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伙子，你有福气啊，记住，夫凭妻贵！＂老人眯着眼睛，手指颤巍巍地指向我，我只当是客套话，笑着又给他添了半勺面条。

碗面之缘

＂小伙子，你有福气啊，记住，夫凭妻贵！＂老人眯着眼睛，手指颤巍巍地指向我，我只当是客套话，笑着又给他添了半勺面条。

那是1992年寒冬，我，郝建民，二十七岁，在国营纺织厂当机修工。

那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虽已吹了十多年，但在我们这座东北小城，国企仍是大多数人的依靠。

收录机里放着《涛声依旧》，邻居家的大彩电里播着《渴望》，人们口袋里揣着工资袋和各种票证，过着按部就班的日子。

我在厂区附近租了间小平房，一间堂屋加一间卧室，月租二十五元。

平房墙上贴着几张明星海报，褪了色的日历上画着《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床头放着一台红灯收音机，是我最心爱的物件。

每天下班后，我会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去帮舅舅的面馆打打零工，多少能贴补些家用。

那天天寒地冻，北风呼啸，温度降到了零下二十多度，连呼出的气都能结成白霜。

舅舅家里有事，让我一个人看店。

面馆不大，几张方桌，墙上挂着一个＂今日特价＂的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几个菜名和价格。

暖气管＂咕噜咕噜＂地响，一口大铁锅咕嘟着热气，锅边挂着几个长长的竹筷。

傍晚时分，推拉门被拉开，发出＂吱呀＂一声，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走了进来，身上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老式中山装，外罩一件灰色的棉袄，袖口和领子都有些磨白了。

他衣着朴素却干净整洁，手里握着一根磨得发亮的拐杖，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千层底布鞋。

＂师傅，屋里暖和。＂老人搓着手说，声音温和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威严。

＂大爷，快坐，来点啥？＂我放下手中正在擦拭的搪瓷碗，热情地招呼道。

＂小伙子，来碗牛肉面，天冷了，暖和暖和。＂老人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拐杖靠在桌边。

我见他年纪大，便在碗里多添了些牛肉和青菜，又放了两个水煮蛋。

老人吃得很慢，却很香，时不时抬头看我一眼，目光中带着一种看透世事的从容。

＂多少钱？＂老人吃完，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钱包。

＂三块五。＂我说。

老人从钱包里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元钱，我找给他一块五毛钱。

他没有立即起身，而是坐在那里，像是在思考什么。

＂小伙子，你有福气啊，记住，夫凭妻贵！＂老人突然说道，然后慢悠悠地走出了面馆，背影在昏黄的路灯下渐渐模糊。

我收拾着碗筷，嘴里嘟囔着：＂什么夫凭妻贵，我连对象都没有呢。＂

话音刚落，门帘被猛地掀开，一阵冷风夹着雪花吹了进来。

一个姑娘跌跌撞撞地闯了进来，脸颊被冻得通红，头发上、围巾上都落满了雪花。

＂不好意思，外面突然下雪了，能让我避一避吗？＂她呵着冻僵的双手，声音清脆好听。

＂当然可以，快进来坐。＂我赶紧倒了杯热水，＂要不要来碗面？暖和暖和。＂

＂谢谢，那就来碗阳春面吧，不要肉。＂她脱下手套，接过热水，双手捧着杯子，小口小口地啜饮。

她叫李杏儿，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四学生，刚做完家教往宿舍赶，没想到半路上遇到了突如其来的大雪。

我们聊起来，她谈吐不凡，说起文学、时事头头是道，提到余华、莫言、王朔等当代作家，眼里闪烁着光彩。

我这个只有高中文化的人，只觉得她像天上的星星，明亮而遥远。

＂你喜欢看什么书？＂她问我。

＂闲时翻翻《读者》《青年文摘》，有时看看武侠小说，金庸啊，古龙啊。＂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

＂那挺好的啊，金庸的小说也很有文学性，《读者》里面的文章也很有深度。＂她没有一丝轻视，反而饶有兴趣地与我讨论起来。

雪停了，她起身要走，我主动提出送她回学校。

＂不用了，已经给你添麻烦了。＂她婉拒道。

＂外面路滑，我送你吧，正好我也要收摊了。＂我坚持道。

最终，她同意了。我锁好门，推出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她坐在后座上，我们在雪后的街道上缓缓前行。

路灯下，雪花反射着柔和的光，空气清新得能闻到雪的味道。

＂师傅，骑慢点，别摔着。＂她轻声说，语气里带着一丝调皮。

＂放心吧，我骑车技术一流，当年厂里自行车比赛我可是冠军。＂我故意挺直腰板，引得她咯咯笑起来。

谁能想到，半年后，我们竟然定了亲。

那是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鼓足勇气约她去人民公园，在樱花树下，我笨拙地表白：＂杏儿，我、我想和你处对象。＂

她低着头，脸颊微红：＂你确定吗？我可是大学生，你不嫌我太书呆子？＂

＂不会啊，我就喜欢你有文化。＂我挠着头，＂我虽然只是个工人，但我会努力的，保证让你过上好日子。＂

她抬起头，眼里闪烁着笑意：＂那我考考你，如果我父母不同意，你怎么办？＂

＂那我就天天去你家门口站着，直到他们同意为止。＂我脱口而出。

＂哈哈，不用那么夸张。＂她笑得前仰后合，＂我爸妈其实很开明的，只要我喜欢，他们不会反对。＂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恋爱。

舅舅笑我有福气，娶了个大学生媳妇。

＂建民这小子，走了大运了，找了个这么好的大学生对象。＂舅舅和街坊邻居们闲聊时，总是这么说，脸上满是与有荣焉的神情。

杏儿的父母是中学教师，一开始对我这个高中毕业的工人确实有些顾虑。

＂杏儿，爸妈不是看不起工人，但你是大学生啊，找个条件相当的不好吗？＂杏儿妈妈私下对她说。

＂妈，建民人好，踏实肯干，对我也好，这比什么都重要。＂杏儿坚定地说。

最终，在见了几次面后，杏儿的父母被我的诚恳打动，勉强同意了我们的婚事。

1993年初，我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婚后，我们住在单位分的一套四十平米的小两居室里，家具简单，但整洁温馨。

杏儿毕业后被分配到市里一所中学教语文，我依然在纺织厂上班，下班后帮舅舅看店。

我们的生活虽然不富裕，但也算安稳，每个月攒点钱，偶尔去国营照相馆拍张合影，或者去百货大楼添置些生活用品。

谁知，婚后不久，国企改革浪潮席卷而来。

1994年春天，我所在的纺织厂开始裁员，＂减员增效＂、＂优化结构＂这些词汇开始频繁出现在厂里的大喇叭和黑板报上。

厂里的氛围日渐紧张，食堂里、车间里，大家谈论的都是谁会被裁掉，谁能够留下来。

＂建民，听说机修车间要精简一半人手，你怎么想？＂老王是我的师傅，已经在厂里干了二十多年。

＂能留下当然最好，不能留，也只能另谋出路了。＂我故作轻松，心里却忐忑不安。

终于，那一天还是来了。

厂部贴出了裁员名单，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我拿着＂买断工龄＂的三千元钱，站在厂门口，恍如隔世。

那座我工作了近十年的厂房，那些我朝夕相处的机器，那群一起吃饭、一起加班的工友，从此，都将成为记忆。

＂建民，别灰心。＂回到家，杏儿放下教案，眼里闪着坚定的光，＂下岗不是世界末日，我们可以做小生意。＂

＂可我只会修机器，不懂做生意啊。＂我苦笑道。

＂我爸有个同事的儿子就是下岗后开了个小卖部，现在生意不错呢。我们可以去取取经。＂杏儿拉着我的手，语气坚定。

在杏儿的鼓励下，我们用那三千元钱买了辆二手三轮车，添置了一些简单的厨具和食材，准备在火车站附近卖早点。

天还没亮，杏儿就起床和面、切菜，而我负责推车、摆摊、吆喝。

一开始，生意惨淡，有时一上午只卖出十几份早点，连成本都收不回来。

＂会好起来的，刚开始都是这样。＂杏儿每天晚上安慰我，然后埋头研究如何改进我们的小吃。

她白天教书，晚上回来帮我算账、琢磨新品种，周末更是全天和我一起摆摊。

那段日子，我们省吃俭用，连看电影这种小小的奢侈都舍不得。

功夫不负有心人，渐渐地，我们的摊位有了固定的客源，每天早上六点，就有附近的工人、学生来排队买我们的煎饼果子、豆浆和小笼包。

＂师傅，你家的煎饼果子真香，比隔壁的好吃多了。＂一个穿着工装的中年人边吃边赞叹。

＂那是我爱人的功劳，她研究出的特制酱料。＂我骄傲地说。

＂媳妇有文化，就是不一样！＂中年人竖起大拇指。

＂徐师傅，您过奖了。早点小事，关键是用心。＂杏儿接过话茬，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

看着杏儿灵活地翻动着煎饼，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这个大学生媳妇，不嫌弃我这个下岗工人，还和我一起起早贪黑做小买卖，我郝建民何德何能，能娶到这样的好媳妇？

＂看什么呢？＂杏儿见我发呆，好奇地问。

＂看我媳妇漂亮。＂我笑着说。

＂去你的，油嘴滑舌。快去接豆浆，要溢出来了。＂杏儿推了我一把，脸上却挂着甜蜜的笑容。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们的小生意越做越好。

1996年春天，我们攒够了钱，在火车站附近租了一个小店面，取名＂杏林面馆＂。

店面不大，只有五张桌子，但我们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挂着杏儿亲手写的书法作品，窗台上摆着几盆绿植，显得格外温馨。

开业那天，我们请来了亲朋好友，大家都为我们高兴。

＂建民，你小子有出息了，比在厂里干挣得多。＂老王拍着我的肩膀说。

＂这都是杏儿的功劳，要不是她鼓励我，我可不敢踏出这一步。＂我由衷地说。

杏儿在一旁红了脸：＂哪里是我的功劳，是建民自己勤快肯干。＂

就在这时，杏儿的父亲拿出一个红包：＂这是我和你妈的一点心意，给你们添置些设备。＂

＂爸，我们不能要...＂杏儿连忙推辞。

＂拿着吧，爸妈看着你们这么努力，心里高兴。＂杏儿妈妈在一旁说道。

我接过红包，心里满是感动：＂谢谢爸妈，我一定会好好待杏儿，让她过上好日子。＂

杏儿辞了教师工作，专心经营面馆。

她总有新点子：推出套餐、印制优惠券、注重店面卫生和服务态度。

＂你看，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吃的要求也不一样了。＂杏儿翻着报纸说，＂我们得跟上时代步伐。＂

在杏儿的经营下，小店生意渐渐红火起来，每到饭点，店里总是座无虚席。

我们开始添置新设备，请了两个帮工，生活水平也明显提高了。

周末有空，我们会骑着新买的永久牌自行车去郊外踏青，或者去新开的影剧院看场电影。

有时，杏儿会拉着我的手，指着路边的橱窗说：＂建民，你看那件羊毛衫，挺适合你的。＂

＂贵呢，一百多呢，等再攒点钱吧。＂我心疼钱，总是这么说。

＂什么贵不贵的，你天天辛苦，该犒劳犒劳自己。＂杏儿总是拉着我进店，然后硬是给我买下那件心仪的衣服。

看着镜子里穿着新衣服的自己，再看看身旁笑靥如花的杏儿，我心里满是幸福和感激。

老人说的＂夫凭妻贵＂，此时在我心中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998年初，意外发生了。

一天下午，店里来了两个人，西装革履，一看就不是来吃面的。

＂请问是郝建民同志吗？＂其中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问道。

＂是我，有事吗？＂我放下手中的活，擦了擦手上的面粉。

＂我们是纺织厂的，这是我的工作证。＂中年人出示了证件，＂厂里有个好消息要通知您。＂

原来，国家政策调整，纺织行业开始回暖，厂里准备召回一批技术骨干，我因为当年技术过硬，被列入了名单。

＂月薪比过去高三倍，还包住宿，您考虑一下？＂眼镜中年人说道。

我心里一阵激动，三倍的工资啊，比现在开面馆稳定多了。

回到家，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杏儿。

＂回去吧，工厂多安稳啊，不像做生意，提心吊胆的。＂母亲在一旁劝道。

＂是啊，国企铁饭碗，多好啊。＂舅舅也附和道。

只有杏儿沉默不语，眉头微蹙，似乎在思考什么。

晚上，我们躺在床上，我问杏儿：＂你觉得我该怎么选？＂

＂建民，这是你的决定，我支持你。＂杏儿轻声说。

＂可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我侧过身，看着她的眼睛。

杏儿沉思片刻，说道：＂我觉得，面馆是我们一起打拼出来的，现在才刚有起色，如果放弃，有点可惜。＂

＂可是工厂待遇好啊，而且稳定。＂我有些犹豫。

＂建民，你还记得那个算命老人吗？＂杏儿突然问。

＂什么老人？＂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就是你给他多盛了碗面的那个。＂杏儿提醒道，＂他说的＇夫凭妻贵＇，不是算命，是告诉你要相信自己的选择，也相信我。＂

＂你是说...＂我开始明白她的意思。

＂我觉得，未来的机会在民营经济。你看，这几年国企改革这么大，谁能保证过几年不会再下岗？而我们的面馆，只要经营得当，会越来越好的。＂杏儿坚定地说。

我辗转难眠，心里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第二天，我去找了当年的老王师傅，想听听他的意见。

＂建民啊，你小子有出息了，自己当老板不好吗？回厂里干什么？＂老王吸了口烟，慢悠悠地说，＂我要是年轻二十岁，也出去闯一闯。＂

回家路上，我经过一家新开的私营超市，里面人头攒动，收银台前排起了长队。

再看看街上越来越多的个体户店铺，我的心渐渐有了答案。

我们最终选择了坚守小店，谢绝了厂里的邀请。

杏儿为此专门设计了一系列新菜品，还在店内增加了简单的装修，生意越发红火。

2000年，我们开了第二家店；2002年，第三家店开业；到了2005年，＂杏林面馆＂已经有了七家连锁店，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品牌。

那年冬天，在我们的第一家店里，我正在柜台算账，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小伙子，来碗牛肉面。＂

我抬头一看，是那位十多年前的白发老人，依然是那根拐杖，那件中山装，只是头发更白了，脸上的皱纹更深了。

＂大爷，您还记得我吗？＂我惊喜地问道。

＂当然记得，当年你给我多盛了碗面，我说你＇夫凭妻贵＇，现在看来，我没说错。＂老人笑呵呵地说。

＂您怎么知道我娶了个好媳妇？＂我好奇地问。

就在这时，杏儿从厨房走出来，看到老人，惊讶地叫道：＂大爷？您怎么来了？＂

原来，这位老人是杏儿的远房大爷，当年只是顺口一说，没想到成了真。

＂杏儿，这么说，你早就认识我？＂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那倒没有，我是后来回老家探亲，听大爷提起，才知道他曾经去过你舅舅的面馆。＂杏儿解释道，＂我当时也很惊讶，觉得这就是缘分吧。＂

＂缘分，确实是缘分。＂老人慈祥地看着我们，＂一碗面的缘分，成就了一段好姻缘。＂

看着杏儿忙碌的身影，我想起了那碗多添的面，那句＂夫凭妻贵＂的话，心中满是感慨。

从一个懵懂的年轻人，到如今的小有成就的店主，这一路上，有杏儿的陪伴与支持，有亲朋好友的帮助，也有时代变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普通人也在书写自己的传奇，或许不惊天动地，但点滴温暖，如一碗热腾腾的面，足以抵御人世间的寒冷。

有时候，杏儿会坐在店门口，望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流，轻声对我说：＂建民，你说我们以后老了，会不会也像那位老人一样，给年轻人讲我们的故事？＂

＂那当然，我要告诉他们，我娶了个大学生媳妇，是多么有福气的事。＂我笑着回答。

＂去你的，都这么多年了，还拿这个说事。＂杏儿假装生气，却掩不住眼中的笑意。

夕阳西下，街灯亮起，我们的故事还在继续，如同那碗面一样，平凡却温暖，简单却有滋有味。

或许，人生就是这样，不需要太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只需要懂得珍惜眼前人，把握住每一个平凡的瞬间，就足够了。

＂夫凭妻贵＂，这句话，我会记一辈子。

因为它不仅仅是一句祝福，更是我人生的真实写照。

每当我站在店门口，看着＂杏林面馆＂的招牌在夜色中闪烁，心中总是充满感激与满足。

这世间，能遇到一个懂你、爱你、支持你的人，并肩走过风雨，共享阳光，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幸福。

来源：古典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