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宋春雷，1972年生于东北一个靠近鸭绿江的小县城。那时候，家家户户都用煤炉子取暖，冬天的窗户上总结着厚厚的冰花。

错过的季节

＂宋春雷，你还记得咱们的樱花树吗？＂

我放下手中的搪瓷茶杯，抬头望见一双熟悉的眼睛。二十五年了，那双眼睛仍能让我心头一颤。

我叫宋春雷，1972年生于东北一个靠近鸭绿江的小县城。那时候，家家户户都用煤炉子取暖，冬天的窗户上总结着厚厚的冰花。

童年时，我家与陈小燕家只隔一条用鹅卵石铺就的小胡同。她家门前有棵不知是谁栽下的樱花树，每到春天，粉白的花朵簇拥着枝头，像是铺了一层轻纱。

我们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在那棵樱花树下写作业。她爱穿一条蓝底白花的连衣裙，两条细细的辫子垂在胸前，笑起来时眼睛弯成月牙儿，像极了电影里的林妹妹。

那时候，大人们都笑着说：＂这俩娃娃，指不定将来成一家呢。＂每当听到这话，小燕总会红着脸跑开，而我，则会偷偷地笑。

上初中那年，我们班主任李老师送了我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的故事让我热血沸腾，我暗暗发誓，长大后也要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小燕却喜欢读琼瑶的小说，常常捧着那些泛黄的书页流泪。我总笑话她：＂大老爷们儿才不会像书里写的那样肉麻。＂她就瞪我一眼：＂你懂什么！＂

1987年，我们上高中了。学校在县城中心，离家有四里路。每天清晨，我骑着父亲那辆＂永久＂牌自行车，车后座稳稳地坐着小燕。她的手轻轻扶在我腰间，即使隔着厚厚的棉袄，我也能感受到她手心的温度。

那时的日子虽然清苦，却也纯粹。录音机里放着邓丽君的《甜蜜蜜》，收音机里传来《东方红》的旋律，电视机里播放着《渴望》和《围城》。我们的青春，就在这样的背景音乐中缓缓流淌。

高二那年冬天，我和小燕一起去县电影院看了《红高粱》。走出影院时，她的眼睛还红红的。漫天的雪花中，我第一次握住了她的手。

＂小燕，等我们毕业了，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我说这话时，心跳得厉害。

她没有回答，只是把手握得更紧了。

1990年的春天，高考前夕，我和小燕坐在那棵樱花树下，手指勾着手指，许下诺言：＂考上同一所大学，毕业就结婚。＂那时的誓言像樱花一样轻盈美好，却不知道命运早已写好了不同的剧本。

高考结束后，我们都以为自己发挥得不错。她想学中文，我想学物理。填报志愿时，我们把同一所省城大学分别填在了第一志愿的位置上。

＂咱俩肯定能考上，＂我信心满满地说，＂到时候我去女生宿舍楼下等你，冬天带热水袋，夏天带冰棍。＂

她笑着打我：＂净贫嘴！＂

然而，高考成绩出来后，我差了两分没考上省城的大学，只能上了本地师专。小燕的分数比我高，完全可以去省城，但她犹豫了。

＂要不我也留下来？＂她问我。

＂傻丫头，＂我故作洒脱，＂你得为自己的前程考虑。再说了，咱们又不是见不着了。＂

没想到开学前夕，传来噩耗。小燕的父亲突发脑溢血，被送进了县医院。治疗费用如天文数字般庞大，家里砸锅卖铁也不够。

陈叔叔住院的第三天，县化肥厂杨厂长带着他儿子杨国强来了。他们带来了一万块钱，那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我至今记得那天下午，当我匆匆赶到医院时，看见小燕妈妈红肿的眼睛：＂小燕没考上，她嫁给了县化肥厂杨厂长的儿子。＂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被人从高处推下，落入冰冷的深渊。胸口像是压了一块巨石，喘不过气来。

＂她人呢？＂我声音嘶哑地问。

＂回家收拾东西了，明天就去杨家。＂阿姨的声音里满是无奈。

我冲到小燕家，推开门，看见她正跪在地上整理行李。听见动静，她抬起头，眼睛哭得肿成了桃子。

＂春雷，对不起...＂她声音轻得像片羽毛。

＂不行！＂我大声喊道，＂我去借钱，我去打工，我去...＂

＂没用的，＂她打断我，＂杨家说了，只有我嫁过去，钱才不用还。＂

＂那我等你，＂我蹲下身，抓住她的手，＂等你爸爸病好了，等杨家不再纠缠了，我等你回来。＂

她摇摇头，泪如雨下：＂别等了，我们错过了。＂

那天晚上，我在樱花树下坐了整整一夜。天亮时，树上落下的花瓣铺满了我的肩头和膝盖。

师专的四年，我像行尸走肉一般度过。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县里一所初中教物理。教书的日子虽然清贫，却也充实。看着学生们一个个成长，我仿佛看到了自己未完成的梦想。

我不知道小燕过得怎么样，县城不大，却始终没有遇见她。据说杨国强在厂里当了科长，他们住在化肥厂的家属楼里，有暖气，有自来水，条件比一般家庭好多了。

1994年，我经同学介绍认识了刘慧梅，她是师专中文系的，比我小两届。慧梅长相平平，却心地善良，说话做事都透着一股子踏实劲儿。

经过半年的相处，我们决定结婚。婚礼很简单，就在学校食堂办了十桌酒席。我没有邀请小燕，她也没有来。但我知道，她一定听说了这个消息。

结婚那天晚上，慧梅问我：＂你心里有别人吗？＂

我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没有，只有你。＂

她似乎松了一口气：＂那就好。我会好好对你的，春雷。＂

我握住她的手，心里却想着：对不起，慧梅，我撒谎了。

九十年代中期，下岗潮席卷全国，我们学校也没能幸免。一天下午，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面色灰白地宣布：＂学校经费困难，部分教师需要转岗或自谋出路。＂

我拿着一纸解聘书，回到家中，桌上是慧梅准备的饺子，已经冷了。她正坐在床边，一针一线地缝补着我的衬衫。

＂我下岗了。＂我直截了当地说。

慧梅放下手中的活计，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咱们去北京吧，我表哥在那开小餐馆，说缺人手。＂

慧梅是个实在人，从不哭哭啼啼，也不抱怨命运不公。有她在身边，我心里踏实了许多。

1996年初，我和慧梅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了北京。火车站人头攒动，到处是拖着大包小包的打工者。我们像无根的浮萍，被卷入这座陌生的大城市。

北京的日子并不好过。我和慧梅在西直门附近租了间十几平米的小屋，里面只有一张床、一个衣柜和一张桌子。冬天北风呼啸，屋里冷得能看见自己呼出的白气；夏天闷热潮湿，蚊子像是嗅到了新鲜的血液，成群结队地来＂光顾＂。

我在慧梅表哥的小餐馆当帮厨，每天起早贪黑，切菜洗碗，双手常年泡在水里，冬天冻得裂口子。慧梅在附近一家服装店当售货员，每天站十多个小时，晚上回来脚肿得像馒头。

两年后，慧梅怀孕了。为了多攒些钱，我白天在餐馆干活，晚上去附近的建筑工地搬砖。每天累得像条死狗，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但想到即将出生的孩子，心里又涌起一股力量。

1999年春天，我女儿慧雯出生了。她皮肤白嫩，眼睛大大的，像极了慧梅。看着她粉嘟嘟的小脸，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和责任感。

女儿满月那天，我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信中说，陈叔叔去世了，小燕和杨国强闹离婚，杨家不依不饶，最后以不准她见儿子为条件，才同意了离婚。

读完信，我心里五味杂陈。曾经那个爱笑的小燕，如今也尝尽了生活的苦涩。我想给她写封信，却不知道从何说起。最终，我什么也没做。

日子在平淡中一天天过去。每月寄回家的汇款单上，总有我对父母的思念和愧疚。信封里，我从不提小燕，却总会问问那棵樱花树长得怎么样了。

2002年，我和慧梅攒够了钱，在西直门开了一家小面馆。生意虽然不大，但也能养活一家人。慧雯上了幼儿园，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很得老师喜欢。

我们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每当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小燕的笑脸和那棵樱花树。这些年，她过得好吗？她是否也会想起我们曾经的约定？

2015年的一天，北京地铁5号线上人潮汹涌。我挤在人群中，突然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声音熟悉得让我心跳加速。

转头一看，是她，陈小燕。

岁月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太多痕迹，只是眼角多了几道细纹，更显得温婉。她穿着一件米色风衣，头发利落地盘在脑后，整个人散发着一种成熟的气质。

＂真的是你啊，春雷。＂她笑着说，眼里闪烁着惊喜。

＂小燕...＂我一时语塞，不知该说什么。

地铁到站了，人群涌动。我们被人流推着下了车。

＂你在北京工作？＂我问。

她点点头，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某大型企业的人力资源总监。看着那张烫金的名片，我突然感到一丝自卑。而我，四十多岁的人了，不过是西直门一家小面馆的老板。

＂你结婚了吗？＂她问。

＂嗯，老婆叫刘慧梅，有个女儿，今年上初三。＂我说着，掏出钱包，给她看慧雯的照片。

＂真漂亮，＂她由衷地赞叹，＂像她妈妈。＂

＂你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离婚多年了，带着儿子。＂她语气平淡，似乎早已释怀。

＂你女儿上初三是吧？我儿子今年也上高中了，刚从老家转到北京，在北大附中。＂她话锋一转。

＂嗯，慧雯也在那个学校。＂我突然明白了什么，＂你是为了儿子才来北京的？＂

她点点头：＂杨家那孩子不是我的，我跟他爹早离了。我儿子叫陈明，随我姓。这些年一个人带着儿子，不容易。去年他考得特别好，省重点第一名，但老家教育资源有限，所以我申请了总部调动，带他来北京上学。＂

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约好改天一起吃饭。回家的路上，我心情复杂，既为再次见到小燕而高兴，又为我们各自的生活轨迹感到唏嘘。

一周后，在西直门的一家老茶馆，我和小燕坐下来，好好地聊了一次。茶馆很有年代感，木质的桌椅，墙上挂着京剧脸谱，角落里放着一台老式留声机。

＂还记得我们坐在樱花树下许的愿吗？＂她先开口了。

我点点头：＂记得，我说考上同一所大学，毕业就结婚。＂

＂那时真傻，＂她笑了，眼里却有泪光，＂以为爱情能战胜一切。＂

她讲述了那年的变故。父亲生病时，杨家借了钱，后来以此为要挟。她被迫放弃大学，嫁给了那个从未爱过的人。

＂杨国强其实人不坏，就是...＂她顿了顿，＂太听他父母的话，把我当成了生育工具。生下儿子后，他们要我再生一个，我不愿意，就天天被婆婆数落。＂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离开？＂我问。

＂哪有那么容易，＂她苦笑道，＂我没工作，没收入，能去哪？后来我偷偷参加了自考，拿到了大专文凭，找了份工作。攒了三年钱，才敢提离婚。＂

＂杨家同意了？＂

＂哪会那么容易。他们威胁说，离婚可以，但儿子必须留在杨家，而且我不能再见他。＂说到这里，她声音哽咽，＂我舍不得孩子，就一直拖着。直到我爸去世那年，我妈跟我说：＇女儿，别委屈自己了，趁早离开吧。＇我才下定决心。＂

＂那你儿子呢？＂

＂我给杨家写了封信，说我要是见不到儿子，就去死在他们家门口。＂她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坚毅，＂他们怕惹事，就答应我可以周末见儿子。后来我工作做得好，调到了省城，就把儿子也接过去读书了。＂

听着她的经历，我心疼不已，却又敬佩她的勇气和坚韧。

＂我每天都在想，如果当初我们能一起考上大学，一切会不会不一样。＂她的眼里泛着泪光。

＂可能会不一样，也可能还是一样，＂我轻声说，＂谁又能知道呢？＂

沉默了一会儿，我问她：＂你恨我吗？当年我没有坚持，没有等你。＂

她摇摇头：＂不恨。我们都是普通人，都有自己的软弱和无奈。如果怪你，那我也该怪我自己。＂

从茶馆出来，外面下起了小雨。我们共撑一把伞，走在北京的街头。雨水打湿了地面，映照出路灯斑驳的光影。

＂你面馆在哪？改天带儿子去尝尝。＂她问。

＂就在西直门地铁口旁边，叫＇春天面馆＇。＂

＂好名字，＂她笑了，＂充满希望。＂

后来，我们两家成了忘年交。我家慧雯和她儿子小陈成了同学，一个学文，一个学理，常常互相请教功课。看着他们在一起讨论物理难题、准备艺术节目，我和小燕相视一笑，仿佛看到了二十五年前的自己。

慧梅也知道了小燕的存在，但她从不过问我们的过去。有一次，她对我说：＂人这辈子能交到真心朋友不容易，更何况是儿时的伙伴。＂她的宽容和理解，让我更加珍视这段婚姻。

去年冬天，我父亲病重，我和慧梅带着慧雯回了趟老家。小燕知道后，也带着儿子回去探望。那天，我们几个人站在樱花树下，树已经很老了，但每年春天依然会开花。

＂二十多年了，它还记得我们。＂小燕轻声说。

＂树没有记忆，但我们有。＂我回答。

昨天，老家来信说那棵樱花树开了很盛的花。我把这消息告诉小燕时，她笑了：＂春雷，人生就像那樱花，有花期也有落期，重要的是，我们都活在当下。＂

是啊，我们都活在当下。虽然错过了彼此的青春，但命运给了我们另一种相遇的方式。小燕如今是企业高管，我只是个小面馆老板，但我们的友谊跨越了时间和身份的鸿沟。

前几天，慧雯告诉我，她被北京大学录取了。小陈也考上了清华。我和小燕、慧梅一起吃了顿饭，庆祝孩子们的成就。

席间，小燕举杯对我说：＂春雷，你还记得我们当年的约定吗？虽然我们没能一起上大学，但我们的孩子做到了。他们会比我们活得更好、更自由。＂

我点点头，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这或许就是生活的馈赠——不完美，却依然值得珍惜。

望着窗外的夜色，我想起老家那棵樱花树。它见证了我们的青涩、分离和重逢，也将见证我们余生的故事。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能守住一份纯真的情谊，已是难得的幸运。

即便我们错过了最好的季节，但只要心中还有爱，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

来源：杏花微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