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月，在乐施会（香港）北京办事处的支持下，食通社在陕西咸阳举行了“天不时，人如合”农村社会组织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坊。在气候变化的最前线，在这片高温干旱肆虐的土地上，我们希望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食通社说
今春以来，陕西遭遇1961年来最严重旱情。同时叠加高温、大风和沙尘等极端天气而导致的复合型灾害，严重威胁着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
五月，在乐施会（香港）北京办事处的支持下，食通社在陕西咸阳举行了“天不时，人如合”农村社会组织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坊。在气候变化的最前线，在这片高温干旱肆虐的土地上，我们希望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如何找准农村气候脆弱性的短板，发挥社会组织的长处，帮助农民面对气候变化时有准备，有依靠？
如何让农业农村不止免于气候灾害，甚至成为气候问题的解法？
两天内，我们走访了当地知名的生态农场，从它们覆盖一二三产的多元经营模式中获得启发；在社会组织、研究者和农友的热烈讨论中，识别问题，找到共识，打开工作思路。以下是工作坊的精彩内容回顾。
生态农业更能适应气候变化吗？农场和农村社区如何落地气候减缓、适应措施？5月12日，大家带着这些疑问，在咸阳的绿我农场开启了参访第一站。
◉大黑和刘乐鑫带我们参观绿我农场和即将完工的面粉加工厂。
5月中旬正值小麦生长关键期，然而入春以来关中地区缺乏有效降水，陕西部分地区的气象干旱程度达到了重旱、甚至特旱。绿我农场主要种植小麦，得益于泾惠渠（古郑国渠）充足的灌溉水源，受干旱的影响较小。
农场既占地利，也在积极适应天时。大黑从2014年就开始实践澳洲活力农耕，通过种绿肥、采用保护性耕作机械来改良土壤结构，种植阿勃小麦等适应性更好的地方品种，修建喷灌设施和蓄水池来节水抗旱。此外，加工小麦面粉、饼干增加附加值，也是一种分散气候风险的策略。
除了一己之力应对气候风险，农民还可以获得哪些外在支持？
工作坊参访第二站——沃野青青生态农场负责人郑力行表示，对西红柿、草莓等经济作物而言，农场在受灾时得到过保险赔付，但和损失或成本相比，不过九牛一毛。他认为，保费要交，毕竟是最后的兜底，但农人不能指望保险来弥补损失，必须努力应对极端天气。
◉沃野青青生态农场创始人陈星、郑力行带领农场导览。供图：沃野青青
过去几年，沃野青青经历了大雪压塌棚顶、倒春寒、连续干旱（导致蚜虫爆发）等各种极端天气事件。郑力行认为，应对气候变化，首先要密切关注天气预警，其次要精进农技——不拘泥任何一种农法，勤观察、锻炼农人的觉知。
沃野青青由三个青年人返乡联合发起，现已是当地有名的生态农场，直播销售势头正好，增加了老年雇工收入，也吸引了不少当地年轻人就业，特别是为照顾孩子而留守在村的年轻夫妻。
乡村有人，有活力，有想法，才有基础去谈论应对气候变化。
5月13日，以前一天在农场的见闻为铺垫，工作坊进入了精彩的主旨发言和案例分享环节。
研究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的专家介绍了农业与气候变化相互作用的关系。首先，农业是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领域，其对温升效应的贡献，仅次于化石能源的生产和流通。气候变化加剧，导致气象灾害增多、极端高温阈值升高，这反过来导致了农食系统的额外负重增加，如粮食减产、农产品营养流失。
◉5月中旬，连续高温干旱导致陕西渭河以南河滩地上的小麦枯黄，麦子根部的土地白天摸着烫手。
放眼国际，“气候智慧型农业”正在帮助农民适应气候变化；具体到我国，该专家认为在技术创新之外，气候适应还应将社会经济要素纳入考量，努力拓展研究视角。
在西北地区谈论气候变化，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暖湿化的利好”。
但气候经济学者、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刘杰指出，尽管温度上升、降水增加是西北地区的整体趋势，但具体到更小的地理单元，各地的气候变化趋势又各异，比如宁夏北部灌区的暖干化趋势，以及陕西关中正在经历的60年未有之干旱。此外，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事件也在增多增强。
◉5月中旬，连续高温干旱导致陕西渭河以南河滩地上的小麦枯黄，麦子根部的土地白天摸着烫手。图源：绿色和平行动派。「链接」了解更多信息。
面对气候变化的复杂影响，农业生产既要避害——比如关中种苹果的农户常用烟熏、喷防冻剂、果实套袋等措施来“避害”（每亩增收600多元，具有成本效益）；也要趋利——宁夏酿酒葡萄产业通过申请“黄金气候带”等气候生态认证，拓展愿意为之支付溢价的消费群体。
在气象学者和经济学者勾勒出的宏观轮廓之上，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硕士生尚岚在华北柳村（化名）的研究为我们补充了微观的社会学案例，也抛出了灵魂拷问：小农户真的能适应气候变化吗？无论能或不能，塑造其能力的条件又是什么呢？
◉2023年7·31特大暴雨后回访门头沟「链接」，当地农户玉米地被冲毁。当时尚岚正在柳村做田野，也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几天。
柳村位于太行山区，经历过2023年7·31特大暴雨，但近年来也在经历越来越旱的气候变化趋势。
尚岚发现，为了应对干旱，农民放弃小麦，改种更省工的耐旱作物；同时为了省事（以便于进城务工），农民不再留种，结果却常为劣质价高的种子坑害。此类气候适应措施将农户与市场化深入绑定，削弱了他们的自主性。
◉干旱缺水、劳动力外流，促使柳村村民逐渐放弃传统玉米品种“大马牙”而依赖商品品种，年年攀升的农资价格进一步将农民“套牢”。供图：尚岚
此外，传统合作用水机制瓦解导致柳村内部组织困难；而政府扶助农村惯用的项目制，在柳村的水利治理中表现出局限性，例如基层部门条块分割导致项目推进缓慢，层层发包赚取差价，为打造示范工程而将有限资源集中于更有发展潜力的村镇，让本就边缘的穷乡僻壤更加边缘化。
她认为，在这种“现代化气候适应模式”的主导下，经济体制、乡土文化和村庄内外政治权力关系的变化，实际上加深了小农户的气候脆弱性。
应对气候变化，农业应该怎么做？分享案例的三位嘉宾都认为：无论减缓还是适应，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都在于土壤。
◉1934年北美黑风暴对土壤的侵蚀和破坏。制图：李颖
再生农业专家李颖博士介绍了1930年代，美国中西部地区不可持续的农业开发导致的环境灾难——黑风暴事件（Dust Bowl）。裸露的土地不仅构成了沙源，还会降低农田的灌溉水利用率和隔热保湿性能，致使极端天气的影响被进一步放大。成都家园行动的顾问袁勇补充，土壤板结和退化也是我国农业面临的严峻挑战。
那么，如何适时适地推广保护土壤的农业技术？农户又有什么动机采纳这些技术？面对不同的服务对象，三位分享嘉宾给出了三个关键词——健康、成本和市场。
袁勇介绍了家园行动在四川稻油轮作区推广的免耕水稻技术。扎根农村30年的经验让袁勇观察到，大部分老年留守农民最关心的是自己和家人的身心健康，不使用任何化学投入品的免耕种植让他们吃上了生态农产品，刚好回应了这一需求。
◉袁勇在兴寨子村培训村民免耕覆盖水稻种植技术。
此外，免耕垄作、秸秆覆盖、留草等管理措施非常适合人均几亩地的小规模种植。如果规模太大而不得不依赖农业机械，不但增加生产成本，还会增加碳排放。因此袁勇特别提醒各位参会者，不要以加剧气候变化的短视行为来应对气候变化。
与规模化农场合作较多的李颖博士认为，相比增产增收，保护性耕作的保产降本对这些农民来说更有吸引力。比如在黄淮海地区推广玉米秸秆或根茬覆盖下一次性完成小麦播种、施肥等作业，有效减少了机械对土壤的扰动，还能节省旋耕、翻地环节的能源和人工投入。
◉绿我农场创始人大黑参考澳洲活力农耕研发出的深松犁等保护性耕作机械，减少对土壤的扰动。
来自妈妈环保的刘志强介绍了他们如何从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视角入手，逐步推动乡村沼气、节水、五位一体（基础设施完善、绿色产业富民、合作组织推动、资源循环利用、能力建设贯穿始终）等生态家园实践探索工作。
其中，陕西汉中柳沟村生态茶叶生产是一大亮点。但刘志强也指出，这些农产品的生态价值并未得到足够的市场认可，需要进一步打造完整产业链，为农民的低碳行动争取更多支持，促进乡村生态产业振兴发展和农户增收。
近几年，气候议题变得越来越主流化了。圆桌讨论环节，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博士刘君言将气候“热”的具体表现总结为：在政策领域，气候变化的优先级提升、资金投入增加；在气候公益领域，工作议题也从能源转型逐渐扩展到更多元化的本土探索。
然而，这些科学和政策话语落地时却遭遇了“一头热”：普通公众很难把具体事实和气候变化建立起联系，而社会组织开展气候工作找不到方向。
食通社也在过去几个月的调研中发现，尽管国内社会组织对气候工作的探索从20年前就开始了，但很少有农村社会组织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策略，且相当一部分社会组织做气候项目是资助驱动。
◉食通社在调研中发现的农村社会组织气候项目的4个主要方向。图片：食通社
问题出在哪里？社会组织参与气候变化工作，可以怎么做？
刘君言观察到，很多社会组织从风险评估、传播倡导、灾害响应等方面参与到气候工作中来，但遭遇了与自身能力不匹配的困境。比如“灾害-脆弱性-暴露度”这一气候风险评估框架是否适用于社区尺度？复杂的气候变化科学如何实现有效传播？为什么灾害响应时一窝蜂，灾后重建却少有资源投入？
因此，她建议在地社会组织把气候变化视作现在已有问题的结果、而不是孤立的问题，结合擅长的工作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路径。
乐施会就在支持社会组织探索这样的行动路径。乐施会项目官员胡玮告诉我们，十几年前，乐施会在陕南山区支持救灾工作的项目村大都属于次重灾区，得到的资源相对有限，乐施会通过紧急物资捐赠和灾后重建工作，协助建立防灾机制、提供设施和培训工作，逐渐提升了社区应对气候灾害的能力。
◉2021年7月，专家走访柳沟村村民，评估香港乐施会支持的综合发展系列项目。图源：妈妈环保
胡玮还表示，相比城市，农村社区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更加明显，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也受到了广泛关注，但“农村不只有农业生产，还有农民生活和农村基础设施。”因此社会组织在农村社区开展气候工作还有很多空间待发掘。
很多农村社会组织同时也是社工机构，它们如何在气候工作中贡献特长？贵州师范大学的詹玉平提醒大家，社会工作强调“人在环境中”的理念——环境不光指社会环境，也有自然生态环境的意涵。
他呼吁社工机构恢复与自然、环境议题的连接，明确机构愿景。在此基础上，社工机构可以开展社区调研、促进利益相关方对话、推动社区备灾能力建设，力所能及者还可以开展行动研究，打破当前气候主流话语的知识霸权。
◉贵州师范大学詹玉平（右一）回顾早期社工传统。左一为乐施会项目官员胡玮。
此外，食通社在梳理政策与实地走访农村过程中发现，天灾的危害固然重大，但分析农业农村的脆弱性时、绕不开涉农政策对其施加的影响。
食通社的孔令钰认为，社会组织既要对气候变化保持敏感，更要对农业农村的政治社会“气候”有清醒认知，提高农业气候韧性的解法往往孕于后者。
探讨具体可能性之余，我们也就“气候公益”的内涵抛出了更多疑问：
气候影响无处不在，使得气候议题看起来包罗万象，社会组织如何找切入点？又为谁服务？
不顶着“气候”帽子，但实际上达到了减缓和适应效果的项目，算不算气候公益？
一些社会组织“新瓶装旧酒”——以气候变化名义筹款去回应社区更迫切的需求，是否反衬出资助环境恶化与资方能力不足？……
这些未竟的困惑和迷思，还需全体公益同仁持续讨论。
农村应对气候变化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在最后的讨论环节，每位参会者都用一个词描述了自己心中的挑战。
随着越来越多的词语在屏幕上冒出：空心化、散、没有产业链、缺乏个体微小的行动……大家心中的困惑云雾也渐次拨开，它们的反义词，正是气候行动的密码，也是社会组织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参会者心目中的农村应对气候变化最大的挑战。制图：食通社
农业公益行业从业者周点凡认为，认知局限是农村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大挑战。推动气候工作的关键是要影响人：各相关方首先要知道并认同气候变化的事实和影响，才能有所行动。
甘肃庆阳返乡青年吴龙龙给出的答案，简短而直击要害：乡村缺乏集体感和凝聚力。
食通社的孔令钰则指出了小农失权的现实。无论是宏观的城乡二元体制，还是农机服务、农业补贴等政策对小农的边缘化，都在放大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制度上的不平等，让农村面对气候变化更加脆弱。
正如一位服务农村多年的伙伴幽默而辛酸地总结：“感谢气候变化，让大家终于开始关注农村！”
◉“天不时，人如合”农村社会组织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坊参访沃野青青农场后合影。
如无特殊说明，图片均由食通社及工作坊参与者提供
整理：泽恩
编辑：令钰
拍摄/剪辑：王倩
来源：食通社Foodth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