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喀什，古称“疏勒”，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枢纽。这里不仅承载着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的政治互动，更见证了佛教、伊斯兰教等多元宗教的传播与融合。疏勒之称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疏勒国，王治疏勒城，去长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
#我的宝藏兴趣#喀什，古称“疏勒”，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枢纽。这里不仅承载着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的政治互动，更见证了佛教、伊斯兰教等多元宗教的传播与融合。疏勒之称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疏勒国，王治疏勒城，去长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关于疏勒的起源季羡林、林梅村等学者认为是由古羌族、印欧语系的吐火罗人，以及后来迁入的粟特人、塞种人共同建立。其核心区域位于今喀什市一带，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发现了大大小小的十多个古城遗址，与《北史·西域传》中关于疏勒“国内有大城十二，小城数十”的记载相符。
西域三十六国及疏勒国的具体位置
上期文章中，我为大家讲述了汉代槃橐（pán tuó）城遗址——艾斯克萨古城，今天我们来看看喀什地区最早的佛寺遗址——莫尔寺遗址。作为喀什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佛教文化考古发现，它将为我们揭开更多这个千年古国的秘密。
莫尔寺遗址位于喀什市东北约33公里处的伯什克然木乡莫尔村东北，坐落在固玛塔格山东南洪积台地上，北倚古河道阶地，南临恰克马克河冲积平原。它的南部5公里处，是著名的汗诺依古城遗址。该遗址与汗诺依古城发现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当时英、法、德、瑞典等多国的“探险队”打着“考察”的幌子，在新疆搜寻精美壁画、佛像塑像和古代西域各国的文书为目标，莫尔寺遗址因佛教遗存被重点关注。英国考古家斯坦因在调查发掘伯什克然木乡的多座古遗址后，在著作《沙埋和田废墟记》中认为汗诺依古城和北部的莫尔寺遗址，周边的江格勒遗址、开普台哈纳遗址、卡儿井遗址、托普提木遗址等均为汗诺依遗址群的组成部分。
斯坦因在新疆活动时的照片
莫尔寺遗址的标志性建筑物为两座一圆一方的佛塔，当地人将高耸的佛塔称为“秦马秦国王”的瞭望塔。所谓的“秦和马秦国王”，学者们认为应该是“秦马秦”（Chin～Mahachin）。这一名称多见于9～10世纪的阿拉伯、波斯历史文献，指代和田地区的于阗国，因为于阗在西域各国中汉族人口占比最高，并且是接受汉文化最多的国家，因此被西方国家与大秦联系起来。“秦马秦国王”应该是与“大宝于阗王”类似的称号，属于于阗王的外称或自称。
10世纪于阗与喀喇汗王朝的战争中，于阗一度攻占了喀喇汗王朝早期的都城喀什噶尔城及其东部的数座城池，而且扶持当地疏勒贵族做了短暂的疏勒王。也许有些佛塔就是那时修建的。（关于于阗与喀喇汗王朝战争的具体事迹请查阅上期文章）。于阗是个信仰佛教的国家，莫尔寺遗址的佛塔倒也与“秦马秦国王”的称呼相配。但问题的关键是当地居民认为它们并不是佛塔，而是“瞭望塔”，即古代的烽燧。两座佛塔形似烟囱，维语称为“莫热墩”或“莫尔墩”，因此才有了“莫尔寺遗址”的名称。
莫尔寺遗址的两座佛塔
莫尔寺与汗诺依古城直线距离为5公里，是该遗址群中，主体年代较早的遗址。也是新疆地区现存最早的佛寺遗址。该遗址的核心是两座形制迥异的佛塔及密集的佛教建筑群，展现了印度佛教、中亚艺术与中原文化的深度融合。也见证了佛教在西域的中国化进程，其建造年代可追溯至疏勒王臣盘引入佛教的时代。
据余太山的《贵霜帝国史》（中华书局，2015），班固的《后汉书·西域传》等史料记载，东汉安帝元初年间（公元114-120年），正值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帝国扩张期，不仅占据了印度半岛西北部的犍陀罗地区，而且势力一度到达葱岭以东地区。与此同时，衰落中的北匈奴也欲控制西域。疏勒王安国为了维持政治平衡，将犯了罪的舅舅臣槃送往贵霜做人质。当时贵霜帝国正是中亚、南亚的佛教中心，迦腻色迦王在位时期确立佛教为国教，建造大量佛塔寺院。
贵霜帝国遗留下来的巴基斯坦塔克西拉的佛寺遗址
臣槃受佛教文化影响，很快成为一名虔诚的信徒。《大唐西域记》记载贵霜为臣盘建造了三座"冬夏迁居"的伽蓝（寺庙），可见贵霜王室对臣盘是极为重视。不久安国病逝，由于没有子嗣，国人立臣槃的侄子遗腹为疏勒王。臣槃借助贵霜的力量夺得王位，随后他将佛教引入疏勒国内并制度化，效仿月氏王室做法，在疏勒国大兴土木修建寺院，吸引僧侣传法，通过王室供养和五年一度的佛教大会，集中僧徒与信众，强化佛教影响力。从此喀什地区成为西域最早的佛教中心。莫尔寺延续900年时间，拥有两座巨型佛塔和18处单体建筑及62间房屋，又临近疏勒都城汗诺依古城，学者们推测，它就是疏勒王室寺院。
东晋高僧法显路过疏勒时，看到这里的盛况仍在延续，他在《佛国记》记载；“其国中人为佛齿起塔。有千余僧，尽小乘学。王及群臣供养布施……般遮越师（五年大会），四方沙门皆来云集”。法显于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寻求戒律。他看到的“国中人为佛齿起塔”，可能正是僧人们在“王及群臣供养布施”下修建佛塔。莫尔寺遗址在2019-2024年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中央民族大学进行系统性发掘，其中圆塔修建于三国时期；方塔修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年代上限与法显求法天竺的时间吻合。
高僧法显的铜雕像
圆塔由3层逐渐缩小的方形塔基、圆盘、圆柱形塔身和覆钵形塔顶构成，总高约12米。塔基正方形，底层边长12米，塔身周长约24米，顶部覆钵直径约8米，中央留有1.2米见方的相轮洞口，内部用来供奉佛舍利或埋葬高僧骨灰。塔身用土坯砌筑，内外壁涂抹草拌泥并施白石灰面（现仅存于塔基局部）。塔身表面曾有莲花纹与卷草纹装饰，推测受犍陀罗艺术影响，是典型的古印度窣堵波佛塔。通过塔基土坯中的植物标本测定，其修建年代为公元3世纪中叶（约240-260年）。这座佛塔与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约公元1世纪）相衔接，可能为疏勒地区最早的佛教建筑之一，见证了佛教传入中国早期的状况，它仍然保留有很多古印度佛教的文化印记。
莫尔寺圆塔
方塔为四方形多层实心土坯塔，基座边长约21.8-23米，残高约11米。塔顶和四壁已损毁，底部发现厚层木炭灰烬，推测原建有楼梯或回廊的木构设施。表面未发现明确装饰痕迹，可能与本地传统建筑风格相关。其具体用途尚存争议，可能为佛塔或仓储设施，部分学者认为其形制接近汉地楼阁式佛塔，与西安的大雁塔类似。根据地层关系和建筑风格，推测其建造年代为4-6世纪（魏晋至南北朝时期），但存在更早或更晚的可能性。方形佛塔常被赋予 “镇邪”“祈福” 等世俗功能，融入了中国本土“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儒家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礼制思想，是佛教中国化进程在物质文化领域的鲜明体现。
莫尔寺方塔
2024年在两座佛塔周围考古队清理出18处单体建筑及62间房屋等遗迹，包括僧舍、回字形大佛殿、普通佛殿、厨房、山门等遗迹。其中回字形大佛殿修建于公元4世纪前后，其的形制与普通佛殿完全迥异。在这座大殿中央，有一座土坯砌筑的正方形基座，样子和外面的方形佛塔有些相似，基座分为三层，自下而上逐层缩小。现残存3-10厘米至20厘米不等，推测原为佛像台座或小型佛塔基座。基座与周围的墙壁之间形成环绕的回廊，整体布局呈“回”字状。佛殿墙壁内外涂抹草拌泥墙皮，表面粉刷白石灰，部分区域残留壁画的痕迹。
莫尔寺遗址回字形大佛殿
回字形佛殿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中亚大夏地区（今阿富汗北部）。早期的大夏佛寺以窣堵波式佛塔为中心，周围修建庭院围墙，形成“塔院式”布局，供信徒定期绕塔礼拜。这种形制在阿富汗喀拉特佩（Kara Tepe）等遗址的壁画中有所体现。以佛塔崇拜为核心，体现了印度佛教早期“无像崇拜”传统，信徒通过绕塔仪式表达虔诚。
这种回廊式佛寺在大月氏建立贵霜帝国后，得到改良并发扬光大。当时的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印度北部）是贵霜帝国的统治核心区，犍陀罗人将佛塔与佛像结合，中心的佛塔逐渐演变为方形基座，基座早期四面绘制佛教故事壁画，后期逐渐在四壁雕刻佛像浮雕，上面供奉立体雕塑佛像，形成“塔像一体”的礼拜空间。例如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塔克西拉的佛寺遗址。
巴基斯坦塔克西拉佛寺遗址出土的佛像基座
进入4世纪，回字形佛殿传入西域的塔里木盆地。疏勒、于阗、龟兹等国家的人们将佛像基座修建在殿宇内部中央，除了在基座上供奉佛像之外，基座的四壁及殿宇的墙壁上也会绘制佛教人物壁画，供信徒在环绕礼拜时加深理解。中原地区在吸收回字形佛殿布局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人以北面为尊的理念，将佛像基座修建在靠北的一侧，发展为以佛像为中心的大殿。
莫尔寺唐代大佛殿遗址
此种普通的大型佛殿在莫尔寺遗址也有分布。遗址上发现的唐代大佛殿带有两座配殿，整体布局呈中轴对称，佛像基座长约39米，所有规格与河南洛阳北魏时期的永宁寺相同，暗示可能采用了相同的营造尺度，体现汉唐中央政权对西域建筑技术的直接影响。此外在该佛殿发现的3米高的石膏佛像残件脸部细眉圆脸、贴金装饰，是典型的汉地佛像。结合遗址出土的大量开元通宝、汉地流行的鸱吻造型的泥瓦构件、以及大量石膏佛像残片等文物推断，这座佛殿很可能是武则天登基时期，下令全国修建的大云寺佛殿。
莫尔寺遗址主要建筑物
据新旧《唐书》记载：武周天授元年（690 年），僧人法明等人进献自己编纂的《大云经》，称武则天为 “弥勒下生”，应代唐为天下主。武则天龙颜大悦，遂敕令 “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并令僧人升座讲解《大云经》，以宣扬其统治合法性。由于当时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焉耆）尚在吐蕃控制下，大云寺的实际修建年代，应始于长寿元年（692 年）王孝杰收复四镇之后。
唐代的高僧慧超是朝鲜半岛的新罗国僧人，他曾经于公元724年从广州出发，经东南亚、印度洋海路前往天竺求取真经，727年经中亚返回安西都护府。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在著作《往五天竺国传》中，是后世研究南亚、中亚的重要佛教典籍。《往五天竺国传》是现存最早明确记录疏勒汉大云寺的文献。慧超在开元十五年（727 年）抵达安西都护府后，详细记录了四镇的佛教状况，特别指出“疏勒亦有汉大云寺，有一汉僧住持，即是岷州人士”。这一记载与敦煌出土的藏文史料能够相互印证，也与莫尔寺遗址发现的大佛殿能够印证。也许在公元692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莫尔寺真实名字就叫“疏勒大云寺”。
慧超的西行路线
除了建筑遗迹，莫尔寺遗址还出土了大量文物，包括：汉代五铢钱、龟兹小钱、开元通宝等货币，表明莫尔寺是一座香火旺盛的佛寺；此外还有陶纺轮、石磨、灶台，以及棉、麻、丝等材质的纺织品残片等僧侣们的生产生活遗物，体现丝路贸易网络对莫尔寺的影响；遗址中出土文物最多是石膏佛像残件，数量有1万多件。
其中早期佛像保留了希腊雕塑的写实技法，具有犍陀罗艺术风格，如面部呈高鼻深目、眉弓突出，发髻波浪状，呈现出典型的印欧人形象；衣服纹理采用“湿衣贴体”技法，袈裟褶皱流畅如水，肩部披帛自然垂落，与2世纪后半叶犍陀罗地区流行的马图拉风格一脉相承。
莫尔寺遗址出土的早期佛像
中期的佛像造像风格呈现多元融合的状态，比如佛龛装饰出现了波斯萨珊王朝流行的联珠纹；佛像面容呈现出高颧骨、络腮胡的本地粟特人特征；佛像手持的净瓶、莲花座等法器，侧出现粟特银器上常用的莲花、忍冬纹、葡萄藤等纹样。某些佛像采用龟兹木雕技法雕刻，其中有尊木雕佛像带有髭须，而且手指和脚趾都是六个，这与《隋书·西域传》中疏勒国“其王字阿弥厥。手足皆六指。产子非六指者，即不育，”的记载吻合，也许这尊佛像就是按照某位疏勒王形象雕刻的。
到了晚期，佛像下颌线条变的柔和，眼型从狭长转为杏仁状，面部特征与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风格相似。衣褶也从“湿衣贴体”转为“平直阶梯式”，采用中原木雕的阴刻线技法，衣缘添加汉式卷草纹、云纹等纹饰。大多数佛像尺寸与《唐六典》记载的“等身像”规格吻合。这批彻底中原化的佛像出现在唐代，表明随着大唐国力的蒸蒸日上，安西都护府的设立，内地的佛教文化也深刻影响了西部边疆地区。
莫尔寺遗址出土的晚期佛像
10世纪后，大唐国力迅速衰落，西域先后被吐蕃、喀喇汗王朝统治，随着主体居民宗教信仰的改变，莫尔寺最终被废弃，只有那两座佛塔依然傲立于戈壁之中，仿佛在诉说昔日的辉煌。
千年风沙掠过莫尔寺的残垣断壁，两座佛塔静默矗立，见证着佛教东传的文明轨迹：从犍陀罗艺术的希腊式写实，到中原佛殿的木构飞檐；从粟特银器的忍冬纹饰，到唐代石膏佛像的汉地阴刻线——这片戈壁深处的遗址，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立体碑刻。2024年新出土的六趾木雕佛像与《隋书》记载遥相呼应，印证着佛教中国化并非单向改造，而是如坎儿井般渗透融合的智慧。当AR技术复原出千僧绕塔的盛景，唐代大云寺遗址与洛阳永宁寺的营造尺度之谜，正揭示着文明基因的共生密码。
莫尔寺遗址发掘现场
如今的莫尔寺遗址，不再只是丝路古道的地理坐标。国家文物局的保护规划将其定位为“考古公园”，数字复原技术让残损佛塔重现盛唐金身，玻璃栈道串联起汉代僧房与魏晋佛殿的时空叠影。夕阳下的圆塔投射出千年光影，恰似费孝通所言“各美其美”的文明对话——当玄奘笔下的“千余僧徒”化作数字屏显的虚拟投影，这座西域佛寺的兴衰史，仍在续写着文明互鉴的永恒篇章。
来源：小方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