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和治史方法、“民族文化本位论”和文化批评的观点、家学渊源以及受教育背景、心史研究和宗教史研究等方面来看陈寅恪的“文化历史主义”, 可以说, 其“文化历史主义”的本质便是一种“民族本位论”, 一种站在文化的角度与立场上对历史

摘要：从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和治史方法、“民族文化本位论”和文化批评的观点、家学渊源以及受教育背景、心史研究和宗教史研究等方面来看陈寅恪的“文化历史主义”, 可以说, 其“文化历史主义”的本质便是一种“民族本位论”, 一种站在文化的角度与立场上对历史进行的研究与评判, 是一种通识理性的观点, 也是一种研究中外文化的方法, 对它的理解需要从多个角度来探讨, 通过对“文化历史主义”的理解, 也可以得出对今天文化建设的一些启示。

关键词：陈寅恪 文化历史主义 《解析陈寅恪》

他有着高峻的标格, 严肃的学术追求, 理性的文化心态, 他的一句“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不但是自己一生的要求, 也如一盏明灯指引着许多学者为之而不断探索, 他是名扬天下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 也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历史大师, 有“教授之教授”之称的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是以史家而著称的, 他“被傅斯年称为‘三百年仅此一人’”, 他继承了宋贤史学大师 (如司马君实、欧阳永叔) 以“求真实、供鉴戒”之史学思想与考据方法治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等。陈先生又是一位卓越的文学研究大师, 他的“诗文笺证法”和“比较文学研究”用诗、小说与历史互证互见的方法推动了史学与文学的交叉研究。此外陈先生还是深谙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国学大师, 他对史料的广泛阅读、考据, 使得他的传统国学能够依据历史进行阐述, 他对佛学、道学、蒙古学、突厥学、敦煌学的研究亦是令人钦佩的, 这一方面是他对多种语言精通的体现, 也是他作为一个学人扎实做学问、开一代风气的大师风范的体现。除此之外, 陈先生对心史研究 (如《柳如是别传》) 也是较早的与当时世界史学发展潮流相联系的一大成就, 在当时中国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下, 陈寅恪能够取得这么大的学术成就更是难能可贵的。他的学识、修养、道德标准、学术风范都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陈寅恪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史学大师。读了张杰、杨燕丽选编的《解析陈寅恪》使我对陈寅恪先生的认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下面就这部论文集里有关“陈寅恪先生的‘文化历史主义’”的论述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文化历史主义”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 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 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 在吾国思想史上, 既不能居最高地位, 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 有所创获者, 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术, 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也”。

以上这段话是谈及陈寅恪思想的人都要引用的话, 其实这段话对于“文化历史主义”的理解是具有代表性的。陈寅恪先生的“文化历史主义”在这里实则是一种“文化本位论”。文化本位, 顾名思义, 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 再谈及所谓的输入外来思想为我所用, 抑或“文化调和, 互相吸收”。“文化历史主义”归于一点便是注重历史与文化的统一, 在考虑一种文化输入时, 要立足于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史。历史即我们所走的路程及现状, 而文化史即文化传统, 民族思想意识与心理。在陈寅恪看来, 文化是极其重要的, 所以在19世纪20世纪初, 中国正处在动荡的时期, 外来思想鱼龙混杂, “全盘西化”思想开始崛起并占据主流, 与“固守传统”抑或“中体西用”思想猛烈碰撞。陈先生提出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术, 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也”是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上的, 是以“文化批评”的观点来看问题的, 他的见解可理解为“中体西用”, 但这一“中体西用”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是不同的, “作为一种学术方法范畴, 陈寅恪的‘文化本位论’乃是其文化历史主义的重要范畴;而作为一种社会思想, 陈氏的‘文化本位主义论’与所谓的‘中体西用’既有联系的一面, 也有区别的一面” , 其主要区别在于, 陈的“中体西用”不掺杂政治成分, 他单单以文化为出发点, 以文化回归, 以文化贯彻自己观点的始末, 又以文化批评的观点对待自己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

二、从陈寅恪的治学方法来理解“文化历史主义”

首先来看陈寅恪的语言学方法。陈寅恪掌握了包括英、德、梵、巴利、波斯、突厥、满等20多种语言, “陈寅恪在欧洲, 那时他所学的, 主要并不是历史学, 而是语言学……他是从语言学转向历史学的”。他倡导用语言来开展历史研究, 尤其是在研究隋唐时期民族迁徙、融合过程中, 他就十分强调对少数民族语言掌握的必要。语言不仅仅是思维交流的工具, 也是人类文化的直接载体, 接触语言就是接触文化, 所以陈寅恪通过对语言的掌握而研究历史也即通过对文化的理解来探析历史。再看陈先生的“以诗证史”、“以小说证史”的研究方法。“以诗文证史是陈寅恪先生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方法……陈先生认为唐诗叙事的成分多, 从而提供了大量关于时、地、人的历史材料。唐诗的作者广泛, 很能反映不同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思想情况和生活状况”。虽然诗与史为传统学术领域中完全不同的两个研究范畴, 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诗与史在研究方法上具有统一的一面。以唐诗为例, 现存的唐诗源于唐代各个阶层的社会生活, 这是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以作者为代表的当时社会思想的, 同时小说的前身唐传奇也有类似的功能, 因此“以诗证史”便成为陈先生所运用的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就这一方法而言, 小说、传奇等是当时的文学著作, 属于典型的文化, 而陈寅恪要从中探讨的却是当时的历史, 所以“以诗证史”是属于“文化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内容之一。陈寅恪利用这一方法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如《元白诗论稿》) 。

最后看一看陈寅恪的“立足史料, 具备通识”的研究方法。这从陈寅恪研究唐史能明显地看出, 他采用“通识”的观点与方法, 在谈及李渊建唐时所沿用宇文泰时期所创立的“关中本位政策” (实则是一种文化政策, 即用以鲜卑族为主体的胡汉集团的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政策) 时, 充分考虑到制度的渊源关系、民族与文化, 而尤以文化为最重, 陈寅恪认为北周政权和唐政权的成功, 究其原因主要是“关中本位政策”或“关陇文化本位政策”的成功, 即立足于渊源关系、民族融合等文化因素, 用以聚合民心以稳固政权, 这是很能代表文化历史主义观点的。对于“史料”的重视是陈寅恪治史的一大方法, 而他所占据的史料之多和翔实甚至使很多人把他划为史料学派的代表人物, 就连郭沫若也说:“就像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15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 在史学研究方面, 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 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 。而对于“通识”的重视, 正如陈寅恪的学生王永兴说:“寅恪先生着重通识……他分析当时我国敦煌学研究落后于日本等国, 原因之一是研究者罕具通识” 。正是掌握了这样一种在掌握和占有了大量史料后得出一般性、普遍性的认识的方法, 陈寅恪在研究了隋唐史后才会撰成《隋唐政治史述论稿》这样的佳作, 并得到了“文化在制度沿革、民族融合中具有重要乃至根本性作用”之一基本认识。所以“通识”的方法也可以为理解“文化历史主义”服务。

三、从陈寅恪对“王国维之死”的看法来看他的“文化历史主义”

对于王国维的死, 史学界有很多看法, 有殉清说, 即革命党人发动“北京政变”, 赶走溥仪, 王国维有感于皇帝受辱、清帝国的覆灭, 而作为遗老即此以身殉国一说。也有“逼债”说等等, 而对于这一问题, 陈寅恪却有自己的看法, 他在《王观堂先生之挽词序》中说:“凡一种文化正值衰落之时, 为此文化所化之人, 必感苦痛, 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 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适既达极深之度, 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而接着陈先生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 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 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1] (4) 陈寅恪摒弃各种琐碎的枝节, 从王国维承受的思想负担着眼, 抓住其不堪忍受的文化精神的痛苦立论, 这就是陈寅恪对于王国维沉昆明湖而死所提出的“文化殉身论”。其实这是陈寅恪从文化角度探索历史发展原因的典型事例, 所以从这一事例上, 我们也可以看出陈的“文化历史主义”思想。

四、从文化批评的角度来理解陈寅恪的“文化历史主义”

举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即陈寅恪对元稹《莺莺传》的研究和评论。《莺莺传》是唐传奇中的名篇, 写张生与崔莺莺在蒲州普救寺的欢会, 后来张生赴长安应试, 遂与莺莺离绝, 张生不但对莺莺始乱之, 终弃之, 而且在友朋间还用“恶情说”为自己辩护。对此, 历来有不少的争论, 很多人从道德观点出发批评张生及其原型元稹的薄情寡义, 却未深入到当世唐朝的社会风气之背景, 及文人想追求自由恋爱而被现实所摧折的矛盾心理, 而陈寅恪正是深入到了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中看待作品中的男女关系, 使认识超出单纯的道德批判, 升华为对那个时期一代知识分子心理的审视。陈寅恪对元稹 (张生) 虽不无谴责之意, 但这种谴责是在对这一时代的文人心理和社会观念作了深入的探究和分析后所作的理性的批判。陈是立足于文化的基础上而研究历史的, 从这一文化批评的角度上也可以看出陈的“文化历史主义”, 其实也正好验证了陈的那句话:“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 其对于古人之学说, 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中的“了解之同情”。

五、从家学渊源、留学所受教育和爱国意识来探讨“文化历史主义”

家学渊源给陈寅恪的是深厚的民族史传统、深厚的中学根基 (这从陈寅恪坚持“民族文化本位”和一生喜欢作古体诗和对联便可以看出) , 而留学欧美尤其是德国, 这给陈寅恪以广阔的世界文化视野, 尤其是西方人注重文化、认为中西方文化根本不同是中西方差别的根本, 这一概念也对陈寅恪产生了重大影响。家学中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拥护光绪帝变法, 具有崇高的爱国意识和民族气节, 同时陈宝箴、陈三立都是“同光体”代表诗人, 是很有成就的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 这对陈寅恪思想意识中对传统文化、对民族本位的重视是起一定的奠基作用的。而在后来的留学中, 陈寅恪保持着对这一民族文化的执着, 然后广泛深入西方文化研究, 在哈佛大学的学习、在德国对德国兰克学派的探究以及对同时期国外史学的了解和阅读, 都为他积累了丰富的史学功底。同时对不同语言的掌握更是深深地扩大了他的文化视野。在抗日战争爆发后, 具有深深爱国情怀的陈先生对传统文化表现出特别的重视, 以至于“即使处在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激荡年代, 他似乎也力争过一种书斋式的生活, 搞他的与现实保持相当距离的中古史研究” , 陈寅恪的这种文化心态正是他对中华传统文化保护的崇高爱国情怀的体现, 即使在战争中, 也要力保祖国的传统文化不被践踏, 不轻易地流逝, 试图用自己持之以恒的研究, 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保护文化。这里陈寅恪继承了祖父和父亲的爱国意识, 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切的重视。所以这三个因素也是促成陈寅恪坚持“文化历史主义”的重要原因。

六、从20世纪50、60年代陈寅恪的“心史”研究来理解“文化历史主义”

这一点可以从《柳如是别传》集中加以诠释。“陈先生晚年撰写《柳如是别传》, 实际上是把柳如是看作是近400年来对思想超越的理想的一种象征”。一方面是为了表彰民族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 同时也是对一个时代情感和思潮的关注和对妇女的重视, 这一转变与国际史学界对心态史、心智史和妇女史的关注是同步发生的, 是陈先生始终保持对自己本民族文化、本民族气节的高度自觉的坚守, 再加上独立的学术品格, 广阔的文化视野, 使其在相对隔绝的社会环境里依然能把握国际史学发展方向, “文化历史主义”反过来又对陈进行推动和影响。而从根本上看, “心史”也是文化史, 是陈寅恪用“心理分析”的方法研究柳如是时期的社会以及人物, 实则是立足于文化这一角度, 用对钱谦益和柳如是的心路历程的分析, 对礼法、习俗的分析, 通过这种分析来歌颂柳如是在民族大悲剧时代的崇高气节, 从中可以看出陈所用的“文化历史主义”的批评观点。

七、从敦煌考据学中对佛教等异域文化的研究来看“文化历史主义”

1930年, 陈寅恪第一个对“敦煌学”进行界说, 并说“敦煌学者, 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为什么?因为陈先生很早就关注了中国西北学 (边疆地理学、历史学等) , 后来英、俄、德等殖民主义国家在西北角逐, 敦煌洞被打开, 经卷被劫掠走, 西方汉学家开始研究敦煌藏经卷, 陈寅恪清醒地认识到敦煌史料研究的价值, 于是也开始了以敦煌佚诗证史和以敦煌佚文证史的研究, 这一研究蕴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念的辨析。如陈寅恪根据敦煌史料所著的《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中指出, 佛法传入中国, 教义与传统的儒家思想冲突的有“沙门不应拜俗”以及“沙门不敬王”之说, 揭示了本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不相容。但佛教后来却改变了原来的教义来适应中土社会思想以便于传播。这里既揭示了中外文化的冲突, 也凸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同化”特性, 这一点也明显地体现出了陈寅恪的“文化历史主义”。

八、结语

通过对“文化历史主义”的理解, 我们也可以得出对今天文化建设的一些启示。今天我国的和谐文化建设中, 是否应该从陈寅恪的“文化历史主义”中汲取一些可以借鉴的营养呢?对于我国国粹的不断流逝, 我们应该有深刻和清醒的认识, 对传统文化的鄙弃从根本上讲便是对本民族的一种轻视, 对自己的轻视, 到头来只会盲目崇外而丢失了自己。当今的艺术领域、文化领域应该深入地发掘历史, 从传统文化中搜寻创作的题材, 媒体等宣传机构也应该多多关注本民族的文化和学术, 尤其是正在被渐渐冷落一角的地域特色文化, 包括边疆地理和民族语言风俗等等, 同时学者也应该学习陈寅恪先生的严谨学风、道德标准和学人风范。

转自《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05期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