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和王建国是在街道办组织的青年联谊会上认识的，那天我穿着单位发的蓝底碎花连衣裙，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

＂你真打算这么干？＂妹妹眨着眼睛，声音压得极低。

我抬头确认母亲不在附近，才慢慢点了头。

那是1992年初夏，一场关于爱情与尊严的博弈在我们家的四合院里悄然展开。

彼时，我已经和王建国相恋两年，谈婚论嫁的事也提上了日程。

我和王建国是在街道办组织的青年联谊会上认识的，那天我穿着单位发的蓝底碎花连衣裙，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

他在北方机械厂上班，是车间里的钳工，工友们都说他手艺好，能把一块废铁加工得棱角分明。

为人朴实，却总有些拘谨，像是担心自己说错什么、做错什么似的。

我叫李秀兰，在双丰社区服装厂做缝纫工，整日与缝纫机、剪刀、线卷为伴，手上的针茧厚得能划火柴。

那时候社区工厂不比国营企业，工资低，待遇差，但离家近，能照顾老人。

我爹是老军人，在我十六岁那年因病去世，留下我娘和我妹妹李秀芳相依为命。

自从爹走后，我们家的四合院显得冷清了许多，墙角的那棵石榴树也不知为何，很少结果了。

我娘陈桂芝是个要强的人，丈夫走后硬是咬牙把我们姐妹俩拉扯大，练就了一副刚强性子。

院子里的邻居都说，陈桂芝这个人，宁可饿死不愿讨饭，就是这么个硬骨头。

王建国第一次上门，是个周末，院子里飘着我娘腌制的酱大蒜的香味。

他给我娘带了两条红塔山和一盒阿诗玛点心，那是当时颇为体面的礼物了。

我娘坐在八仙桌旁，一边啜饮着茶水，一边用眼角的余光打量他穿的那件褪了色的确良衬衫和洗得发白的西裤。

我站在一旁，紧张得手指都不知道往哪放，生怕我娘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

临走时，他规规矩矩地喊了声＂阿姨好＂，我娘只是＂嗯＂了一声，嘴角连个笑都没挤出来。

＂那小伙子太老实了，看着没出息。＂晚上，我娘坐在我床边说，昏黄的灯光下，她脸上的皱纹显得格外深刻。

＂秀兰啊，你年纪也不小了，找个有本事的，别像你妈，守着个老实人，到头来还得自己扛。＂

＂妈，他人挺好的，勤快，肯干。＂我低声为王建国辩解，心里却忐忑不安。

＂勤快有什么用？勤快能当饭吃啊？＂我娘不屑地撇撇嘴，＂现在改革开放了，有能耐的人都下海经商去了，像你王叔叔家的儿子，这才几年，都开上摩托车了。＂

我低头不语，手指无意识地绞着床单的褶皱。

我知道我娘心里的苦，这些年为了养家，她端过盘子，扫过马路，做过保姆，就是不肯低头找亲戚借钱。

隔壁老刘家闺女嫁给了一个乡镇企业的会计，彩礼八千八，婚礼办得风风光光，宴请了六十多桌，连街道干部都来捧场。

而王建国只是个普通工人，工资不高，家里还有老人要养。

日子就这么不温不火地过着，王建国时常到我家来坐坐，每次都恭恭敬敬地跟我娘打招呼。

他会帮我修好坏掉的自行车链条，会给我家换新的门锁，甚至还会帮我娘择菜、劈柴。

久而久之，我娘对他的态度也好了一些，偶尔还会留他吃顿饭。

我以为事情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却不知变故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突然发生了。

那天，王建国带着他哥王建军来我家，说是来正式商量婚事。

王建军比王建国大五岁，是典型的北方汉子，身材魁梧，声音洪亮，说话时总爱用手势比划，像是要把空气都拨开似的。

让我意外的是，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胸前别着一枚金光闪闪的领带夹，手腕上还戴着一块日本精工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那时候，我们厂里的厂长也不过如此阵仗。

＂阿姨好！＂王建军一进门就热情地跟我娘打招呼，一口京腔纯正得仿佛是从广播里走出来的播音员。

他从挎包里拿出一盒茅台，还有一盒包装精美的进口巧克力。

＂第一次登门，没带什么像样的东西，这是我从深圳带回来的，您尝尝。＂

我娘手里捧着那盒巧克力，触电般地抖了一下，好像那不是糖果，而是什么烫手的宝贝。

＂深圳？＂我娘眼睛一亮，就像黑夜里突然看到了灯火，＂你在深圳工作啊？＂

＂是啊，我在一家合资企业做管理，前两年调去深圳了。＂王建军笑着说，整个人散发着一种城里人特有的自信和从容。

＂合资企业？那工资一定不少吧？＂我娘笑得见牙不见眼，语气里充满了期待。

＂还行吧，比国内强些。＂王建军谦虚地说，但嘴角的得意掩饰不住，＂咱们国家这几年变化真大，特区发展太快了，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是机会。＂

接下来的谈话我娘主导了全局，问东问西，从工资待遇到住房条件，从企业前景到个人规划，问得仔细。

王建军侃侃而谈，说起在深圳如何如何好，月薪几百元，还有双休日，单位还管午餐。

＂最主要是那边发展快啊，机会多。＂王建军用指节敲了敲桌面，＂我们这些年轻人要往前看。＂

＂建国这孩子手巧，在我们厂里干技术岗位准吃香。＂王建军拍了拍弟弟的肩膀，语气里满是兄长的骄傲，＂他这钳工手艺，在厂里能顶半台机床呢。＂

＂到时候安排个两室一厅的单位房，结了婚生活肯定不错。＂王建军夸下海口，＂我这个当哥的，一定把弟弟弟媳妇安排好。＂

我坐在一旁，看着我娘的眼睛越来越亮，就像是点燃了灯芯的油灯。

看王建国的眼神也逐渐变了，从之前的审视变成了赞许，甚至带上了一丝亲近。

送走兄弟俩后，我娘拉着我的手，脸上是从未有过的兴奋：＂秀兰啊，妈跟你说，这门亲事决不能错过了。＂

我惊讶地看着她：＂妈，您不是一直觉得王建国条件不好吗？＂

＂那是以前！＂我娘不耐烦地摆摆手，仿佛我在说什么傻话，＂你没听他哥说嘛，在深圳有地位，以后肯定能帮衬他。＂

＂现在形势变了，咱得重新考虑。＂我娘的眼睛闪闪发亮，像是看到了什么美好的未来。

我松了口气，心想这事终于有了着落，正想说什么，我娘又开口了：＂不过彩礼得提高。＂

＂提高？＂我愣住了，手里捏着的杯子差点掉在地上，＂您之前不是说五千就行吗？＂

＂那是看他没出息才说的。＂我娘眯起眼睛，露出了精明的神色，＂既然他哥在深圳有工作，家里条件比咱们想的好，那就得按照新情况办。＂

＂少了五万不行。＂

＂五万？＂我惊得声音都变了调，一下子站了起来，差点碰倒身后的椅子，＂妈，您这是从哪到哪啊？一下子翻了十倍！＂

＂怎么，嫌多啊？＂我娘冷笑一声，用手指点着我的鼻子，＂隔壁老刘家闺女都能要八千八，他们家条件那么好，五万不过分。＂

＂再说了，这钱也不是给我的，是给你准备的，将来你们过日子也有个保障。＂我娘义正言辞地说，但我分明看到她眼底闪过一丝算计。

＂妈，王建国家拿不出这么多钱的。＂我急得眼圈都红了，＂您这是想拆散我们啊？＂

＂少胡说八道！＂我娘瞪了我一眼，＂妈这是为你好，你现在不懂，以后就明白了。＂

我娘的逻辑我听不懂，但我知道这事没有回旋的余地。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我娘就起床梳妆打扮，换上了那件只有过年才穿的花棉袄，戴上了结婚时的金耳环，整个人焕然一新。

她托媒婆刘大妈去王家提亲，开口就是五万彩礼，还列了一大串要求：三金必不可少，家具电器一样不能少，婚事必须风风光光办。

刘大妈回来后，脸色不太好看，坐在我家的小板凳上直摇头：＂老陈啊，你这要价也太高了。＂

＂王家虽然有个在深圳的儿子，但家里条件也就一般，哪来那么多钱啊？＂刘大妈忧心忡忡地说，＂再说了，那王建国一个月才挣几百块，供个房子就够呛了。＂

＂没钱？他哥不是在深圳有工作吗？特区那边工资高得很。＂我娘不依不饶，仿佛那钱已经是她的囊中之物，＂再说了，我这闺女长得好，人又勤快，工作也稳定，值这个价。＂

＂老陈，你这就不懂行情了。＂刘大妈无奈地说，＂现在年轻人讲究自由恋爱，彩礼太高，人家小伙子可不愿意。＂

＂那是他们没本事。＂我娘撇撇嘴，一脸的不屑，＂能耐大的，这点钱算什么？＂

事情就这么僵住了，我每天都在担惊受怕，生怕王建国一气之下不要我了。

果不其然，两天后，王建国来找我，约我在厂门口的小花园见面。

那天，天格外蓝，厂区的杨树叶子被风吹得沙沙作响，远处传来收音机里播放的《今天是你的生日》。

王建国早早就到了，远远地我就看见他靠在自行车旁，手里拿着一枝野花，看见我来了，傻乎乎地笑。

＂秀兰。＂他走近我，把那枝野花塞到我手里，脸上却写满了为难：＂你妈的意思，刘阿姨都跟我们家说了。＂

我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睛：＂我妈她...＂

＂秀兰，我真拿不出那么多钱。＂王建国打断我，声音里透着无奈，＂我一个月工资才三百多，除了贴补家里，剩不下多少。＂

＂我哥虽然在深圳，但他自己也是打工的，刚去没多久，哪有那么多钱啊？＂

看着他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心里一阵酸楚，仿佛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

我知道我娘是想借机会多要点钱，给我攒个家底，但这么做实在太过分了，简直是刁难人。

＂要不...咱们私奔吧。＂王建国突然说，眼睛里闪着坚定的光芒。

我被他的话吓了一跳，猛地抬起头：＂啊？＂

＂咱们可以去深圳，找我哥，他会帮咱们的。＂王建国握住我的手，语气坚定，＂秀兰，跟我走吧。＂

听到这话，我心里又甜又苦，甜的是他愿意为我放弃一切，苦的是这样会让我娘伤心。

我爹走得早，这些年就我娘一个人把我们姐妹拉扯大，吃了多少苦只有她自己知道。

我怎么能这样对她？

＂建国，别着急，让我想想办法。＂我攥紧了他的手，在他掌心画了个心形，＂相信我，一定会有解决的办法。＂

我和王建国又聊了许久，天色渐晚，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像是夜空中的星星落在了人间。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突然，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出评剧《三娘教子》，里面的焦三娘为了试探丈夫对儿子的态度，装疯卖傻，最后得偿所愿。

或许，我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月光如水般流淌进来，给黑暗的房间镀上一层银色。

突然，我心里有了主意，像是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亮。

第二天一大早，我把妹妹拉到我房间，把计划告诉了她。

＂姐，你这招够狠的。＂妹妹吃惊地看着我，细长的眉毛挑得老高，＂万一妈气坏了怎么办？＂

＂不会的，咱妈虽然要强，但最关心的还是我的幸福。＂我笑了笑，拍了拍妹妹的肩膀，＂再说，这也是为了让她认清现实。＂

＂你真打算这么干？＂妹妹眨着眼睛，声音压得极低，像怕被院子里的麻雀听见似的。

我抬头确认母亲不在附近，才慢慢点了头，心里却七上八下的，像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计划的第一步是请王建国配合。

我约他在厂区后面的小树林里见面，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

起初他很抗拒，脸涨得通红，结结巴巴地说：＂秀、秀兰，这对长辈撒谎不妥吧？＂

＂这不是撒谎，是一场无伤大雅的＇表演＇。＂我握住他的手，认真地说，＂建国，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

看着我恳切的眼神，他最终叹了口气，点了点头：＂好吧，我听你的。＂

接下来几天，我开始在家露出不对劲的迹象。

先是饭量减少，连我最爱吃的红烧肉都只是尝了两口；然后是整宿整宿地失眠，半夜起来在院子里踱步；脸色也越来越差，镜子里的我，眼圈乌青，看起来憔悴不堪。

我娘起初以为我是工作累了，后来见我总是发呆，这才着急起来。

＂秀兰，你这是怎么了？＂一天晚上，我娘坐在我床边问，粗糙的手轻轻抚摸着我的额头。

我低着头，声音有气无力：＂没事，就是有点累。＂

＂是不是生病了？要不明天去医院看看？＂我娘担忧地说，眼睛里满是心疼。

＂不用，休息两天就好了。＂

＂是不是为了彩礼的事？＂我娘锐利的目光盯着我，像是要看穿我的心思，＂你别多想，这事你妈我自有主张。＂

我没吭声，只是轻轻叹了口气，心里却默念着：妈，您可得看清楚啊。

第十天，我没去上班，而是一早起来就坐在窗台上发呆，眼睛望着远处的天空，却什么也没看见。

我娘起床看到我这样，吓了一跳：＂秀兰，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不去上班？＂

＂妈，我不想去了。＂我木然地说，就像丢了魂似的，＂我想通了，钱是挺重要的，可我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娘皱起眉头，眼睛里闪过一丝不安。

＂我想开了，与其嫁给王建国受苦，不如自己过。＂我站起身，面无表情地说，＂我决定了，不结婚了，一个人也挺好。＂

我娘愣住了，手里的馒头差点掉在地上：＂你，你说什么胡话呢？＂

＂胡说八道！＂我娘拍了一下桌子，茶杯里的水都跳了起来，＂你年纪不小了，怎么能不结婚？你要是一辈子不嫁，让街坊邻居怎么看我？＂

＂那您不是嫌王建国没出息吗？＂我反问道，眼睛直视着我娘，＂您这一下子要五万彩礼，不就是想拒绝这门亲事吗？＂

我娘语塞了，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画着圈，半晌才说：＂我那是为了你好，想给你攒点钱，将来日子好过点。＂

＂我不需要。＂我倔强地说，眼圈微微发红，＂我宁愿过苦日子，也不想嫁个我不爱的人。＂

＂谁让你嫁不爱的人了？＂我娘急了，一双手在围裙上擦来擦去，＂王建国不挺好的吗？＂

＂那您为什么要那么多彩礼？＂我声音提高了八度，像是积蓄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您明知道他拿不出来！＂

我娘愣住了，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到恼怒，最后变成了困惑。

她深吸一口气，坐到了我身边，粗糙的手轻轻抚上我的肩膀：＂秀兰啊，妈也是为你好。＂

＂为了我好？＂我苦笑一声，＂您这样做，只会把我推向绝路。＂

＂妈，王建国家根本没您想的那么好。＂我忍不住哭了出来，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他哥虽然在深圳，但也是刚去，哪来那么多钱啊？＂

我娘没说话，只是沉默地坐着，眼睛里的光芒渐渐黯淡下来。

我知道火候差不多了，于是起身朝外走。

＂你去哪？＂我娘问，声音里透着一丝慌乱。

＂我去找王建国，告诉他咱们不能在一起了。＂我擦了擦眼泪，语气决绝，＂与其这样拖着，不如干脆点。＂

＂要不...我开车送你去吧。＂我娘突然说。

＂站住！＂我正要迈出门槛，我娘突然叫住我，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你先别急，这事容我再想想。＂

我回过头，看到我娘脸上的皱纹似乎更深了，眼神里满是挣扎和不舍。

那天晚上，王建国按计划来了我家，他故意没刮胡子，眼睛下面还画了两个黑眼圈，整个人看起来疲惫不堪。

＂阿姨。＂他站在门口，低着头打招呼，声音里满是疲惫。

＂进来吧。＂我娘罕见地没有露出不屑的表情，反而有些局促地整理着茶几上的杂物。

王建国坐下后，我娘开门见山：＂建国啊，彩礼的事你是什么想法？＂

＂阿姨，我...＂王建国欲言又止，手指不停地绞着衣角，＂我真的拿不出那么多钱。＂

＂我工资才三百多，除了贴补家里，剩不下多少。＂王建国的声音越来越低，像是难以启齿的秘密，＂我哥虽然在深圳，但他自己也是打工的，刚站稳脚跟。＂

王建国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那是我给他的道具：＂这是我这些年的积蓄，一共八千三百六十二块。＂

＂如果阿姨同意，我可以先付这些，剩下的我一定会努力挣。＂他说这话时，眼睛直视着我娘，眼神里满是诚恳和坚定。

我娘看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布包，脸色变了几变，眼神复杂，像是在心里天人交战。

＂你真的很喜欢我们秀兰？＂我娘突然问，语气出奇的温和。

＂喜欢，特别喜欢。＂王建国抬起头，眼睛里闪着光，声音也变得有力起来，＂从第一次见到她，我就知道她是我这辈子想要照顾的人。＂

＂我知道我条件不好，但我发誓会好好对她，一辈子对她好。＂王建国说这话时，目光炯炯有神，就像宣誓一般庄重。

我站在一旁，心里满是感动，眼泪差点夺眶而出。

这简简单单的话语，却比任何海誓山盟都要动人。

我娘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拿起那个布包，手指在上面摩挲了几下，然后塞回到王建国手里：＂你把钱收好，彩礼的事，咱们再商量。＂

王建国惊讶地看着我娘，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张了张嘴，却没发出声音。

＂秀兰这孩子从小就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娘叹了口气，脸上露出一丝无奈的笑容，＂她要是认定了你，我这个当妈的也不能拦着。＂

听到这话，我心里一阵激动，忍不住看向我娘。

只见她的眼角有些湿润，但脸上却挂着释然的笑容，就像冬天的阳光，温暖而不灼人。

＂阿姨，您的意思是......＂王建国小心翼翼地问，声音都有些发抖。

＂彩礼就按原来说的五千。＂我娘果断地说，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剩下的钱你留着，以后成家立业用。＂

我和王建国相视一笑，眼中满是惊喜。

我知道，我的＂表演＂成功了，我娘终于明白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的日子，婚礼筹备得如火如荼。

我娘主动去了王家，和王建国的父母拉家常，还帮着张罗婚事。

看着我娘忙前忙后的样子，我心里既愧疚又感动，暗自决定一定要好好孝顺她。

婚礼在当年秋天举行，那天厂区的广播站特意为我们放了一首《今天是你的生日》。

院子里拉起了大红灯笼，桌子上摆满了瓜子、花生、糖果，四邻八舍的人都来帮忙，热闹非凡。

虽然没有大操大办，但胜在热闹温馨，连街道主任都来道贺。

王建国的哥哥从深圳回来，给我们带了一台进口彩电作为新婚礼物，价值两千多，引得邻居们一阵艳羡。

我穿着红色的旗袍，头上戴着一顶小巧的金花，手臂上挂满了亲戚们送的红绳，走路时发出清脆的声响，就像是喜鹊在报喜。

婚后我们租住在厂里分的一间小平房，虽然简陋，但经过我们的布置，温馨又舒适。

墙上贴着新买的年画，炕上铺着我亲手缝制的被褥，院子里还种了两棵月季，在阳光下开得正艳。

转眼间三年过去了，我和王建国勤勤恳恳，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王建国在厂里被提拔为班组长，还学会了修电视、收音机，在厂里挺有名气。

我也从缝纫工升为了质检员，工资涨了不少，还有了星期天的休息。

1995年，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胖乎乎的男孩，取名叫王小军，希望他像爷爷一样，做个正直的人。

给孩子办满月酒那天，我娘特意穿了一身新衣服，还戴上了珍藏多年的玉镯，笑容满面地来到我们家。

她一进门就直奔内屋，把孙子抱在怀里，小心翼翼地亲了又亲，那般珍惜的样子让我心里一阵酸楚。

＂妈，谢谢您当初做的决定。＂我递给她一杯热茶，小声说。

我娘看了我一眼，眼中闪过一丝了然：＂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把戏？＂

＂装病装得那么假，脸都没黄就敢说自己要死要活的，瞧把你能的。＂我娘嗔怪地看了我一眼，眼睛却是笑的，＂我是你妈，你肚子里的蛔虫我还不清楚？＂

我愣住了，随即脸涨得通红，就像熟透的柿子：＂您早就知道？＂

＂我那天去找刘大妈，正好碰见你和王建国在巷子里嘀嘀咕咕的，还不够我猜吗？＂我娘摇摇头，脸上带着无奈的笑意，＂我就是想看看你们俩到底有多坚定。＂

＂那您为什么不拆穿我？＂

＂拆穿了还怎么台阶下？＂我娘笑着摇摇头，伸手捏了捏小军的脸蛋，＂女儿大了，总有自己的主意，强扭的瓜不甜啊。＂

＂我虽然要强，但也知道什么是真正重要的。＂我娘眼神柔和下来，轻声说，＂看到你们这么好，我就知道没看错人。＂

我鼻子一酸，眼眶不由自主地湿润起来，扑到我娘怀里。

她的怀抱还是那么温暖，带着阳光晒过的棉布香味，让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那个被她保护得严严实实的小女孩。

这时，王建国也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盒月饼，恭敬地喊了声：＂妈。＂

我娘点点头，慈爱地看着我们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窗外，秋风送来远处的歌声，夹杂着孩子们的嬉闹声。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我们身上，温暖而明亮，照耀着满屋子的欢声笑语。

时光流转，岁月如歌。

如今我和王建国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了，王建国也在厂里当上了科长，我们还买了一套小楼房，光线明亮，宽敞舒适。

每到周末，我都会带着孩子去看我娘，给她带去新鲜的水果和孩子的笑声。

我娘现在脾气温和了许多，整日乐呵呵的，对孙子宠爱有加。

看着我娘开怀的笑容，我心中满是感激。

那场彩礼风波，看似是一场闹剧，实则是我成长的契机。

它让我明白，爱情需要勇气和智慧去维护，亲情需要理解和宽容去滋养。

有时候，生活赋予我们的考验，恰恰是让我们变得更加勇敢和坚强的机会。

而这，正是生活最珍贵的馈赠。

来源：禅悟闲语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