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同志，你的军帽！＂我气喘吁吁地追出市场，手里攥着那顶绿色军帽，可人群中哪还有那身笔挺军装的影子？
那年错付，一生情缘
＂同志，你的军帽！＂我气喘吁吁地追出市场，手里攥着那顶绿色军帽，可人群中哪还有那身笔挺军装的影子？
春风拂过脸颊，带着几分凉意，我站在市场门口，来来往往的人群擦肩而过，谁也没有停下脚步。
九六年的春天，改革大潮席卷全国，下岗潮如同一场无情的风暴，裹挟着千千万万的工人。
我，陈小梅，三十岁出头，刚从国营纺织厂下岗，揣着那点可怜的补偿金，在城东市场摆了个小摊卖衣服。
那时候，＂买一送一＂还是个新鲜词儿，＂超市＂在我们县城还是稀罕物。
日子过得紧巴，每天天不亮就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去批发市场进货，太阳落山才收摊回家，手上的冻疮常年不愈。
家里的录音机还是结婚时买的那台＂红灯牌＂，晚上听着邓丽君的《甜蜜蜜》，常常就这么睡着了。
我摊位不大，一张折叠桌，上面摆着几件时兴的衣裳，身后拉了根绳子，挂着几条裤子和毛衣。
那天下午，人不多，天有些阴，远处乌云密布，似乎要下雨。
一个穿军装的小伙子走到我摊前，个子不高不矮，皮肤黑里透红，眼睛有神，看上去二十五六的样子。
＂同志，这毛衣多少钱？＂他指着架子上的一件深蓝色毛衣，声音不大，带着北方口音。
＂三十八。＂我低头理着衣服，心里盘算着还差多少能凑够下个月的房租。
说实话，那会儿摆摊的心思特别复杂，既想多赚点，又怕讨价还价，生怕人家一走，自己又少了一单生意。
＂行，我要了。＂他爽快地说，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票子，抽出两张二十的，递给我。
我找了他两块钱，又拿出一个塑料袋，把毛衣装了进去。
就在这时，远处有人喊他：＂马连长，快点，火车要晚点了！＂
他匆忙接过袋子，和我道了声谢，转身小跑着离去，帽子随手往桌上一放，似乎是要整理一下头发，却忘了拿起来。
等我发现他落下军帽，人早就不见踪影了。
军帽上＂张明辉＂三个字工工整整，帽徽锃亮如新。
＂哎呀，这可咋办？＂我拿着军帽犯了难，军人的帽子可不是一般的物件。
记得我爹常说，军帽军装那是军人的脸面，丢了可是大事儿。
当晚回到家，我跟妈说起这事。
＂闺女，你明儿得给人家送去。＂妈一边择菜一边说，＂军人嘛，帽子丢了可是要受处分的。＂
＂可我上哪儿找他去？＂我把军帽放在桌上，摸了摸上面的五角星，心里直犯嘀咕。
＂你不是说他们喊他马连长吗？那肯定是部队里的干部，你去火车站附近的武警营区问问呗。＂妈说着，把切好的白菜倒进锅里，＂咱县城就那么大点地方，还能找不着人？＂
第二天一早，我没去进货，而是抱着军帽去了火车站附近的武警营区。
大门口，哨兵笔直地站着，像一棵青松。
＂同志，我想找一下张明辉。＂我小心翼翼地说，＂他昨天在我摊上买东西，把军帽落下了。＂
哨兵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请稍等。＂然后转身进了值班室。
不一会儿，一位上了年纪的老班长走了出来。
＂同志，你好，听说你找我们张排长？＂老班长和气地问。
＂是的，这是他的军帽。＂我把军帽递过去，＂昨天他在我摊上买了件毛衣，走得急，把帽子落下了。＂
老班长接过军帽，仔细看了看，＂张明辉是咱们新兵连排长，刚回老家探亲去了，三天后回来。＂
＂哦，那您帮我转交给他吧。＂我说。
＂同志你这么客气，留个地址，他回来肯定登门道谢。＂老班长从上衣口袋掏出一个小本子。
我摇摇头：＂不用了，军帽还回来就行。＂
＂那怎么行，我得记下你的名字和地址，让张排长亲自谢谢你。＂老班长坚持道。
拗不过他，我只好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摊位位置。
走出营区，春风裹挟着杨絮，像一场无声的雪，轻轻落在肩头。
那天我回去的路上，莫名有些雀跃，或许是因为做了一件好事，又或许是因为那个叫张明辉的军人留在我心里的印象。
这年头，老实本分的小伙子不多了，尤其是那些皮肤黑红、眼睛有神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市场里的生意时好时坏，我倒也习惯了这种颠簸不定的日子。
有时候想起那顶军帽和那个叫张明辉的排长，但很快又被柴米油盐的琐事冲散了。
没想到，五天后的下午，我正在摊位上整理衣服，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陈同志，你好啊！＂
我转过身，那个叫张明辉的排长就站在我面前。
他穿着便装，深蓝色的夹克衫，黑色的裤子，脚上是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手里提着一个精致的纸袋。
＂张排长？＂我有些惊讶，没想到他真的来了。
＂陈同志，谢谢你送回军帽。＂他腼腆地笑着，眼角有两道浅浅的笑纹，＂这是点心，我老家特产，不成敬意。＂
我接过纸袋，闻到一股淡淡的甜香，＂不用客气，举手之劳。＂
突然，我想起一件事，＂对了，那天你的钱没给。＂
＂啥？＂他愣了一下。
＂你那天买毛衣，给了钱，但是拿了东西就跑了，忘记付款了。＂我解释道。
他先是一脸疑惑，随即恍然大悟，＂哈哈哈！＂他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怪不得我回去钱包里少了四十块！我还以为是在火车站被人偷了呢！＂
他笑得那么开怀，我也不由自主地跟着笑了起来。
＂那我现在补上。＂他掏出钱包，数出四十块钱递给我。
＂三十八就行。＂我说。
＂四十吧，算是耽误你的利息。＂他执意要给四十。
这一来二去，我倒是对这个年轻排长有了几分好感。
和很多人不一样，他说话做事利索，不拖泥带水，眼神干净，没有那种油腻感。
就这样，我们认识了。
那段时间，只要有空，张明辉就会来我摊上转悠，有时候帮我搬货，有时候赶走欺负我的混混。
我得知他是山东人，当兵五年了，家里有个六十多岁的老母亲和一个刚高中毕业的妹妹。
父亲早年在矿上出了事，家里就靠母亲种地和他的津贴过活。
有一回赶上下雨，我的衣服被淋湿了，正愁眉苦脸地不知道怎么办，他二话不说，从口袋里掏出针线包，就蹲在摊位旁边帮我修补。
＂你还会缝衣服？＂我有些惊讶。
＂在部队，什么都得自己来。＂他头也不抬，手脚麻利，针脚比我还细，＂我们那儿常说，男人不会三枪，枪杆子、秤杆子、针杆子，就不算顶天立地。＂
＂那你还真是顶天立地了。＂我笑着说。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不好意思地笑了，＂哪里哪里，我这手艺在部队里都排不上号呢。＂
那段日子平淡如水，却在不经意间生出涟漪。
有时候我给他织一条围巾，他就给我带一些从战友那里换来的小玩意儿，一个兵用水壶，一个指南针，一本《士兵突击》的小说。
那年六月，我接到劳动局的通知，说有再就业补助，问我要不要去新开的纺织品商店上班。
我满心欢喜地答应了，这可比摆摊强多了，起码有个固定工资，还有社保。
后来才知道，是张明辉托了关系，找了他们部队首长的亲戚，帮我申请的这个名额。
＂你干嘛帮我？＂我问他，＂那么多下岗工人，轮不到我的。＂
＂我看你一个人摆摊挺辛苦的。＂他低着头，用脚尖踢着地上的小石子，＂再说了，你帮我找回军帽，我得报答你不是？＂
＂一顶军帽值那么多？＂我追问。
＂那可不一般。＂他抬起头，目光坚定，＂军帽是军人的脸面，丢了可是大事。＂
从那以后，我开始去他们连队，帮战士们缝补军装，改善伙食。
看着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我常想，他们的父母该有多放心，把儿子交给这样一个认真负责的排长。
张明辉也常来我家，帮着修修灯泡，换换水龙头，陪我妈下下象棋。
我妈特别喜欢他，常说：＂这娃实在，心眼儿直，做啥事儿都是一板一眼的。＂
有一回，我妈悄悄问我：＂小梅，那个军人小伙子不错，你们......＂
我脸一红：＂妈，别瞎说，人家可是军官，我这个下岗工人，人家能看上我？＂
＂傻丫头，你这么好，谁不喜欢？再说了，你瞧他那眼神，看你的时候都冒光。＂妈笑着拍拍我的手。
＂您就别瞎操心了，我这把年纪，早过了想那些的时候。＂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像灌了蜜一样甜。
那年秋天，张明辉请了假，带我去了他的老家——山东的一个小村庄。
村子不大，四周是连绵的田野，金黄的麦浪在风中起伏，像大海的波涛。
他母亲是个朴实的农村妇女，满脸皱纹，手上的老茧厚得像树皮，但笑起来特别慈祥。
妹妹张小红刚考上县城的师范学校，聪明伶俐，见了我就亲热地叫＂嫂子＂，把我闹了个大红脸。
在他家的那几天，我帮着做饭、洗衣服，晚上就和他妈妹妹坐在院子里，听广播，看星星，聊天。
回程的火车上，张明辉握着我的手，语气坚定：＂小梅，我想和你结婚。＂
我心跳如雷，却故作镇定：＂这么快就想好了？＂
＂遇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我不想错过。＂他的眼睛亮亮的，像星星一样，＂我知道自己条件不好，工资低，家里还有老母亲和妹妹要照顾，但我保证，只要有我在，你就不会受苦。＂
我没说话，只是点点头，眼泪却不听使唤地往下掉。
这个朴实的军人，用他的真诚和坚定，撑起了我对未来的所有期待。
可天有不测风云。
九七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张明辉突然来到我家，脸色凝重。
＂小梅，我要调往西部边疆了，具体去向保密，可能要很久才能回来。＂他声音低沉，眼里满是不舍。
＂多久？＂我握紧他的手，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不知道，可能一年，可能两年，也可能更久。＂他紧紧抱住我，＂但我保证，无论多久，我都会回来找你。＂
我靠在他肩膀上，闻着他身上熟悉的味道，努力记住这一刻的温暖。
那晚，我们坐在小区的长椅上，一直到深夜。月光如水，静静地洒在我们身上。
＂小梅，等我回来，＂临行前夜，他站在我家楼下，仰头看着我，＂等我回来娶你。＂
我没说话，只是点点头，眼泪却不听使唱地往下掉。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流泪，那个在部队里铁骨铮铮的排长，在分别的夜晚，眼角挂着晶莹的泪珠。
第二天一早，他就走了，连个像样的告别都没有。
这一走，就是音讯全无的两年。
刚开始，我还常常收到他的信，寥寥数语，大多是说自己很好，让我不要担心，信封上的邮戳都是西北某地，但具体在哪里，他从来不说。
半年后，信件渐渐少了，到后来，一个月才有一封，再后来，竟然断了联系。
我去找他们部队的老班长，老班长也摇头：＂张排长执行特殊任务，我们也联系不上。＂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依然守着那个小摊，每天早出晚归。
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翻出他送我的那个指南针，看着指针固执地指向北方，就像我的心，一直指向他可能在的方向。
＂姑娘，该放下了。＂母亲劝我，＂这世上好后生多着呢，别在一棵树上吊死。＂
我笑笑不说话，心里却暗自坚定：不是每棵树都值得攀爬，但遇到那棵参天大树，就值得用一生去等待。
九八年春节，我独自一人去了趟他老家，看望他的母亲和妹妹。
老人家比两年前更加佝偻了，头发全白了，但见到我时，眼睛却亮了起来。
＂明辉有信来，说他在边疆守卫祖国，让咱们别担心。＂她拉着我的手，颤抖着声音说，＂他还特意提到你，说让我转告你，他一定会回来的。＂
我抱着老人，泪如雨下。心里的那团火，又重新燃起来了。
九九年春节前夕，北风呼啸，鹅毛大雪纷纷扬扬。
我收摊回家，远远看见楼下站着个人，军大衣上落满雪花，像一座雪雕。
我放慢脚步，心跳如擂鼓，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小梅，＂他转过身，脸黑了，也瘦了，眼角多了几道皱纹，却笑得比从前更灿烂，＂我回来了。＂
我扔下手里的东西，扑进他的怀里，泪水模糊了视线。
他身上有风沙的味道，有高原的气息，还有那熟悉的、属于他的温暖。
原来他这两年在边境执行特殊任务，驻守在一个海拔四千多米的哨所，条件艰苦，连家人都联系不上。
＂最难熬的是冬天，气温零下三十多度，水壶里的水一会儿就结冰，嘴唇干裂得流血。＂他抚摸着我的脸，轻声说，＂但每次想到你，心里就暖和了。＂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盒子，里面是一枚戒指，朴素无华，但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这是用我们哨所旁边的石头磨的，花了我整整一年时间。＂他小心翼翼地为我戴上，＂它见证了我对你的思念和承诺。＂
我看着手指上的戒指，泪水再次模糊了视线。
转眼间，十二年过去了。
张明辉如今已经转业，在县城的武装部工作，每天朝九晚五，但雷打不动的军人作息和习惯一点都没变。
我们的小日子平淡如水，却也甜如蜜。有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像他，皮肤黑里透红，眼睛有神。
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回他老家过年，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看春晚，热热闹闹的。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会靠在他肩上，想起那年的错付和相遇。
如果那天他没有落下军帽，如果我没有追出去，我们的人生会不会完全不同？
＂想什么呢？＂他总会揽住我的肩膀，轻声问。
＂在想我们的缘分。＂我笑着回答。
＂缘分？＂他挠挠头，憨厚地笑了，＂我觉得不是缘分，是注定。＂
是啊，在那个变革的年代，在无数的人流中，我们相遇、相知、相爱，这不是缘分是什么？
错付的不只是那件毛衣的钱，更是一份一生的情缘。
生活就像他那身军装，历经风雨，依然挺拔。而我们的爱情，也如同那枚石头戒指，朴素无华，却坚不可摧。
＂今年咱妈生日，咱们再回趟老家吧。＂他搂着我的肩膀说，＂孩子们也该回去看看奶奶了。＂
＂好啊。＂我靠在他肩头，听着他平稳的呼吸声，心里满是踏实。
这就是我的幸福，平凡而真实，就像那年市场上的相遇，意外却又似乎冥冥中早有安排。
细数往事，恍如昨日。那个追着军帽跑出市场的女孩，和那个匆忙离去的军人，谁能想到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人生啊，就是这样充满惊喜，只要你愿意为了那一线希望，坚持下去，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幸福。
来源：楼头倾听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