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学生宋某发现同学周某玩手机后，遂向老师举报，他还从周某书包里搜出平板电脑，上交给了老师。为此，老师奖励给了宋某一瓶牛奶。
5月28日，湖南省高院召开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新闻通气会，其中通报的一起案例，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案件发生地的某中学，规定严禁学生携带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其中还有鼓励学生举报的内容。
当学生宋某发现同学周某玩手机后，遂向老师举报，他还从周某书包里搜出平板电脑，上交给了老师。为此，老师奖励给了宋某一瓶牛奶。
事后，周某将举报者打伤。经司法鉴定，挨打的同学构成轻伤二级，其因此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最后，法院虽认定打人者承担50%的民事赔偿责任，但同样要求学校承担30%的责任，举报者宋某也要自行承担20%的责任。
湖南高院通报的判例中认为，涉案学校通过物质奖励方式，鼓励学生相互监督举报，客观上形成了“以举报代管理”的治理效果。
但在一个缺乏边界、鼓励检举的环境里，这将会导致同学之间相互防备、猜忌，甚至引发肢体冲突，对青少年人格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
不得不说，此案中，打人者最终只负担一半的责任，而学校及被打的学生也要承担相应之责，还是有点儿出乎常人的意料吧？
而这次湖南高院对此的定谳判词，显然有着极高的认知水平与示范作用——那么，今后一些人鼓励“告密”的阴险之举，就要如履薄冰、思之又思、慎之又慎了吧！
对于此案，我们最应该区分举报与告密的不同，并从中得到认知上的提升。
在动机与目的上，举报与告密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举报的核心动机，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制止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发生，比如举报、揭发贪污腐败、违法犯罪等危及他人与社会的行为。
而告密则通常是出于私人恩怨，特别是用于利益交换，或者是为了讨好、谄媚权力而进行。
例如，有人为了报复同事，或是想要讨好上级，特别是想要跪舔权力从而获取私利，因此揭发他人的隐私言论等。
易中天先生有一句名言：“举报出于公愤与正义，告密出于私欲与邪恶”。
另外，举报主要是基于法律规则，而告密则针对虽可能违法违规，但也可能只是私下的言行，且并不一定会危及他人和社会——如违反了一些部门规则，或是私下里点评时事、发发牢骚和对社会的不满等。
对此，西方法学界有着“明显而即刻的危险”之原则强调，即仅有对公共利益造成直接威胁的行为，才应被举报。否则，就成为“告密”了。
依法按程序举报危害社会的行为，将会有利于社会正义的构建；而告密却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造成人人自危、人人相害，导致人际猜忌与社会信任走向坍塌。
对于告密行为，古今中外都有着批判性的论述和典型的案例在册。
比如，在古希腊时代，有告密者诬陷哲学家苏格拉底——“腐蚀青年思想”，最终，导致这位伟大的哲学家被处死。
还有苏联时代鼓励告密，更是让人人自危、互相加害，也因此人人成为专制权力肆虐下的牺牲品。
在中国的古代，孔子的学生子贡就直言：“恶讦以为直者”——即他将告密视作违背道德底线的工具和手段。
因此，在儒家文化传统中，一向反对将告密等同于正直品格，而是强调人性伦理要高于制度规训。
像古时的周厉王，命卫巫监视民众言论，出现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道路以目”的恶劣社会环境，最终却出现了“国人暴动”的发生。
还有女皇武则天时期，同样是极端推行告密告制度，她任用酷吏，制造恐怖政治环境，但最终，其同样承受了告密带来的恶果：“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我国古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商鞅变法时，大力推行“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制度，通过实施“连坐法”，强制民众相互监督、互相告密。
像商鞅这样的法家认为，鼓励告密能够强化中央集权，但商鞅却没想到的是，他自己最终也死于自以为得计和得意的这一悖论本身——其也在被告密后，遭反噬被车裂！
进入现代法治文明时代，今人的司法实践中，清晰地明确了举报与告密的边界——“鼓励检举的环境，容易导致人际防备与暴力冲突”；而规则的执行，则需兼顾隐私权与人格尊严。
在西方文化的例证中，像在电影《闻香识女人》里，正是塑造了一位拒绝告密的学生查理之形象，提出了“告密使人类社会变成人人自危的世界”的观点 ——以此艺术化地探讨道德选择与人性尊严的问题。
另外，像纳粹德国与苏联斯大林时期，都是告密文化导致社会信任崩塌，最终造成历史性恶果的极端典型例证。
“鼓励告密如同播种荆棘，却只能收获信任的荒原”——这样的告密史，似乎永远不会杜绝，或许也印证了传言黑格尔的一句话，“中国历史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历史，只有一味的重复”。
想一想离我们并不太远的时代里，正是因为互相告密的盛行与无度，让历史性的教训如今仍犹言在耳、警钟长鸣！
“规则意识若失去对他人边界的敬畏，便会异化为伤害的利刃”——特别是体系化、制度性、系统性的鼓励告密环境下，必然伴随社会性的信任瓦解。
而只有在法治构架下的有限检举——即需要有严格程序正义下的规制，才能平衡规则执行与人性尊严的实现。
所以，湖南高院对于这一判例的通报之语，极具历史透视性和未来前瞻性，也更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那就是，我们提倡法治规则之下有利于社会的举报，但却坚决反对刺透人际信任关系的告密行为！
这当然也是法治文明的一大重要底线之所在！否则的话，陷入互相告密并受到鼓励的社会环境之下，只会人人受害于此，只会陷入历史的退潮与人性的陷阱之中……【原创评论：瑜说还休】
来源：瑜说还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