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上高寿至九十者无多，而其一生品德能与张元济相比拟者则更绝无仅有。他诞生于闭关自守、自给自足、与世隔绝的旧中国，而逝世于宣称与各国无产阶级建立国际友谊的新中国。

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

文 | 叶宋曼瑛

世上高寿至九十者无多，而其一生品德能与张元济相比拟者则更绝无仅有。他诞生于闭关自守、自给自足、与世隔绝的旧中国，而逝世于宣称与各国无产阶级建立国际友谊的新中国。

从一名翰林学者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路程无疑是漫长的。他一生看见了1911年中国古代封建帝制覆亡，也目睹了1949年南京蒋介石国民政府垮台。在所有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中，他将自己的才能贡献给中国美好的未来，并努力对此保持毫不动摇的忠诚之心。由于他相信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来自广开民智，他选择了出版业，把它作为传播知识和普及新思想最有效的途径。

张元济先生

张元济比起同时代不少文化层面的改革者来，表现得更为温和与低调，从未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政治活动家。

梁启超和胡适为教育改革而在报章上耗费大量时间呼吁宣传，而张元济却相反，他只是集中精力于实际工作。1896年以后，他曾献身于教育改革，创办通艺学堂——中国最早推广西方实用学科的私立学校——的努力标志着清末开明绅士阶层活动的一种新模式。张元济这样的教育家与改良派报纸的创办人，再加上与政治性学会的组织者一起，帮助造就了一种有利于戊戌变法的气候。只有理解这些杰出的维新人士的背景和心态之后，才能真正去评价这些心怀理想主义而政治命途多舛的改良者，以及他们的力量和弱点。

在清王朝最后十年里，张元济的活动表明了从事维新的才智和胆识。在为南洋公学和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同时，他在家乡也推行乡镇学堂，主持浙江省教育会和中国教育会。他曾积极参与了保路运动和立宪运动，也参与了上海“国民议会”这个基本上反朝廷的组织，但又支持清廷的改良纲领。他的活动看来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变化过多，但在所有活动中，始终贯穿了一个主题，那就是宣传新思想，提高民众对国家所面临的紧迫问题的觉悟。早在南洋公学工作时期，他就引进新教学大纲，革新课程，出版新书。出版好书、出版最新书籍也是商务印书馆的指导方针。

张元济在接受共和思想上颇为踌躇，我们由此可了解清末立宪派的思想状态，因为张元济选择了不介入政治的态度。共和派认为立宪派改弦更张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这一论点，对张元济是不适用的。

相反，张元济在1911年后期的行动更证实如下的观点：许多立宪派出于爱国和民族主义的考虑而接受了共和，他们要求尽快建立一个可以运作的政府，以便加速实现从封建王朝到共和国的转变。立宪派中，张謇在1911年的活动成了许多研究者的课题，但至今关于他的心理动机尚未取得一致意见。张元济的情况也许能使更多的权重放到下述观点上：立宪派转向共和派是作为一种适应形势的选择，虽然共和派在思想本质上与饱受儒学熏陶的立宪派不同。

商务印书馆在军阀统治时期发展迅速，这与纺织、烟草和面粉等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平行。中国的资本主义企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特别快，因为当时西方列强把力量投入了大规模的军事对抗。正是在这几年中，张元济革新了商务的行政机构和内部管理体制。经过正规训练的管理人员不断成长，他们是清末创立的“职业学校”毕业生。张元济还坚持应该由这些经过新式训练的员工，而绝不是老板们的亲友，来管理商务印书馆。他创设了“一处三所”体制以集中管理和实施相应的政策，从中可见他要建立一家真正现代化企业的决心。

他推行的会计制度，为理顺商务印书馆——一家具有出版、印刷和发行三大部门的成长中的公司的财政经济，无疑是一个必要的步骤。一位传统的儒家学者创办一家现代化资本主义企业的意图究竟何在？在成功地经营这家现代化企业的同时，张元济促进和推动了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当时不少中国民族工业都存在着效率不高、采用旧式管理方法、资金短缺和技术水准低下等弊病。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张元济能按合理和现代化的方式经营商务印书馆就显得更为杰出。

张元济一生抢救珍本古籍，一方面是他个人爱好，同时也受时代变迁、政治动荡的影响。张元济的活动方式与其他文人相平行。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与郑振铎也努力抢救善本书籍。然而，张元济不仅是一个坚持不懈、不知疲倦的古籍收藏家，更愿意重新影印这些古籍而达到普及、推广的目的。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大规模地重印古籍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被选择重印的书籍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细致的研究和学术上的校勘。以往，只有皇帝才有力量主持这样的文学项目，但他们往往删去了一切不利于朝廷或政府的记录。应该注意的是商务印书馆不仅重印了儒家经典，还在20世纪30年代以同样宏大的规模，重印了道家和佛教著作。在主持并亲身投入出版这些传统学说的各种学派和学科的不朽著作时，张元济努力以最为真确的形式保存了中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

张元济与大多数传统学者很不同，他从未设法将自己装作中国经典或历史的权威和解释者，也从不就如何解释他精心校编的数千卷书籍中任何一种创建什么理论。他所做的工作是再现现存的最佳版本，使之免除任意窜改之害及版本流传中产生的谬误，把它们留传给子孙后代，为他们所用。

张元济在“五四”时期的举动，使我们对旧学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有新的理解。他积极推动商务印书馆自身出版物的革新，同时给予各家各派的学会慷慨的支持。这一切都说明，他对一切真诚致力学术的人都给予支持。看来，他并不在乎年轻编辑或学会负责人具有何种特定的思想观点，而只要他确实怀有一个奋斗目标。

张元济并非政治思想家或理论家，这一事实倒有着莫大的好处，因为他不在乎别人思想意识方面的观点。相反，他常常在未完全理解新思想之前就做赞助。他将商务印书馆的重任交给茅盾和郑振铎，而实际上他对这些文学激进派也并不真正了解。这样，年轻进步的编辑找到了一个极好的论坛，那些当时被日本人认为过于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反而在中国得以出版——这一切都归因于一位老出版家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和支持。他相信一切由正直的人所推行的事物都应一试。

张元济既对旧学做出巨大贡献，又竭力支持新文化，实际上两者并行不悖，而不像表面上看似有矛盾。作为一个真正的古典学者，他并不喜欢辞藻华丽、过多粉饰的文体，但他又与全盘否定古代价值的年轻激进派人物不同，他要引入一种既不否定旧学之精髓又平易通俗的语言。这就是他在古代经典和史籍研究中显示的科学及实验精神。他坚信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年轻而具创见者终将取代老者，这是自然规律。老一代应让位于年轻一代，张元济坚信这一原则。1898年，他奏请光绪依靠新进促成中国的现代化；20世纪头十年后期，他认为应说服商务老职工把关键岗位让给受过现代训练的新管理人员。他恪守自己的原则，1926年，当他年满六十时，便断然退休。看到了这一切，使人们更容易理解1919年他给予年轻编辑更多自主权的意愿。

本书没有过多地描述主人公的生活——虽然他非凡超群而又富有魅力，而着重于较详细地回答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问题。例如，通常被称为“维新派”的爱国维新士绅集团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什么使他们在清王朝最后十年间支持慈禧的革新纲领？他们又怎样和为什么转而支持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他们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如何？中国年长而温和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这个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新政府表示了忠诚——从中国共产党人那里看到什么？

20世纪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繁荣是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因为商务印书馆是众所公认的中国最大出版社，占有书籍市场上的很大比重，也因为张元济在革新它的行政管理系统中担负着重大责任，所以对张元济生平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民族企业的现代管理方法和组织。另一方面，商务印书馆工人在组织工会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并参加了1925和1927年的罢工。分析张元济对这些空前危机的反应，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此外，张元济的生平回答了近代中国知识界历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他是受到新价值观和世界观挑战的旧式学者的完美榜样。

由于所受教育和经验的限制，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外，张元济可能并不完全理解错综复杂的西方哲学，但他思想开明，宽宏大量，渴望中国进步。他的一片忠诚之心使得他在意识形态向两个极端分化的时候也从不退却至保守阵营中。人们向来假设中国知识分子不是选择全盘西化，就是顽固地坚守“国粹”。那些具有坚实儒家教育背景的，通常沦为保守派，诸如章炳麟和严复。他们早年曾采取进步态势，在学术上也有过辉煌的成就。张元济的一生否定了这种过于简单化的观点，在文化变革到来之际，他保持一贯的温和与开明，并帮助了不同思想体系的活跃和发展。进一步探究张元济支持新文化的思想和动机，将有助于为关键性的五四运动的历史图卷增添更为充实丰满的一笔。

张元济是中国历史转折时期传统儒家学者最好的榜样。他奉行了高尚的道德准则，又发挥了高超的企业管理能力。他以同样非凡的气度和开阔的胸襟对待新时代社会准则的种种变更。然而他始终丝毫没有偏离过自己的终极目标——通过知识启蒙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