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古代，藏书家很多，尤其是明清两代，著名藏书家多如繁星，留下了很多藏书逸事。在当代中国，若论私人藏书家，恐怕没有人能和韦力先生比肩了。本人在出版业工作过十几年，耳濡目染，也开始买一些书，读一些书，逐渐对藏书之事有了那么一星半点的兴趣，从而开始关注藏书类的信

在中国古代，藏书家很多，尤其是明清两代，著名藏书家多如繁星，留下了很多藏书逸事。在当代中国，若论私人藏书家，恐怕没有人能和韦力先生比肩了。本人在出版业工作过十几年，耳濡目染，也开始买一些书，读一些书，逐渐对藏书之事有了那么一星半点的兴趣，从而开始关注藏书类的信息。我最早是从河北教育出版社原社长邓子平先生和《书林清话丛书》责任编辑张静莉女士那里听说韦力这个名字的。他们都交口称赞韦力先生藏书之丰富，言语中透露出敬佩与惊讶，给我深刻的印象。最让人向往的是韦力先生收藏的宋金善本竟然可以让朋友们触摸、翻看，而这在图书馆是不可能的，可惜我一直没有机缘享受这一待遇。由此，对韦力先生开始关注，2015年11月28日在北京大学参加肖东发先生组织召开的中日韩三国雕版学术研讨会议，听到了韦力先生的名字，非常想去搭讪几句，不知何故韦力先生并没有参加，后来一直也没有机会与韦力先生谋面。但是，有一段时间经常看韦力先生的微信公号“芷兰斋”，十分喜欢他的文字，既有图书历史的深度与厚重，又很有趣、有料，获益很多。韦力先生不仅文笔好，而且是一个文章快手，我经常发现我的阅读速度，还赶不上韦力先生的写作速度。

韦力先生的书买了很多，比如上下两大卷《觅宗记》等。《古书之媒——感知拍卖二十年摭谈》这本书是广西师范大学“新民说”丛书的一种。由韦力先生提问，他把二十年来自己对古籍拍卖的疑问一股脑地向嘉德公司古籍部前负责人拓晓堂先生提出，拓先生不避讳、不隐瞒，将很多带有隐私性质的资料抖了出来。让人大开眼界，感悟良多。

（一）我们共同的朋友

从这本书中总能发现一些令人好奇的东西。比如韦力想编一本中国古纸谱，寻找一种叫万年红的古纸，万年红是经过特殊防虫液浸泡的纸张，一般只做环衬用纸，用于防虫，使用量很小。我印象中四川德格印经院印的佛经用的都是一种防虫纸，是把西藏的一种名为狼毒花的植物的根茎纤维添加到纸浆中，这种植物有毒，虫子不敢吃，从而达到防虫目的。韦力自己花费很多精力只找到需要量的不足三分之一，他把这一苦恼无意中告诉吴兴文先生。吴答应帮忙。不久后，吴兴文先生竟然给他找来整整一卷整张的万年红纸。纸是台北旧书店旧香居吴老板的。没有想到，旧香居老板这么慷慨，这些古纸完全是赠送给韦力先生。吴兴文先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多年前我曾专门对吴先生做过访谈，并在《收藏》杂志2007年2期发表《吴兴文的藏书票情结》一文。吴兴文先生藏书票收藏全国第一，无人匹敌。但藏书票收藏是业余爱好，他的本行是做图书出版经纪工作，把台湾的好书介绍给大陆出版，把大陆的好书介绍给台湾出版，是两岸出版界的交流大使。著名书店旅人钟芳玲女士的《书天堂》一书就是由他介绍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访谈时吴先生还专门赠我一本《书天堂》、一本《图说藏书票:从杜勒到马蒂斯》，并一幅《丽达与天鹅》藏书票。2011年8月我前往台湾参加海峡两岸华文出版研讨会，因对旧书感兴趣，同时也想领略一下台湾旧书店的风采，某一天晚上，就请台湾南华大学的崔静萍女士引导，和一同去的河北大学博士生导师任文京先生一起去了台北一家旧书店——旧香居师大店。进得门来，一眼就看见吴兴文先生正端着一杯红葡萄酒细细地品尝，这个姿势给我印象很深，至今还历历在目。我十分佩服吴兴文先生的淡定，能有这份闲雅之情致。我自感天天忙得要死，从来没有这份闲情与雅致。我上前打招呼，吴先生也认出我来，互相感慨地球太小了。吴先生对我那篇小文表示十分感谢，并向店主吴雅慧女士介绍我。记得那次买了不少大陆买不到的台湾编辑出版类书籍，还获店主赠送旧香居举办的“张大千画展”画册一本。此行让我终生难忘，现在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二）访谈录是进入一个陌生行业的捷径

我经常给学生讲，如果你要进入一个陌生的行业，最好的办法就是读这个行业大牛们接受访谈之类的书或文章。我个人也比较喜欢阅读访谈类书籍，买了不少这类的图书。这些书不是高头讲章，不是学术专著，文字通俗易懂，读来毫不吃力。丁冬、谢泳的《教育放言录》读起来非常过瘾，激发了不少的灵感，曾多次在课堂上把这本书中的部分观点向学生显摆。韦力、拓晓堂这本书正是一本访谈类的书籍。大概是2013年买了《古书之美》，是安妮宝贝采访韦力的汇集。在此之前虽然对安妮宝贝有所耳闻，但本人对安妮宝贝不感兴趣，而韦力却是我心中的偶像，所以就买了一本。据说这本书用纸是一种日本纸，书已脱销，韦力却不想加印，因为日本纸已经用完，顾虑其他纸张难以呈现原来的效果。韦力先生对书的讲究可见一斑。

本来是准备以后闲暇时读的，这个寒假还有其他正式任务需要完成。可是，有时候越是正式的工作，往往越在心里排斥，总是不愿意马上干，总想信马由缰地由着性情读书，无拘无束，没有任务压力，轻松愉悦。在犹豫中无意识拿起来这本书翻一翻，想不到就放不下了，基本上是一口气读完。不仅如此，还花了三四天的时间，将韦力“芷兰斋”微信公众号的全部几十篇文章都细细地读一个遍，发现不少独到的资料，那才叫过瘾，真正体会到读书之乐。

（三）藏书轶事一箩筐

该书中也暴露出很多好玩的藏书家故事。韦力先生读书很多，善于把那些有趣的资料挖掘出来。黄裳先生是藏书界的一杆大旗，粉丝无数。但是，黄裳先生的狡猾也让人好笑，有一次他得到几本澹生堂的书，澹生堂是明代著名藏书家祁承爜的藏书楼，不仅藏书量大，而且善本很多。黄裳知道澹生堂的书不止这些，专门跟踪书贩找到澹生堂后人，发现是一位老太太，老太太不是大量地出卖书，而是在缺钱的时候才卖一点。黄裳没有办法，只好专门雇一个书商等在老太太门口。后来，其他书商也得知了这个消息，都等在老太太门口，黄先生就每个书贩子都给钱，并让书商排好顺序，轮到那一位，就那一位去收购，最后都给黄先生。➀为此，每周都要去杭州、绍兴一趟。而且还的秘密进行，生怕别人知道，炒了他的后路。一个书疯子的狡猾立即活灵活现在面前。

（四）精彩连连的征集故事

现在拍卖市场竞争激烈，拍卖公司之间竞争十分激烈，他们的竞争一方面是服务的竞争，另一方面就是信息的竞争。为此，拍卖公司的藏品征集人员都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消息灵通人员，当然，他们还得博闻强识。一些珍贵藏品大多收藏在名人的后代手中，藏品的征集过程中会有很多名人轶事的发现，也属于意外的收获。

翁同龢在清末大名鼎鼎，曾经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是一个大学问家，收藏宏富。翁同龢大部分收藏都归了后人翁万戈保管，翁万戈迁居美国，居住在美国东北的深山老林中，村子很小，交通极为不便。经过多次交流，2000年翁万戈先生决定将翁氏藏书83种交给嘉德整体转让，这些图书都是难得一见的珍本善本，都是国宝。拓晓堂先生将这一消息通知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单位。国家图书馆很重视，组织多位专家论证，当时的馆长任继愈先生亲自专起草《上李岚清书》，国内几个重要专家挨个签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接到报告后批示尽快办。在北京方面还在申报时，“上海图书馆就已经迅速决定拿下，而且很快派遣陈先行先生带武装警卫到京接收，将这批藏书押运到上海。紧张之迅速，令人吃惊。”②上海人的办事速度，确实让人佩服。在拓先生送翁万戈先生回美国去机场的路上，国家图书馆负责此事的人员才电话拓先生，想与翁先生商谈，拓先生只能表示遗憾。在这种稀世珍宝面前，谁出手快就属于谁，钱不是主要的。事前，翁万戈先生对国内图书馆进行过考察，上海图书馆是他意中的机构之一，这一次国家图书馆只能望洋兴叹了。尽管拓晓堂先生是由国图出来的，有心报答自己原来的单位，但是他管不了国图办事效率啊。对此，拓先生也只能表示遗憾。

拓晓堂还经手民国时北京市市长胡若愚的藏品，胡若愚的儿媳妇是冯国璋家的小姐，被称为大姑，是大家闺秀，举止端庄，有大家气派。“我在大姑家里看到最有意思的一张照片，就是一边站着蒋介石，一边站着张学良，中间站着胡若愚。大姑告诉我，是胡若愚策动张学良易帜，而后胡带着张去南京见蒋，所以胡是中间人。”大姑家有一批宋元善本，好几件石涛作品，还有明成化高脚杯、乾隆青花瓷等重器。嘉德在大姑家收获颇丰。

拓先生从香港鲍耀明先生那里征集了周作人手迹。笔者比较喜欢名人手迹，买过不少这样的书。同样，也比较喜欢周作人的手迹，曾经买过1996年河南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周作人日记》（手迹影印）。周作人书法刚劲有力，属于行楷，工整又带有几分秀逸，让人爱不释手。我们不禁要问，周作人的手稿怎么跑到香港的？原来香港的鲍耀明先生喜欢文学和诗歌，通过周作人的老友曹聚仁先生以通信方式和周作人建立联系，长期和周作人通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陆物资匮乏，大多数人生活困难，加上周作人的文人汉奸身份，让他的生活很不如意，鲍先生不断接济周作人火腿、猪油、巧克力、糖果等，周作人则将自己的很多手稿赠给鲍耀明。河南大象出版社《周作人日记》就是鲍耀明先生提供的稿件。鲍耀明先生还曾将周作人一部手稿赠给止庵先生。鲍先生留学日本多年，曾想翻译《源氏物语》，周作人给他题写了书名，但是，不知为何，这本书没有翻译成。后来，鲍先生将书名题字赠给了著名学者、藏书家、书话写作专家陈子善先生。鲍耀明先生还在香港一直从事慈善工作，资助香港和内地一些聋哑学校。

拓先生讲到：胡适的长子胡祖望及夫人住在美国。有一次胡祖望夫人联系国家图书馆，想把胡适藏的《红楼梦》程甲本捐给国图，国图就找嘉德拓先生，让他们打前站，摸摸情况。后来有人将这套书介绍给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反应迅速，立即派人到美国看了东西，紧接着回来就做决定。因需要估价，最后又找到嘉德拓先生，拓先生估了价格。书很快就到了上海图书馆，并通知拓先生到上海图书馆鉴定。上海图书馆馆长汪庆正安排拓先生一起与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共进午餐。拓先生因答应赴邵洵美女儿、女婿的宴请，只好忍痛推掉上海图书馆午宴。邵洵美民国时在上海是有名的慷慨大方，胡适买这本《石头记》时，恰好手头紧张，找到邵洵美，邵二话没说，就借钱给胡，才成全了这段文学奇缘。如果胡适得不到这套书，红学的景象不知会是什么样子。

后来，为征集拍品拓先生通过中间人找到胡祖望夫人，胡夫人站在门口说：我又不卖东西，我们又不认识，你们来做什么？拓先生说：您不认识我，您的东西认识我。胡夫人表示不理解，拓就说是否可以到屋里说话，胡夫人说可以。拓先生就把上海图书馆委托他估价、鉴定的事讲了一遍。讲到拓去赴邵洵美女儿宴请的事，胡夫人几乎流泪，惊叹天下竟有此奇事。胡祖望夫人说，邵洵美确实帮助胡适买下《石头记》。至此，双方的关系马上就变得十分融洽，胡太太于是到楼上拿了一些东西下来，说实际上不想卖这些东西，是想捐赠。但是，当时美国正闹次贷危机，胡祖望已经成老年痴呆，需要大量的医药费，而他家过去买的汽车股票几乎不值多少钱。为维持医疗费用，才卖东西的。这批东西中有大量的陈独秀、李大钊给胡适的信件。后来，拓先生在北京大学专门举办了一场关于这些东西的讲座，他认为，“当时陈独秀已经是一个涉及政治的学者了，他要办共产党，他要把《新青年》拉到他的党的喉舌的位置上来。胡适是个学者，不参与任何政治党派，所以他想把《新青年》变成纯粹的自由言论的阵地，所以两人分歧很大。”最后，《新青年》回到上海。胡适把这之前与陈独秀的信和之后的信都发表了，唯独没有发表这些信件，是说明他后来明白了陈独秀的政治主张，明白了二人之间实际上是一场误会。③

除了上述拍品外，胡祖望夫人还有意转让胡适的另一批资料，这批资料包括胡适任中国驻美大使期间的档案资料、胡适《论共产主义》手稿等。她希望不管是国家图书馆，还是北大图书馆，只要成立胡适研究室或资料室，她就可以免费捐赠。拓先生多方联系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两家机构谁都不愿成立这样的机构，让拓先生很无奈。这样一位新文化运动的大师，连一个研究室都不敢成立，确实让人费解。

（五）出版社的宝贝

在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颁布以前，因为对原稿的所有权没有约定，很多出版社都留存了大量作者的原稿。这些原稿有些已经很值钱，比如连环画原稿等。有些出版社在效益好的时候，还会专门买一些古代、近现代艺术品。在90年代以前，这些东西不值多少钱，但是进入21世纪，却身价暴增。群众出版社一批旧藏存在秦城监狱十几个号房内。拓晓堂曾多次到里面选书，并在里面居住，前后加起来近一个月。因群众出版社原属公安部下属单位，所以可以利用秦城监狱剩余号房存放藏品。这些藏品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直到“文革”前。原来的出版社效益不错，原任社长非常有远见，陆续购买了很多书画、古籍、新闻学版本、杂志等。20世纪末，国家要求出版社转制，群众出版社一方面要转制，另一方面经营遇到重大困难，于是在1996年左右就开始出卖这些藏品，不然就难以维持。嘉德受邀担任拍卖工作，拓先生得以长时间接触这些藏品。仅书画部分就800多件，藏书部分绝大部分品相都很好，嘉德为此专门举办四场拍卖会。韦力先生本来有机会以很便宜的价格全部买下，但是，由于一些观念问题加上各种因素与这批书失之交臂，为此韦力先生专门撰文述说自己的懊悔之情。笔者原来的老东家河北美术出版社也有一大批优秀藏品，包括书画、线装书等，是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有一些有眼光的老编辑牵头购买的，主要是近现代名人书画作品，如康有为、叶浅予、陈半丁、李苦禅等的作品，这些东西现在都成了出版社的镇社之宝。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恐怕是全国出版单位藏品最多的一家，有很多非常珍贵的名人字画，可谓价值连城。这些都得益于早年几位有远见的领导。

（六）行业敲门砖

通读这本书，不得不佩服拓晓堂先生知识的广博。他去访问黄裳先生，黄先生拿出一本书给他看，他马上说是明万历刻本。黄先生十分惊异，随后再谈征集拍品都是手到擒来。好几次，他都用自己的知识征服对方。我们做编辑的也一样，如果你能用知识征服作者，取得作者书稿授权，就如探囊取物，没有什么难的。

在大姑家，拓先生看到不少书上都有胡若愚的印章，就问大姑这是不是胡若愚的书，大姑说，这你也知道，然后拓先生讲了胡若愚任北京市市长的主要经历。令大姑大为惊奇，心想拓先生对自己的公公这么了解，简直太难得了，最后，所有藏品任由嘉德公司的人选择。

嘉德公司真不愧是著名拍卖公司，不少大家名家的藏品大多是该公司拍卖的。罗振玉家旧藏很多也是经嘉德拍卖的。民国要人、汪精卫重要秘书曾仲鸣的藏品也是经嘉德拍卖的。1938年2月汪精卫投敌叛国，前往越南河内，曾仲鸣就是1939年3月21日凌晨在汪精卫寓所被军统特务当成汪精卫而错杀的。通过朋友，拓先生知道曾仲鸣和方君璧的儿子曾仲鲁住在美国新罕布尔州中部的一个深山老林里，十分偏僻。比翁万戈先生住的村子还小，连一个警察都没有，也没有一家旅店。曾仲鲁是一个世界军事迷，喜欢研究世界战争史，屋里的书全是世界军事史方面的。进得屋来，就见曾仲鲁养了好几只大猫。曾先生告诉拓先生，其中一只猫的名字叫巴巴罗萨。拓先生说，这是一个罗马皇帝的名字，也是希特勒进攻苏联计划的代号。曾先生很奇怪，说：“你知道这个？”不想这只狗的名字几乎成了二人接头的暗号。二人谈得很投机，藏品的事都由其他人去处理。这次从曾仲鲁家征来一箱石头，都是大块的田黄石，据拓先生分析，应该是汪精卫的收藏。拓先生第二次去见曾仲鲁，他们还是接着聊，藏品随便选，你看中哪件拿哪件。这叫爽啊，工作做到如此境界，实在难得。你不得不佩服拓晓堂先生的博闻广识，当然，作为拍卖公司的藏品征集人员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储备。同时，我们可以想见，拓先生为了获得藏品德拍卖权，一定是做了大量的功课。

从曾仲鲁家征集拍品后，拓先生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这个故事主要想讲什么呢，就是要进一位老收藏家的门，要和他能够谈到一块儿，你一定得有一块敲门砖，这个敲门砖就是你的知识和学问。你只要能够在知识上让他觉得你有这个能力去驾驭他的这些东西，那你就什么都能拿到了。”④其实，从事任何与人打交道的工作都是这样，如果你能从知识上征服他，让与你打交道到的人很高兴，什么事都好办。

（七）有趣的版本知识

读这本书还能了解一些书业名词，比如“五山版”，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名词大概只有那些老的版本学家才能知道所以然。拓先生说，宋代以来，日本人不仅购买中国书籍，而且还引进中国优秀刻工。有人说五山版是日本人刻的，其实，五山版的刻工都是中国人，是以福建林姓为主的一批刻工，在南宋的时候，东渡日本，住在五山寺，在五山寺内替日本人翻刻中国图书，刻板水平非常高，用的是日本皮纸，质量非常好。五山寺刻书一直延续到相当于中国明代时期。这些刻工还会在书后刻上自己是福建什么地方人。⑤笔者虽然是搞出版的，但是拓先生讲的有些出版知识却很新鲜，自己还不知道，比如，拓先生说，“欧洲的书籍，印刷是印刷，装帧是装帧，是两个铺子干的事。你去买了印好的书，然后到装帧这来给你装到一块儿来。所以装帧这一行，在欧洲是有大师的。”⑥虽然过去也知道欧洲的书籍装帧艺术很高，但是不知道原因，经拓先生一讲就恍然大悟了。欧洲的毛边本就是这样来的，买书人从印刷作坊买到的书都是没有装订的，当然也没有切边，要委托专门的装订作坊或书店代为装订，有些人在让装订作坊装订时，专门叮嘱不要切边，就形成了毛边本。后来成为藏书家的一种雅好，并传遍了世界。当时法国还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印刷作坊不能装订图书，所以，只能由装订作坊来装订，最后每位读者的每本书装订都不一样。

（八）一点野心

笔者最喜欢郑逸梅先生的补白文字，他当时在上海被称为补白大王，很多文人轶事他都掌握。笔者曾经购买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郑逸梅选集》六卷本。郑先生有一爱好，就是收藏名人信札。上海学林出版社曾出版他的《郑逸梅收藏名人手札百通》一书，据说当时是黑白印刷，我为了找这本书没少费力，甚至都找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雷群明先生，最后也没找到。但是，这些信札的原件大都是在拓晓堂他们的嘉德拍卖的。笔者很希望能够出版郑逸梅先生藏名人信札全集，那将是嘉惠士林的壮举。可以从这些信札中发现很多名人轶事，对近现代史、近现代文学史都将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

笔者曾妄想把韦力先生拍得的好的古籍版本影印出版。后来知道，韦力先生自己已经影印了一些。如《鸿雪因缘图记》等。

总之，这本书不仅有好玩的幕后故事，也有很多专业知识，好玩但不失严肃，难得！

作者简介：杜恩龙，国家三级教授，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音像协会数字出版教学指导委员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匿名评委，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评委，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论文评委，中国编辑学会会员，浙江省网络剧评审专家，保定市全民阅读促进会会长。在河北美术出版社作编辑审读工作13年，策划编辑美术图书80余种；在大学从事编辑出版教学与研究9年，在《中国出版》《出版发行研究》《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发表出版研究论文150余篇。有3篇文章分别获得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发,2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做了观点摘登，11篇文章被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业》转发。在河北大学组织、策划莲池读书会，共举办46场讲座，聂震宁、冯宏声、魏玉山、于殿利、顾青、李昕等都曾受邀举办讲座。曾在台湾南华大学、台中科技大学、淡江大学、河北出版集团等机构举办出版经纪人研究、数字出版等讲座。2013年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出版经纪人研究》。和韩立新一起负责起草国家文化部职业大典文化经纪人职业认证标准，合作出版有《文化经纪人》一书。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