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2年冬，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正坐在哥本哈根的家里翻阅一份英文原版报纸，茶杯边上还堆着几本心理学杂志。看起来像个普通的文化研究者，但真实身份却是克格勃在丹麦的“眼睛”。

1972年冬，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正坐在哥本哈根的家里翻阅一份英文原版报纸，茶杯边上还堆着几本心理学杂志。看起来像个普通的文化研究者，但真实身份却是克格勃在丹麦的“眼睛”。

他那时候在苏联情报系统算是“红人”。他的父亲是资深克格勃人员，哥哥也在系统里升得飞快。这样的家族背景，加上他自己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学历、语言能力，顺利进入克格勃只是时间问题。

但没人想到，他会成为那个“掉头”的人。

他是那种标准的“精英型”特工。进丹麦前，他已经熟练掌握德语、瑞典语。到哥本哈根后，他花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可以流利地讲丹麦语。按理说，这样的素质加上背景，该是“苏维埃骄傲”。

但问题在于，他是个会思考的人。

而会思考的克格勃人员，往往走不远。

丹麦的街头和莫斯科完全不一样。货架上不缺货、老百姓表情轻松、警察不紧张、学生敢当街骂政府。这些细节让奥列格慢慢意识到，他们从小所说的“西方是腐朽的”并不全是真的。

他回忆里有一句特别打动人：“在丹麦，最让我不适应的，不是自由本身，而是自由带来的秩序感。”

你可以说他一开始只是困惑，但时间长了，这种困惑会变成质疑。再往后，质疑成了厌倦。

他开始不再主动策反别人。他讨厌克格勃那种“任务导向型谎报文化”。他的上司们总爱拿“出色完成任务”的报告往上报，但实际干的那些事——策反失败、监听无果、语言障碍严重——上面从来不知道。

你能想象一个丹麦语都说不利索的克格勃特工，在酒吧里用翻译器和别人聊天，然后硬说人家被策反了吗？奥列格亲眼看过同事干这种事，还拿到表扬。

从制度到执行，从理念到行为，他彻底对这套体制失望了。

他不是第一个对苏联制度感到失望的特工，但他是少数敢表达的人。

1968年苏联镇压布拉格之春，是他的一个转折点。他在丹麦接到哥哥瓦西里打来的电话，说“部队准备出发”。他说：“你们是去杀人的，不是去执行任务。”电话很快挂了。

他开始用大使馆的电话抱怨苏联。电话当然被监听，但他不管。他就是想让人知道，不是所有克格勃都认同这场镇压。

他看着捷克人民用和平方式试图推动体制改革，又看着自己的祖国用坦克回应人民的期待。他曾说过一句狠话：“我宁愿给英国人卖命，也不愿替坦克装弹。”

他的“变节”过程不是一夜完成的，而是十几年制度性磨损下的“醒来”。

1974年，军情六处的人终于找上门来。

最初的接触只是试探。奥列格很清楚他们在观察他，而他也观察着他们。见面那天，他没有拐弯抹角。他直接开口：“我不为钱工作，我要的是理念和尊重。”

军情六处的人没笑。他们沉默了几秒，然后说：“那你找对组织了。”

从那一刻起，奥列格开始为英国提供苏联克格勃的内参情报。这种等级的资料，足以改变冷战博弈的格局。

他的回忆录里写过一个细节。军情六处的人从没要求他签字画押，也没强迫他拍视频。最多就是让他用密码短波广播联系。“那种信任让我明白，这才是专业的情报机构。”

他从未被录音过，从未被录像过，更从未被以“叛国者”的口吻对待。

他说：“军情六处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在做什么。他们从来没拿我当工具。”

这就是奥列格敬重军情六处的原因：尊重、信任、专业。哪怕你再讨厌英国，你也不能否认他们的情报体系是严密且高效的。

反观美国中情局，奥列格提起时语气中常有“看低”的意味。

不是因为他们不厉害。实际上中情局的预算、人数和全球布局都远超英国，但他们的问题出在“庞杂与失控”。

奥列格曾配合中情局执行过联合情报行动。他的第一印象是：“他们每做一件事，都要写一大堆报告，再转十个办公室审批。”

中情局特工更像是企业高管：开会、汇报、竞标预算。他们情报准确率不低，但效率极差，经常错过关键时机。奥列格嘲笑道：“军情六处十个人能干的活，中情局得三十人才能磨完。”

而且，中情局高度依赖科技，这在那个时代反而是个问题。监听设备一堆，但人手培养跟不上。结果情报真假混杂，情报官员本身都搞不清楚哪个是真的。

“他们收情报的能力很强，判断情报的能力很差。”

这不是奥列格一个人的看法。

1970年代中后期，中情局就陷入“假情报”丑闻。很多假消息被上报到总统办公桌，最终被用来制订政策，后果可想而知。

奥列格对法国的情报体系可谓“嘲笑”——用词不带遮掩。

他见识过法国情报机构的几次“翻车”行动。其中最典型的是1985年法国特工在新西兰炸“彩虹勇士号”的事件。

法国特工假扮游客混进码头，安装炸弹，结果炸死了绿色和平组织的一名摄影师。事后两名特工没来得及撤离，被新西兰警方逮了个正着。

“这种级别的行动，在军情六处是不可能批准的。”

法国事后不但被迫道歉，还赔了将近900万美元。这场行动在情报界成了笑话。

奥列格说：“我从不拿法国情报部门的消息当真，连法国总统自己都怀疑他们。”

他的评价很直接：“法国特工可能是全世界最不被自己国家信任的间谍。”

1985年，奥列格在一次苏联克格勃内部排查中险些暴露身份。军情六处展开了“杰弗逊行动”，用一辆英国外交车辆把他藏进芬兰，最后抵达伦敦。

这场逃亡至今被认为是冷战时期最成功的一次人员营救行动。

他到了伦敦后，英国政府给了他一个全新的身份、一套房子、一份体面的工作。他的人生被彻底改写。

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叛徒”。

在他看来，忠诚不是对某个国旗的盲目服从，而是对某种社会秩序、对公正、对自由的坚定捍卫。

他并不后悔。他知道，如果他留在莫斯科，或许能官至克格勃副局长，但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他选择了站在理性一边，而不是权力一边。

来源：枕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