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方港口的淤塞与衰落：仙游早期依赖的南方港口（如泉州、漳州）因长期泥沙淤积和航道变浅，逐渐难以适应大型商船的停泊需求。而北方的涵江（莆田地区）依托木兰溪水系，成为连接内陆的重要内河港口，仙游腹地蔗糖、龙眼干、杉木、山货等货物可通过水路便捷转运至福州、浙江等地。
一、仙游近代的海上贸易从南转向北的因素
1. 地理与港口条件的变化
南方港口的淤塞与衰落：仙游早期依赖的南方港口（如泉州、漳州）因长期泥沙淤积和航道变浅，逐渐难以适应大型商船的停泊需求。而北方的涵江（莆田地区）依托木兰溪水系，成为连接内陆的重要内河港口，仙游腹地蔗糖、龙眼干、杉木、山货等货物可通过水路便捷转运至福州、浙江等地。
北方港口的兴起：宁波、温州等浙江港口天然条件优越（水深港阔），且在明清时期逐渐发展为区域贸易中心。尤其是宁波（古称明州），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南端起点，成为南北海运与内河航运的枢纽，吸引了大量闽商北上。
2. 政策与政治环境的影响
明清海禁政策的限制：明朝厉行海禁，清朝初期延续“迁界禁海”政策，严控南方沿海贸易。仙游商人被迫转向政策相对宽松的北方航线（如闽浙交界海域），或通过涵江等内河港口进行合法贸易。
官方贸易的导向：
清代中后期，朝廷开放宁波等口岸作为官方指定的对外贸易窗口（如1757年“一口通商”时期的广州、福州、宁波等），促使福建商人向北拓展，通过合法渠道与江浙、日本、朝鲜贸易。
3. 经济需求与市场转移
江南市场的崛起：
江浙地区在明清时期成为中国经济重心，丝绸、棉布、茶叶等商品需求旺盛。仙游的糖、盐、木材等物资通过涵江转运至浙江，再销往江南或通过大运河进入北方，利润空间更大。
北方商品的互补性：
浙江的瓷器、生丝、书籍等商品反向输入福建，形成双向贸易网络。同时，宁波作为对日贸易的重要港口（如清代“唐船贸易”），吸引闽商参与中日间的转口贸易，仙游地方的商帮也参与交易。
4. 安全与航线稳定性的考量
海盗活动与战乱：明末清初，郑成功势力在闽南沿海的抗清活动以及东南亚海域海盗的猖獗，导致南方航线风险陡增。相比之下，闽浙沿海航线受官府控制较严，安全性更高。
北方航线的成熟：闽浙之间的近海航线（如福州至宁波）依托季风规律和沿岸岛屿避风点，逐渐形成稳定的贸易网络，航行效率提升。
5. 技术与社会网络的推动
内河航运的发展：涵江依托木兰溪水系，通过内河船只将货物从仙游腹地运至沿海，再转海运北上，降低了陆路运输成本。
闽商网络的扩张：仙游商人在江浙地区（如宁波、温州）建立会馆和商业据点，形成“福建帮”贸易网络，进一步巩固了北方航线的地位。
总之，仙游贸易路线的北移，本质上是地理环境、政策导向、市场需求和安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涵江、宁波等北方节点，仙游既规避了南方航线的风险，又融入了更广阔的江南经济圈，反映了明清时期区域经济整合与海洋贸易网络的动态调整。这一转变也印证了中国东南沿海从“南洋贸易”向“东海—黄海贸易”重心转移的历史趋势。
二、近代仙游北上贸易的木兰溪航道概况
据《仙游县志·交通·溪船航运》载：“元、明时期木兰溪已有航运业，清康熙二十年（1684 年）已成为莆、仙之间重要交通运输线 。
民国时期：溪运鼎盛。抗日战争期间，因公路破坏、海运封锁，仙游县全靠木兰溪航运线运输。民国 29 年（1940 年），省驿运管理处涵江办事处在仙游南门设立溪船驿运站，进行船只编号、分队管理、组织运输及到站结算运费等工作。会仙、龙腾等多个村庄都有溪船，数量多的村有20 - 30艘，少的有2 - 3艘，1949年全县共有溪船80多艘。”
据《仙游文史第二辑》的林求真“木兰溪航运简况”一文，指出：“木兰溪：发源于德化石斛山，经仙游、莆田，在陂头分北两支流。北洋路线流经莆田涵江，在三江口附近入海。南洋路线经黄石、笏石后注入海。木兰溪全长100多公里，其中在仙游县境长达63公里。支流有中岳溪、大济溪、松坂溪、龙华溪、柴桥头溪、仙水溪，分别于度尾、大济、龙华、榜头等地汇入木兰溪，在中、下游冲积成东、西乡平原、城关平原，流域面积达1081.7平方公里，占全县面积的62.45%，是本县流程最长，流域面积最广的河流。木兰溪流经的度尾、大济、城关、榜头、盖尾等公社是本县物产最丰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出县境俞潭后，所经华亭、莆田、涵江、黄石、笏石等也都是重要集镇，特别出海口在三江口附近；所以在公路交通未发达，海运初开时，木兰溪早已成为莆田、仙游间的最重要的交通线。
抗战时期，仙游县境仅有的仙郊、福厦公路都被破坏，所以莆、仙之间的物资往来全靠木兰溪水运，木兰溪成为当时沟通两县最主要的河道。
木兰溪自仙游会仙至莆田涵江，全长62.5公里，解放前洪水时水位高达4米，枯水时为0.1米。为适应河道宽窄不一，水位变化大，沿途多浅滩的特点，造船用樟木、杉木、竹等为材料，船身窄而长、平底，盛水期间载重可在3000公斤以上，枯水期间在1000公斤左右。盛水期间，仙游至莆田50公里顺流而下，只需三个小时，但逆流而上，常需结成船队，进行合作，上浅滩时需临时筑低坝以提高水位，并由船工涉入水中抬、推船身前进，或边撑船边张帆边在岸上拉纤使船身前进。”
据《榜头镇志·交通》载道：“建国前，榜头地区陆路交通不便，货物运输主要靠木兰溪水运。榜头地处木兰溪中游，溪阔水深，可通溪船，是县城至莆田、涵江等地航运必经之道。旧时，坝下横店木兰溪畔（今坝下寨仔一带）设有栈口，后随溪流改道而逐渐南移。相传清道光元年（1821），东蒋自然村王正顺为经商需要，在水深流缓的“土掘口”设栈口，因该处可以避风、避洪，逐渐形成码头。能停靠溪船50多艘，是木兰溪航道中最好的栈口之一。建国前，榜头、兴泰、社硎一带的土特产、山货，多经此外运。外地运进工业品、海产、杂货等货物亦多从此转运。每年进出口溪船达2千多艘次。”
三、近代靠木兰溪航道进入北上“海丝”贸易获利回馈桑梓的仙游富商
明清至民国时期，仙游作为闽中商贸和侨乡重地，涌现出许多富商家族，他们多以烟丝、蔗糖、侨汇、药材、布匹等贸易发家，并积极参与地方建设和慈善事业。
据《仙游县志·人物》载：
徐年盛（1655～1739年），功建里（今鲤城镇）人。清代著名烟商。年轻时继承家业，在仙游、泉州等地经营徐氏烟行。后拓展经商渠道，率领徐家船队，自枫亭、泉州诸港往返于台湾海峡，运销仙游土产烟丝、桂元等运往台湾，又将台湾名优土特产运销大陆；还将烟草运至天津、烟台经销，几年间成为百万富翁。发迹后为家乡兴办公益事业，修建东渡塔（在今赖店玉塔村）、赖溪桥、双坑桥、金凤桥等。徐逝世后，清廷褒封为朝议大夫，在仙游城内建朝议祠和“荣可嘉”石坊各1座。
徐万宝，世居仁德里（龙华乡）金沙村 ，清康熙初年迁居城关桥仔头。少时家贫，在县城药铺当学徒。满师后因老板病故，子幼不能自立，将药铺出让给万宝经营。万宝向泉州一药商赊销药物，泉州药商病故，万宝诚信不昧，全数归还赊款。泉州药商之子器重其厚道可靠，邀至泉州合伙经营，后重金委托万宝回仙游县城拓展药铺。万宝在仙游经营药铺，还将仙游土特产如蔗糖、烟草等运销江、浙、淮、津、京等地，并在台湾开店铺。同时，从省外输入豆饼、粮、油、京果、丝绸等，在仙游批零兼营。当时陆路交通闭塞，采取水路航运，运价低廉，获利在这颇丰，数载积聚，遂富甲八闽，号称“徐百万”。晚年建徐氏祠堂7座、建亭台楼阁数十处，广置店房和田地。亦与父兄一道兴义学、建义仓、置义田，荒年出资济贫；在仙游、莆田、闽侯、惠安、德化等地修建金凤桥、江口桥、赖溪桥、平安桥、林中桥等15座；花费72无银元在河南、广东两省捐官纳衔；耗资70万银元在仙游拱桥头筑建“乐善好施”石碑坊1座 。
陈天高（？～1786年）：明代中后期崛起，垄断仙游晒烟加工与销售，产品通过木兰溪航运，远销江浙。家族在枫亭、城关广置田产，修建"陈氏大厝"（现存部分为清代重建），资助兴化府学。据《仙游县志·近代物》“陈天高，籍贯晋江石狮，15岁时随姑父到浙江，在“丰盛”号土产商行，先负责库存（理财），后出街（采购）。经过四十年经营，积累资产折银20多万两。随后迁居仙游，利用当地丰富晒菸资源，创办“隆兴”号烟行，从事烟丝加工业。每年收购烟叶万余担，雇工100多人制作烟丝。烟丝包装有1斤、2斤、3斤等规格，以2枚荔枝果核作为 “双荔” 牌商标 ，所产烟丝被誉为 “兴化名烟”，畅销福建、江西、浙江等地，十几年间进聚资百万，成为仙游烟商巨富。发迹后捐官纳衔，建府邸花园 ；也捐赠金石书院经费，修桥铺路。道光五年（1825 年），奉旨耗费巨资在县城东门外官道旁修建“乐善好施”石坊，工程历经父子两代，耗时30年竣工，为八闽现存石雕艺术最精美的石坊。”
总之，古、近代仙游木兰溪航道也曾为仙游地方的商业发展出了一定的力，也给仙游地方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吴松江）
责编|林圣裕 编审|郑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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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仙游报道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