，生出許多意料之外的效果。濃淡乾濕焦，五色交融，韻味格外深長。那是筆墨在無拘束狀態下自然生發的意趣，是專注探索時偶然拾得的珍寶。

然而，無論執筆時如何放鬆，如何忘卻「創作」之名，個人的精神面貌，那獨特的性情、學養、審美追求，早已化入骨髓，融於血脈。它隨著每一次提按、每一次轉折、每一處留白、每一片墨暈，悄無聲息地浸潤在紙素之上。這氣息濃重而獨特，是作者生命狀態的直接映射，是任何外在形式都無法改變的內在真實。刻意求之未必得，無意為之卻自然流露。這便引出一個根本的疑問：既然個人的精神氣息已如此鮮明地烙印在畫面之中，成為辨識的核心，那麼，額外再簽上一個名字，題上幾行字，其意義究竟何在？豈不是像給已然生動的飛鳥添上畫出的翅膀，給游魚加上描摹的鱗片——多此一舉嗎？

回望歷史深處。唐宋古畫，那些懸掛千年的山水、人物、花鳥，多少出自名家巨匠？可仔細看去，畫面上常常是寂靜的。沒有名款，沒有印章，甚至沒有只言片語。范寬的《溪山行旅圖》，磅礡之氣撲面而來，署名卻深藏於樹隙；李唐的《萬壑松風圖》，松濤如在耳畔，名款也僅隱於石上。那時的畫，似乎更純粹地作為「畫」本身存在。畫家的精神，全然地寄託於丘壑林木、筆情墨趣之間，無需借助畫外的文字符號來宣示存在。畫即是「我」，「我」已在畫中。

直到後來，文人畫興起，風氣漸變。文人士大夫執筆作畫，詩、書、畫、印漸漸合流，成為畫面不可分割的整體。題跋詩文抒發性情，書法線條彰顯功力，朱紅印章點醒精神。這四者的結合，固然豐富了畫面的內涵與形式美感，構築了獨特的東方審美範式。然而，細細思量，這詩、書、印的加入，尤其是那表明作者身份的落款與印章，其核心功能，與繪畫作為視覺藝術本身所要傳達的意境、美感、精神，其本質關聯又有多深呢？它似乎更多了一層畫外之意，一種社會性的標識。

那麼，落款簽名的用意，究竟為何？思來想去，核心恐怕在於「權屬」。在於一種明確無誤的歸屬宣示。畢竟，世間眾人，能真正辨識筆墨精微、氣息高下的，終究是少數。大多數人面對一幅畫，目光所及，形象是否悅目，題材是否熟悉。至於那筆墨間流淌的獨特精神氣質，那決定作品真偽與藝術高度的核心要素，常人難以洞察，更無從精確分辨其歸屬。一幅沒有署名的傑作，在流傳過程中，在市場的運轉里，極易被混淆，被張冠李戴，甚至被質疑其真實性。其藝術價值與市場價值，便可能因此蒙塵，甚至被徹底扭曲。為了在廣泛的社會傳播和商業運作中，建立清晰無誤的作者標識，防止混淆，保障作品及其所承載價值的真實性與歸屬權，落款簽名，便成為一種必需的技術性手段。它像一張清晰的標籤，貼在無形的精神氣息之外。

於是，我們理解了宋若嬰女士的舉動。她深知丈夫一生淡泊，視這些日課為平常，無意於署名。但她更明白，這些浸潤著黃賓虹畢生心血與獨特精神的筆墨，其價值遠非尋常「習作」可比。要讓世人認識它、珍視它、正確地歸屬它，讓其在歷史的長河中不被湮沒、不被誤讀，那方小小的、鮮紅的印章，便成了不可或缺的憑證。它像一把鑰匙，為世人開啓了通往畫中精神世界的大門，也牢牢鎖定了這精神世界的創造者之名。她在那些無名的畫作上，鈐下「黃賓虹」的印記，並非違背丈夫的初衷去刻意「創作化」，而是以一種最樸素的方式，承擔起守護與傳遞的責任，確保那些自由的筆墨、那無法偽造的氣息，最終能以其真正主人的名義，被後世看見、銘記並傳承。印章落下，無聲，卻清晰地指明了氣息的源頭。這是對無名的精神痕跡，一種必要的世俗確認。

来源：王唯行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