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说孙燕姿是冷门歌手，说周杰伦是不是卖不动票等等，都是基于讨论的需求，大家反驳起来也有理有据。
时代互联网“更新”的速度太快了。
以至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一批“老人”被拉出来受审。
前些年大家还很客气。
说孙燕姿是冷门歌手，说周杰伦是不是卖不动票等等，都是基于讨论的需求，大家反驳起来也有理有据。
而随着“越大声越有理”这条规则的流行。
讨论的空间消失了。
人们开始给老一辈的公众人物直接定性了。
比如我们今天要聊的——
杜琪峰与银河映像。
好说不说，杜琪峰确实很多年没有好作品出来了，甚至于，没有新作品出来了。
上一部公映的是短片集《七人乐队》（还是很多年前拍的）。
真正算得上杜琪峰作品的，得要算到2016年的《三人行》。
而杜Sir的大本营。
银河映像，这几年制作的电影，也是有且仅有一部《命案》。
于是前些时候。
无数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人，直接将其判定：
“水平不行。”
“只会拍古惑仔。”
“不喜欢香港。”
老实说，Sir不想就这样的言论发表什么反驳的观点，我们没办法和一些片面的仇恨交流。
不过趁这个机会。
我们倒可以好好聊聊杜琪峰，以及银河映像：
为什么，他们只能属于香港。
01
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很好回答：
香港，是银河映像的养分。
这是任何港片影迷，都可以信手拈来的常识。
比如说，这是银河映像扛把子杜琪峰的电影培训地：
出身TVB，跟随王天林。
制作过83版《射雕》等轰动一时的神剧。
半辈子都浸淫于香港影坛。
杜Sir对电影的理解，以及转型的动力，基本上都是基于香港电影本身带来的影响。
或者，这是银河映像的电影素材库：
银河很少拍古装题材。
于是茶餐厅、黑社会、警察成了他们电影里的高频元素。
脱离了香港。
银河映像的很多电影，都成了无本之末。
如果说，香港是一个大家庭的话，那么银河映像毫无疑问地就是这个大家庭里最热心的一份子。
他们成为了香港的记录者。
就像那两部香港城市的“日与夜”，《文雀》与《PTU》。
前者：
杜琪峰表面在拍扒手，实际上，是在拍这座城市。
扒手们在张望着香港街头往来的人。
这自然可以看作是小偷在衡量，此人身上是否有值得伸手的地方。
不过，当这个人走过去后，镜头经常停留不动。
镜头在捕捉什么呢？
是香港的一街一景，一花一木 。
尤其是任达华骑着颇为复古的自行车，拿着老式的照相机穿过一条条街，拍下香港的街景和普通人的日常劳作。
他担心所见的一切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消失。
而后者呢：
仿佛是向我们演奏了一首专属香港的小夜曲。
电影中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一个晚上。
夜越深，街上的行人就越少。
使得我们的注意力更容易投放到城市的景观上，也就更能感受到月光、霓虹灯光、手电筒光所照耀的一个骚动而又不乏静谧的香港。
片中人几乎与香港的夜色融为一体。
而这其中最迷人的场景。
或许就是机动部队队员们在雨夜中，穿着雨衣或行走或奔跑的场景了。
所以说。
《文雀》里的任达华是以自行车的速度感受着香港，而《PTU》里的任达华，则是以脚步在丈量香港。
这两者都是对香港的记录。
可问题是。
对于香港导演来说，哪怕是与这个城市连接再紧密，也很少有“独属于”这个城市的说法。
就像徐克说的：
无论什么时候，拍电影必然要克服很多难关
要自己制造机会
于是他们会在港片低潮期离开香港，或出走好莱坞，或来到内地，重新用技术征服新一批的观众。
那为什么杜琪峰不能这么做？
说白了。
同样是拍动作片，但杜琪峰等人和徐克、吴宇森不同的是：
他们的电影极具“当下性”。
很多时候影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与“当下的香港”做一番对话。
而一旦脱离了这个语境。
可能就像郑保瑞一样，只能拍出些《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这样不伦不类的作品了。
举例来说吧。
2003年非典，香港全城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
所有人情绪低落。
杜琪峰呢，于是拍了一部《柔道龙虎榜》。
告诉港人：
柔道最重要是再站起来
被摔在地上，再站起来便行
就是不停地战斗
影片里的励志情绪，在银河映像的作品中实属罕见。
2008年，天星码头被拆。
港人纷纷抗议。
于是杜琪峰就拿起摄影机，拍出了前面所说的《文雀》，记录下香港的景物。
最终被不少影评人称之为，“献给香港的情书”。
2011年，由于前两年的金融危机给香港造成了巨大损失。
连杜琪峰本人都深受其害。
于是，他拍摄了一部叫做《夺命金》的电影，聊股市的蝴蝶效应。
影片里有个老伯。
他的那句台词，恐怕已经说明白了杜琪峰对于当下经济环境的态度：
来香港几十年了
塑料没得做，我就做制衣
制衣没得做，我就做电子
工厂都搬走了，我就去做看更（保安）
有什么做什么，我都跟着做了
只想找块瓦片遮头
所以，银河映像的很多电影，其实是发表他们对“当下香港”的看法？
也不止。
Sir特别想提及的，是一部喜剧片：
《呖咕呖咕新年财》。
电影的主角是一位名叫德华的赌徒，一直好运，他信奉规则，更信奉一句话，“牌品即人品，牌品好人品一定会好。”
但如今，他的好运逐渐离他而去了。
时代变了。
而讲规则的他，也屡次败于不讲规则的青云之手。
想到了什么？
香港。
世纪末的香港，是笼罩着一些悲观情绪的。
不管是回归带来的不确定性，还是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让许多港人觉得，时代改变，他们自己的运气溜走了。
可杜琪峰和韦家辉是怎么说的呢？
电影里有一句台词：
越烂的牌，越要用心去打
心不乱，局不弃，才能步步为营，赢回自己的本钱。
于是这部当年的贺岁片。
给不少港人，带来了精神上的安慰。
所以怎么说呢。
当年在香港，凡名声过重的电影人，很多都去过好莱坞闯荡一番。
他们中像成龙、徐克、吴宇森、于仁泰、王家卫、陈可辛，也包括杜琪峰的老同学林岭东和周润发，都有过深浅不一的美国之旅。
可杜琪峰等人却一直坚守在香港。
那是因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思考，他们的艺术风格的建立，一直都建立在香港这座城市本身之上，一直与香港的“当下”共呼吸。
不是他们离不开香港。
而是说，内心的情感，让他们不能离开香港。
02
当然，相比于“银河映像离不开香港”，Sir更想说的是：
香港电影，更加离不开银河映像。
怎么说？
因为在港片走下坡路的时候，他们才是香港电影，最后的“脊梁”。
先从“银河映像”的成立聊起。
杜琪峰为什么要成立一家这样的公司？
内驱力，当然是自我追求。
这里不得不cue到我们的星爷，可以说，杜琪峰之所以成为杜琪峰，周星驰才是那根导火索。
杜Sir和星爷合作过两部电影：
《审死官》和《济公》。
两部电影之后，杜琪峰便坦言，不再和周星驰合作了。
为什么？
因为杜琪峰认为：
周星驰在片场完全不需要导演
他自己在镜头前走来走去
摄像机跟着他走就可以
也就是说杜琪峰在片场没有什么存在感。
这也逼迫他去思考，日后我应该做个什么样的导演。
票房大导？
显然不是。
1992年的《审死官》以4988万港币斩获当年的票房冠军，1993年的《济公》卖了2156万，虽然没那么好，但也不丢人。
想来想去，他认识到只有全面掌握从制作到内容的话事权，才能拍出自己满意的电影。
于是。
杜琪峰有了自己开创电影公司的想法，银河映像自此成立。
那么，成立这家公司的外在原因呢？
其实是当年港片的环境。
自1993年开始，港产片便开启了一发不可收拾的颓势。
一边是港人离港。
一边是台资撤退。
香港电影在明星堆砌、题材跟风的惯性操作下，越来越难吸引到观众了。
再加上好莱坞入侵与盗版横行。
到了1996年，港产片的收入甚至已经跌至92年的一半：6.59亿港币。
怎么办？
显然，杜琪峰意识到，再拍当年那种《八星抱喜》《阿郎的故事》（均为杜琪峰导演）的电影已经不太行了。
香港电影得变。
于是对于银河映像来说，你很容易就看到其两条腿走路的策略。
一是更有当下性的商业喜剧：
比如，杜琪峰自己导演的《孤男寡女》《瘦身男女》等都市爱情片，常年位列港片年度票房榜前列。
二是更有艺术性的类型尝试：
比如他放手让游达志拍，却又强势介入的《非常突然》《暗花》等警匪片，创造了一种崭新的风格。
这样的尝试一方面减缓了港片下坠的颓势。
而另一方面，则是在一定程度上，让香港电影的招牌擦得更亮了。
夸张了？
还是举例来说吧。
我们对黄金时代的港片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过火与癫狂。
港片是很少在意结构和逻辑的，在电影语言方面，他们也往往单纯直给，目的只有一个：观众无时无刻不被画面吸引。
可到了银河映像。
你会发现，香港电影所特有的愤怒化为了以静制动，不再那么鲜明张狂了。
比如：
当徐克把港片剪得越来越碎，节奏越来越快的时候。
银河映像却反其道而行。
在《文雀》中，众人手握黑伞在慢放镜头里，打架打得跟跳舞般优雅。
或者：
当港片越来越讲求信息密集度，试图每一分钟不冷场的时候。
在《枪火》里。
却拍了一分半钟的“踢纸团”戏，没有对白，极其“无聊”。
以及，银河映像的招牌：
宿命。
这在《大只佬》、《神探》和《盲探》中都有着相当突出的表现。
特别是《暗花》里。
一个“洪先生”，已然成为“看不见的大手”的代名词：
一个十几年没回澳门的老家伙
能狠到哪儿去
如果他真这么厉害 我都想见一见他
这些给港片带来了什么影响？
就拿“宿命”来说。
97之后，有大量的电影创作，都深受这种宿命论的影响。
比如，《无间道》的双向卧底，同时也是双向毁灭。
或者，林超贤的《证人》、《线人》、《火龙》、《魔警》都描绘出一幅一念所动，万劫不复的无常地界。
说到底，其实是银河映像让香港警匪片走入了另一个阶段。
一个以吸睛为目的的，壮烈的片种，逐渐转化为精致内敛的，散发出感伤意味的类型。
平添了一种文学性。
就像《黑社会》。
它说的只是黑帮的沉浮史吗？
当然不。
这里有身份认同，有时代焦虑，有人身处社会的猝不及防，也有被抛弃的人群，那种无奈的残酷。
它的复杂性，超越了大部分的港片。
于是你可以看到。
第一部里，大D（梁家辉 饰）死在妻子（邵美琪 饰）茫然失措的眼睛里。
妻子也很快被阿乐（任达华 饰）勒毙。
第二部里，阿乐被手下的人打死，他很快就放弃了挣扎。
他只能选择借生命的最后一丝余晖，多看几眼儿子向前奔跑的身影。
在人算不如天算，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叙事策略里，总有一双无形的手，不经意间就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他们只能殊途同归。
而这样的“文学性”描述，既给香港最具标识的黑帮或警匪片赋予全新的意义，也让香港电影人在类型制作的框架下，对香港这一特殊地域的存在感，发出了一连串的哀叹。
如此来看。
还会有人觉得，银河映像对于香港电影，是可有可无的吗？
03
是的，说到这里，也该说“当下”了。
不得不提一部电影：
《柔道龙虎榜》。
这一度，代表着香港电影甚至整个香港处于低潮时期，杜琪峰面对困境的态度。
影片里有这么一个场景。
视力即将消失的司徒宝（古天乐 饰）和小梦（应采儿 饰）在赌场赌钱。
本来是好运连连。
但。
最后一把，司徒宝还是输了。
在一旁的小梦看着刚刚赢来的四十万一把输光，不甘心，抱起台面上的钱就跑。
钱纷纷洒落。
司徒宝的反应呢？
看着“财富逐渐流失”，听着追打声也越来越近。
他反而笑了。
为什么？
其实就是一句话：
当人生注定不停失去，当生命结局注定死亡，当你真正意识到这种痛苦宿命般的轮回与无解，那么，与其惊慌失措，不如体面而坦然地接受。
这种接受自己的方式，一点也不消极。
是一种不执迷于结局，超越于结局，只对自己负责的奋斗。
就像杜琪峰在采访里提到的：
无论遇到什么困境，也要好好的熬过它，不要用一个消极的态度去面对困难。
现实中他们也的确是这么做的：
我们都知道2000年之后香港电影是个什么样的环境。
吴宇森徐克出走好莱坞。
李连杰成龙逐渐打不动。
那些在业界稍稍知名的人也都把目光投向内地，试图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的生机。
可是啊。
大佬们找出路容易，新人们就没那么多机会了。
当电影工业撤出香港。
港片所面临的情况，也就和司徒宝一样，逐渐地“看不见”希望了。
而杜琪峰怎么做呢？
一件众所周知的事：
鲜浪潮。
2005年，鲜浪潮正式启动，当时担任艺发局电影及媒体艺术组主席的杜琪峰发起了“鲜浪潮”本地短片竞赛，为新晋电影人才提供资助和制作培训。
他试图延续香港电影的血脉。
一时脑热？
并不。
从2005年开始，杜琪峰一直在支持着这项活动，到今年，已经是第18个年头了。
虽然这其中并未诞生什么大红大紫的导演。
但却给港片提供了大量新生力量。
比如说：
《树大招风》的三位导演。
其中，许学文是第一届鲜浪潮的最佳影片得奖者，欧文杰是第二届“鲜浪潮大奖”获得者，而黄伟杰则是2010年鲜浪潮公开组最佳摄影奖获得者。
影片Sir也说过很多次。
银河映像风格十足。
而其他人呢？
有更多：
比如黄进，他的首部短片获得了鲜浪潮“最佳编剧”奖。
之后创作了《一念无明》。
比如李骏硕，他的首部短片获得了“鲜浪潮大奖”。
后来拍出了《浊水漂流》。
另外。
诸如《金都》的黄绮琳，《正义回廊》的何爵天、《窄路微尘》的林森、《年少日记》的卓亦谦、《灯火阑珊》的曾宪宁，《流水落花》的贾胜枫等等等等大量导演，也都是由鲜浪潮起步。
他们如今已然成为港片的中坚力量。
而鲜浪潮，在他们起步的时候，的确起了不小的作用。
但现在呢？
如你所知，事情似乎正在发生着变化。
仿佛一个轮回。
杜琪峰、银河映像、港片都在朝着一个悲观的方向发展。
一方面：
其实银河映像，很久没有什么动静了。
杜琪峰久不拍片。
就连监制的那部《三命》，2021年便已拍摄，但不知道为何，至今没有播出。
而韦家辉、郑保瑞他们一直在做着自己的事，前者拍《神探大战》，后者拍《九龙城寨之围城》，看起来很风光。
但已经和银河映像没什么关系了。
另一方面：
鲜浪潮也难以为继了。
前段时间，香港艺术发展局彻底停掉了对鲜浪潮的资助，这意味着这个不盈利的项目，不得不找“好心”的金主来维系生存。
虽然杜琪峰说，只要他在香港，就一定会支持鲜浪潮。
可随着资金困难。
可以想象，想必也越来越难了。
而港片呢：
不得不说，这也是港片一种无奈的现实。
别看《破地狱》大卖。
现实是，今年的港片数量依旧很少，能卖得动的商业片依旧寥寥。
存活，本就不易。
怎么办？
没错，这时候的杜琪峰也会抱怨。
比如前段时间。
他也会说出“现在的电影我觉得变差了，全球的电影都差了”，这样悲观的话。
甚至于直接说，拍不出电影了。
可是啊。
Sir觉得，他其实更明白，那些困难，那些阻碍，都是客观因素，一如几十年来经历过的种种起伏。
就像他接受采访时说的那句话：
只有自己不干了
那才是投降
Sir并不相信，杜琪峰就这么轻易投降了。
他只是在感情上无法回避。
只是因为当他与香港难舍难分，倾注了过多的爱时，一时的沮丧罢了。
所以说，杜琪峰才不会消失。
银河映像也不会消失。
港片更不会消失。
总有一天。
我们等到他们的重新抖擞，再度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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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毒舌电影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