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中国科协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科技工作者的平均工作时长为8.6小时，最长工作时间每天16小时。高学历者每日工作时间更长，睡眠缺乏情况严重，博士学历的科技工作者每日平均工作时间最长，为9.29小时。同时博士和硕士学历的科技工作者每周花在运动上的时间都不足5小时
根据中国科协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科技工作者的平均工作时长为8.6小时，最长工作时间每天16小时。高学历者每日工作时间更长，睡眠缺乏情况严重，博士学历的科技工作者每日平均工作时间最长，为9.29小时。同时博士和硕士学历的科技工作者每周花在运动上的时间都不足5小时，显著少于其他学历群体。
从数据看，多达58.39%的青年科研工作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调查显示，将近一半人表示自己过度疲劳，不太健康；只有一成人群表示自己非常健康。“必记本”认为，这其中除了科研工作本身的无上下班时间特殊性，更重要的是量化考核与“非升即走”的压力。所以有必要回顾“非升即走”这一国外引进制度的初衷与目的。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
现在的美国，拥有着堪称是世界上最好的精英教育。究其原因，则可以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历史中略窥一二。在内战前，美国大约有900所大学。到1875年，美国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已经超过了所有欧洲国家，但此时，美国并没有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然而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美国研究型大学不仅出现了，而且还取得了全球主导地位。其中一个表现是：在 1920 年，诺贝尔奖得主的传记中提到美国大学的次数超过了德国大学，要知道，在此之前德国的大学一直是全球研究的领导者。
美国学者W. Bentley MacLeod和Miguel Urquiola在《为什么美国拥有最好的研究型大学？激励、资源和良性循环》 这一论文中，解释了在19世纪后期，当自由的市场遇到不断变化的学生需求时，美国是如何改造高等教育的。在今天，从事高级教学和研究的大学吸金能力超强，生源众多。根据调查，为了被美国条件最严苛的研究型大学录取，每名学生大约要花费150,000美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六倍。要知道，在美国独立后的第一个世纪，整个国家并没有非常突出的研究型大学。
那时，美国学生偏爱选离家近的大学，学校间的不同主要在宗教信仰上。课程设置着重于拉丁语、希腊语、逻辑学、修辞学、数学、物理科学以及伦理和政治。公开招生意味着任何负担得起学费的人都可以上大学。教授很少，薪水也比较低。会有一些教授从事学术研究，但既不被重视，也不会有奖励。改变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在1865年，私人捐助者创建了康奈尔大学，随后又在1876年创建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是美国大学改革的开始。这两所学校通过扩大课程、提供专业指导、专注研究生教育来吸引学生。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各种州立大学紧随其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创建自己的专业部门和专业学校，来应对竞争。
在欧洲，高等教育主要由政府资助，并不鼓励新大学的诞生。欧洲国家的资源分配会注重维护学校之间的平衡，欧洲教师的薪水也是由等级和资历决定的。而美国在吸引研究人才时，创建了全国性的教师和学生分类系统，并且开始采用基于研究质量的内部评估系统——Up or Leave。在美国，有资格教授专业课程的教师供不应求。学校纷纷通过提供更高的薪水、减少教学负担、休假等来争夺人才，最终，终身教职这一制度诞生。终身教职是美国学校对于教职「不稳定性」的一种奖励。
研究人员认为，终身教职提高了机构的科研生产力，部分原因在于，终身教职员工不需要通过避免雇用更多有才华的同事来保护自己的工作。很聪明的方法，有效避免了内卷。由此，美国的顶尖学校开始进入一种良性循环：有资源投入，可以有效地激励学术研究；这会有助于吸引优秀的学生和资金，用于进一步的改革。这也造成了美国学校之间明显的不平等。这种运作模式在欧洲要弱得多。欧洲国家严格控制着高等教育系统，不允许学校轻易入场。这种做法阻止了数以百计惨淡挣扎的学校的出现，但也导致在欧洲始终没有一座像麻省理工或斯坦福这样的学校崛起——没有哪个欧洲的学校能具备足够的吸引力，成为全球人才的聚集地。
随着美国研究专家供应的增长，教授们成立了美国化学学会（1877年）和美国历史协会（1884年）等协会。他们开始出版专业期刊，在出版前审查研究质量。然而有一个现象无法避免：越来越多的公开招生，意味着准备不足的学生也可以上大学，这威胁到大学迎合其传统客户——精英阶层的能力。众大学纷纷采取对策。1919年，哥伦比亚实行选择性录取。它限制了班级规模，要求在申请表上提供个人数据，如果学生不提供解释，就拒绝其入学。1926年SAT等标准化考试的建立，逐渐形成了学术能力更强大的学生群体。而选择性录取的早期采用者也开发了支持性的校友关系网络，这些关系网络会向他们捐款，从而进一步推进学术研究。这些机构一直处于有利地位，1960年代开始的联邦研究经费大幅增加，它们分得了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
早在二战前，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就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由于制度对研究的激励，使学术的专业化程度得到了提高。而大学将人才和资源集中在一起，采用Tenure制度，都提高了研究的效率。就这样，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开始崛起，让美国逐渐拥有了全世界最好的精英教育。
Tenure Track
目前来说，美国大学的工作员工可以粗略分成两类：教职员工（faculty）和行政员工（staff）。教职工大致又分成两类：终身制（Tenure-track faculty members）与无终身制。其中，对于只从事研究的教师，不从事教学的教师，前面会加上Research, 即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 Research Associate Professor, Research Professor。以及Adjunct Professor，即兼职教授，讲师（Lecturer）等，都不与终身制挂钩，而是合同制，即off the Tenure-Track。而即从事教学又从事科研的，只有三种，即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和正教授Professor或Full Professor，与终身制挂钩。
当然，这个终身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评的。首先你要有博士学位，并且做了若干年的博士后研究，才有望被聘为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大约5-6年后（各州不同），可提升为副教授。副教授获得永久教授资格，不会被解聘。担任副教授五年左右（各州不同），可被提升为正教授。需要注意的是，助理教授不是终身教职，所以，任何人在这个职位上3-8年内如果不能升级成为终身教职的副教授，在一般情况下就必须离开这个职位另谋高就。不过，在美国绝大多数的大学里，终身职位评审的通过率都非常高。整体来说，Tenure制度很好地保障了研究人员能够心无旁骛地从事学术研究，堪称学术自由的「压舱石」。
美国在多年的Tenure制度实验中，取得了很多成功，比如：正是有了Tenure的保障，普林斯顿大学Andrew Wiles才得以花费七年时间攻克「费马大定理」，而不必担心在此期间没有科研产出而被学校解雇。但也有很多遗憾的例子：新西兰数学家Vaughan Jones曾在八十年代前期在常春藤盟校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但未能获得终身职位。学校当时的说法是Jones的科研不够好，但在宾大的最后一年里，Jones发现了「琼斯多项式」这一全新的纽结不变量，并由此获得1990年的菲尔兹奖。以Jones日后的成就而言，宾大的Tenure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可有可无。但是，琼斯本人对此似乎怨念颇深。2020年，在美国数学会发布的对Jones逝世的报道中，连他仅工作过一年的UCLA都提到了，却没有提到他工作四年的宾大。
然而，就在2021年，这块学术自由的「压舱石」被搬了起来……简单来说就是，教授如果没有通过全部的5项审查，佐治亚州立大学系统的行政部门就可以无需听取教职员工的意见（同行评审），撤掉这位「终身教授」。而且，这个政策影响的远不止佐治亚的大学教授这么简单。在随后的2022年，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也相继出台了针对对Tenure的限制措施。
中国青椒的「非升即走」困境
美国的终身教职制度创立的初衷，是基于这个理论：一个向上或向外的激励系统可以促进绩效，尤其是教授们与能力相似的人竞争的过程中。不幸的是，终身教职制被引入了中国这一内卷大国，让青椒们的处境卷上加卷。在本世纪初，终身教职制被从西方引入国内，它有了一个更让青椒们血压上升的名字——「非升即走」。
目前，「非升即走」已在国内高校「遍地开花」。据不完全统计，仅施行或部分施行该制度的「双一流」高校就已超过100家。青椒们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放弃了市场化的薪水，却没有得到本该换来的「稳定」，还是不得不战战兢兢，时刻悬心，面对着某天可能就要到来的「leave」命运。青椒们的生存压力过大，甚至还会导致「社会案件」发生。
曾经在某个教授微信群里，大家就讨论了国内Tenure和美国Tenure的异同。有人提到很重要的一点：美国的Tenure制度（在绝大部分学校）不是养蛊制度，只要助理教授达到了公认的水平，就会给Tenure。尽管同一年上Tenure的人确实会面临晋升委员的比较，但并不存在比例或名额的问题。因为没有名额，的确会存在人情或徇私舞弊的问题。但好学校之所以是好学校，就是因为大家在晋升问题上秉承严肃认真、虚怀若谷的态度。一位加州理工的教授讲过，你投票同意晋升一位同事的标准，是要看将来大家把你和他一起提起的时候，你是感到骄傲还是丢人。
Tenure制度成功引进的一个代表， 是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该校此前施行的是欧洲传统的编外讲师制。20年前，时任校长帕特里克·埃比舍将Tenure制度引入该校后，洛桑联邦理工学院从一所普通的工科学校迅速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从2004年的194名一跃上升至2021年的91名。根据《中国科学报》对上外国际教育学院教师江小华的采访：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进入终身教职轨道的助理教授，该校给予最多的不是量化考核压力，而是制度经费支持和学术自由。」该校会为每位年轻教师设立独立的实验室，每年给予他们一笔可观的科研经费。
同时，不限制他们的科研自主性和学术自由，年轻教师更不用给其他教授打工，考核的标准是学术成果的创新性而非发表数量。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校领导曾表示，「给予年轻教师充分的支持并激发他们的学术热情，比将资源集中在少数资深教授身上更有价值。」
所以，Tenure制度的核心，并不是「压力」，而是「支持」。
所以，国内的许多高校将Tenure的重点放在「达不到要求就离开」，其实已经严重偏离这个制度诞生伊始的初衷。希望有一天我们能看到，我国的青年学者既能实现学术的自由，也能达到人生的幸福。
来源：铁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