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小周，真要去掺和那事？袁家湾跟松树坳的纠纷，年年有，今年格外凶。＂陈队长抽着大前门烟，眯着眼睛看我，烟雾在他皱纹密布的脸上缭绕。

＂你小周，真要去掺和那事？袁家湾跟松树坳的纠纷，年年有，今年格外凶。＂陈队长抽着大前门烟，眯着眼睛看我，烟雾在他皱纹密布的脸上缭绕。

＂我就去看看，总不能眼睁睁看乡亲们打起来。＂我拍了拍挎包，里面装着刚发的分配函。

陈队长叹了口气：＂农校毕业生，宝贝疙瘩啊，别去自找麻烦。＂

一九八零年七月，改革的春风刚刚吹进华北平原的这个小县城，人们的脸上还带着文革后的茫然与期待。纯净的天空下，麦子黄了一茬又一茬，仿佛在等待什么新鲜事物的到来。

我叫周立民，是石门村第一个考上农校的孩子。那会儿，能考上中专就是村里的香饽饽，更何况是省里的农业学校。

父亲是村里的老农，腿有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的，但种地的手艺没得说。＂立民，咱农民的孩子，就得学点实在本事。＂父亲常这么对我说，他的手粗糙得像地里的砂石。

三年寒窗，我学的是良种培育和农田水利，整日捧着《农作物栽培学》做梦，梦想着回乡改变家乡面貌。分配函上写着＂石门公社农技站技术员＂，父亲看了连连点头，在煤油灯下摩挲着那张薄薄的纸，眼里闪着泪光。

＂立民有出息了，这可是铁饭碗啊！＂母亲把压箱底的白面拿出来，蒸了一锅又大又软的馒头。

只是那个周末回家，路过袁家湾时，我看见两村的社员扛着锄头、镰刀对峙，场面剑拔弩张。原来是为一段地界纠纷，两村争执了几十年的老问题又起了火苗。

恍惚间，我想起了农校恩师李教授常说的话：＂农民不是缺技术，是缺公道；土地不是缺肥料，是缺理性。＂那一刻，三年所学如泉涌般涌上心头。

＂都住手！＂我不知哪来的勇气，挤进人群，站到了两伙人中间，＂打起来，谁都没好处，最后还不是得按规矩办？＂

袁家湾的老黄头子＂呸＂了一声：＂你算老几？我们袁家湾的地，世世代代就是这个界！＂

松树坳的刘铁柱也不甘示弱：＂放屁！我爷爷那辈就说过，沟东边都是我们的！＂

我深吸一口气，从挎包里拿出农校发的测量小工具：＂大伯们，咱讲科学，量一量不就清楚了？再说，这地闹不好要打官司的，到时公社来人量，也是这么量。＂

那天，正午的太阳烤得田埂冒烟，我站在争议的三亩薄地间，汗如雨下，一寸一寸地丈量着。最后，我提出了一个轮耕方案，按年轮流耕种，两家都不吃亏。

＂后生见识不错。＂老黄头子收起了怒气，拍了拍我的肩膀。

刘铁柱也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这办法行，可得写在纸上，立字据。＂

我就用挎包里带的作业本，写下了简单的协议，让两村的老人按了手印。一场械斗，就这么化解了。

许是这事传到了公社马书记耳中。报到那天，他把我叫进办公室，屋里弥漫着浓浓的烟味和公文袋的纸张气息。

＂周立民同志，听说你在袁家湾和松树坳之间做了好事啊？＂马书记摘下老花镜，和蔼地看着我。

＂没什么，就是用学校教的丈量方法，解决了点小纠纷。＂我有些局促地回答。

＂好啊，这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才。＂马书记拍了拍桌上的文件，＂你的分配有变化。咱们公社正缺调解员，你就先别进农技站了。＂

我一时语塞，心里闪过失落。农技站是我的梦想，可以用所学改变家乡农业。

＂别担心，你的农业知识不会浪费。＂马书记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调解工作看似简单，实则需要智慧和技术。一个好的调解员，能为公社节省多少不必要的麻烦啊！＂

就这样，我成了公社专职调解员，每月二十八块五的工资，一身灰色中山装，挎个帆布包，走村串户，成了公社的＂和事佬＂。

初来乍到，状况百出。有次去调解婆媳纠纷，婆婆直接把门关了，隔着门喊：＂小毛头懂什么？回去吃奶去吧！＂

我没生气，在门口蹲了大半天，跟老人讲起我在农校学的新农法，如何种出更多粮食，如何养猪省料。老人家慢慢被勾起了兴趣，开了门，婆媳矛盾也随之调解开了。

慢慢地，我摸索出了一套方法。遇到土地纠纷，我用学来的丈量技术；遇到水利矛盾，我用学来的水利分配原理；遇到家庭纠纷，我就搬出政策法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公社大院里，常有干部笑着跟我打招呼：＂周和事来了！＂这称呼，不知不觉变成了我的另一个名字。

可事情并非一帆风顺。石门村的老支书李根生，一个六十出头的老党员，处处与我作对。村里大小事情从不知会我，调解会上总是冷眼旁观，甚至暗地里散布言论说我是＂嫩雏儿＂、＂纸上谈兵＂。

一次村民大会上，我提出改良水稻种植方法，李根生当众反驳：＂你那些书本上的东西，能当饭吃？祖祖辈辈都这么种，难道还不如你这黄口小儿？＂

那一刻，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如同被人扇了一记耳光。

回到家，我闷闷不乐。母亲见状，叹了口气，放下缝补的衣服，把一壶粗茶倒进搪瓷杯：＂立民，这事啊，说来话长。＂

煤油灯下，母亲的脸上阴影斑驳：＂你爹当年跟老李家有过节，这是记在心里的仇啊。＂

原来，父亲年轻时为救李根生的儿子李小满，自己落下了腿疾。那是在六九年的一场洪水中，李小满被冲走，父亲奋不顾身跳进湍急的河水里，把孩子救了上来，自己却被冲到下游，腿撞在石头上落下了残疾。

＂可李家不领情，反说是你爹多管闲事，坏了他们李家后代的造化。＂母亲咬着牙，眼里含着泪光，＂说什么李小满命中注定要经这一劫，你爹救了反而折了他的福气。封建迷信！＂

听罢，我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怪不得李根生看我的眼神总是那么复杂，又像恨又像怕，原来这些都是陈年往事的余波啊。

＂娘，那李小满后来怎样了？＂我忍不住问。

＂听说考上了南京的大学，好多年没回来了。＂母亲叹了口气，＂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第二天一早，我刚打开院门，就听见村里的广播喇叭响起来：＂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大库水位上涨，随时可能漏水，请各生产队立即组织人员前往加固！＂

顾不上多想，我抓起家里的铁锹就往村外跑。大库是我们几个村共用的水库，一旦垮坝，后果不堪设想。

雨下得很大，道路泥泞不堪。到了水库，已经有不少人在那里忙活，扛着沙袋，铺设草垫。李根生站在人群中央，浑身湿透，正指挥着村民加固坝体。

＂那边！那边漏了！＂有人大喊。

我跑过去一看，果然看见坝下渗水，情况危急。＂快，把编织袋铺上去，再加固一层石块！＂我大声喊道。

李根生瞥了我一眼，没说话，但按我说的做了。

一整夜，我们在大雨中并肩苦干，浑身泥水，筋疲力尽。天亮时分，雨停了，水库也终于稳定下来。

＂小周，抽根烟。＂李根生递给我一支皱巴巴的香烟，自己也点上一支。

我接过来，虽然不会抽，但还是笨拙地点上了，呛得直咳嗽。

李根生笑了，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对我笑：＂看把你能的，连烟都不会抽。＂

＂李支书，我爹的事，我娘都告诉我了。＂我鼓起勇气直接说道，＂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现在是为大家做事，不是吗？＂

李根生沉默了一会，眼神复杂地看着远处的村庄：＂你爹是条汉子，我这些年心里过不去。小满他……他一直不理解我为什么对你爹有意见。＂

＂李支书，我们重新开始，成吗？＂我伸出手。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握住了我的手：＂好，重新开始。＂

从那以后，我和李根生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他开始在村里给我支持，调解工作也越发顺利。他经验丰富，我学识新鲜，一老一少配合，村里的纠纷少了，集体产量上去了。

八二年春天，我接到了一个棘手的案子。公社两个大队因为一条灌溉渠的使用权闹得不可开交，眼看就要影响春耕。

我和李根生一起去现场看了又看，量了又量，最后提出了一个轮流用水、共同维护的方案。李根生在一旁补充：＂咱们再成立个用水小组，两边各出代表，有事好商量。＂

两个大队的干部半信半疑地接受了方案。没想到当年夏收，两边的产量都提高了一成多。从此这个方案在公社推广开来，许多水利纠纷迎刃而解。

马书记把我叫到办公室，破天荒地泡了杯西湖龙井：＂周立民，你小子干得不错啊！公社准备推荐你去县里开会，介绍经验呢。＂

回家后，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亲。他正在院子里编草鞋，听了只是淡淡地点点头：＂做好自己的事就行，别贪图虚名。＂

父亲虽然话不多，但对我的教导都深入骨髓。他常说：＂做人要直，做事要实，做工要细。＂这些朴素的道理，成了我工作的准则。

八三年，公社改乡镇，我被留用，继续做调解工作。每到周末，我就回家帮父母干农活，挑水、喂猪、锄地，样样不落。

＂立民，你现在是干部了，这些活就不用干了吧？＂村里人见了我总这么说。

我笑着摇头：＂我是农民的儿子，不干活手痒。＂

最难忘的是八五年那场突如其来的洪水。连日暴雨，河水猛涨，眼看就要漫过堤坝。我和李根生日夜守在河边，组织村民加高堤坝，筑起一道人墙守住了全村的希望。

那段日子，母亲总是熬夜等我，灯光下她的白发格外刺眼：＂立民，你是好样的，比你爹还要强。你爹那会儿救了一个人，你这是救了全村啊。＂

洪水过后，我开始琢磨怎么从根本上解决防洪问题。经过多方考察和请教，我提出了在上游修建小型拦水坝的建议。李根生全力支持，带着我跑县里、找关系，终于争取到了项目资金。

施工期间，我每天都在工地，和工人们一起搬石头、和水泥。李根生也常来看望，虽然年纪大了，但精神矍铄：＂小周，这工程要是成了，咱们村再也不怕水患了。＂

八六年春天，拦水坝竣工了。我和李根生站在坝顶，看着平静的水面，心里满是成就感。

＂李支书，您还记得当年我父亲救李小满的事吗？＂我忍不住问道。

李根生沉默了一会：＂记得，怎么会忘。我那会儿糊涂，被一些封建思想牵着鼻子走。后来小满大学毕业，回来看我，说他能有今天，全靠你爹救命之恩。他问我为啥对你爹那态度，我……我无地自容啊。＂

＂小满现在在哪儿？＂我好奇地问。

＂在省城医院当医生呢，就是工作忙，难得回来。＂李根生的眼里闪着骄傲的光，＂他说等再过几年，要回咱们县医院工作，报答乡亲们的养育之恩。＂

这番话让我心头一热：＂李支书，您看，这就是善有善报啊。我爹救了小满，小满现在又能救更多人。＂

李根生点点头，眼角有些湿润：＂是啊，善有善报。你爹是好人，你也是。＂

八七年，我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调解袁家湾和松树坳之间新起的纠纷。那个轮耕协议到期了，两村又因为一些细节问题闹起来了。

回到七年前的纠纷现场，我感慨万千。这一次，我不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而是有着丰富经验的调解员了。

我找来双方村民代表，坐在田埂上开起了调解会。令我意外的是，老黄头子和刘铁柱都主动站出来，回忆起七年前的事：＂那时候周调解员刚毕业，就能想出好办法，这次我们相信他！＂

最终，我们不仅延续了轮耕协议，还达成了更紧密的合作——联合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共同使用新购置的抽水机。

十年弹指一挥间。九零年冬，我从县里开会回来，听说李根生病倒了。我立刻背着一袋橘子去看他。

李家的小院收拾得干净整洁，屋里贴着新对联，电视机上摆着李小满一家三口的合影。李根生躺在炕上，精神还好，但明显消瘦了不少。

＂小周来了。＂他挣扎着要起身。

＂别动别动，您好好躺着。＂我连忙按住他，把橘子放在床头柜上，＂听说您病了，特意来看看。＂

＂老毛病了，不碍事。＂李根生咳嗽了两声，＂倒是你，听说县里要提拔你当副乡长？＂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还在商量阶段，没定下来呢。＂

＂那敢情好啊！＂李根生眼睛一亮，＂我就知道你小子有出息。你看看，当年我那些成见，多没道理啊。＂

我们聊了许多，从村里的变化到国家的发展，从家长里短到天南地北。临走时，李根生拉住我的手：＂小周，有件事我一直想说。你爹的腿，我找小满看过了，说是现在医学发达，或许能做手术改善。你要是不嫌弃，让小满给你爹看看？＂

我眼眶一热，点点头：＂好，太好了！李支书，谢谢您。＂

九一年春节后，父亲在省城做了手术，虽然不能完全康复，但走路比之前稳当多了。他笑着对我说：＂命运这东西，真是奇妙。当年我救了李家娃，现在李家娃救了我的腿。＂

那年，我真的被提拔为副乡长，主管农业和水利。袁家湾和松树坳的土地上，水稻油菜轮作，产量节节攀升，两村的合作成为了全县的样板。

有记者来采访我，问我十年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想了想，说：＂可能是懂得了一个道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利益和情感的纠葛。解开这些纠葛，需要的不只是技术和方法，更需要真心和耐心。＂

记者又问：＂你曾经的梦想是做农技员，现在变成了乡干部，后悔吗？＂

我摇摇头，望向远处那片金黄的麦田：＂命运给了我一个更大的舞台，让我不只是改良一亩三分地，而是调和千家万户的矛盾。这样的改变，我心怀感激。＂

十年后，当初械斗的两个村已经成了县里的友好示范点，引水工程把两村的田地连在了一起，麦浪翻滚，如同金色的海洋。老黄头子和刘铁柱早已成了好朋友，常在一起下象棋，谁赢了谁请客吃酒。

那年，李根生退休了，他握着我的手，眼里含着泪花：＂周立民，你当初挺身而出，救的不只是两村的和气，也救了许多人的命运啊，包括我这个老顽固。如果没有你，我可能一辈子都带着愧疚和成见活着。＂

我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回望这十年走过的路。眼前仿佛又浮现出那个怀揣分配函的年轻人，他的命运因一次挺身而出而彻底改变，却在这改变中，成就了更多人的幸福。

一阵风吹过，槐花飘落，如同雪花般洁白。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宿命吧——在变革的年代里，一个小小的选择，便足以改变一生的轨迹，而这轨迹又与无数人的命运紧密相连，编织成时代的画卷。

农校毕业的那个夏天，我从未想过会走上这样一条路。但如今回望，我无怨无悔，只有满满的踏实与自豪。因为我知道，真正的英雄，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在平凡岗位上默默付出的坚守与担当。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年代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改变他人命运的英雄。而英雄之后，是无数个被点亮的生命，如星河般璀璨夺目。

来源：池塘静心观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