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渠四句，该不该陪着董宇辉一起挨骂

摘要：最近这几天，聂圣哲开骂董宇辉的一段视频火了，起因是董宇辉在某次受邀作秀的直播带货时引用了北宋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说再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赶不上一句”为国王立法“。

最近这几天，聂圣哲开骂董宇辉的一段视频火了，起因是董宇辉在某次受邀作秀的直播带货时引用了北宋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个引用搞得聂老师不太高兴，他说这不就是宏大叙事、甚至官迷哲学么？你董宇辉，那么大的流量，不见你对公共事件作有什么发声，就在这儿瞎引用这种名言警句，跟小学生抄明眼人名言一样，把文化降维成了自己博取流量、捞钱，实现商业成功的工具，居然还有脸搞得这么文邹邹的？真是让人觉得恶心。

可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事儿骂着骂着，也连带着骂到了横渠四句上。我的朋友大生刘蟾对此不是很高兴，我看他发了视频，为横渠四句开解，大意是说董该不该骂放在一边，张载的横渠四句本身是没问题的。因为北宋初年的士大夫普遍崇尚“思不出位”——什么天下大事，社会公平正义，我都不管，我就做好我的官就可以了。那才是真正的官迷哲学。张载的“横渠四句”相比这个“思不出位”已经算是进步了。

大生这么说，当然也有他的道理，但我觉得大生也没把话讲完：北宋初年士大夫那种普遍的“思不出位”的风气，它又是怎么来的呢？又是为什么其实有问题的“横渠四句”相比于当时的风气已经算是一种进步了？

一提到“思不出位”，我总本能的想到一个人，那就是冯道。

你去看欧阳修编纂的《新五代史》，欧阳修骂的最狠的就是这个冯道。因为冯道身处的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频繁的时期，他一生所事五朝（唐、晋、汉、周、契丹）、十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辽太宗耶律德光），一直做到宰相，却是个“乱世不倒翁”，哪个皇帝来了他都帮人家做事，就干好自己的官，什么守节殉难，从来都跟冯道无关。

这算是够“思不出位”了吧？欧阳修也这么觉得，他说冯道你这个老头，天下板荡、王朝倾覆，你怎么不守节赴死啊？就算你惜命，你也可以跑到深山里隐居起来么！你当官不主持正义，国难不慷慨殉难。你还自号长乐老？长乐个屁。——“今道尊宠则冠三师，权任则首诸相，国存则依违拱默，窃位素餐，国亡则图全苟免，迎谒劝进。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兹乃奸臣之尤，安得与他人为比哉！”这骂的够狠了吧。精致利己，思不出位。宋以后理学确立主导地位，这就是后世对冯道的总体认知。

可是后来我看《旧五代史》，读到另一个故事，却对这个冯道产生了一丝同情，甚至崇敬——说五代乱世的时候冯道作随军书记，当时骄兵悍将军纪都极差，每到一地必然抢掠，不仅抢民财，而且奸淫妇女，玩腻了以后往往就杀掉。但冯道从来不利用自己手上的职权干这种事。有些将士出于的冯道的“尊敬”，说也送个美女给先生您，一起乐呵乐呵呗。冯道都说不要，有时实在退却不掉，冯道就收下了，但收下了以后从来不碰这可怜的女子，把她悄悄养在别帐里，暗中寻访她的家人是否还在世，还在就把姑娘给人家送回去。

不仅如此，冯道早年“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在随军当书记时，住在草棚中，连床和卧具都不用，睡在草上；他发了俸禄就与随从、仆人一起花，与他们吃一样的伙食，毫不在意。兵荒马乱，有百姓抛下田地去逃难，他就安排人在夜里悄悄替人家打理田地，主人回来以后登门致谢，冯道说这没什么，你们安心生活……

所以你看对冯道这个人评价，越追溯回宋初（理学兴起之前）反而就越高，《旧五代史》就盛赞“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

为什么对同一个人评价差距这么大呢？

因为宋初的人经历过那个不堪回首的动乱年代，他们知道冯道是在什么样的王八蛋乱世里爬出来的。

那个时候，军阀、兵痞遍地走，老百姓别说财产、性命都是练到下的韭菜，说割就割。你身为一个知识分子士大夫，你像张载、欧阳修所主张的那样凛然不屈、慷慨守节——还没等你发出第一声呼喊呢，你就已经被那帮禽兽祭了他们的屠刀了，历史的车轮从你微小的身躯上无情的碾过，你甚至不配发出半点声音。

请问在那样的乱世里，一个知识分子，不像冯道那样忍辱苟全，不养成谨小慎微、思不出位的生存哲学，能行么？欧阳修说你看不惯可以跑啊！跑到山里活下去——是的，作为中上之家的士大夫，你自己是可以这样活下来，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跑到山里去了，苍生百姓就交给那帮军阀兵痞么？这种隐士，和冯道这样忍辱苟活的同时，尽量还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小心的做一点善事，帮时代守住良知底线的人相比，究竟哪一个才更成全了知识分子的气节与责任呢？

是的，张载的横渠四句确实终结了士大夫“思不出位”的风气，虽有宏大叙事之嫌，但强调了知识分子当有的道义担当。但，张载能说这话，其实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帮宋朝定了一个“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规矩，也就是说，宋朝是中国两千年帝制历史上唯一一次“铁树开花”，好歹稍微尊重了一下（部分人）言论自由的时代。放在五代乱世之后，那更是颇为难得的“思想的春天”“士大夫的春天”，于是，生活在春天里的张载才说出了横渠四句，欧阳修才不理解冯道，故事其实是应该这样讲的。

可是，我们依然要承认，北宋虽然是难得的“知识分子春天”，但这个回暖其实也是非常不彻底的，因为宋太祖那个“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规矩，是秘不外宣的家法，是只给自己子孙看的私约。北宋的皇帝虽然大多谨守着这条规矩，但他们从来没把这条“太祖遗训”公之于众，每代皇帝继任，还都必须由一个不识字的小太监领着他单独去看这个家法。

为什么呢？因为宋朝的皇帝，终究还是不想把这条“私约”变成“公约”。让士大夫以及天下人有了一条可以制约皇权的、带有宪法色彩的“共同的底线”。

于是非常可惜，古代中国在哪怕它最开明的朝代，也终究没有迈出这一步。这就导致了后世的皇帝（比如杀上书言事者的宋高宗赵构），想把这条规矩废了的时候，也就废了。谁也没法说什么。于是治世终结，与五代极为相似的乱世再度开始。

正是因为这个春天的不彻底，所以张载在这个春天里咏叹出的横渠四句，其实也是个半吊子。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横渠四句：

什么叫“为天地立心”呢？天地，指的就是自然万物，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自然的运行是可以残酷而无规矩，而心是人才拥有的，人的行为要受心的支配，有道德和伦理的底线。所以张载这句话，隐含的意思其实是自然要以人为中心，人的权利超越自然的一切法则。什么弱肉强食、黑暗森林，都不能以其为借口去侵害人的权利。这就是人文主义的萌芽。

但很可惜，这个意思仅仅是隐藏在“为天地立心”这句话里，张载没有把它彻底说出来（甚至更可能也没有清晰的意识到），而早张载一千年，古罗马的西塞罗，在阐述他的自然法理论的时候，就已经清晰的提出了：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等自然权利超越一切普遍的法则，罗马帝国的任何法律都不能以违背和侵害这些权利为前提，否则就是恶法，而恶法非法。

你说，与西塞罗相比，张载是不是说的太晚太含蓄了？

后面的“为生民立命”，其实说的也是同样一个意思——五代十国的乱世实在是太惨了，老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甭说财产权、生命权都没保证，所以张载说我们读书人有责任要“为生民立命”——保证让他们有底气活下去。这个理想也很好，但还是那个问题：话没说清楚，你到底要怎么立？圣天子在朝还好说，万一出个糊涂皇帝，你就免冠叩首、以头抢地、搞什么“文死谏”么？人家就是不听，你又能怎么办？

所以儒家士大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理想固然很好，可是，第一，他们想的不够清晰。第二，他们手中也没有刚性的法律武器，可以保障这种理想的实现。

而后面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站在张载生活的那个年代去理解，它之所以能引起那么多读书人的共鸣、进而带火了理学，其实无非是因为含蓄的说出了一种大众的普遍心愿——经历过了五代十国的噩梦乱世，看惯了冯道们和百姓们苟且偷生、谨小慎微、思不出位。人们受够了。希望这种苦难不再来，希望历史已经犯过的错误，不要再犯。所以要把“圣人”的“绝学”继承下来，以开“万世太平”。

可是还是那个问题——愿望是好的，可行方案是没有的。

张载、程颐这些理学家，估计也认识到了古代中国治乱循环的罪魁祸首就是不受约束的皇权。但他们给出的“开太平”思路，是想通过“圣人绝学”的道德教化，约束住皇帝。让他们自我克制。

可问题就在于，“圣人绝学”这种道德教化实在是太软了，而古代中国的皇权太刚性了、太绝对了、太随意了。所以理学和皇权博弈了半天，到头来非但没约束住皇权，反而自己都被皇权收编了，到了清代，更出了乾隆这种垄断“圣人绝学”解释权的“十全老人”。

所以横渠四句的发心也许很美好，但话不敢说清楚，搞到最后，也就是搞了个笑话。

横渠四局之后两百多年，在英格兰的兰尼米德平原上，“无地王”约翰在一众大小贵族的“规劝”下被迫签署了《大宪章》，英格兰的这帮贵族发心和横渠先生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觉得他们的国王实在是太没规矩了，从今往后，得定些原则，让国王遵守。

而当时的英格兰贵族，显然都没张载有学问，说不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么文邹邹的话，所以他们就直说了——“为国王定法律”。让王在法律下，让权力在笼子里。

可讽刺的是，恰恰是因为这帮英格兰贵族的“没文化直说”，反而找到了能“为万世开太平”的有效路径。

于是这一句，就胜过了横渠那四句。

说再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赶不上一句”为国王立法“。

当然，我们也不好过度责怪张载，毕竟，如前所述，张载能把话说到什么份上，归根结底取决于宋太祖给士大夫多温暖的春天。在“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还只是皇家内部的“私约家法”的情况下，张载就算是悟出了西塞罗的那些道理，他也不敢直说。只能这么绕来绕去的打“曲棍球”。

归根结底，知识分子是孱弱的，在这片土地上尤其孱弱。批判的武器从没抵的上武器的批判。像冯道，像张载，甭管口气上是怂是大，他们从来总是被时代所改变、所裹挟，而极少真的改变过时代。

或者，正如王小波先生所说，知识分子最怕碰上不讲理的时代，一旦时代不讲理起来，知识分子再聪明再有良知和操守，最好也就只能做个明哲保身、思不出位、力所能及救救落难姑娘的冯道。至于张载，他毫无疑问碰上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优待知识分子的时代，但那个时代到底算不算讲理呢？……讲一半吧。所以张载也就只能讲那一半能讲出的理。

这就是我对横渠四句的理解——我觉得它是一段好话，但没把道理讲透，有点可惜。至于后世宋明理学，非但没从这四句启蒙里“再出发”，反而往回不断抽抽，甚至扭曲。这不是人家张载的责任，对不对？

至于董宇辉老师么——说实话，我还是觉得聂圣哲老师也批评错了。

我觉得，董宇辉老师从来就不是“知识分子”，人家也不想当知识分子，人家本来就是个原来新东方教英语的，想攒钱在北京买房娶媳妇，升斗小民的愿望而已，后来英语教不了，被迫转行直播带货，意外成了风口飞猪，人家现在就想的就是多煽煽情、多挣点钱。这无可厚非吧？再说了，聂老师不是推崇商业精神么？现在真碰上个商人了，这是人家的选择，要尊重。

真的，没什么，你说我们这些人，倒是自居知识分子，但我这么天天苦哈哈的码字，难道目的之一不也为了挣钱糊口么？

至于他解读的那“横渠四句”，我看过，当然确属心灵鸡汤、瞎解释，但凡有点真文化的人听了反胃很正常。但这是人家写稿团队的问题，再说人家的受众就爱看的就是这个心灵鸡汤，就接受“文化的庸俗化解读”，你又能怎么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