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邕（678—747年），字泰和，唐代书法巨擘，官至北海太守，世称“李北海”。其书法以行书见长，上承魏晋风骨，下启宋元新风，在书法史上独树一帜，形成了独特的“北海体”谱系。李北海以行书见长，其书风雄健豪迈，被誉为“右军（王羲之）如龙，北海（李邕）如象”。《福清

李邕（678—747年），字泰和，唐代书法巨擘，官至北海太守，世称“李北海”。其书法以行书见长，上承魏晋风骨，下启宋元新风，在书法史上独树一帜，形成了独特的“北海体”谱系。李北海以行书见长，其书风雄健豪迈，被誉为“右军（王羲之）如龙，北海（李邕）如象”。《福清帖·题牡丹十二首》原作已佚，现存为后世摹刻拓本。
《题牡丹十二首》书于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帖末明确落款“大唐开元十九年八月廿日建”。

内容以十二首牡丹诗为核心。牡丹为唐代文人咏物的重要题材，诗作既富宫廷富贵气象，亦含隐逸雅意，反映盛唐文化多元性。借牡丹“国色天香”之喻，或寄托对盛唐气象的赞颂，或暗含文人雅趣。组诗作者未明，可能为李邕自咏，亦可能为书写他人诗作，尚存争议。

《福清帖·题牡丹十二首》是典型的李邕行书风貌，结体开张险峻，笔力遒劲，融合王羲之韵致与北碑雄浑之气。字势欹侧跌宕，章法疏密有致，被誉为“李邕行书典范之作”。

该帖的摹刻与流传：
一是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首度由“戏鱼堂”摹勒上石，标志其进入刻帖传承体系。
二是东传日本。明代摹本于1675年（日本延宝三年）由五郎兵卫板行摹刻，后藏于早稻田大学。
三是清光绪年间章盛馆重刻，进一步推动其在东亚的传播。
现存多为宋、明、清及日本江户至明治时期的摹刻拓本，真迹无存。作为唐代行书代表作，对宋元以降行书发展影响深远，成为研究唐代文学、书法及牡丹文化的重要载体。
李邕《福清帖·题牡丹十二首》以雄健书风与牡丹诗意相映生辉，虽真迹湮没，但历代摹刻使其艺术精神得以延续。其跨文化传播（尤在日本）更凸显了唐代书法与诗歌的深远影响力，是中华文化遗产的珍贵缩影。

李北海的书法作品“跨代传灯，东亚流芳”，在唐代，直接影响徐浩、颜真卿等，颜体楷书的雄浑之气可见李邕遗韵。在宋代，苏轼赞其“气势如虹”，米芾称“北海如象”，黄庭坚、赵孟頫均从其书中汲取养分。在元代：赵孟頫推崇李邕“右军之后，一人而已”，其行书《胆巴碑》中可见李邕笔意。在明清至近代，碑学复兴，李邕融合碑帖的实践被重新重视，何绍基、康有为等皆奉其为“碑帖融合先驱”， 康有为评：“唐人能学右军者，唯李北海一人。”

同时，李邕书风经遣唐使传入日本，影响空海、嵯峨天皇等书家，江户时代摹刻《福清帖》更推动其成为日本书道经典范本。

李邕书法谱系的核心价值在于：
1. 打破碑帖界限：以行书入碑，弥合南北书风，为后世碑帖融合提供范式。
2. 个性与法度并重：既守晋唐法度，又张扬个性，成为“尚意”书风的先导。
3. 跨文化传播：其作品东传日韩，成为中华书法影响东亚艺术的重要纽带。

代表作品举要
《李思训碑》（《云麾将军碑》）：行楷巅峰，笔力遒劲，结体奇崛。
《麓山寺碑》：雄浑苍茫，被誉为“李书中第一”。
《法华寺碑》《福清帖》：展现行书流动之美与诗文意境的完美结合。

来源：我愛歐體書法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