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母亲临终前把它摘下来，塞到我手里，干裂的嘴唇微微颤动：＂囡囡，妈没啥留给你，这是你外婆当年给我的，你留着吧。＂
妈妈的金戒指
那枚金戒指是我最后的念想。
母亲临终前把它摘下来，塞到我手里，干裂的嘴唇微微颤动：＂囡囡，妈没啥留给你，这是你外婆当年给我的，你留着吧。＂
那是一九九三年的深秋，北方的风已经带着刺骨的寒意。
病房里的消毒水味混着苦涩的药味，母亲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眼窝深深地陷了进去。
她用尽全身力气摘下那枚戴了几十年的金戒指，那是我从未见她摘下过的。
戒指很小，样式古朴，上面刻着一对喜鹊，是旧时人结婚的传统图案，在灯光下泛着暗哑的光。
我握着那枚温热的戒指，泪水模糊了视线，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发不出声音。
＂好好的，别哭，＂母亲用粗糙的手抚摸着我的脸，＂妈这辈子没啥遗憾，就是看不到你过上好日子了。＂
那天晚上，母亲走了，安静得像是睡着了一样。
我把那枚戒指穿在一条红绳上，挂在脖子上，贴着心口，仿佛这样就能感受到母亲的温度。
＂这是什么？＂婆婆颤巍巍地从红纸包里取出一对金耳环，在阳光下闪着光。
＂生日快乐，妈。＂丈夫小李笑着说，眼睛里满是期待。
我的心猛地一沉，一眼就认出了，那是用我妈妈的戒指打的。
那对耳环样式新潮，但我认得那金子的颜色，还有隐约可见的一小块纹路，那是戒指上喜鹊图案的残留。
心里像是被人硬生生挖了一块，却只能僵硬地扯出笑容。
＂谢谢啊，儿子儿媳妇，＂婆婆高兴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我这辈子还没戴过金耳环呢！＂
她急忙对着玄关的小镜子戴上，满脸都是藏不住的欢喜。
＂囡囡，你看好看吗？＂婆婆在耳边比划着，眼睛里是藏不住的喜悦。
我喉咙发紧，挤出一句：＂好看。＂然后匆匆转身，说去厨房炒菜。
九十年代初的县城，日子紧巴巴的。
我和丈夫小李结婚三年，住在纺织厂分的筒子楼里，两室一厅的小房子，却挤着我们和婆婆三口人。
婚后不久，丈夫所在的国营机械厂就开始效益下滑，工资经常拖欠发放。
我在纺织厂接了母亲的班，每月工资一百七十多块，成了家里最稳定的经济来源。
那时物价开始上涨，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每个月还要给丈夫的弟弟寄些钱，他在省城读大学，学费和生活费都不少。
＂又给你弟弟寄钱啊？＂我看着丈夫拿着刚发的工资准备去邮局。
＂嗯，这学期他要买计算机，听说要八百多块呢。＂丈夫搓着手说。
＂咱家这个月电费还没交呢，＂我叹了口气，＂而且冬天快到了，还得给妈买件棉袄。＂
＂媳妇，别操心我的棉袄，＂婆婆从里屋走出来，＂我那件去年的还能穿，补补就行。＂
丈夫不好意思地挠挠头：＂等我下个月奖金发了，一定先给家里添置东西。＂
可那奖金一直没有着落，厂里效益越来越差，连基本工资都难保证了。
母亲走得突然。
那时我刚结婚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脑溢血带走了她。
母亲一辈子都是纺织厂的先进工作者，五十多岁的人，干起活来比年轻人还利索。
谁能想到，那天她在车间里突然倒下，送医院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我守着那枚金戒指，仿佛就是守着母亲最后的体温。
结婚时，丈夫曾问我为什么不戴，我说太小了戴不上，便一直锁在首饰盒最里层。
其实不是戴不上，而是我舍不得。
那是母亲一生中唯一值钱的东西，她从未舍得典当，即使在最困难的七十年代末，为了供我读书，她宁可自己饿肚子。
我时常会摸着那枚戒指，想起母亲的笑容，想起她教我绣花的情景，想起她帮我梳辫子时的絮叨。
＂囡囡，妈活这辈子，就盼你过得好。＂
这是她生前经常对我说的话。
我从未想过，丈夫会趁我去上班的时候，翻出那枚戒指，送去金店打成了婆婆的生日礼物。
婆婆生日那天，我特意请了半天假，回家炖了只老母鸡，还做了她最爱吃的红烧肉和醋溜白菜。
＂今儿个菜色真丰盛啊！＂婆婆看着满桌子菜，笑得合不拢嘴。
＂妈，你生日当然得吃好的，＂我把碗里盛满米饭递给她，＂来，多吃点。＂
正吃着，丈夫神秘兮兮地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红纸包：＂妈，给您的生日礼物。＂
当婆婆打开包装，那对金耳环在灯光下闪闪发亮时，我的心跳仿佛停止了一瞬。
＂唉哟，这得多少钱啊！＂婆婆又惊又喜。
＂不贵不贵，＂丈夫得意洋洋地说，＂我存了好久的钱呢。＂
我沉默地低头扒饭，不敢抬头，怕眼泪会不受控制地掉下来。
那晚我独自坐在阳台上，翻看着母亲的旧照片。
照片已经泛黄，母亲年轻时站在纺织厂门口，瘦削的脸上带着倔强的笑。
她一生都在纺织厂当工人，粗糙的双手编织着我的未来。
那时家里最困难，七十年代末的工资微薄得可怜，她却攥着那点工资，让我读完了高中。
邻居王婶曾劝她：＂林芝啊，你一个寡妇，何苦把闺女供这么高，早点让她工作多好，还能帮补家用。＂
母亲却固执地摇头：＂我没文化，一辈子在厂里干粗活，累死累活也挣不了几个钱，我不能让囡囡重蹈覆辙。＂
想到这里，眼泪不住地往下掉。
我从柜子深处翻出一个旧铁盒，里面是母亲留下的几样东西——她的工作证，一张全家福，一块蓝底白花的手帕，还有一个空了的首饰盒。
那首饰盒曾经装着我的念想，现在只剩下一个空壳。
＂你怎么了？＂丈夫端着热水走过来，看到我红肿的眼睛。
我本不想说，可积压的委屈如决堤的水，一发不可收拾：＂那是我妈留给我的唯一东西啊！你怎么能......＂
丈夫的脸刷地变白，手里的杯子差点掉地上：＂我...我不知道...我以为就是普通的旧戒指......＂
＂普通的旧戒指？＂我的声音因为哭泣而变得沙哑，＂你知道那是我妈唯一的嫁妆吗？是她临终前给我的！＂
＂對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丈夫慌乱地解释，＂我看你从来不戴，就以为......＂
＂你以为什么？以为我不在乎吗？＂我打断他的话，＂你有没有想过问我一声？＂
丈夫沉默了，他站在那里，肩膀微微颤抖。
＂我就是想给妈过个好生日，＂过了一会儿，他低声说，＂厂里都快半年没发全工资了，我攒不出钱买礼物......＂
我看着丈夫憔悴的脸，突然感到一阵疲惫。
工厂不景气，工人下岗，这些词在九十年代初的县城变得越来越常见。
丈夫的厂子已经开始轮流放假，每个月只有十几天的工作日，拿着半份工资，却还要养活一家老小。
＂算了，＂我擦干眼泪，＂已经送出去了，总不能再要回来。＂
丈夫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我明天就去和妈说，我再去买一对新的......＂
＂不用了，＂我摇摇头，＂不要让妈难过。＂
那晚，我梦见了母亲。
她站在一片麦田里，穿着那件蓝底碎花的旧衣裳，冲我笑。
＂囡囡，过得好吗？＂她问。
我想回答，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
醒来时，枕巾已经被泪水浸湿。
第二天清晨，我起得很早，像往常一样准备早饭。
＂囡囡，＂婆婆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能陪我去一趟公园吗？＂
我回过头，看见婆婆已经穿戴整齐，耳朵上戴着那对金耳环。
＂好啊，＂我勉强笑了笑，＂等我做完早饭。＂
公园里，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去，几个老人在打太极，远处有人在放风筝。
＂我知道那戒指的事了，＂婆婆突然说。
我愣住了，不知该如何回应。
婆婆从耳朵上取下耳环，包在原来的红纸里，塞到我手中：＂孩子，拿回去吧，我不知道这是你妈留给你的。＂
＂妈，您怎么知道的？＂我惊讶地问。
＂昨晚听见你们吵架了，＂婆婆叹了口气，＂这孩子，做事就是不过脑子。＂
我看着她布满皱纹的脸，突然想起小时候生病，母亲守在床边的样子。
＂妈，您留着吧，＂我把红包推回她手里，＂我妈若在天有灵，也会高兴的。＂
婆婆眼里噙着泪花，颤颤巍巍地说：＂我懂那滋味。＂
她看着远处升起的朝阳，眼神飘忽：＂当年你公公去世，留下的手表我一直舍不得动，可你丈夫上大学那年学费不够，我还是忍痛卖了。＂
我从未听丈夫提起过这事。
＂那是他爹唯一值钱的东西，＂婆婆的声音有些哽咽，＂上海产的手表，当年结婚时置办的，舍不得戴，一直锁在箱子里。＂
我沉默地听着，心里酸涩难言。
＂可孩子念书要紧啊，＂婆婆擦了擦眼角，＂我一个扫马路的，哪来那么多钱？只能把手表拿去典当了。＂
回家的路上，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婆婆把耳环重新戴上，在阳光下闪着微光。
我想起母亲常说的一句话：＂人活一辈子，钱财都是身外物，心里装着彼此，才是真的福气。＂
那天下午，婆婆去老姐妹家串门，我一个人在家整理柜子。
翻到最底层，发现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旧盒子。
盒子里放着一些泛黄的照片和几张纸条。
一张照片上，年轻的婆婆抱着小小的丈夫，站在一片农田边，笑得灿烂。
照片背面写着：小李三岁，1970年春。
还有一张是丈夫穿着中学校服的样子，瘦瘦的，却神采奕奕。
纸条是丈夫上学时写给婆婆的信，字迹稚拙：
＂妈，学校要交三十块钱的书费，我想买本《数学习题集》，要五块钱，您能寄来吗？＂
下面还有：
＂妈，别担心我，学校饭菜挺好的，您的身体才最重要，别总是加班。＂
我的眼泪又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这个家，每个人都在默默付出，却不曾向他人提起自己的辛苦。
晚饭后，丈夫小心翼翼地问我：＂还生气吗？＂
我摇摇头：＂我只是难过，觉得妈留给我的唯一念想没了。＂
丈夫握住我的手：＂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那戒指对你这么重要。＂
我看着他满是老茧的手，想起了今天看到的那些照片和纸条。
＂我今天整理柜子，看到了你小时候的照片，＂我轻声说，＂还有你给妈写的信。＂
丈夫有些惊讶：＂那些东西妈还留着啊？＂
＂她一直都舍不得丢，＂我说，＂就像我舍不得丢妈妈的戒指一样。＂
丈夫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我爸的手表，你知道吗？＂
我点点头：＂妈今天告诉我了。＂
＂那是我读大学那年，＂丈夫的眼睛湿润了，＂学费差了一百多块，妈瞒着我把手表卖了，还骗我说是单位发了奖金。＂
窗外，夜色渐深，街灯亮起来，远处传来收音机里播放的《东方红》。
时代在变，但人与人之间的爱却始终如一。
第二天是周末，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了镇上的照相馆。
＂来，笑一个，＂摄影师举着相机喊道。
婆婆坐在中间，耳朵上的金耳环闪闪发光，我和丈夫站在两侧，笑容真诚而温暖。
＂咔嚓＂一声，定格了这一刻。
拿到照片的那天，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相册，旁边是母亲年轻时的照片。
＂妈，你看，＂我对着照片轻声说，＂我们都挺好的。＂
日子还是紧巴巴的，但我们互相理解，共同面对。
九十年代中期，改革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县城。
丈夫所在的国营厂宣布破产，他成了下岗工人。
＂没事，＂他安慰我，＂听说镇上的私营电子厂在招工，我明天去看看。＂
婆婆也不闲着，去街头卖起了手工绣花手帕，那是她年轻时的一门手艺。
＂现在城里人喜欢这些老东西，＂婆婆得意地告诉我，＂一条手帕能卖五块钱呢！＂
我继续在纺织厂上班，厂里虽然效益不好，但还能维持运转。
日子虽然清苦，但我们的家却充满了温暖。
每当看到婆婆耳朵上闪耀的金耳环，我就想起母亲常说的话：＂人这一辈子啊，聚少离多，能团团圆圆的日子，就是最大的福气。＂
那对金耳环后来一直戴在婆婆耳朵上。
每次我看到它在阳光下闪耀，就仿佛看到母亲在对我微笑。
有些爱不需要实物承载，它早已融入血脉，代代相传。
冬去春来，时光匆匆。
一九九七年的春天，我们终于攒够了钱，在县城边上买了一套小两居。
搬家那天，婆婆小心翼翼地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盒子，递给我：＂囡囡，这个给你。＂
我打开一看，是一个小小的金吊坠，上面刻着喜鹊的图案，眼熟得让我瞬间红了眼眶。
＂我让金店老板留了一点点金子，偷偷做了这个，＂婆婆不好意思地笑了，＂想着总归要还给你一点念想。＂
我抱住婆婆，泪水止不住地流：＂谢谢您，妈。＂
那天晚上，我梦见母亲又站在那片麦田里，冲我挥手。
这一次，她的眼里满是欣慰。
早春的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来，我、丈夫和婆婆坐在新家的客厅里，阳光下，婆婆耳朵上的金耳环和我脖子上的吊坠交相辉映。
时光荏苒，物是人非，但爱永远流淌在血脉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来源：幽默狂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